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吹选择性反腐的刘胜军参加总理经济座谈会 -

　　因在国际金融财团媒体《金融时报》上发文要求中共“选择性反腐”、同时又在国内媒体发表反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有制为主体”、主张国企私有化的言论，刘胜军已然成为国内反社、反反腐败的代言人。这样一位引发广泛争议的人物，7月15日竟出席李克强总理经济座谈会，并在座谈会上谈国企改革，大谈“进一步破除行政垄断”、“放开民间资本进入一些领域的行政壁垒”，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作为新自由主义学者中的一员干将，刘胜军常年坚持国企私有化、土地私有化与金融自由化的政策主张，以打破我国“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己任，甚至公开表达对十八届三中全会依旧“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不满。

　　2012年的时候，刘胜军转发张维迎的一条微博，并加了自己的按语称，国企私有化、土地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是下届政府(即习近平政府)的3大任务。

　　去年年底，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出来以后，刘胜军就表达了自己对《决定》中有关国企改革部分的失望：“国企改革最大的梗阻并没有突破，即意识形态上的障碍。”这个阻碍国企改革的“意识形态障碍”是什么?是“《决定》坚持‘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刘胜军认为，“这样的提法可能意味着未来国企改革仍将存在很大政治阻力。”

　　很明显，“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有悖刘胜军心中的“国企改革”，是亟需突破的障碍。这样想来，习总书记也是这群人试图突破的障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

　　刘胜军鼓吹国企私有化，在《刘胜军：社会矛盾倒逼中央改革能否落地不乐观》一文中阐述得更加清楚：“从《决定》来看，国企改革是有一些突破的，比如国有资本的概念，这是一个很大的理论创新。这个创新它的含义在于给将来国有股的减持、甚至说很多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打开了一个空间。关于混合所有制，现在提出要鼓励民营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这样很多地方国企将来就可以逐步转化成混合所有制，甚至私有化。”

　　刘胜军不单自己鼓吹误导国企改革走上反社会主义的邪路，而且还公然要求中央将持有这类“邪路”观点的人保护起来。刘胜军在《金融时报》上发表的《中国需明确目前反腐与改革的关系》一文露骨宣称，现阶段中国必须“选择性反腐”，“‘选择性’的标准应该是：对积极推动改革的官员应该降低反腐力度，对阻挠改革的官员应该加大反腐力度。”，并建议中央“反腐时优先‘关照’那些阻扰改革的官员”。

　　从刘胜军自身主张的“改革”来看，其实质是要求中共中央将推行新自由主义、反毛反共同时又违法乱纪的官员保护起来。刘胜军的意见代表了一些党政军内既腐败又反党、搞新自由主义、谋求宪政推翻共产党领导的群体的意见。

　　刘胜军此言一出，舆论哗然。一方面，中纪委打了一些位高权重的老虎，另一方面，鼓吹新自由主义、政治上反共反社、涉嫌严重违法乱纪的官员比如孔泾源、胡德平、秦晓、任志强等人，却一直逍遥法外，甚至愈发张狂。民众本以为这些大老虎、中老虎、小老虎早晚被打，然而，刘胜军言论一出，使大批民众觉得中纪委似乎正是在执行刘胜军“选择性反腐”的战略。刘胜军妄图绑架中纪委，高调提出中纪委已经执行其主张进行了“选择性反腐”，误导人们对反腐的认识，结果民间流言四起。一时间，民众对反腐丧失了信心。

　　可见刘胜军“选择性反腐”的论调十分有害。孔泾源、胡德平、秦晓、任志强等人，是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坚力量，在他们的背后，还有更大的更腐败、更反共的大老虎，他们要做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瓦解共和国，进一步洗劫全民财富。

　　刘胜军们要保护这群人，是希望中纪委停下审计招商局、中投等公司的步伐，是希望中纪委停下审查金融腐败的步伐，毕竟如果严查招商局，势必查出秦晓的惊天大案，严查中投，则楼继伟也必须要为海外投资的重大亏损负责……新自由主义的反共团伙大多干过见不得人的犯罪勾当，所以才需要“选择性反腐”进行保护。倘若他们个个堂堂正正，何来“保护”一说？刘胜军自知自己这群人经不起调查，之所以提出“选择性反腐”的意见，是为了保护新自由主义、反共的有生力量，继续在中国互相帮衬提携，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走向资本主义邪路。

　　这样一个公开提出反社会主义、反反腐败主张的学者，国家各部门都应该与之彻底划清界限，以表达对习近平所领导的社会主义方向、无差别的反腐败的坚定支持，怎么能够邀请这类反社、反反腐败的人参与总理经济座谈会，来对我国当下的国企改革指手画脚呢？这在客观上助长了刘胜军们的嚣张气焰，推动了刘胜军们反社、反反腐败等有害观点的传播，非常失当，不可不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