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调研报告发布于2013年8月8日，发《参阅文稿》时由执笔人潘毅略作修改。
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
—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只有当矿难发生，人们才会关注到煤矿工人，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已成为被历史遗忘的工人阶级主体。近几年山西黑煤矿的童工、王家岭煤矿的透水、龙煤鹤岗矿井的瓦斯爆炸等事件的发生，使我们不难想象煤炭工人的生产和生活—漆黑一片的矿井、满脸煤灰与汗水、随时可能临头的矿难。煤炭作为重要的能源，一直是我国工业发展的基础，发电、取暖以及各种化学材料的提取，无一不会运用到煤炭。因此，无论在近代史上还是在今天，煤矿工人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除了媒体对矿难的新闻报道之外，无数在矿井的黑暗中艰苦工作的煤矿工人的真实生存状态却被忽略了。
金融危机风暴席卷之后，对煤炭等国有企业的抨击不绝于耳，而针对性地提出的解决方案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国家主义，即强化国家控制，进一步干预甚至垄断基础行业，如煤炭、电力、石油、钢铁、铁路等;另一种则是利伯维尔场主义，即强调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主张依靠利伯维尔场，通过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打破垄断，为民间资本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然而，作为这些国有企业的真正经济主体，在企业发展和改革道路的选择上，矿工们却无法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他们的身影甚至无法走入公众的视野。他们只能被动地承受无论是回归国家还是抛入市场的命运。
双鸭山矿区，一个长期无人问津的矿区。我们冒着淅沥的小雨走进了矿区小城。小城不大，几条一千多米东西走向的马路横向铺开，排列在两边的是一幢幢1980、90年代建起来的五层宿舍楼，属于典型的老国企工人生活小区。小城东西两侧有两个较大的棚户区，住着1657户，4411人。一座公园坐落在小城中间。宿舍楼、棚户区、公园、学校和几个小商铺，承载了矿区工人所有社会再生产。
矿区共有三个矿井，矿区最大的建筑是办公大楼，矿区办公楼前，一座写着「矿工万岁」的石碑俨然耸立。旁边疏落着专家培训楼、招待所、三个矿井工作间、煤站等，工人每天都在这些地方忙碌着。经过20多年的开采，现在井面已经深至700~1200米。矿区鼎盛的时候，有近七千名工人。如今，产量减少，矿区职工已不足五千人了。工人告诉我们，矿已挖至第三层，再过20年这个矿就会挖空了。
2013年7月下旬，我们对龙煤集团的煤炭工人状况进行调研。龙煤集团成立于2004年，整合了黑龙江四个煤城的41个国有重点煤矿，现有26.6万员工。2011年原煤产量完成5287万吨，营业收入401亿元，实现利润13亿元，是黑龙江省属最大国有企业，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煤炭企业，中国500强企业。它下设九个子分公司，包括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等。
