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22日，召开有关国企改革话题座谈会。会议由站长范景刚主持，昆仑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昆仑岩，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有资产管理研究中心原主任高梁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思远，北京市城郊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张文茂，北京教育研究院退休干部李树泉，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海波，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献田，《国企》杂志研究部主任郭松民，民间学者许玉杰，中美商学院副院长李新政教授，著名革命作家魏巍长女魏欣，东博书院工作人员张清等到会并作了发言和交流。因时间冲突未能到会的清华大学教授李定凯通过电子邮箱转发了他的观点。大家一致认为，国企私有化违反宪法，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得人心，必须坚决刹闸。特别是昆仑岩将军作了长篇发言，痛陈国企私有化的危害，表明了坚决刹闸私有化改革的决心。其他同志也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国企私有化改革的现状，提出了一些对策。
● 回顾改革方向的变化历程、后果、动因
昆仑岩：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时一开始搞改革，是为了转变体制、搞活经济。
首先是改革初期的头十年，从农村开始，农村包围城市。为了先解决把农村经济搞活的问题，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活是活起来了，但确实带来了问题，把农村集体经济搞空了，只剩了一张皮，都是个体大包干、包到户，所有制结构实际上已开始调整，而且直接影响到城市经济。
其次，到90年代初期，要想解决的问题，是要把我国整个经济纳入到市场经济轨道上去，全部经济都要市场化，而且要加入WTO。在这么一个背景下，于是，开始对城市国有经济开刀。起初说，要把国有企业搞活，后来老是搞不活，就换了个词，说“不是搞活，而是搞好”，办法就是把不好的卖掉，剩下的就是好的。这就开始抓大放小、卖差剩好，在中国开了大范围大规模贱卖国企的先河。在一个一个被卖的企业里，几乎找不出有哪一个企业卖得没有问题，哪一个国有资产没有被低估，甚至有意识地把原先不错的国企给搞亏了、搞垮了，然后再把它贱价出卖，否则就卖不出去。这样，就把整个国有经济的元气给搞伤了，把整个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基础给搞伤了，而且在国有企业的低估贱卖中，养肥了一批靠权力与市场相结合、侵吞国家和人民财产而形成的权贵利益集团。
再往后，进入新世纪以后，一直到十八大之前。在这个阶段，就发生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也听不到谁再说经济不活了，相反都说经济搞乱了，活得有些过分了;另一方面，仍要求所剩不多的国企在改制中，继续向外资和私资转让产权。如果说你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搞改革，那么你体制改革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而且经济都搞乱了，活得过头了，但你照样还要拿国企开刀，还要把国企私有化往前推，这是为了干什么?这已经不是为了体制搞活，而是纯粹为了私有化卖国企，是为了权贵利益集团的利益。
它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这个十年，国家乱套了，不仅是国有企业，还有土地、资源都被卖了，整个国家从上到下腐败肆虐，所有的东西都市场化，所有的部门都产业化，连文化也产业化，还有教育、医疗卫生都去赚钱，全都乱套了，财富分配两极分化，社会矛盾突出，各种乱象四起。这个时候的改革，有什么实质意义的进展呢?政治上采取了高压维稳，强权保护改革过程中的种种腐败。所以我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生着一种改革目的性质由体制到制度的悄然演变。有些人想搞的已经不是体制改革了，而是想搞制度革命，想摧毁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基础。
