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健 赵磊(整理)
按：2014年7月16日，成都部分左翼学者以“中国当前局势”为题，与美国犹他大学李民琪教授展开了座谈。参加座谈的成都学者有：赵磊，朱明熙，叶劲松，葛令志，胡德全，李永康，巫峡，赵永健等。下面是讨论文字整理搞，未经发言者本人审阅。
l 赵磊：
我们成都的左翼朋友，对李民琪老师再次来到成都交流，表示热烈欢迎。我建议，还是请李民琪老师先做一个发言。今天的议题，是中国当前的局势，咱们就这个议题进行漫谈。下面请李教授先发表高见。
l 李民琪：
既然是漫谈，那就随便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我记得去年大概也是这个时候，咱们进行交流的时候，那时候对中国的局势的一些动向，比如说，当时认为，体制内的主张，可能有一些差别。虽然说，经济系统里面新自由主义的动向比较明显，那么党的系统又是什么态度呢?当时还不是很明朗。后来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很明确了：一个是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另一个是国企改革要按照混合所有制的方向来进行。我觉得，基本上确立的这个经济改革思路，实际上就排除了以其他方式来走中国经济道路的可能性。
从中国经济的角度来看，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路线虽然说，短期内可能对少部分人少数的集团有利，但从未来的发展来看，恐怕会加速中国经济危机的到来。中国经济过去二三十年有比较高速的增长，除了社会主义时期留下的经济基础以外，主要是：第一，是对廉价劳动力的剥削;第二，是对大量廉价资源的消耗;第三，是对西方国家市场的出口。现在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出口这方面越来越困难。廉价劳动力方面由于中国工人阶级的兴起和中国工人斗争的加强，以后也会越来越困难。在环境资源方面，中国环境危机很多方面也已经接近临界，特别是资源方面，中国对资源进口的依赖，对石油进口的依赖越来越难以持续。
那么，这些趋势已经给中国经济造成了难以克服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一些缩小贫富差距的措施，发展公有制经济，对有严重污染的、严重剥削劳动力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加以抑制的措施，本来有可能缓和这些矛盾。但是，由于现在流行的这些经济政策不采取这些办法，那么，按照这样的趋势，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各种问题，经济的、政治的、环境的，都有可能集中爆发。我先开这么个头。
l 赵磊：
李老师讲的观点，我赞同。李老师这个观点是一以贯之的。美国的很多马克思主义教授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有同样的看法。按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思路继续下去，中国的经济将会出现严重问题，危机的可能性正在加大。
现在标志性的经济指标，像房价、物价、产能、外贸、GDP，这些数据的变化越来越不利于资本的生存和发展，可以说正在危及资本的生存与发展。这个是不争的事实。为什么这么讲呢?一句话，利润的空间越来越小了。李老师有一篇文章写很好，就是讲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和资本主义危机的关系，里面有很多数据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那么，为什么利润率会趋于下降呢?就中国的情况来看，这是产能严重过剩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已经清楚地揭示了这里面的本质性的东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一个失衡经济。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生产总是大于消费，供给总是大于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用增大供给的办法来解决供给过剩，只能是扬汤止沸。
