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于一个大变革和大发展的时代。也正是由于这种大变革和大发展，使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取得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文化成就和文明进步，令我们的生活世界越来越具有文化素质和文明景象。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日益处于重重文化问题压力、文化危机和文化困惑之中。这些压力、危机和困惑都是些什么呢?这里概括为三个主要问题，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当代文化的三个危机。
第一个危机：“文化过度”
这是我们与我们的生活世界赖以存在的自然世界的关系方面的问题。我们把这个危机称为“文化过度”。
我们的文化世界的存在有一个根本的客体基础，那就是自然世界。自然世界是否仍然“健康”地存在着，是否将继续健康地存在下去，决定着我们的文化的生活世界是否能够存在并继续存在下去。如同大树生长在土壤之上，如果土壤有了毒素，大树必死无疑!
所谓自然世界，就是我们直接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日月星辰所构成的大宇宙的情况，当然对我们的生活世界有一定的影响。但更直接地影响我们生活世界的自然界，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上的地球及其周围的大气层的情况，即“地”和“天”。人类在大地上居住，种庄稼、蔬菜和果树，放牧牛羊，在河海中捕鱼，通过自己的生产活动获得食物和材料，制作衣服建筑房屋，制造交通工具。同时，人从“天”的自然存在获得自己必须适应的“气象”，得到自己必须呼吸的空气。在人类“工业化”时代以前，天地以其洋洋大度和广袤景象，给予人生命和生活的条件，是人类得以存活的“施惠者”。
人从天地的获得，最初是一种生命的本能。为了活下去，人本能地“必须”去采摘野果、捕鱼猎兽，“必须”躲避暴风雨和雷电，“必须”“设法”防止炎热和寒冷，“必须”逃离大水的泛滥区域，“必须”躲开燃烧起了大火的山林……
在这种“获取”活动和“躲避”活动的过程中，人形成了伟大的“劳动”意识。所谓“劳动意识”，就是人认识到，可以通过自己一定的行动努力，获得自己“想得到”的自然界的东西，防止自然界的现象和事物对自己产生不利影响。随着人的劳动意识的逐步增强以及劳动活动的力度和规模的不断扩大，人也不断提高着从自然界“获取”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人在直接的“获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制造工具的意识，从改造自然中可以作为“工具”的“自然物”，到通过自己的理智想象而首先形成“图形”然后制造出自己“想要的”工具，再到人制造出了大型机器、设备以至智能工具。人通过工具对自然进行改造的力度和规模越来越大，自然被人视为可以不断继续获得“人的财富”的源泉。总之，劳动活动使人不断从自然界得到许许多多“需要”的东西，为人创造出越来越多的“方便”和“福利”。
现代化进程开启以后，人在生产中使用越来越多的、越来越大的“机器”、工具和装备，开采出越来越多的地下矿藏：能源材料和资源材料。“蒸汽机”和“煤”被用于工业和商业，是这个时代最初的标志。从此开始，人和自然界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昔日的人从自然的“获取”变成了“攫取”。人以其日益增强的开发能力来开采地球内部的矿藏，把它们变为工业化生产的能源和材料。工业化则制造出大量的“现代能源”(电力)和“工业制品”(例如塑料和其他高强度的、高密度的以及具有特殊性能的各种材料)。工业化在生产领域的机械化和电气化，导致了人们生活领域的机械化和电气化，为人类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人在居住、饮食、衣着、家庭日用和交通等方面，都享受到了“现代”的优越条件。在发达国家，人们的用水和用电的人均数量不断增加，已经达到了很惊人的水平;同时，发展中国家对能源的消耗和对各种自然资源的消费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加。“大众消费”的市场模式引导全球的“消费狂潮”，“消费”成了人的生活方式甚至是人的生活目的!这种潮流驱使“地球人”的生活越来越“奢侈化”，导致人对地球自然能源和资源的大量采掘和大量浪费!这种情况导致了四个严重后果。