八年多来，龙煤矿区矿难不断。据报道，2005年3月14日，七台河分公司新富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18人死亡;同年11月27日，七台河分公司东风煤矿发生煤尘爆炸事故，死亡171人;2009年11月21日，鹤岗分公司新兴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108人死亡。但这几起重大事故无法涵盖矿工生活的全部内涵。在他们的生活中，必须每时每刻面对工资低、工时长、压力大、工伤频发、职业病隐患等大大小小的挑战。
这是一个充满着挑战与生命力的东北的小城。这里鲜活的经济生活、充满动力的劳动情景和工友间情同手足的深厚感情，使得任何一个主流经济学家的数字与图表都显得苍白无力。「经济」何尝是经济学家的专有名词，它原来富有人情的社会和文化意涵，早已在专业化和精英化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地剥落，也使得劳动者作为真正的经济主体一天一天的消逝。脱离了主体，经济发展的话语就算再精美，也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要想建树经济繁荣，必须回归劳动主体，也必须从经济学家的手中夺回话语权，将其解放出来。
《矿工万岁》
矿工用劳动掘出黑暗
黑暗从来都是对太阳的背叛
淌出的汗水是血液的澎湃
八百米深处，乌黑的矿工
如是一条条煤海蛟龙
喊一声，矿工万岁
有时竟是瓦斯的嘶哑之喉
- 发表自《煤海情诗。组诗》
凌晨4点，北方的天空已经泛白，远处的一座矿山冒着烟，当许多人还在安静的睡梦中，一名矿工的一天，早已和曙光一起开始了……
我们来到煤区工人常师傅的家中，此时的他已起床，正在准备一家的早餐。大蒸锅上热气腾腾，里面整齐的摆放着七、八个雪白的馒头。伴随着妻子有节奏的切菜声，常师傅一边热着锅，一边和我们聊天，小厨房里充满了忙碌的气氛。厨房门外就是他们所居住棚户区泥泞的街道，穿过街道我们看到上早班、赶早市的矿工和家属都忙开来了，屋内外时不时传来人们打招呼、谈笑的声音，似乎相互宣告着一天辛勤的劳动的开始。
常师傅40出头，中等身材，白净的面庞时常挂着质朴的微笑。他是一家唯一的经济支柱，一家三口的生活就只能靠他的工资供起来—他唯一的女儿今年17岁，刚到哈尔滨铁路职业技术学院读书，每年的学费、杂费、生活费加起来两万多元。他的妻子没有工作，也没有地可种，只能待在家。他说，为了这个家，他只能选择拼命工作。
常师傅这样沉重的家庭负担，使得他只能和许多经济条件较差的工人一样住在棚户区里。这是一片与贫困的农村图景没有太大分别的地方—垃圾随处可见，马路全是泥巴路，晴天走过一身灰，雨天走过一身泥;一个100平方米左右的小院子里挤下三、四户人家，没有集中供暖，上千户人家共享两个厕所。
6点，一阵手机铃声响起，说矿上有急事缺人手。常师傅的妻子赶紧从蒸锅里取出两个馒头递给他，这是他在井下八个小时所有的食物。妻子一边送常师傅出门，一边不忘叮嘱他一定要注意安全。常师傅每天都怀着必须平安回家的心情上班。作为一名机车工，常师傅的工作就是确保所有煤车和人车都能顺利的行驶在轨道上。今天早上把常师傅紧急催促到矿上的，就是最棘手的问题—机车脱轨。常师傅和七、八名工友一块儿，运用了各种方法，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机车顺利送上轨道，但没走两米，这个老旧的机车又发生了第二次脱轨。段长一边伏趴在地面和大家一起解决问题，一边狠狠的发着脾气，说要把这部机车的负责人查出来好好教训一顿。又过了很长时间，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机车开走，人车驶入轨道，常师傅不顾满手的油污，赶去开班前会，以免耽误和工友们一块儿下井。