这种从体制到制度的改革性质演变，它有两个动因：一个是这些权贵利益集团看中了国企最后这块肥肉，把它看作唾手可得的“改革红利”，这种贪婪再加上他们消除后患的企图，想解决对所掠夺国家财产的后顾之忧，驱使他们要进行制度革命，把改体制变成改制度，在中国彻底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来保护他们的财产;另外还有一个动因，就是在国际竞争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利益集团、大财团，把中国的国有企业当作眼中钉，认为这个航母编队不打掉，对国际垄断资本利益威胁太大，所以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国外里应外合，掀起了“倒中国国企”的新一轮浪潮。
● 改革必须要和反腐败配套
昆仑岩：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总书记是看得非常清楚的。为什么习总书记一主持工作以后，就从反腐败开刀?他实际上是感觉到这些年中国的改革，已经被那些搞腐败的，特别是有高层背景的权贵利益集团挟持了，变形了，走到歧途上去了。但是，他也不能笼统地说中国的改革不对，而是在实实在在地做纠偏工作。所以新一轮的改革，特点是一边杀着腐败，一边在推着改革。习总对中纪委提出了明确要求，就是改革必须要和反腐败衔接配套，不能在改革的过程中又搞腐败。
不能否定，国有企业本身也有腐败问题,否则也不会干了那么多坏事。没有它自身的腐败，哪有高层的腐败?高层的腐败，实际上就是权贵利益集团利用了国有企业本身的漏洞，使它变成了他们自己的财产，甚至变成外国资本的财产。所以，国企本身还确实有需要进一步改革，健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问题。但也有另外一方面的改革问题，就是在这样一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国有企业怎么更好地继承和发扬过去我们国企管理的一些好的传统?为什么现在腐败这么多?很大程度上，是把过去毛主席在的时候所肯定的“鞍钢宪法”那一套给丢了。“两参一改三结合”，那是在世界发达国家都得到认可和推广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现在我们却全部给取消了。过去改革开放前，我们没听说过国企怎么腐败，哪个厂长、党委书记敢乱来呀?后来，不要党委了，只要厂长负责制了，再后来，职工代表大会的权力也统统没有了，没有说话权了。甚至现在用工人就到劳务市场去临时招，干了活就让走，职工一点权利都没有，都这种状况了。我们社会主义企业工人当家作主的权利没有了，党的领导没有了，民主管理监督的传统也没有了……腐败不泛滥才怪呢!
● 国有企业不能削弱只能加强
杨思远：
我们中国现在要崛起，靠的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落后国家的发展崛起，特别依靠的是集体力量、国家政府力量。国有企业正是这样一种企业制度。国有企业它不仅是我们的一种制度选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支撑，另外它很重要的还是，我们在新一轮的国际竞争当中，在新的世界体系当中，中国能不能崛起，能不能取代美国的一个关键支撑，参与国际竞争关键是靠国有企业。
正因为如此，所以说现在在国际斗争当中，像美国、日本，他们感受到的更大的威胁，正是来自于中国的国企。所以我想讲第二点，就是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国企在这轮改革中，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我强调的一点就是，这次国企改革的加强，要利用我们将近四万亿的外汇，把这些沦落的战略产业，要以国有企业的形式买回来。
张文茂：
还有一个问题，实际上国企在我们整个国民经济或者说在中华民族复兴当中，它的战略地位和作用，这方面仍然需要加大宣传和研究的力度。我们现在很多问题积累的社会问题，恰恰是因为一方面国企被削弱了，另一方面是因为国企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放弃了，而导致的。
● 混合所有制，应该怎么“混”?
