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理论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核心内容。马克思认为，在现代社会，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两个最重要的阶级，这两大阶级的对抗体现着现代社会的政治结构的本质，这一对抗的结果将是无产阶级通过政治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实现人类的解放。然而，20世纪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发展却使情况变得复杂：资本主义体系并未崩溃，而是通过引入组织化和弹性生产而具有活力;工人阶级战后的政治活动影响较小;社会结构的变化并未趋向日益简化的阶级对立，而是变得越来越不透明，到处都在生成复杂的不稳定的“自发的领域”。面对这些情况，20世纪后期以来，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在西方学界受到了不少质疑和批评。清理这些质疑和批评的主要观点及其理论依据，并根据新的时代条件对之做出有力的回应和反驳，成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对20世纪后期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研究的三种主要观点进行简要述评。
一、个体化取代阶级
西方一些社会学家站在实证的立场上，从经验事实中直接寻找证据来反驳马克思的阶级观点。这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开始。到了20世纪后期，西方福利国家的存在使西方社会学从实证主义观点消解马克思阶级理论的趋向进一步发展。1986年，乌尔里希·贝克出版《风险社会》，书中提出：由于西方福利社会消解了传统工业社会的制度安排所依赖的集体意识，人在社会中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变得越来越“个体化”，原来作为社会身份认同的阶级纽带和作为生活方式背景的阶级生涯已经消退，人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将自己个人作为生活规划的核心，因此不再关注普遍的形而上的阶级利益，而转向对控制个人自己的财富、时间和生活空间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贝克宣告：“福利国家支持的劳动市场推动力调和或消解了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阶级，我们逐渐面临没有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现象。”①
贝克这个“个体化取代阶级”的论断带来不少问题。根据马克思的观点，阶级现象乃基于社会的不平等，此不平等由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所导致，因此阶级概念是对于社会不平等的一个解释模式。与这一逻辑相对应，贝克“个体化”理论的一个重要论题就是“社会不平等的个体化”。按他分析，在西方福利社会，不平等仍然存在并且相当稳定，雇佣劳动和贫富分化基本没有改变，但在这个时期，原来基于阶级观念的不平等问题却很少有人提出：“在这个时期，不平等的主题几乎从日常生活、政治和学术中完全消失了。”② 究其原因，贝克认为，这是由于不平等也被个体化了。要言之，在福利社会中，虽然不平等依然存在，但人们的收入水平、教育状况和整个生活条件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结果使得社会原有的等级模式被颠覆，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和个体化使不平等失去了原来的阶级意味，而变成个体化的生活现象;社会不平等的加剧越来越不能作为政治问题提出，而是转化为个人的成败问题。“人们丧失了他们传统的支持网络，不得不依赖于自身和他们自己的个体(劳动市场)命运，即那些风险、机会和矛盾。”③
贝克承认，他的个体化论题并未超出马克思的视野：“马克思很有可能是最坚定的‘个体化’理论家之一。”④ 按马克思的观点，所谓个体化就是人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等级身份关系中独立出来的过程，是一次人的解放;但马克思发现这一独立和解放过程在后来的资本主义关系中，被工人的贫困化和阶级斗争的集体经验所覆盖，所以马克思坚持认为，工人作为个体如何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活并获得解放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个体只有作为阶级的成员才能提出其社会身份问题和解放问题：“马克思总是将个体化的过程和阶级的形成视为同一。”⑤ 但贝克认为在福利国家的条件下，新的个体化过程正在于摆脱了阶级性的社会认同，在这里，“社会危机表现为个人危机。”贝克宣告：“一种马克思和韦伯都没有预测到的社会结构的变体将获得其重要意义。阶级社会将在一个个体化的雇员社会边黯淡下去。”⑥
二、后现代社会中的“非阶级”
一些西方学者从后现代理论对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概念进行解构，高兹的《告别工人阶级》(1980)是其代表性文本。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在其历史性的斗争中所追求的目标与整个社会休戚相关，因为工人一无所有但又无所不在，是一个“普遍的阶级”，他们与所有的工作过程相联系。马克思相信工人阶级迟早会意识到自身的这种普遍性，从而意识到自己能将全人类从资本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潜能。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的组织化造成了劳动力的碎片化，在这个通过信息技术组织全球生产的时代，工人根本没有机会作为一个普遍阶级去控制整个社会生产的整体特性：“在生产结构的框架中，基层工人的权力可视为一种现实的不可能性。……技术和社会的劳动分工、工业机器的庞大规模和惰性，正是因为这一切严格地决定着生产过程的结果和阶段，从而使工人控制生产过程的空间所剩无几。”⑦