班前会由段长主持，每一次下井前都有专人来讲解一两条安全生产的规章。近几年，煤矿越来越重视安全生产管理，这些学习就是重要内容之一。矿上的师傅告诉我们，每隔一段时间他们还会进行一次考试，考试不及格就会被扣掉一些工资，这让很多四、五十岁的工友倍感压力。为了让大家进一步铭记安全，也为了提起精神全身心投入工作，下井前在班组长带领下大家高声宣誓：
我宣誓，为了企业利益，为了家庭幸福，我坚决做到：牢记安全理念，搞好自主保安，绝不违章作业，视安全为生命，视隐患为天敌，平安完成当班任务，用忠诚和良知确保人矿平安。
宣誓之后，大家便各自换好衣服装备—大棉袄、胶矿靴、矿灯和供氧器，做好虹膜登记准备下井了。上午7点，一部人车将结束井下八个小时工作、满脸煤灰黑黢黢的工人送上地面，另一批面庞白净的工人火速上了车，这个车子把他们送到地下七百米的工作面，开始下一个八小时的工作。这白着脸进、黑着脸出的黑铁人形像，简直成为了煤炭工人的标志。特别引起注意的是，很多下井的工人都没有带任何食物，只有小部分工人像常师傅一样带了馒头、面包之类充饥。一些年长的工人告诉我们，矿下环境阴冷潮湿，还充斥着煤灰和可燃气体，他们常常自嘲自己是「三块板加一块肉」，是说矿工的吃喝拉撒都在两个侧板和一个顶板间小小的空间里，这使得一切都变得很不方便，所以他们一直都是不吃东西的。虽然近几年单位给每个工作面配备了一个防爆加热器，可以在弥漫瓦斯的井下安全地把食物加热到80°C，但习惯了空腹的工人们不愿影响工作进度，也就不带食物了。
图为两种下矿井的方式，左图为人车，右图为皮带
这样的工作，一周七天，没有休息天，每天三班倒，7点~15点，15点~23点，23点~7点，每十天换一班。一天下来，升降矿井各需要一个小时，再加上淋浴，矿工们工作超过十个小时，甚至会达到12个小时。大部分工人每月的工作时间都是在28~30天之间。工人周六日的工作没有加班费，遇到节假日上工的几天才会有两倍的工资(这与劳动法规定的一般假日两倍工资，法定假日三倍工资大相径庭)。
在工人这样的工作强度之下，以2013年6月为例，这个矿区月产量达到18万吨，采这些煤所花的机械、人工等总成本为5758万元，其中有1411万元用于支付员工的工资。以最新一期环渤海动力煤均价报592元∕吨来计算，矿区这月产煤的总价应该有一亿多元。工人的工资支出仅仅占煤价的十分之一，工人报酬之低可见一斑。
图为矿区月度产状况公开栏
这个企业采取计件工资制度，按每日工分发放，干多少活儿挣多少钱。但也规定了最低生产额度，完不成就必须加班。井下一线作业工人，即采煤、掘进等工人工作辛苦、危险度高、劳动强度大，工资相对高一些，平均达到五千元;但像常师傅这样的井下二线作业工人，虽然也是10多个小时的工作，但不必像一线工人每天汗流浃背，并随时防备着事故，所以工资相对低些，平均3000元左右。若是井上的辅助工种，如搬运、检查、记录等，每月工资就只拿到1500元左右了。在矿上，工资高的莫过于领导们了。他们一周工作五天，较少下井，工资拿到5000~7000元。至于他们有没有灰色收入，我们也不得而知。然而，辛勤工作的普通工人只能对坐在办公室的领导们毕恭毕敬，官僚主义的作风还是比较明显，很多任务人时有抱怨领导们脱离群众。现行的薪酬制度和分配结构，越是管理阶层工资的名目越多，和生产指标的比重就越少;而基层生产线工人的工资，就紧紧和生产指标挂在一起。作业工人执行的是的计件工资，段队长执行的是和段队生产任务挂钩的岗位绩效工资，井区长执行的是奖励工资加岗位绩效工资，矿长执行的是年薪制。