在主流经济学的眼界里面，房价、物价、GDP，这些数据的变化，对老百姓的生存发展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影响?他们在嘴巴上说很重要，实际上并不重要。因为在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里面，只有资本的利润率才是天大的问题。所以，尽管他们的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都强调要重视劳动重视消费，但是劳动和消费在政府的政策里面，其重要性远远低于不及之资本的权重。所以我们看，国务院目前的经济政策着眼点，仍然是供给学派的主张，在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上，发展混有制，简化审批程序，定向降准，鼓励民间金融发展，等等，这一系列政策多是从资本的立场出发。资本的立场实际上就代表着供给方的立场。所以扩大内需喊了很多年，但是成效究竟怎么样?大家心知肚明。
另外，就是调结构的问题。面对越来越严重的产能过剩压力，政府把调结构当做经济政策的核心任务，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官方也好民间也好，面对经济减速的压力，调结构的动力似乎也很大。但是，刚才李老师也讲到这个问题，离开了消费的支撑，无视分配政策的调整，你眼睛只盯着资本而无视劳动的调结构，这个调结构就是一个空谈，是茶杯里的风暴。调来调去，经济结构都是做消极变化，甚至是扭曲变化;很难达到健康的、可持续的经济结构的结果。
所以，这个调结构，我觉得实际上它落入了一个空转。我举个例子，现在政府鼓励创业，着眼点在小微企业。这说明什么?从生产力的角度看，这说明，既定的存量资本已经越来越缺乏活力，需要注入增量资本来增加新的活力。但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这说明，食物链顶端的大型食肉动物（大资本）已经缺乏充足的下端食物链的保障了，需要从供给方面增加中小资本来补充下端食物链，为大资本的生存发展提供必要的养料。
大学生毕业了，过去是进入市场被资本雇佣;现在大资本吸纳就业的能力越来越弱，于是政府鼓励大学生赶快去开公司办企业，创业门槛很低，10万元钱也可以开公司办企业。当然，减少取消审批和繁琐程序有助于小资本的生存发展，有助于缓解就业压力，也的确有成功的后起之秀冒了出来。但是在我看来，严重过剩的市场就是一架张开大口的绞肉机，鼓励小微企业这种做法，不论主观动机如何美好，客观上其实是让进入市场的新增小微资本大多数变成小鱼小虾，在绞肉机中被喂料进去，最终被大资本吞噬掉。通过新增小微资本的不断进入和竞争，绞碎后形成新的GDP，来制造供给繁荣和经济繁荣，这就是当下供给学派的基本思路。
l 李民琪：
有人想用应付90年代下岗职工的办法，来应付现在越来越庞大的大学毕业生队伍。
l 赵磊：
一旦调结构陷入空转以后，我预计，本届政府最后不得不重复上届政府的做法来“保增长”。什么做法?最后还是不得不用一个“制造公共需求”的办法，来维持越来越狭窄的市场需求。所以我感觉到，经济指标如果进一步恶化，那么下半年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很可能向扩张性的方向发展。这种概率是很大的。至于这种政策会导致何种结果?我非常同意李老师的看法。
全球金融危机以后，马克思主义关于危机的基本逻辑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同。但是在目前情况下，马克思的这个逻辑，即使决策者认识到了，我以为他们也很难摆脱危机逻辑的支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里边有个内在的必然性。对不起，我说多了。
l 朱明熙：
我看，政治经济形势实际上是联系在一起的。现在是“政左经右”，好像看起来是这样的。习总书记讲要学好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就必然有一个什么样的上层建筑。所以你想，一个所谓的“政左经右”能维持多久啊?能不能维持下去?这是一个大问题，这就是一个今后隐含的危机问题。
当然，刚才二位老师，李老师和赵老师都讲了，基本矛盾和根本矛盾最后都是走不下去的，但是为什么走不下去，还非要这样走，而不那样走?实际上，最后还是一个利益问题，立场问题。立场是由利益决定的，他们的利益在哪里?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要么明明看到是这样子的，实际也就是这样子的。比如，我们要到天津，先到廊坊，而最后还是要到天津的。还有，确实也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就是有些领导者被新自由主义忽悠了?
