我一直强调中国知识界分为专业派和民粹派，现在很多大学教授解释问题也不从专业视角进行解释，也是随着媒体的论调兜售民粹，这是很让人担忧的。其实学者做专业的学问可能要做十年、二十年的冷板凳，可能需要“著作等身”才能功成名就，而如果走兜售民粹的路线，只要在很短的时间内熟练运用几个民粹词汇就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民粹型知识分子，而且比传统知识分子出名更快，经济效益更高， 中国很多学者已经从兜售民粹中尝到了甜头，通过提高曝光度，他们出场费越来越高。以至于他们不用再像以前一样，要想发财就必须依附于海外基金会或是国内资本利益集团，他们现在只依附于媒体，迎合媒体编辑的审美口味就可以赚的盆满钵满。
民粹派知识分子主导中国舆论
现在电视台的时事评论类栏目、都市报的评论版，网络博客、网络微博等都是这些民粹型知识分子的出没之地，根据笔者的观察中国的民粹型知识分子也分为两种，随着媒体兜售民粹的只是初级民粹分子。还有一种更高级的“民粹”分子，这些人擅长“差评营销”，专门在最热门的话题上“说反话”，“找骂”，这也是民粹的一种，只是手段更高明的高级民粹而已。但这两种民粹虽然手段不同，但目的相同，都是追求不正当利益，而他们之所以都属于民粹派，是因为这些人解释问题的方式都是从非专业视角出发。一般是电视台、平面媒体上的民粹型知识分子以附和型民粹为主，而网络博客或微博上的民粹分子则以差评营销类民粹为最常见。
中国改革三十年，有人喜欢有人愁苦。展望未来，有人乐观有人悲观，有人安心有人紧张。谁都知道要有大变局，但又不知会如何变，对未来的不确定的紧张和阴影，弥漫在社会中，在专业学者没有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之前，这些问题就成了民粹型知识分子挑弄民意的对象，有的是无聊的斗嘴取乐，有的纯粹是起哄架秧，但这些却会潜意识的影响到人们的价值观，会改变社会的主导话语权、主导人心的走向。
大家不要小看这些争论，“风起于青萍之末”，社会的大变动，往往首先是从知识分子的争论氛围开始的。从校园讲坛、电视论坛，报刊评论，网络议论吹出的风，与一定的社会大气候相契合的时候，就会演化成不可阻挡的社会风潮，将社会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都席卷进去。这场运动是主人公是互联网几千万愤青，特别是在校学生，但受影响的则是整个社会。而民粹意识形态会导致人民做出错误的历史选择。
中国四类知识分子
我们以上提到的专业派和民粹派主要是对独立知识分子的分类，除了独立知识分子之外，中国还有非独立知识分子，他们也主要分为两派，分别是海外基金会知识分子和资本利益集团知识分子，而整个民粹主义在当下中国的发展苗头是以底层利益自居的民粹型知识分子同资本利益集团知识分子、海外基金会知识分子的意识合流，因为他们的指向目前是一致的，都指向政府。
海外基金会培养的知识分子早已对中国离心离德，他们指向政府是很好理解的，资本利益集团的知识分子其目标也是政府，因为他们所主张放松管制，降低税收，国有财产私有化，企业家犯罪行为非罪化等都是与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向违背的，而底层民众最敏感的还是贫富差距以及生活缺乏保障，而他们并不指责政府管的过多，因为普通公民可能几年都不需要与政府产生联系，都不要走进政府的办事大厅，而他们指责政府的往往是“作为不够”，如政府没有及时降低房价，政府没能有效的缩小贫富差距等，更多是经济问题，总之“豪夺财富入于私门，积累民怨归于公上”是底层反对政府的主要原因。
但细究起来，国家外敌，内部豪强、底层草根虽然都是指向政府，但他们对政府的要求，其实是不同的，但相同的敌人就是共同的朋友，因此三股走向合流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政府还应该区别对待。政府如果过于满足基金会知识分子和资本利益集团知识分子的要求则势必激起底层人民更激烈的反抗，到时候中国的民粹之风更盛，而政府如果按照民粹派知识分子的主张来做，往往又是不科学，不可行，甚至是利近害远的。
那政府应该怎么办呢，其实社会的进步，关键还是要靠学术的进步，靠专业派知识分子，其他派或是毫无建设性，或是往错误的道路上引导，都靠不住，其一般规律是社会出现新问题，学术界产生创新，然后被政府采纳，推动社会进步，搞学术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体会，一部学术发展史其实也是政府政策史。学术创新推动国家进步是有历史可以佐证的。比如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推动了美国的进步运动，凯恩斯主义帮助美国走出了大萧条，供给主义帮助美国走出了滞涨等， 在中国也是一样，而中国现在出台的改革政策基本上是根据滕泰、贾康等“新供给学派”的主张来的，但“新供给学派”的主张也有限，中国还需要更多的新的创新，新的学派的出现。
而对于海外基金会知识分子中国应该给予规范，笔者不建议采用审查制度，但至少是其课题须向国家相关部门备案，向社会公示，而其所得应该向国家税务机关缴纳个人所得税，目前跨国企业在中国享受的超国民待遇已经基本取消，而海外基金会在中国享受的部分超国民待遇目前还没有取消，比如《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常驻人员及其家属免征个人所得税的通知》中规定的免税项目就有些不合时宜了，而这个规定的依据又是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中国政府同美国福特基金会签署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福特基金会协议备忘录》，而这个备忘录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积极“引进外资”的产物，早就该调整或取消了。
但对于海外基金会知识分子我们也没必要过度担心，曾经海外基金会知识分子在中国实力最强，广泛分布于中国的国家院所，名牌高校，但随着中国本土民粹派知识分子和资本利益集团知识分子的强势崛起，海外基金会知识分子“一支独大”的局面将逐渐消失。现在真正让人担心的是现在民粹派知识分子、基金会知识分子和资本利益集团知识分子三分天下，而专业派知识分子机会无立足之地的局面。
而对于资本利益集团的知识分子，政府应该看清他们的面目，他们的建议可行者采纳，不可行者，坚决反击，这样才能为达到各社会阶层的平衡，而中国的资本利益集团知识分子自身也必须提高修养，也必须树立一定的“阶层合作”意识，不要一味的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阶层冲突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但阶层冲突的国家是发展不好的，真正发展的比较好的国家是“阶层合作”的国家，这也是北欧、德国等国家能够成功的关键所在，这些国家都普遍奉行“合作主义”路线，“合作主义”也一度被认为是继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比如在北欧和德国的经济制度中，监事会的权力是高于董事会的，而监事会中又必须有职工的代表，这就是阶层合作主义的一个表现，当然其他方面的表现也还有很多，笔者在《世界如此危机》一书中曾专门讲过这些。而忽略阶层平衡的美国之所以失败，其原因也在这里。目前在美国左右分裂的极其厉害，持中间立场者非常少。
从古至今，政府处理政治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处理知识分子的问题，因为政府的政策建议很多都来自知识分子，或是受到知识分子的广泛影响，而知识分子背后代表的又是各阶层，各派别的利益，因此处理知识分子的问题，也就是处理阶层与派系问题，因此政府倚重哪些知识分子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出路和社会各阶层的出路，因此不可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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