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林顿认为，知识分子的背叛是革命的预兆。亨廷顿反驳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知识分子不可能背弃现存秩序，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是现存秩序的一部分。亨廷顿说，“知识分子带有革命性，几乎是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的普遍现象。”
天生的反对派
卢梭是大革命的思想先驱者，是反叛的精灵，激进主义的巫师式人物。
1790年，在法国议会大厅里竖立起卢梭的半身雕像，旁侧放着一本《社会契约论》和一部已获通过的法律。卢梭的遗体迁至先贤祠时，同样有一本《社会契约论》放在一起。有一位国民大会的成员报告时说：“不是《社会契约论》带来了大革命，倒不如说，是大革命向我们诠释了《社会契约论》!”
罗伯斯庇尔向卢梭致敬时说：“呵!如果他看到了这场他作为先行者而被移入先贤祠的革命，谁会怀疑他善良的灵魂会带着狂喜去拥抱这正义的事业?”
不能说卢梭的理论仅仅是法国革命的激进主义源头，他的民意及契约理论，对美国建国的一代同样产生了很大影响，不特孟德斯鸠的权力制衡理论。
基佐1837年写道：“民主是战争的呼声，它是多数下层人反对少数上层人的旗帜。这个旗帜有时是为了最合理的权利而举起，有时却是为了最残酷、最邪恶的激情而举起;它有时是为了反对最不公正的篡权者，有时却是为了违抗最合法的权威。”
在基佐看来，君主是中性的，激进主义也是中性的，但是其中却包含了更富于核心意义的价值。
英国历史学家纳米尔称1848年革命为“知识分子革命”，意思是指除了少数由农民自发起事叛乱外，这一波欧洲革命几乎全部由知识分子做了主角。法国的多数革命领袖和意大利部分革命志士都是新闻记者出身，马志尼则是专门撰写政治小册子的作家。日耳曼革命的所有领导人不是大学教授就是学术界人士，素来崇尚理性，所以不如作家记者的大胆自由，易于越轨，在精神深处迷恋秩序，总是希望出台一部成文宪法来结束社会乱象，过早地从激进派向保守派偏移。
有什么样的知识阶级，就有什么样的革命。
那时法国有一个激进的文人团体，即《百科全书》的群。他们致力于启蒙，不但撰文挑战世俗权威和神学传统，还组织沙龙，实际上相当于后来的“集会结社”创造出一种组织松散又步调一致的新型的活动方式，使巴黎成为欧洲的知识中心，思想的前锋阵地，革命的摇床。
在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是一个共时态的多元的思想运动。虽然历史学家文图里说英国没有像法国那样的有组织的、持不同政见的、有潜在革命倾向的知识阶级，只有苏格兰存在;事实上，在伦敦、格拉斯哥和爱丁堡，仍然有一批出色的思想家、作家和政论家，他们创办了《闲谈者》和《旁观者》这样著名的杂志，一度影响了法国的思想家如卢梭，甚至普通读者。
美国的思想家、作家、传道者、政治家共同组成一个特别的知识阶级，富于政治性、实践性和创新性，《联邦党人文集》被称为堪与《百科全书》比美的文集，影响至今。
美国学者希梅尔法布比较英法美三国的启蒙运动时指出：英国启蒙运动体现了“美德的社会学”，法国体现了“理性的思想”，美国则体现了“自由的政治”。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对理性与自由、科学与工业、公正和福利的赞赏。但在每个国家，这些观点有着极为不同的形式，实现的途径也不同。
人道立场和拯救意识
知识分子的人道立场和拯救意识，令人想起基督教世界的弥赛亚。
弥赛亚(Messiah)一词原为古犹太语，指膏油，后指“受膏者”，意谓头上被涂上膏油，这个人就是被选中的人，具有特殊的身份、权力和作用。《圣经·撒母耳记》称国王为“耶和华的受膏者”，也即“拯救者”。具有东正教的宗教背景的俄国知识分子普遍具有“弥赛亚情结”。
先驱者拉吉舍夫在他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记》中表白说：“我的心为人类的痛苦所充盈”;还表白说：“如果法律，或者帝王，或者地上的任何政权强迫你屈服于不正义，强迫你违背自己的良心，你一定要成为不屈不挠的人。
别尔嘉耶夫总结说，俄国知识分子“这个阶级的人们整个地迷恋于理想，并准备为自己的理想去坐牢、服苦役以致被处死”。他特别强调其“特殊的身份印记”，就是一种非常偏执的独特的道德规范，“远离恶的世界、禁欲主义、勇于牺牲和忍受苦难”。
十二月党人
十二月党人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强烈政治意识的反政府知识分子团体。
其极端派代表皮斯特尔的激进思想明显地受到雅各宾派的影响，他的身上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暴力倾向。在最初的秘密组织“救国协会”的会议上，经常讨论刺杀沙皇的计划，后来的北方协会和南方协会都主张通过军事革命来推翻沙皇政权。十二月党人起义，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由知识分子团体策划的旨在推翻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把西方的文化制度移植到俄罗斯来的带有密谋性的行动。
赫尔岑这样指出十二月党人对后来的知识者和革命者的影响：“我们从十二月党人那里继承了对人类尊严的炽热感情、对独立的向往、对奴隶制度的憎恨、对西欧和革命的尊重、对俄国发生变革的可能性的信仰，以及参加这一变革的热望、青春的朝气和无穷无尽的力量。”
十二月党人的激进性对其后的民意党人的影响直接而强烈。民意党人的恐怖活动是著名的，而实际上，他们意欲发动群众而不可得。革命形式是与社会发展的程度相适应的。妃格念尔如此感慨地叙说了民意党人的尴尬的历史境遇：
“在争取自由的国家制度方面，民意党是一支来自俄国特权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先头部队，这支队伍跑得太前了，至少超前了1/4世纪，因此显得孤立。民意党期望的是：3月1日既然打倒了皇帝，那就可以解放不满于自己的经济状况的人民群众的活力，他们将奋起斗争，同时，社会将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3月1日后，人民沉默，社会也沉默。因此，民意党在社会上没有支点，在人民中没有基础，于是重建组织，以便立即继续进行反对现存制度的积极斗争的尝试，自然也是徒劳的了。这些尝试都如昙花一现，新出现的组织还来不及积极开展活动便夭折了。在俄国，农民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而完全没有文化，80年代还没有西欧那样的工业无产阶级，在一个专制警察制的国家里，没有向群众进行口头和文字宣传的可能。凡此种种都是民意党进行了许多政治行动仍不免陷于孤立的原因。”
知识分子的角色
赫尔岑及当时俄国一代知识分子革命者一度迷恋黑格尔，称他的哲学是“革命的代数学”，但后来就与之决裂了，尤其不满其有关现实性问题的理论，那作为“事物现状的奴隶”、“社会现有制度的奴隶”的存在。他们强调现实的可改变性，强调实践活动，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是一个必然的转变。他们把人类看作世界主体，但是并不认同黑格尔的所谓“绝对精神”的体现，而是重在费尔巴哈式的 “人的本质”的实现。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和反宗教立场，对他们摆脱东正教的影响起到重要的作用。
汤普逊在《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一书中说：“理想的革命家，就是世俗的圣愚。”这里说的革命家是俄国式的革命家，多少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他定义说：“革命者是一个遭受劫难的人。他既没有个人爱好，也没有生活琐事，没有情感、眷念、财产，甚至姓氏……在他生存的根基中，他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切断了与社会秩序，全部受过教育的人和这个世界的全部法律、财产、常规以及道德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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