刚才二位也讲了，经济政策在最近这一段时间，一开始叫“不干预，不刺激”，“某某经济学”马上就被学界论证出来了。但是，这半年来到5月份就坐不住了，这个时候就开始放水了。我看今天《中国时报》就有一篇文章，货币供给六月份远远超过预期，大概是一万多，放出去了。坐不住了，然后呢，减税，刺激小微企业，定向降准。“定向降准”的定向就是一厢情愿，定向降准能定得了吗？
资本是往利润最高的地方去的，利润往那边走它就往哪边走，这里走不了他就拐个弯儿。这里边的名堂太多了。问题是，中国今天的经济问题到底是什么?它产生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是什么?你看经济政策搞的，基本上就是供给学派的那一套。
l 李民琪：
按照他们的观点，就是市场化还不够，私有化还不够。
l 朱眀熙：
所以国企改革，说的那个“简政放权”，混有制改革……，国企有没有问题呢?确实有很多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些问题就把政府的作用否定了呀!是不是市场经济有问题，我们就把市场经济也否定了呢！2008年出那么大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市场经济否定了呢?我们不要搞市场经济了嘛。实际上二者之间，一个是市场经济和国家调控，一个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你不能因为政府出了问题，然后你就整个否定政府。
有人说要小政府化，其实，不是小政府化，我跟他们讲这是无政府化。市场化就有一个结构问题，市场化最彻底或者说西方国家最大的市场化就是美国嘛，美国2011年的会计丑闻，美国一下子就搞了一个最严厉的会计法案，政府就要监管。08年金融危机，美国又加强了对银行的监管。他现在也在转向了。市场本身有问题，实践也已经证明了。不吸收教训，老是教条，老是抱着一个信条，只要市场化，一试就灵，一股就灵，一卖就灵。那怎么行，
中国最大的问题现在就是需求问题，供给有没有问题?肯定是有问题的;结构有没有问题?结构肯定也是有问题的。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老人家讲的好，诸多矛盾中你要抓主要矛盾，你不能什么都抓呀!你更不能把次要的当主要的。现在最主要的是需求出了问题。需求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的问题。
l 李民琪：
有人认为是利率市场化不够，要素价格有错误，导致了消费不足。
l 朱眀熙：
还说是因为国有垄断。国企有没有问题?肯定有问题。
l 赵磊：
有竞争，就有集中;而集中必然导致垄断。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常识。同样是垄断，可是，有人只许私人资本垄断，就是不许国家垄断。有一天中国全部都是私人垄断了，就不会有人再跟垄断过不去了。
l 李民琪：
可以外资垄断，可以私人资本垄断，就是不能国有垄断。这是什么逻辑?
l 朱眀熙：
今天看到有一篇文章，我觉得写得非常好。他举了一个例子，是某一条铁路，开始私人搞，本来说三年修好。结果六年多过去了，第一，铁路没修好;第二，老板出问题了，是吧，老板跑了。以前说，铁老大搞铁路垄断，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你现在放开了，敲锣打鼓欢迎私人资本进来，为什么他们不愿意来?你赚不了钱嘛。资本就是要赚钱的。你看现在利润率这么低，当然还有其他问题，需求问题。但是他们怎么跑了呢?资本总要赚钱的，他就往房地产跑了，哪里能赚钱他就往哪里跑，他绝对不会给你搞实业的。美国也是这个道理。所以不从根本上看问题，老是被一些市场信条捆住。我同意你们的观点，迟早要出大问题的。如果下半年又来一个放水，又搞一个上届式的放水，恐怕……
l 赵磊：
出大问题也没办法。就像萨默斯和小布什，记者问他们：“在生态环境和GDP这两者选择，你选择谁?”萨默斯和小布什毫不含糊地回答：“作为美国财长，作为美国总统，我只能选择GDP。”这个选择是必然的，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只能这样选择。存在决定意识。
记得有个公益广告：“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买卖”就是市场经济，而两极分化和经济危机就是杀戮。这就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好的刻画。现在我们的市场经济也一样。
为什么我说政府一定会出手救市，会走向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说是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可是一旦危机来临，你看最后，那只“看得见的手”还是会伸出来。没办法，说是“市场自动出清”，你总不能让“市场自动出清”把自己给搞崩溃了吧?你不让政府作为，那么这个市场经济就要完蛋。他非这样干不可。所以，这个东西是必然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l 朱眀熙：
以前的泡沫就已经很大了，现在你要把泡沫搞得更大。
l 赵磊：
他知道水压已经很高了，希望放点水减压，但又不得不把水坝继续筑高。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为什么?如果不继续抬高水坝，现在就得淹死。放水减压当然是理性选择，可是如何把握好力度和节奏?在市场经济“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社会，难呐!