第一个后果是，地球地表以下的有限的能源和资源的逐步枯竭。很多矿业型城市已经成为地下资源枯竭型城市，许多矿山已经人去井空，满目狼藉。开采前的自然景色，土地、河流、植被、动物，都被彻底毁掉了!人就这样先毁掉一块地方，再接着去毁掉另外一块地方，直至整个地球上的原来意义的自然界被全部毁掉!同时，过度的地下开采导致地球许多地方的地层结构发生变化，地面塌陷成为突如其来的人类灾难，地震海啸的频繁发生，是否也与人类的过度开采有关，成为一个可以被关联的疑问。
第二个后果是，地下能源和资源的大量开采，导致地球上“燃烧”的化学反应越来越多，煤和石油的燃烧排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和其他废气，污染着人类赖以呼吸的空气;主要以煤和石油为原料的化学工业的生产和几乎所有工业的生产所产生的大量废水废料，污染着人类赖以饮用的水源，污染着大地上生长的人类赖以食用的粮食作物和药物原料;人的衣物原料以及房屋的建筑材料，也都不同程度地被化学物品及其生产过程中的排泄物所污染。这样，我们周围的“自然”环境变为“有毒”的环境，我们物质生活所必须的自然物品也都成为“有毒的”物品。二氧化碳的大量超标排放，导致地球大气层活动出现宏观的异常反应：地球表面温度升高，两极冰盖融化，大气环流紊乱，极端性气象频繁出现，暴风雨、洪灾、地表的地质性灾害(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等)也成为当前人类生活的重大威胁。
第三个后果是，工业化导致地球上的生态(植物、动物和人的形态)发生了很大改变。由于地球温度和风雨状态的变化，使得温度和湿度以及风力风向发生变化，继而引起生态自然环境的变化，导致大批动植物物种生存艰难、濒危死亡;也导致洪涝、干旱以及自然大火等灾害的发生，使动植物和人都备受折磨。农作物歉收、干旱等灾害导致粮食和饮用水缺乏，饥饿和干渴威胁着人和动植物的生存。同时，极端性气候和偶发性自然灾害带来瘟疫等流行病、传染病，使得本来就饱受饥渴、忍受着极端寒暑的人们的生存状态雪上加霜。
第四个后果是，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浪潮在生命科学方面的探索，导致如下两种情况：一种是工业制造的物理学机器人和仿生学机器人的出现和日益“拟人化”。它们在人类社会中的生产部门和生活领域中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同时促使人们思考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有一天机器人能把人的工作和劳务都代替了，人还会怎么进一步“文化”人自己呢?人对人类社会生活的“继续文化”还有什么用处呢?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另外一种是人的日常生活中的健康愿望和美好愿望所导致的人的身体的局部“工程化”。化学美容、美体，还有器官移植、体外受精、代孕和安乐死等，都把人“混同于”一个十分“物质化”的动物或者植物。这种“工程化的人”还是人的“文化”方向吗?
上述所有这些“文化”活动导致了自然界的被破坏并威胁到人的生命质量的下降甚至其继续存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过度”，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最大的“文化”问题。
“文化过度”问题启发我们反思以往的历史进化论和进步观念。按照我们熟悉的现代化的历史观念，人改造自然界使人获得福利，人对自然界改造得越多，获得的福利也就越多。而且，现代科学观念就是以不断进行的科技革命来推动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力”实际上就是人改造自然界的能力。我们惯常所相信的现代化发展观念和历史观念，就是“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现在看来，这个思路是有一定问题的。人如果毫无节制地“改造”自然，不断加大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力度，不断提高自己的“生产力”，就一定是文化进步吗?就一定能够“推动社会历史进步”吗?就真的能有效促进人的大文化所理解的人的生命状态的优化和改善吗?
尽管人要文化自己的愿望没有错，但人文化自己的活动，在多大程度上真的能够“有效”文化自己?给人带来福利?在多大程度上人自己的行为会对人的文化理念的实现带来有效促进?这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和严肃反思的问题!