近十年来，大部分的国企都难以避免改制的命运。龙煤作为一个新建立的大型国企，虽然侥幸逃脱，但还是被抛到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不得不遵循丛林法则挣扎求存。市场经济，往往是利润挂帅，强者生存、弱者淘汰。至于劳动者的权益，与利润无关，自然容易被忽视。在这种逻辑之下，企业一方面要建立现代化管理制度，抓生产，对产量要求越来越高，使得每个班组的生产压力也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因为矿难频发，国家的安全生产标准越来越严，企业也不得不加大安全管理力度，矿上制定了非常严格的处罚制度，一旦发生事故或安全疏忽被发现，与此相关的工人，哪怕是受害者都会受到降职或罚款。企业对于严重的过失采取连坐制，一人出错，整段或整个班组都会受罚。工人每月的工资都扣出一部分作为安全风险抵押金，如果全段工人没有安全失误，抵押金退回并给予一些奖励，反之就被扣除。工友们都说，抵押金很少能退回，大多都被各种原因扣掉了。在如此大的压力下，他们只能提起一万分的精神，相互提醒，彼此保护。但即便如此，安全事故还是没有办法杜绝。
由于市场经济的逻辑，效益才是企业的命根。抓生产和保安全，二者就像哑铃重要的两头，联结在二者中间的就是一条条管理制度，无论再严苛也难逃如细丝一般容易折断的命运。这重重的哑铃，全部压在了基层班组身上。这种生产模式，造成了安全与生产对立。这种吊诡，恰恰是源于市场经济追求利润的逻辑与国家保护人民生命的责任之间的矛盾。当然，相比一些私营小煤窑，不顾生命的追求生产效益，龙煤作为国企还能起到一点点保护劳动的作用。可是在市场经济的左右下，利益至上，这种保护就显得有点虚伪和羸弱了。
图为乘坐皮带下井和出井
终于到了下午3点，常师傅从井下回到地面，洗澡、换衣服之后再到班组收工，与工人们一起说说笑笑地回家了。他们居住的地方都相隔不远，在这个相对偏远的小城里，他们工作、生活都在一起，打造了深厚的情谊。华灯初上时，他们没有精力与金钱去消遣与娱乐，晚上8点左右就进入了梦乡，等待他们的是新的一天同样辛苦的劳动。正是每日这样平凡而艰辛的劳动，煤炭才得以运送到发电厂、钢铁厂、水泥厂，以确保整个国家工业的顺利发展。
图为出井后洗澡的矿工工人主体是如何消逝的
本图下载自知乎文章：〈矿工的真实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80年代中期，李师傅中专毕业，没有考上大学，那是一个处处都可以出卖劳动力的年代，即便是这样一个小城，李师傅也先后找了建筑工、砖厂工、装卸工等许多重体力的工作，「那时岁数小，不服气，只要能干就想干」。1990年，李师傅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怀着对国企煤炭行业的憧憬来到了小城投产不久的矿上，对此他依然感到幸运，不断强调着「那时机会好，赶上好时候」。
李师傅参加工作20多年，从来没有换过班组，班组里人员的变动也很少。起初，李师傅是一名铲采工，为采煤做生产准备，随着技术的革新，这个人力工种被机器所代替，铲采队在1992年就被解散了。那时班组正好需要电气技术人员，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他，顺利地成为一名电气工。他的工作，没有那么辛苦，所以虽然工资比一线工人少一些，他也还满意。
李师傅快50岁了，但看起来似乎比他实际年龄要老一些。其实不仅是他，他的工友们也都显得衰老。这种显老是有原因的 - 呼吸的是充满煤灰空气，喝的是从矿井里抽出经过简单净化就送到居民家中「有股怪味」、「浮层油」的水，吃的是掺杂煤渣的土地种出的蔬菜，再加上辛苦的劳动、长期在井下工作时空腹……这一切「慢性自杀」的生活方式，工人在这里不得不每一天进行着，怎能不加速衰老呢?
