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公知是有其存在意义的。
所谓公知，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在知识分子中，这是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与传统意义上的学者有交集，但又不完全相同。
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学术问题，他们的工作是要有相当深度，并具备一定独创性的。用通俗一点儿的话讲，人家研究的问题，是咱们这帮俗人轻易弄不明白，也没兴趣明白，就算人家解释给咱们听想让咱们明白，最后也得弄得两边一起不明不白的那种。
公共知识分子却不同，这个群体是就公共问题面对社会大众写作的。其作品本身带有一定的科普性或者传播性。或者用正常人能理解的话讲，人家干的活儿就是“你不明白我就好办了”那种。
因此，学者可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只要他老老实实讲汉语普通话，不拿专业术语砸咱们就成。公共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也可以是学者，只要他们在某些方面的研究能深到咱们搞不懂就可以。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才需要公共知识分子呢?或者说，怎么样的文化基础下，公知的日子才能好过呢?
咱可以先看看，中国目前的公知们最向往的是哪个时代，哪种社会环境。
绝大多数公知都是国粉，对早已随风而去的民国时代心向往之。与此同时，多数公知都拜倒在美利坚的脚下，希望按照美国的制度改造中国。从这里，咱其实就能弄明白什么文化环境对公知有利。
就拿民国来说吧。这个时代是中国近千年历史上识字率最低的时代。
本来，由于科举制度的存在，中国所有人，哪怕是最底层、最贫困的农民，都有学习文化知识的热情。不仅“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是一种激励，科举还能给普通百姓带来更直观的实惠。
在科举制度存在的时代里，即便不能出将入相，哪怕只拿到一个秀才的身份，就能得到减免赋税的优惠政策，同时还能从国家手里拿津贴，并且能享受站着跟官老爷回话的特殊礼遇。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一举成为人上人。所以封建社会的中国，到处可以见到捧着书本苦读的士子。
到了清朝晚期，这个制度有所改变，既得利益阶层为了减少竞争者，定下一条新的规定：世代白身者不得科举。也就是说，家里祖辈上要是没出过个把秀才、举人，这家人就会丧失通过科举改善命运的资格。
这个政策让很多底层人民丧失了读书热情，顺带造成晚清识字率相当低，大约只有20%，甚至低于宋代。然而即便如此，科举制度总还是存在的，其中也有空子可钻。相传状元商人张謇家里就是世代白身，但他通过过继给临县同族的方式获得了考试权。所以，虽然清末的识字率低，但终归还有20%。
等到辛亥革命一声惊雷，推翻了腐朽堕落的封建王朝，建立了公知们无比向往的中华民国，事情发生了啥样的变化呢?科举制度跟着清王朝一起进了棺材，读书虽说还是一条出路，但过去那些税收减免和经济补贴政策都没有了。识文断字对贫苦老百姓的吸引力一下降低了一大截。
因此，中国人的平均识字率比清末又下降了一大截。据说抗战前后湖北的识字率只有16%，在乡村更是只有10%，而且所谓“识字”，很多人也不过仅仅认识几个字而已。到解放后，新中国进行统计的时候发现，全国15岁以上妇女中的文盲率达到83.5%，文盲和半文盲加在一起，总人数超过全国人口的90%。
在那么一个时代里，受过完整小学教育的人就能承担技术工作，上过中学的就能叫知识分子。万一谁家一不留神出个大学生，那可就相当了不起了。
今天公知们说民国“大师”多，为什么呢?10个人里有9个不识字，那只要受过大学教育的就必然是大师。今天“大师”少了是为啥?大学教育都快普及了，哪怕是博士、博士后，那个敢吹牛逼说自己是大师?敢吹的必然被打脸。
想要讨论社会公共问题，是需要一定程度知识积累的。在解放前那种人民群众普遍处于无知状态的年代，社会的客观现实需要有一部分有知识，有文化，有见识的人站出来，替人民群众思考，替无知的群氓讨论社会公共问题的。
因此在民国时期，知识分子普遍受到各方势力的重视，享受相当高的礼遇。那个时代对公知们来说无疑是美好的，时至今日还有很多人怀念旧日荣光。比如公知中的女性泰斗资中筠先生就曾经说过“知识分子应该做帝王师”这种话，那叫一个自以为是。
新中国致力于普及教育，到2008年，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人数已经达到了7000万以上。全社会受教育程度提高了，很多人都具备相应的知识储备，有思考和讨论社会公共问题的能力。社会自然就不再需要公共知识分子。
对于过去曾经是公知，或者现在有志于成为公知的人来说，中国共产党普及教育，是掀翻了他们的饭碗。所谓夺人钱财如杀人父母，这帮人被共产党断了财路，不恨共产党，不怀念民国才怪。
也许有人会有不同意见，美国的高等教育普及程度比中国还高，他们的人口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左右，但受过高等教育的总人口跟中国相近。为什么公知也向往美国呢?难道高等教育普及程度那么高的美国，也需要公知吗?