昆仑岩：
国有企业本身的改革是要解决这些问题，说不改革，肯定是不对的，但这种改革，绝不能说一卖了之，也不是一混了之。
如果中国，国有资本控股搞混合经济，能够把整个国民经济都控制住，那也不得了。但问题严重的是，私改派他们是“以卖代混”，还“不设底线”。混合经济是个筐，什么货色都可往里面装。实际上，我们是面临着两种国企改革道路的斗争。
同样是一个三中全会决定，同样是一个国企改革的大方案，同样是一个混合所有制经济形式，不同的人在想干不同的事情。从实际操作过程看，想搞私有化的这些人，等不得总书记作为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最后定盘子，也等不得国资委把方案研究好，是先干起来再说。我说他们对付总书记的办法：第一是封杀。总书记讲话不往外传，包括总书记在两会上的讲话都不往外传，两会代表也不呼应，媒体也不宣传。要叫我讲，人大是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总书记在代表们审议报告时两次讲话，发表了那么重要的意见，应该补充到政府工作报告中去呀?可是他们理都不理，就像没讲一样。第二是施压。不听社会上的正义呼声，不等中央研究确定国企改革的规划方案，就通过发改委直接召集央企，召集大型国有企业开会，部署任务，照样说卖就卖，不设底线。第三就是硬干。中石化、中石油先硬干起来，甚至中石油提出要100%卖掉东部管道公司。这让那些经济专家都疑惑：百分之百都卖掉了，还叫混合吗?这混合根本谈不上，而且都是优质股权，全部都要卖光。它的东部管道公司本来是准备拿出部分股权搞混合经济的。股权卖给谁?卖给社保基金和工商银行等机构，成立联合管道公司东部公司，由中石油控股。可现在突然就决定100%都卖给外资和私资，这个步子迈大了，连中石油自己的人都讲思想跟不上，而且下一步准备卖的更多。
张文茂：
国企，一定要国家掌握控股权，你如果连控股权都丢掉了，不是你控制人家的资产，而是人家控制你的资产了。这个东西在世界上，我就想到90年代初，农村集体企业改制的时候，当时打的旗号就是搞股份合作制，后来弄来弄去，集体不能在集体企业控股，你控股就说你改革没到位,结果不控股就卖吧。如果说在股份制或者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个问题上不强调控股权，那么这个问题肯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刘海波：
比如混合所有制，我觉得对于现有的国有企业，在一级单位，是不可以混合的。铁路总公司不仅不适应于公司法，而且它一股都不能混合。我能去占有共青团一股吗?你为什么不把共青团分我一股啊?因为根本就不是这种性质的组织，也就因此在第一级，比如他们说，第一级是国家，剩下就是混合所有制，就是错的。比如说这种不同类型的这些企业组织它不是集财产权利跟股东所有制组合起来的，所以根本就不存在加入一股的问题。再一个，就是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有个概念，就是强调职工持股，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它强调职工的身份权利……
巩献田：
国企加入职工持股，就是过去六十年代我们批判的人民资本主义，是为了资本主义延缓它的寿命，它采取的一种精明的办法。职工持股是错误的。
郭松民：
一是目前的混合所有制，其实是想搞一个经济统一战线，用国有资本为统帅，调动、整合整个民族资本，参与国际竞争。对许多企业来说，没有必要百分之百都是国有股，那样反而浪费资金，国家能够控股就可以。搞统一战线对政策制定的艺术性、领导能力有很高的要求。搞得好了，有利于国有经济发展壮大，搞得不好，被私企、外企统一了也是很有可能的。从党史上看，陈独秀、王明搞统一战线就不行，但毛主席搞统一战线，就把革命引向了胜利。
许玉杰：
就是要拿我们手头的钱，把外资占有的国有企业买回来，把私人企业占领的挤回来。混合不是混到我这，而是我要混到它那里面去，把它挤走。
● 国企要不要垄断?是做大做强还是要分拆?
许玉杰：
国企要不要垄断?我四五年前写过一篇文章《不让国企垄断让谁垄断?》，观点就是，你既然在资本主义这样一个环境下搞经济，你既然要和资本主义接轨，你必然要搞资本主义，必然会去竞争去垄断。这不可避免。人家全部垄断，你不垄断，你怎么竞争?必须要垄断，不垄断将一塌糊涂。
我认为，以垄断对垄断，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如果人家是垄断，而我们是分散的，我们是腐朽的，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国企搞强搞大。
国有企业是做大做强还是要分拆?
既然国有企业的性质决定了，你是我们整个共产党的定海神针，是我们国家的稳定器，那么你只能越大越好，不能越拆越小。
巩献田：
还有反国家垄断?只有中国在反国家垄断，日本法律明确规定反对个人垄断。国家不垄断，还让谁垄断?