矿工，看上去的年龄会比实际的老一些
李师傅见证了2000~2010年煤炭行业「黄金十年」的历程—全国煤炭工业总产值由1513.28亿元增加到了22109.27亿元，增幅达14倍;2011年12月，煤炭开采和洗煤行业的销售总收入达到3.62万亿元，总利润4342亿元，达到了历史最高记录。可是，在好景的情况下，李师傅的生活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现在工资虽然还没有下降，物价却疯狂地上涨，生活水平下降，走着下坡路。
最近，李师傅的领导常常向大家谈起煤炭行业的低谷—中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全球化，经济危机对煤炭行业的冲击势不可挡。自2012年以来，煤炭价格不断降低，环渤海动力煤价报从最高时的853元∕吨跌至现在的不足600元。钢铁、电力等需要煤炭的行业都在萎缩，煤炭产能过剩，价格不得不下降;同时，受国内、国际煤价倒挂影响，煤炭进口快速增加，比如去年澳大利亚煤炭价格为550元∕吨，而环渤海动力煤为710元∕吨，中国原产煤在市场上没有竞争优势，煤炭行业一蹶不振甚至亏损似乎成为必然。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曾让煤矿产业曾经发展迅速，甚至催生了「黄金十年」。但国家模式缺少基层民主监督，必然内生着官僚主义，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的缺陷使得公共稀缺资源越来越被垄断，使得生产过程的每个环节都容易导致利益寻租，这必然产生出煤矿的高成本，在市场中，我们连漂洋过海的进口煤矿都竞争不过。而倒金字塔形的利润分配制度，导致整个生产成本提高，只能进一步剥夺工人的劳动成果。如今，龙煤下属的矿区一部分的管理阶层工资只发到4月份，一些作业工人每月工资只能发放80%，待遇每况愈下，工人主体地位逐渐消失，企业管理权却集中于少数领导阶层手上。
对于这一切，领导反而告诫大家，企业将面对越来越困难的处境，工人必然遭受工资下降和工作强度提升，希望大家和企业共患难。最近，都传说龙煤要减员，这让李师傅感到非常担忧。他说，他要是没有了工作，一家四口只能喝西北风了。
煤炭—血染的风采
我们访谈结束，李师傅带我们到小城的中央公园散步。公园主干道旁摆放着「咱们工人有力量」、「向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煤矿工人致敬」之类的雕塑。公园里花木盆栽都是十几年前的样式，这一切既在诉说着这个小城曾经的辉煌，也在表达着它如今的落寞。
公园里散步的工人许多都拄着拐杖，腿脚似乎都不太方便。矿里上了年纪的人大多患有风湿，对此他们有一套解释，「矿里潮湿，很多地方都有积水，同时风又很大，我们下井时穿着棉袄，但干起活来身上出汗，毛孔张开了，一些工人把棉袄脱下来，风灌进了毛孔，这样就得了风湿病。」此时一位60多岁的大爷也过来和我们聊开了。他是李师傅的老同事，现在已经退休了。一直咳嗽的他，从事井下工作30多年。井下工作面到处弥漫着煤灰、粉尘和有毒气体，而且从来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粉尘直接吸入，再加上年轻的时候和很多任务人一样爱好吸烟(这也是他们唯一消费得起的消遣)，但是，和几位被查出患上硅肺的工友相较，没有病患的他还是比较幸运的了。在这里，和许多工人说话都要大声喊，听力损伤也是非常明显的。工友们告诉我们，井下环境较封闭，机器运转的巨大声音被进一步放大，而他们又缺少听力保护，老来听力自然不给力了。
图为煤炭业工伤
煤炭本身就是高危险的行业，每位工人都经历过或大或小的事故，有些是个人疏忽导致的，也有些是突发事故。最常发生的问题就是顶板松塌。井下隧道的顶板是逐步冲压开掘的，每向前开掘一段距离，就必须加固顶板，而且开工前必须「敲帮问顶」，确保安全。近几年，煤层越挖越深，顶板也越来越不牢固，所以即使做到这些安全措施，顶板也有可能塌落。顶板一旦有哪怕一小块地方松动，煤渣像高压水枪一样被射出，比较幸运的，煤渣砸到腿上，就没有大碍。但若是松动的地方较大，或者被砸到了胸部、头部，就很严重了。
离开公园，我们走进宿舍区。我们遇上了小丁，她右腿缠着厚厚的绷带，举着一双拐杖在小区里艰难的挪步。但当我们问起她和家人的生活状况时，她却露出坚强的微笑。
