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有两个“老祖宗”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民族独立和社会现代化的双重历史任务。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证明，指导完成这双重历史任务的思想武器，既不是孔夫子的儒家思想，也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而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强调马列“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会亡党亡国。这是我们观察和讨论一切中国重要问题(包括中国文化发展问题)的基本原则，否则就会迷失方向，走上邪路。这是大道理，必须反复讲，经常讲，使之深入人心。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除了马列“老祖宗”外还有没有中国自己的“老祖宗”?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而且是优秀的一分子，身体里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液，思想文化上受惠于数千年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滋养。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倘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承认有中国自己的“老祖宗”，那他就是中华民族的不肖子孙，也就不是真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
从更深一层的学理层面讲，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要在中国发生作用，生根、开花、结果，就必须中国化，使之与中华民族融成一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相结合，而且要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实际相结合。在这两方面的结合中，虽然前者是基础，但后者也十分重要，不可或缺。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阐述了研究理论、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的重要意义，明确提出要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数千年的珍贵历史遗产，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里批评研究历史空气不浓时更尖锐地指出：“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只会记诵马、恩、列、斯的成语，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整风文献》(修订本)，解放社编，中原新华书店印行，1949年版，第55页。]他本人博古通今，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精深的了解。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国历史文化三者的有机结合，既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总结，也是数千年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思想中的有些内容并非来自马克思主义，而是直接源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未能在西方取得实践上的胜利，却在东方相对落后的中国开花结果，大放异彩。究其原因，这固然主要是同20世纪中国和世界的现实形势有关，但无可否认也与中国是一个具有丰厚历史文化遗产的国家密切相连。最好的种子或树苗在贫瘠的土壤中也是长不成参天大树的。五千余年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开花和结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和建设，抵制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中国革命上的错误，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侵略、封锁和干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植根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而非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因为如此，我们党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曾一度遭到国外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责难和攻击。
长期以来，我们只讲马列一个“老祖宗”，不讲在马列之外还有中国自己的“老祖宗”。结果在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固然很重要，但这是历史学家们的事，哲学史家们的事，而不是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分内的事。许多理论家依然是如毛泽东在数十年前所批评的那样，只知道马列怎样讲，“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今天，我们应明确地认识到，除了马列“老祖宗”外，还有自己民族的“老祖宗”，要下苦功夫研究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继承和弘扬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倘若丢掉了中国自己的“老祖宗”，就等于中断了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同样要亡党亡国。
中国马克思主义应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总结和概括
现今，我国理论界、学术界绝大多数人都已承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的必要，但在如何理解结合和怎样进行结合上则有不同的见解和做法。
较为流行的理解和做法是：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其中包含了中华民族的智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的结合主要是用丰富的中国思想资料来证明马克思主义原理具有普遍真理性。这是一种通俗化的、浅层次的初步结合，具有一定的意义。但这种理解和做法只是把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当成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注释和证明”，并未能正确把握两者相结合的实质。笔者以为，马克思主义虽是世界历史的产物，反映了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的规律，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具有普遍的意义。但实事求是地说，它主要是西方工人运动经验、近现代自然科学和西方历史文化的总结和概括，未能涵盖五千余年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的旨意应是：立足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科学总结和概括，用其珍贵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蕴藏着无数的珍宝，有待我们以新的方法和新的视野去发掘、梳理和提炼，对其中的概念、范畴、原理和思想加以批判吸取，赋予其新的内涵。文化是一个多层次、多方面的复合体。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最深层次，是民族的命脉和灵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根本上讲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融为一体，使前者内化成为中华民族的灵魂，从而给原有的民族精神以新的内容和新的活力。这里有一个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什么的问题。笔者认为，民族精神是活生生的、发展着的，其内涵既广且深，绝非是用一两个命题和论断所能概括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计其大端则有：独立自主、维护统一的爱国精神;自尊自信、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与时俱进、日新变革的创新精神;崇真求实、经世致用的实事求是精神;天下为公、公而忘私的献身精神;协和万邦、睦邻友好的和平精神等等。这些精神互相渗透，融成一体，其中最核心的则是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主体精神。正是这种主体精神才使中华民族能战胜千难万险，绵延不绝，开拓创新，屹立于世界东方，为人类作出贡献。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继承和弘扬这些精神。
就具体内容的结合而言，绝大多数研究者较多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两者相一致的方面，而忽视了两者各自特有、互补相成的方面。其实，从人类文化的传播交往史看，不同文化间互相一致方面的融合固然有意义，而它们之间不同方面的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则更为重要，更有价值。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显著不同的特点之一是重视人生哲学，以“修身”为本，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中国共产党人将中国特有的“修身论”改造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十分重视纠正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十分强调党性修养，从而保证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中国共产党的党性修养理论和实践为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增添了全新的内容。今天，“修养论”对党的思想建设，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道德建设仍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代哲学讲“修身”并不限于道德方面，而且还有认识论的意义。《管子·心术上》明确提出：“人皆欲知，而莫索其所以知，其所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不修之此，焉能知彼。”这表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哲人已明确提出，为了正确认识客观对象(彼)，必须修养认识主体(此)。继《管子》之后，中国哲学家们进一步提出“公生明”“诚则明”“静则明”“虚一而静”等观点，从认识主体的立场、态度、思维方法和情感心理等方面阐释修养要求。“不修之此，焉能知彼”，这八个字是中国古代哲人对人类认识论的重要贡献，仍需当代哲学家重视和深思。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不讲认识主体的修养，我们应用中国哲学特有的认识主体修养论来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类似以上方面的结合应该甚多。这就要求我们解放思想，突破现有的哲学体系，从中国传统哲学的丰富宝藏中发掘和提炼出更多特有的珍贵品，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人类哲学思想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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