现代化过程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人的文化不能过度!人对自然界的改造必须被限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具有一种新的历史意识：以往单线进化论的历史观，从野蛮状态直线地向文明、文化进化的历史观，从低级一直向高级进化的历史观，我们总认为“现在比过去好、未来比现在好”的乐观主义的历史观，在当前人类所面临的巨大的“现代化灾难”面前，必须被重新思考。我们应该加上对历史的新认识：如果人没有限度地搞资源开发，没有限度地推进现代化，就会把自己置于生存危机之中。
实际上，因无度的开发和享用资源，奢侈消费和对自然的任意掠夺，不仅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恶化，也导致社会内部的腐败和混乱，从而导致某些文明的衰落和消失。这样的例证，在人类历史上并不鲜见。这些事实也再一次明确地告诉我们，历史所提供的并不是乐观的直线进化论的美妙图景。
也就是说：历史进步是有限度的;或者说，历史进步必须遵守一系列的“限度”原则。这个“限度”的意思，并不是说历史到某一天就会停滞不前，而是说，历史进步是有限度、有条件的。这限度和条件就是每个特定的具体历史时期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而且这种限度和条件是当时的人认识到的，是人自觉到它是必须被遵循的，因而它们是“文化限度”和“文化条件”。超过了这种限度和条件就是“文化过度”。
在文化诸限度和条件之中，最要紧的是人口增长速度即人口的增加问题。地球的资源和能源的数量是恒定的，人口增加越快，人均占有量就越少。其次是对资源和能源的人均消耗量问题，奢侈的挥霍型消费催生了对资源和能源采掘的贪婪雄心，所以，适度生育和适度消费是最重要的文化!当然，现代全球各国家间的实力竞争又相反地推进以能源资源开采为基础的工业化，也就是说，国家要强大，就必须加速工业化进程。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国家间竞争的消除，实现全球人类和平友好和合作，是实现“文化适度”的“现实条件”，而适度生育和适度消费是实现“文化适度”的“理性条件”。人类正走在对这两个文化条件进行探索和创造的过程之中，道路是曲折而漫长的，但这种进步，才是真正良性的文化进步。
第二个危机：“文化偏执”
由于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我们的生活世界中的“商品拜物教”的意识形态，作为市场经济的连带产物，作为一种市场精神氛围，对整个社会和人的心灵的腐蚀已经相当严重，这就造成当前社会精神趋向片面化和庸俗化的“向钱看”的偏颇。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作“文化偏执”。所谓“偏执”，就是片面地执著于一种文化情景的生活之中。
一个正常的人，本应该生活于一种全面的、多样性的文化系统之中，如果人为了某种刻意的执著(大部分情况下与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话语环境和社会意识引导的偏颇有关)，就会忘却生活世界的文化全面性。
“向钱看”的问题，要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谈起。我们应该理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制度，是一种大文化现象。在欧洲，这种制度在历史上是针对中世纪封建制度的落后性而兴起的，它是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文化进步运动的产物。但是这种市场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暴露出自己的弊端和内在顽疾——包括市场经济所形成的意识形态对人类大文化的健康指向的“篡改”，需要从根本上进行“医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力求建立一种符合人类大文化发展趋势的新的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必然原因。
商品拜物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由于商品经济模式的发展和发达，商品交换成为社会生产得以实现其有效性的关键环节。而交换的实现有赖于交换介质即货币的流通的可能性和交换双方对货币的持有和需求程度。一般来说，对货币的需求由于市场接受货币的无限可能因而是无限大的，而商品要实现其交换价值，就要看其获得货币的可能性。这样的交换活动成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模式，而货币在这个模式中永远处于主动地位和交换优势的地位，从而，货币成为市场的“主宰”，形成了似乎万能的功能和表象，成为市场得以活跃并发挥其促进生产的有效性功能的“枢机”。于是，在整个社会生活的广度上，形成“货币决定市场、市场决定生产、生产决定社会生活”这样一种生活世界的模式。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市场经济的交往模式在经济领域的通行，又由于经济领域对于社会其他领域的辐射和影响，货币原则不但在经济领域成为通则，而且在社会的政治领域、精神生活领域、社会组织领域等等，都似乎成为通则。金钱不但可以在市场上买到商品，还可以在政治领域买到权力，在精神生活领域买到知识头衔、道德声誉和审美优雅的表象，在社会组织和交往领域买到名望、资历和拥戴，在娱乐休闲领域买到服务和享受，甚至可以在现代社会的某些空间(家庭、村社、公司、社团等等)建立惊人的类奴隶制交往关系和类封建制交往关系。