小丁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2010年，因为性格不合，33岁的她和前夫离了婚。一年后，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小孙，小孙也经历了一次失败婚姻，女儿随了前妻。两个有着相似经历的勤劳的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小孙是矿上的掘进工，小丁自己经营着一间小吃铺，俩人还各自拿出积蓄，花了六万元买了一套房子，婚后不久，小丁便怀孕了。小丁说，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子和孩子，她感到非常非常的幸福。
一切本应是一个美好的故事。然而，在孩子两个月时，小丁身体感到不适去医院检查，结果却是她血小板严重不足，被诊断为血癌，治愈的可能性极低。
对这个新成立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小吃铺开不了。小丁一个月的治疗费用就达到3000多元。家中本就没什么积蓄，只能向亲朋好友借钱。这一切使得小孙铁下心来，起早贪黑，更努力地工作。
但上天却一点都不怜悯这个不幸的家庭，2013年7月5日凌晨，因为前一班的残炮没有清理干净，小孙和另一名工友小文在开掘时残存的雷管突然爆炸，两人当场受伤。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他俩被送到哈尔滨进行诊治，医生表示，两人的眼睛只能是「尽量保住」了，终身失明已是不可避免。
然而，即便他们受到了如此大的创伤，也不能逃脱被惩罚的硬规定。对这一起工伤事故，企业总共进行了22条处罚，罚款的总金额达到两万元以上。被罚款的人从当事人、责任人到副矿长都受到了处罚，甚至全段工人的安全风险抵押金都被扣减。两名伤者小孙、小文各因为「交接班不认真，残炮遗留没有检查出来」和「打眼前没有认真检查残炮情况」各被罚款500元。段长和主管区长也遭到了撤职或降职的处分，段班子成员的工资也遭到一定的扣除。在矿上任何一个小的安全疏忽一旦被发现，就会有与之相关的工人会受到处罚，更不用说这起导致两人重伤的严重事故了。
同时受伤的工友小文今年只有24岁，家庭也很拮据，新婚妻子刚怀孕两个月。看着小文的妻子能到哈尔滨照顾丈夫，小丁心里有着说不出的羡慕。她不能去，她的病在治疗过程中伴随严重的并发症，刚刚被查出了股骨头坏死，只能依靠拐杖支撑行走。想起已送到奶奶家养育的刚满周岁的儿子，坚强的她留下了眼泪。她说，「不知道俺这个孩子要送给谁养?能不能长大呢」。
矿区的工作有着极高的危险性，任何一点点疏漏都会造成一家人无尽的苦痛。唯一值得安慰的是作为国企的正式员工，所有治疗费用全部由企业承担，并且也有相应的医疗和社会保险作为保障。
在小丁家中，时不时有邻居来看望她，或是给她送来一些吃的东西和日常用品。邻居们不断说，希望我们能够帮助小丁一家。在她家有困难时，我们看到是邻居们首先出手相助，经常过来嘘寒问暖，送吃送喝。
不同于当下城市商品房小区里谁都不认识的孤立生活形态，单位小区，这个老国企工人传统居住方式，在小丁夫妇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他们极大的帮助和支持。邻居们都是十几二十年住在一起的，彼此间非常熟悉，形成了一个互帮互助、紧密、稳固的社交圈;而相似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方式，进一步增强大家的小区认同感。这种「一家有难，大家支持」的面貌，和今商品房小区形成了鲜明对比。可以看出，单位制小区还是社会主义的重要遗产。
图为煤炭工人单位制的小区
走出国企困境
在我们的走访中，遇到的工人们个个都是勤劳、朴实而善良，正是他们，为整个国家工业发展提供着最基本劳动要素，然而，也正是他们，每个人都在矿难的巨大阴影下过着拮据而艰苦的生活，工作环境恶劣，工作强度大，工资低以及工伤与职业病的频发，曾经风风光光的国企煤炭工人，现在却沦落到在基本生活在线挣扎的窘境。这难道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爱护」劳动者的方式?