张宏良：
最近美国国会开会，一个美国国会议员讲得也很好，他讲：真正对美国未来构成威胁的现在不是中国的军事力量，而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我觉得这个议员很有眼光，因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发展，和平崛起，只能靠两个东西，一个靠精神力量，一个靠国有企业。
私有化不成，就给你分散了，降低你的竞争能力。因为一旦一分为三，规模下降了，容易被削弱。而分散化，现在一个打着反腐败的旗号，再一个打着反垄断的旗号。其实垄断是个伪概念。反腐败问题，确实今天这个反腐败从产业上来看，确确实实有些选择性反腐。你看，对准的都是高铁、石油、电力这些基础产业，而且都是中国发展规模最大的，对美国利益威胁最厉害的产业。而真正的腐败产业，像司法、金融，反而没有动。尤其是金融领域，不但没有动，而且还在紧锣密鼓地向前发展。
● 只要国企私有化了，共产党不用搞政治体制改革就垮了
张宏良：
最近张维迎讲的一段话我印象很深刻，我觉得他很聪明，我一直认为他是新自由主义者中最聪明的经济学家。张维迎讲，既然政治体制改革共产党不高兴，它发火，不让搞，咱就不搞了，就搞国企改革，只要国有企业私有化了，共产党执政基础自然就完蛋，你不用搞政治体制改革它就垮了。我觉得他特高明。这也从反面论证了这次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性，所以这次国企私有化必须挡住。
张文茂：
国企是最后一块阵地。这个阵地失守了的话，他们用不着搞政改，只要把国有企业这块打掉，你这个政改改不改就不由你了，你整个基础都被挖掉了。这是很危险的。
● 保卫国企，不仅是经济斗争，更是政治斗争
许玉杰：
我们现在保卫国企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斗争，更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资改派不是仅仅在经济上捞到好处就算了，而是还想在政治上推翻共产党，搞多党制。现在他们把共产党的经济基础抽掉，把国有企业给搞掉，这样你共产党也就没基础了，所以这不仅是一场经济斗争，更是一场政治斗争。这是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他们的目的，还是要打倒共产党。先是把你经济搞黄了，全部私有化了，你就只有跟着走多党制的道路了。对这个问题我想我们还是要清醒一点。
张勤德：
很多同志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角度看出了还要进一步搞私有化，会改变我们共产党性质，但是我们还要从另一个角度，就是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个角度来讲清这个关系。这一点俄罗斯的丘拜斯讲了一个观点，他说，他们搞经济上的私有化，就是经济上的考虑只占5%，95%是考虑的政治。
● 要推广好的国有企业的经验
高梁：
过去我们在改革初期，是要破除旧的不符合生产力要求的这种陈旧的体制，是“破”字当头。按照现在的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我们应该着重探讨、建设、完善公有制企业的一套成熟经验，多到下面走一走。其实在这之前，已经有不少人对我们好的国有企业的典型，包括大中小企业，工业的、交通运输的，都有很精辟的总结，特别是好的经验。为什么不能把他们的经验汇集起来，逐渐形成、梳理成一套有系统有条理的管理方法或者案例来进行推广?这就是制度建设嘛，而不是要急着私有化嘛。我想恐怕最要紧的是改革的关键词要变，要从“破”到“建设”。
探讨治理的现代化，不光是国家要治理，企业也要治理。过去好的经验为什么不能发扬光大?你现在强调党政干部要走下去，要接地气，企业干部是不是也要这样?我们改革以来，吸收了很多外国好的管理经验，但也引进了一些很糟糕的东西!我有个基本观点：中国从1992年以来，过分地转入了全球化，所以高管就向跨国公司看齐;农民工大量地涌向了沿海，进入血汗工厂，每月1千来块钱，把国企的工人的工资也拉低。我们的国企，在中间承担的结构升级优化的社会责任这一条是不能放弃的。在这个前提下，尽量地改善内部的干群关系。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毛泽东时代是非常强调的，“鞍钢宪法”不是讲一条嘛，如果长期脱离群众，工厂的干部和群众，就会变成尖锐的阶级对立关系。讲得多好!问题是现在一卷到市场经济中间，把过去的好传统也给冲掉了，所以我觉得要恢复这些传统。