老实不客气，美国真的需要。为什么呢?这得从美国社会的体制问题和西方文字的劣根性说起。
首先，很多人可能无法想象美国的“高等教育”有多“水”。除了少数名校之外，绝大多数美国人的“高等教育”是在社区大学完成的，这些社区大学的教育水平是啥样呢?以相对不那么野鸡的，甚至可以算州立名校的华盛顿大学为例，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一位教授曾经做过一个测试，内容是简单的数学，注意，是简单的数学，不是代数，更不是高数，真的很简单。结果如何呢?
接受测试的美国大学生里，有43%的人不知道圆面积公式、86%不会做简单代数换算、不借助计算器有43%不会算231除7……
这是中国小学生的题目好吗?任何参加过高考的中国孩子，敢说不会做其中任何一道题，家长都可以直接把这个倒霉孩子一板凳拍倒，然后拖着脚腕子去找孩子的小学数学老师算账。可在美国，大学生居然不会做这种题目。
美国的“高等教育”就是这个水平，由此可见，在美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很多人，以中国标准来看，最多也就是刚刚摆脱半文盲的水平而已。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大学基本相当于中国初中的美国，由于教育体制的落后，他们的社会是需要公共知识分子的。
另外，西方文字的劣根性也使公共知识分子更有市场。
中国文字是象形表意文字，这种文字学习起来可能比较困难，可一旦掌握，知识的门槛就会降低。对中文来说，所有技术专业词汇都可以简单的“望文生义”。跨学科读专业文献，虽然不能全中，但连蒙带猜好歹能读个大概其。专业文献如此，科普文章就更简单了。
这种文化上的优势，使得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只要有心，就能阅读、理解并讨论很多学科的问题。好比毁誉参半的方舟子，他个学生物的，愣是敢在很多跟生物毫不搭界的领域里搞科普，讲对的时候还居多，靠的就是中国文字在知识传播上的优势。
西方文字是拼音文字，日常词汇有词根和规则可寻，但很多专业词汇是没有规律可找的。哪怕是一个受过名校教育，真的掌握足够知识的人，也很难跨学科讨论问题。因为他不掌握自己专业以外的专业词汇，要讨论其他学科，首先得从认字开始。
比方说吧，咱们都说德国人没幽默感，其实我看未必，还是德语闹的。大家都知道，在西方文字里，德语单词也是最繁琐的。咱们讲个笑话，包袱抖出来，大家哈哈一笑。您要是用德语重复一遍，等讲到抖包袱的时候，估计一半人睡着了，另外一半人的尿点也早过了。
西方文字的这种劣根性，也造成了他们需要有一批懂专业词汇的人站出来，替看不懂单词的老百姓思考、讨论相关社会公共问题。所以我们会看到，美国各种政府、企业、机构都养着大批各种学科的顾问。
在美国，差不多是个擅长吐槽的人随随便便就能上媒体当名人。那是为嘛?在公众关心的社会问题里他能弄明白很大一部分，这个本事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在中国就不成，甭管多大的事儿，是个人翻翻书，上上网就能整明白，你擅长吐槽也就是嘴贱而已，最多能像斯库里老爷那样当个“文学评论家”，还得是网上的。(斯库里我真的不是黑你)
您琢磨，西方社会这种文化劣根性给公共知识分子留了多大一块肥肉吧。中国的公知们能不羡慕吗?
综上所述，文盲遍地的社会，或者文化上有劣根性的社会，是需要公知的，是必须有公知存在才能正常运转的。民国是那样的社会，美国是那样的社会。那种社会里，公共知识分子们都坐享高薪和优厚的社会地位。
中国公知追思民国，向往美利坚，恐怕正是由此而来。
而当今的中国，知识早已走进千家万户，别说几千万受过高等教育的，就连出租车司机对社会公共问题都能发表一大堆见解，能把您喷到头大。这么个现状，您让公知怎么混?他们不恨体制，不恨中国文化才有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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