那么，货币是否应该成为生活世界的主宰呢?实际上，人的文化理性应该对此进行认真反思。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这种货币主宰生活世界的现象确实是人类文化的一种偏执，是文化和文明的一种退化征候。
人的文化生活，按其本意来说，应该是具有现实的自我协调和自我完整性的生活，是对实现完美目标追求和对其进行实际建设的生活，是全面展开自身的自然潜能的文化生活。
我们知道，金钱在其表象上作为经济交换的通则，实际上是一种体现人类经济关系的价值符号，并不具有实在的使用价值。它的威力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条件下才是有效的，而这种社会关系也是人在建构市场经济的时候连带性地不自觉地建构起来的，是人“无意中”给自己祭起的魔法。因而，如果这种社会关系并不存在的话，金钱作为符号，就只是金属板块，只是印有图案的小纸片，在生活世界中毫无实际作用和威力可言。所以，对商品拜物教即金钱拜物教的威力的消解，应该遵循马克思所说的改造其所依赖的社会关系的思路。这是一条文化“还原”和文化“区分”的思路。
这个思路有两个具体措施。一个是全社会的生活世界要对经济生活有一个冷静而清醒的认识：人的大文化的生活世界是多领域的，它大体上应该包括日常生活领域、社会交往领域、文化艺术领域、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经济领域只是人的文化生活的一个“子领域”，而不是全部。如果把人的生活世界误认为就只是经济生活，那人的称号就只能是“经济动物”，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嘲讽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经济体制枷锁中的人的专门用语。
为了实现自己的全面而完整的生活，人首先应该对自己的大文化生活进行“划界”，进行区分，而不应该把经济、政治、社会交往、文化艺术生活以及休闲娱乐这些领域混为一谈。应该做到：经济的归经济!政治的归政治!社会的归社会!文化的归文化!娱乐的归娱乐!从而在各个领域分别实行各自的活动原则。金钱原则只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原则，而不能把它误用于政治活动和社会关系交往活动，也不能误用于文化艺术活动以及休闲娱乐活动。这种“分别的原则”是人的大文化自觉的一种进步，也是人的大文化进步的实质。
同时，人应该在文化划界的条件下，对各个领域的原则进行明确规定和严格立法。每个领域不但要建立内部协调的规制和原则，更重要的是还要建立外部排斥原则，以保证各个领域的结构和功能的独立性，以排斥和防止市场经济的金钱原则对其他领域的侵蚀和覆盖，也用来防止各个领域间的其他混同与混乱。这个工作应该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在吸收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进步性的同时，对资本主义的弊病和致命征候进行根除的文化创新之举。
第三个危机：“文化混乱”
这里主要讨论作为当代主体文化形式的媒体文化领域。
当代媒体现实的文化主要包括两大领域，一个是传统媒体文化在当代通过高技术包装和改造后的形态，例如图书、广播电台、电视等;另一个是“新媒体”文化领域，所谓新媒体，是指电脑、网络及其普遍的社会应用。
媒体文化的混乱，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方面是市场经济的商业化浪潮席卷媒体领域，新媒体一经面世，就几乎完全地被裹挟进市场之内，并在市场上“生成”为“产业”和“企业”，其产品绝大多数成为商品。媒体机构成为“商家”，媒体经营者成为“商人”。媒体作为全社会的“文化存在”的这种基本属性，是我们时代的社会文化的悲哀，也是媒体的悲哀!
另一个方面是“新媒体”作为人类科技革命的新技术形态和新文化形态，由于它刚刚产生，“来得太快”，其商业效应、社会效应和文化效应使人类有“始料不及”之感，完全处于一种被动的应付状态。
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一种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文化现象：媒体成为一架被商业化这匹唯利是图的野马牵拉之下狂奔的马车，这架马车上载着亿万媒体的使用者和接受者，而吃力地驾驭这架马车的，是新媒体产品的形式“策划人”和内容“创意者”。
由于新媒体电脑、电视和手机作为文化“器具”已经在社会上无处不在，达到了泛滥的程度，而且它们的内容和信息又是可以互相连接和沟通的，所以新媒体成为人们了解社会动态和问题的最及时的渠道，成为人们获得各方面指导和咨询的教师，成为人们享受和娱乐的最亲近和最方便的模拟器具，成为人们进行广泛的社会交往的途径，成为人们向社会和全部人类生活世界展示自己的橱窗……总之，新媒体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一种近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存在者”!它们似乎既是给人们以各种指导和“忠告”的神仙和大师，又似乎是人们信手可得的、对人百依百顺的工具和“奴仆”。新媒体给予人的是一个全新的生活世界!