李新政：
人民群众、劳动者，在国企改革里面，它到底占有什么地位?有两条我认为必须坚持。最近我参加中央电视台一个活动，就是点评江苏省常熟市江南仪表总厂厂长袁勤生的管理思想。他的管理思想真的很好!我认为在中国和世界管理思想里面是最前沿和最好的。就两条，第一条：共同富裕。必须让劳动者、职工有经济地位。没有经济地位，那就不行。私有制是腐败的根子。第二条，就是江南仪表总厂坚持的职工民主权利。没有民主，没有说话权，人格得不到尊重，那就不是社会主义。袁勤生这个厂，他在位二三十年，没开除一个工人。他说，开除工人，是厂长无能的表现，是资本主义私人企业的一个特征。按规定，厂长有开除工人的权力，但他说，我不要这个权，如果我要这个权，我这个厂长的性质就变了。他认为工人是企业的主人，我有什么权力开除主人呢?你犯错误，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但我决不开除。犯罪，该进监狱就进监狱，回来以后，我照常欢迎。这就是保证职工的民主权利。以上两条满足了，社会主义企业才会搞得有声有色。
许玉杰：
国企要建立怎样的管理机制?我们现在都顺着新自由化的理论，顺着资产阶级说话，要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这是错误的，是一个陷阱。国有企业不能建立他们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应该严格按“鞍钢宪法”这个道路走下去。你国有企业假如不政治挂帅，不成为国家的定海神针，不成为国家的稳定器，不为人民着想，你还叫什么国有企业呢?必须要政治挂帅。你搞什么职工持股、高管持股，这些东西全部是变相私有化。甚至现在的董事长、总经理，这套全是变相私有化。另外，这几年，国有企业搞现代企业制度，出现了许多腐败，就是这种制度造成的。我们国有企业不能建立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应该走“鞍钢宪法”的道路，走职工严格监督、党的正确领导、坚持政治挂帅的这条路。
● 为什么要搞国企，怎样办好国企，国企改制本质是什么?
李树泉：
为什么要搞国企，为什么要搞公有制?它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必要但不充分，你光有公有制不行，你一定要把公有制和劳动者的切身利益紧紧地挂起钩来。我们这次改革，下一步就是要恢复科学社会主义，就是要从雇佣劳动制度下解放工人阶级，就是要给6千万下岗工人平反，……
李定凯(电邮)：
怎样按照社会主义方向办好仅存的少数大型国有企业?
我的看法是：
1、国有企业在资本总量上要有序地而非盲目地扩张，增加国有经济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
2、要改变国有企业现在的管理体制。要像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一样，也要实行党对国有企业的绝对领导，实行的形式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职工参与对企业的管理和监督。没有党的集体领导和职工当家作主这两条，即使有国有企业的名号，结果必然蜕变成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
张宏良：
国有企业需要改革，但国有企业改革不是产权改革，而是管理体制改革。而管理体制改革主要的问题，是个民主管理的问题。中国有很成熟的模式，就是民主管理模式。下一步，中国国企改革必须朝这个方向发展。
郭松民：
谈论国企改革，必须要认清中国国企的出身和西方国企完全不同。西方的国企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中国的国企则是人民革命的产物。国企改制本质上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或者资产阶级对中国人民革命的反革命，目的是把属于人民的财产变成私人财产。对国企改制的问题，必须站在这样的高度才能认清其性质。对中国的国企，决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
● 威胁国企的危险来自哪里?为什么说今后的较量会更激烈?