高兹认为，后工业时代的生产过程本身摧毁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信息技术的应用带来产业结构的巨大转型，工业中更多的投资所带来的不是更多的而是更少的就业机会，大部分人将加入到长久失业者的队伍之中。那些由于产业结构调整而使其劳动技能变得毫无价值的人成为永久失业者或半失业者，高兹称为“新无产阶级”，他们已取代旧的工人阶级，成为后工业社会人口的大多数。这些新无产阶级不再是一个阶级，它没有组织上的延续性，更没有明确的阶级认同，因此它决非工人阶级的替代者，不具有马克思赋予工人阶级那样的历史使命。在更确切的意义上，他们被高兹称为“非工人的非阶级”，认为他们身上已不再“带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烙印”⑧。至于传统的工人阶级，即处于资本主义生产体制内的那些工人，高兹认为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的存在必须以资本主义的生产结构为前提条件，因此必然认同资本的逻辑。
在马克思认可的旧工人阶级必然被资本的逻辑所同化的情况下，那个正在替代它成为大多数的新工人阶级，其“非工人的非阶级”这一明显的缺陷，在高兹看来却成了优越性和力量的源泉，因为这些新的非阶级者没有理由接受生产决定论者的要么资本主义要么社会主义的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倾向于与资本主义的工作领域完全脱钩。高兹提出，现在社会主义政治的主要问题不是马克思设想的由工人阶级获取权力，而是获得一种自由，来扬弃其作为工人的全部角色，这就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规定的“工作”领域中彻底挣脱出来。在这一问题框架内，阶级的概念无法分析问题，“失业”反而获得了一种积极的反资本主义的政治意义。所以高兹认为，从工人阶级衰落趋势中正产生着新的社会转型的可能性，放弃对工人阶级的崇拜，乃至放弃对工作本身的崇拜，乃是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关键一步。“这是一个关键的变化，从而宣告了向后工业社会的过渡。它意味着从根本上颠覆了资本主义社会既定的意识形态、价值规范和社会关系。只有当它的潜在内涵能以资本主义的替代形式出现，能够把握正在形成的文化变体，并能赋予其政治外延时，它才能消灭资本主义。”⑨
三、多元主体代替阶级
当代西方激进理论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也提出了新的看法。其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当属拉克劳和墨菲合著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1985)。这部书的核心论点就是拒绝马克思为激进政治理论设置的阶级还原论基础，重新构想社会主义的政治方案，其主体不再是工人阶级，而是由各种新社会运动的“领导权连接”组成的多元主体。声称：“现在我们正处于后马克思主义领域，不再可能去主张马克思主义阐述的主体性和阶级概念，也不可能继续那种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过程的幻象，当然也不能再继续没有对抗的共产主义透明社会这个概念。”按照这两位的看法，马克思当初设计的以阶级范畴为基础的政治理论越来越不适合当代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使得当代激进理论“只有拒绝优先化的普遍阶级本体论立场基础上的任何认识论特权，才可能真正讨论马克思主义范畴的现实有效性程度。”⑩
拉克劳和墨菲认为，与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工人阶级的普遍贫困化并没有发生，那种能够把工人阶级统一起来并将其与社会主义政治目标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客观的普遍的“阶级利益”实际上并不存在，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工人阶级的利益和立场经常是由许多无力被整合的、并且往往相互矛盾的情况所左右，工人阶级斗争的方向从社会主义观点看并非始终如一是进步的，反而大多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这就必然得出结论，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并不比其他阶级更革命，马克思关于统一的同质性的作为特权化社会代表的工人阶级观念必须彻底放弃。“马克思主义(必须)认识到，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决定作用并没有自发地产生。”(11)
拉克劳和墨菲没有止步于对当代工人阶级的消极政治状态的现象描述，而是发展了一种对“阶级政治”最初发生情境的历史考察。按拉克劳等人描述，社会分化为两个对立阵营在历史上曾是一个“原初不可改变的事实”，这种社会对抗的政治形式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代人民与旧制度的对立中发展到顶点。19世纪最后30年，工会和社会民主党逐渐成长为欧洲政治的主角，他们开始意识到，只有放弃已变得不确定的“人民”概念，而代之以“阶级”概念，把人民反抗权力集团的斗争转入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才能使民主运动向更高水平的政治合理性发展，并走向更加稳固的政治控制。总结这段历史，拉克劳和墨菲得出结论，认为上述从“人民”向“阶级”的转变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虚构的转变”，而马克思运用阶级斗争学说对西方社会政治格局所作的新反思，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生的，即：人民与旧制度之间的二元政治空间分化已经耗尽了自身的政治解释力，再也无力说明工业社会所特有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于是马克思才试图根据新的阶级对立模式来思考社会的不平等和对抗性等基本事实。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的新原理从一开始就存在严重缺陷，因为社会总体并不是分化为两个相互对立的阵营，阶级斗争不可能自行成为政治领域分化对立的界限。拉克劳和墨菲提出：“拒绝被赋予特权的分裂点和把斗争会聚到一个统一政治空间，相反，接受社会的多元性和非决定性，对我们来说是两个基本论点。在此基础上，一种新的政治学说才可能建立起来。”(12)