新媒体对人有许多有益方面：第一，它们确实方便了人类的生活，可以满足人们的各种实际的或预想的需要，而且几乎都是即时性的;第二，新媒体给人们提供了许多娱乐和休闲，使人的生活世界更为多样化、高雅化、舒适化和随意化;第三，新媒体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一台电脑，一部手机，通过有线的或者无线的网络连接，可以看到和听到几乎全部人类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人们对未来的许许多多的想法，可以查询生活世界的几近全部的大都市和角角落落的斑斓、精彩和奇异。这是它们带给人类的确确实实的文化进步。
但是，新媒体也给人类社会带来极其明显的负面文化影响。
第一，新媒体通过很多隐晦的方式获得商业利润，以貌似服务的姿态，吸引人们通过“点击”来获得它们自己本身的丰厚的利益。
第二，新媒体以网络自由的表象，传播传统媒体不便传播的内容，它们以所谓的“打擦边球”甚至赤裸裸的违法违规，提供低级庸俗的内容，提供人们为谋私利而看中的机会和方法，为不法经营甚至明显的社会犯罪提供高技术支持。新媒体的所有这些作为，大多起于媒体所有人的谋利动机，但在客观上起到了藏污纳垢、张扬愚昧、传播迷信的作用，甚至起到了对罪恶的庇护、协助以至同谋的作用。
第三，新媒体由于其后台控制、终端指令和决策的运行机制，很多情况下，实际上是在执行其背后操纵者的“隐而不露”、“秘而不宣”的各种使命：人们的各种数据被媒体收集，并被出卖给有关部门和商家。这种情况为社会整合和文化整合设置了大量的障碍以至于原生难题。
第四，新媒体以其高技术的特点深入到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和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许多新媒体机构和许多传统媒体机构一起，大量制造着低俗、无聊以至准暴力、准反动、准色情和准迷信的产品，大量发布各类虚假广告以至违规广告，刺激大众狂热消费，诲淫诲盗，抵消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和文化教化的效果。我们社会文化的健康存在和成长，正受到致命的威胁。
第五，新媒体的意义，不单是给人们提供了新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它们宣示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生活方式以及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媒体的后台控制则成为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督导”。这种督导不可能只是操作程序的，而完全可能是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交往的以至类宗教的。所以实际的人类生活和新媒体提供的人类生活之间形成一定程度的甚至十分紧张的文化时空的拉应力。媒体控制者将成为新媒体时代的最具有权威的各领域的统治者，与此相对，现实生活中各领域的现有的统治者和权威将逐步“淡出”，或者实现自己向媒体统治者的转化。
正由于我们对这种“新”文化现象缺乏一种进行规制的文化自觉，因而致使其处于一种“自发”状态，而所谓的自发状态，就是“随着潮流走”的状态。它们所“随着”的是当前的市场经济潮流，因而商业化和商品化得很厉害!“最赚钱的行业莫过于传媒”，“最能快速致富的绝招莫过于‘触媒’(进入新媒体领域)”。这种情况已经说明，我们的国家和政府已经到了必须对新媒体进行文化治理的时候了!如果继续任其“自由”“任性”发展下去，我们就会反遭其害。
一种依附于新科技的新文化现象的出现，概而言之，对于人类是好事，我们首先应该以积极的态度欢迎它们、支持它们。但是，一种新文化现象的发展和成长，如果管理者对其不主动地、认真地进行文化规制和社会规制，放任市场对它们的裹挟和诱导，就是对它们的生存不负责任的表现。一些人出于无知，也有一些人出于私人利益的考量，对于这些新文化现象，一味出台商业“优惠”政策、一味任其自由地商业化发展，实际上不是爱护而是无原则的“惯养”，对其早已暴露的弊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甚至予以无原则的庇护，这是管理部门的一种严重的失责和失职的表现!治理其混乱，对其进行政治规制、经济规制、社会规制和文化规制，乃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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