当工人陷入窘境，国企的改革到底何去何从?是走向国家主义吗?还是走向利伯维尔场主义?抑或，这两种主流方案都无法让工人真正走出窘境?第一种主流观点是国家主义，这种观点的拥护者要么以制度经济学家自居，要么就是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前者认为需要在坚持国有制的前提下，借鉴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经验，主张企业改革应实行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说穿了，这只不过是采取资本主义的管理模式来提高生产效率，进一步压低生产成本，加强市场竞争力，同时减少工人对福利的负担;后者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旗帜，主张强化国家对国有资产的绝对所有权、支配权和管理权。其结果是造成了资源的不合理配置，维护了当下不公平的利益分配格局。然而，这两派国家主义者却在强调国家的同时，一方面避而不谈两极分化与贪污腐败的问题，另一方面更是将那些「国家的主人」，即活生生的工人们远远抛出了他们的视野之外。
这种国家主义的解决方案的问题在于，它将产权所有制和民主管理(经济民主)混为一谈，在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中，主流经济学家将改变产权所有制性质作为解决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弊病，即官僚主义泛滥、工人生产积极性低以及生产效率低下等主要问题的药方，却完全忽略了劳动者的民主管理权和分配劳动成果的权利，而事实上，这两者恰恰才是真正激发生产效能，民主参与以及有效约制官僚主义的途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国企改革往往都是片面强调所有权改革而忽略民主管理的落实，从而导致了企业管理权和社会资源只是垄断在少数官员和精英手中，更进一步损害了国家和工人的利益。因为国企的精英们并不打算把国有制转变为一种真正的全民所有制，让所有的劳动者分享到劳动成果，也不打算让工人参与管理与分配，实现全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经济民主。在这种国有制下，大部分的财富落在少数的管理阶层的手上，进一步造成了官民冲突的潜在隐患。
第二种主流的观点是利伯维尔场主义。这种观点认为国企的主要问题是产权不清晰，因而滋生贪污腐败和资源垄断，使得生产低效、成本激增，企业失去市场竞争力。认为只要厘清国有资产，逐步让位给市场，让有能力的个人逐步分割垄断资源，独立管理就能激发技术改革，提高生产效率。他们开出的药方就是进一步的产权改革，建构一个产权私有、权责明确、自负盈亏的现代化的企业和市场制度。说到底，他们提出的出路就是进一步地私有化，企图将所有权从国有制转为私有制。
第二种观点认为进一步的私有化和现代化管理就能防止贪污腐败的问题。在利伯维尔场主义者看来，产权和资源被控制、垄断在小部分人手上并不是一个问题，他们反对的是产权控制在官僚手上而不是资本家手上。与第一种观点不同的是，利伯维尔场主义将产权制和民主管理对立化，认为只有资本家才懂得市场逻辑和企业管理，才能促进企业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结果，这种主张就是赤裸裸地把产权和社会资源转移到少数的资本家手上，并把追逐利润视为企业经营的终极目标，用「甩包袱」的方式取消工人的工作保障和福利，将工人抛到所谓的利伯维尔场上进行竞争，造成极大的社会不公。
就这样，资产所有者和管理阶层与劳动者不但在收入方面拉大差距，甚至在生活方式上也像是活在不同的世界，制造着不同的梦想。访谈过程中，一名在煤矿工作了36年的老工人告诉我们，在1980年代初市场化改革前，矿长的工资为99元，而井下工人的工资能达到47元，二者的差距只有两倍，而且矿上领导和工人吃饭、住宿都在一起，生活待遇上并不存在明显的区别。然而1990年代后期，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工人的工资增长缓慢，而煤矿的管理阶层的工资迅速提高，反而是有了专门的食堂和住所，甚至连喝的水、吃的饭都是带有阶级属性。因此，如果我们把今天的社会不公的根源归咎于国企所有制的产权问题，是掉进了一种认知的盲区及资本的圈套，其背后是一种阶级利益的误导。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产权所有制本身，而在于小部分人垄断了「国有制」，其实质只不过是一种变相的寡头私有制。
我们认为，这两种方案是分别站在国家和资本的立场上，有意地把产权和管理方面的问题颠倒，因此无法真正处理国有企业和工人所面临的困境。从本质上看，不管是国家主义还是利伯维尔场主义，都忘记了这些默默奉献的煤矿工人才是企业的真正主体，才是基础工业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然而，我们如何才能让煤矿工人走出历史隧洞里的黑暗呢?如何才能让让他们面带微笑，重建经济主体，使得「矿工万岁」再一次浮出历史的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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