张文茂：
现在威胁国企的危险来自三个方面：一个，就是国内的主张私有化的这种势力，还相当强大。他们所说的国企改革，实际上就是进一步地私有化。这是一部分势力。另一部分势力，就是境外的，包括以美国金融资本为主的境外势力。他们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打掉国内经济的国企这块，使其进一步私企化、买办化，这是国内国外两个因素。国内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它们地面临方债务危机严的峻形势，有卖掉国企还债的冲动。
这三条导致我们现在整个国企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尽管习总书记在这个问题上反复强调，但是我们非常清楚地感觉到，想把国企私有化的势力，是相当强大的，不管是从国内斗争考虑还是国外考虑，还是从地方债务这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我觉得左翼还是应该大声疾呼。
张勤德：
第一，国企私有化是个既定方针，因为《2030年的中国》是作为路线图的，这个已经定下来了。这个路线图是中美智囊机构联合制定的。
第二，混合所有制改革本身是经过三中全会通过的，大多数的省级干部也是举过手的。他们会利用这个合法的手段继续跟你较量。
第三，暴富集团想瓜分国有企业这块肥肉，对他们来说是志在必得，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而且这个口子如果一开，让你停了，这对他们威胁太大。他们会看到这一点，所以就拼命地进行这场较量。另外，好多地方官员发现房地产不好搞了，他要靠卖国有企业来还债。
再一个，美国也公开施加压力了。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就说：要加快改革，加大对私有领域的重视，减少对国有企业的重视。实际上在施加压力。
第三个问题，这么多年来改革最大的教训什么?是中国长期处于初级阶段，而初级阶段被解释成“不问姓社姓资”，当作“思想解放”。这套理论出来以后，初级阶段理论和中国特色都成了筐，搞那套私有化，都有依据了。补课嘛，就要搞点资本主义，这个就是要害。
● 现在确实是到了一个决战状态
高梁：
我历来也是这么个主张。现在确实是到了一个决战状态。所谓资改派的目标很清楚，它不是隐晦的，是公开的，他们属于攻坚战，……。
我的看法是：目前，国企到了目前的状态，是比较严峻的。因为不仅是过去已经从腐败改革中得到好处的这帮权贵阶层，他们希望从法律上保住自己得到的肥肉，现在还有在体制内的一些人，他们在期待着新的一轮腐败改革，以步他们的后尘。我看有些企业领导人中，这种人是有的，而且为数不少。所以这些话反过来讲，归根溯源，我国在改革开放前，整个社会，我们的党，全社会、企业，基本的理念，大家是上下一心的，从管理上讲，是发扬群众路线的，讲群众路线，一心为公。但从市场化改革以来，应该说，我们在三十年来，在意识形态领域，逐渐走向守势，而且步步退让，最后就是私字当头，甚至有段时间，到了突破道德底线，成了腐败有理，不腐败不能改革。大家查查十年前、十五年前，今天这些大腕的经济学家们在说什么。一查，白纸黑字：腐败是好事。他们那时大力鼓吹腐败，说不腐败不能改革，腐败才能私有化。到后来，忽然间，矛头一转，反咬一口，说你共产党没救了，你腐败!谁叫这样做的?所以，要把话语权拿过来，就要翻老账。
张勤德：
为什么当前围绕着这场“混改”的斗争，我们双方都看着是一场“生死决战”?
我们的对手也是看作一场决战的，因为他们提出了“背水一战”，就是不留后路。这一战是关系生死存亡的。包括昆仑岩将军也是看着最后的斗争的。这也是生死决战。为什么会这样?这个问题我觉得值得我们深思。
● 用什么样的斗争形式最有效地进行反击，防止私有化?
张勤德：
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我觉得，我们要发动群众。要保卫国企，最大的依靠力量是国企本身的工人阶级，也包括下岗工人。
郭松民：
三是我们要争夺关于国企的话语权。现在在新自由主义的蛊惑下，国企被置于道德洼地，私企反而站在道德高地，这是不正常的。我们必须明白，即便是在新自由主义的话语框架内，私企也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现在只谈国企腐败，不谈私企腐败，是非常片面的。
四是保卫国有企业，最主要的是要找到保卫国有企业的物质力量，这就是国有企业的员工。平时光靠我们在网络上呼吁，这个力量是有限的。从世界各国的经验，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推行私有化的最大阻力，就是国有企业的员工。国企工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抗议行动，来向主张私有化的政府施加压力。网络的声音，左翼知识界的声音只有和国企工人保卫国有企业的行动结合起来，才是真正有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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