四、对三种观点的简要评论
总起来看，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上述研究，全都基于当代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一些经验事实，强调马克思的经典学说无法解释这些新事实。笔者认为，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这些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它提醒我们，必须根据已经变化的时代条件来重新发掘和认知马克思阶级观点的理论资源及其当代意义。而一旦我们就此做出深入思考，便会看到对马克思阶级观点的上述研究有一个致命缺陷，即这些批评者全都没能正确理解马克思阶级理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特征：在马克思那里，阶级和阶级斗争不仅仅是一个事实问题，更是一个理论问题，是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结构所做出的一种理论解释，因而是马克思在政治哲学上的一个重大建树。简言之，马克思政治理论的中心任务是揭示发生于资本主义经济领域的压迫和对抗性问题，马克思将其描述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和统治。这一全新的政治理论创意有其坚实的历史依据。从历史看，资产阶级的胜利意味着等级制的取消和直接以资本为基础的新权力结构的建立：由于资本主义是一种以赤裸裸的经济利益主导整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它的国家和法律等政治形式全成为经济统治的中介，仅仅是为了将财产权力的关系确定下来的工具，所以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必然趋于简单，整个社会划分为资产者和无产者，即富人和穷人;同时权力和统治等政治范畴的含意也发生相应的畸变，即权力和统治从根本上意味着资本的权力和统治。这种社会转型在政治上的突出表现就是，法国大革命以自由和平等名义进行的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斗争，在取得胜利之后变成一种新的不平等，也就是资本和财产权的压迫，资产阶级反抗政治压迫的结果却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压迫。这就是马克思发现的政治解放与社会解放的关系问题，它构成了马克思提出阶级理论的深层根据。(13)
从今天的现实来看，尽管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西方社会结构经历了重要的变化，但不可否认，财富、收入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平等却更加发展，当代西方社会的政治对抗更突出的表现为经济领域的权利统治和不平等。这意味着，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体制的压迫和对抗性本质并未消除，对此，阶级观点仍是最重要的政治解释之一。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许多西方学者重新恢复了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兴趣和信心，提出应继续保留这一理论的关键观念和关键原理，并引入某些新的分析工具对其加以改进，来捕捉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特征，如美国学者埃里克·赖特出版了《阶级》(1985)、《后工业社会中的阶级》(1997)等一系列著作，在这个领域做了重要探索，在西方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有更多学者开始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概念重新审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社会不平等及其与政治控制权的关系，并将这种研究扩展到文化、教育、城市、犯罪学等更广泛的社会领域。(14)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第107、112页;第111页;第112页;第116页;第117页;第122页。
⑦⑧⑨Gorz, A. ,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London: Pluto Press, 1982, pp. 51～52, p. 68, p. 81。
⑩(11)(12)[英]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鉴传今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第4页;第95页;第168～169页。
(13)参见拙文：《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及其路径》，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14)参见戴维·李、布赖恩·特纳主编：《关于阶级的冲突：晚期工业主义不平等之辩论》，姜辉译，重庆出版社，2005。
原标题《20世纪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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