l 叶劲松：
今年铁路总投资已经有六千多个亿了，实际上还是一种刺激。
l 李民琪：
政府投资铁路算是做了一些好事，但好事也不是这么做的。本来，铁道部对铁路修建是有规划的，可后来非要把铁道部改成铁路总公司。然后呢，债务全让铁路总公司背着，搞得去年铁路总公司一年没有投资。今年这个经济形势不好了，又着急忙着在铁路上进行投资。大家想想，铁路这种长远规划项目、长期基础设施，这种投资应该有条不紊的，要按照一定规划来做的。今年一下子断炊，一下扔个几千亿，后年又不知道怎么样搞?这种盲目的无政府，基础建设项目怎么搞下去?
l 朱眀熙：
嗯，表面上来说是不懂经济。如果刨除这个表象来看，背后恐怕还是利益在驱使。
l 李民琪：
现在的问题是：谁的利益驱使?
l 叶劲松：
我记得八十年代的时候，厉以宁还不像现在这个样子。他当时写了一本书，批评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流派。他当时就说，新自由主义经济鼓吹市场，厉还给他们一个政治上的定性，说“这是在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所以，这个并不是说他们不懂经济，现在是一种政策性的鼓吹资本主义。但是，一旦危机来了，就像尼克松说的：“虽然我不是凯恩斯主义者，但是危机来了以后，我仍然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要国家干预。
l 赵磊：
所以，经济学的背后，其实都是政治经济学。
l 李民琪：
八十年代初厉以宁还是一个普通教师，因为他的专业还是西方经济学，所以写这么一本介绍西方经济学的书。
l 朱眀熙：
既然今天大家都是谈形势，又是漫谈，我觉得，现在不管是政治也好，经济也好，乱象纷呈。比如说国际政治，不知道对不对哈，我觉得现在是不是有点四面树敌呀?老人家早就告诉我们，政治是什么?把拥护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自己的人搞得少少的。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另外，反腐该不该反，确实该反，但是怎么反?
l 李民琪：
据国外媒体的分析，中国现在的外交政策，目前是由最高领导人掌握。
l 朱眀熙：
反腐应该怎样一个反法?现在要抓的话，老实说，三十多年改开以来，可以说一多半的干部都该抓。抓起来，肯定都有问题。我就想，毛主席老人家当年搞剿匪，土改，反霸，两百多万土匪，最后来一个“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反腐能不能这样搞呢：抓大放小，其他一般问题的，规定一个时间老实坦白，该退赔的退赔了，既往不咎。然后呢，放下包袱嘛，从新开始嘛。
现在我到省上厅里办事，一说巡视组来了，大家都忙得很。今天怕这个，明天怕那个，工作怎么搞啊?比如说你抓腐败分子，很好!不过老百姓会问，27个姨啊，金融系统啊，有没有大老虎呢?如何解除这些疑虑?
l 葛令志：
我觉得左派总是有些书生气，拘泥于讲道理，问题是现在没人跟你讲道理。国企改革，左派讲了很多道理，从效率、从公平、从促进社会发展都有较详尽论述，但你讲你的他讲他的，完全都成了鸡同鸭讲。
当前的焦点就是国企改革，本来改开搞进行到2010年前后已经陷入僵局了，从环境生态资源、从社会关系上都已经危机四伏。网络上有这样说法：“经改抢劫，政改洗钱，开放卖国”。是不是有点偏激，可以讨论，但从医疗、教育、住房等，老百姓在很大程度上感受的是改革带来的问题，而只有参与瓜分抢劫的少数权贵、资本大鳄，才觉得改革是一场接一场的盛宴。在这时候，以“共同富裕、反腐打黑”为特征的 “重庆模式”应运而生，其必然在老百姓中引发巨大反响和共鸣，使得瓜分抢劫式改革一度得到抑制，这使得那些已经抢得胀断腰带的人，那些已经为抢劫瓜分最后国企资产抢占了有利地形摆好了姿势的人，都产生了极大的恐慌和怨恨。所以，他们是必然要剧烈反弹的。经过几十年经营，这些所谓改革派，已经垄断了国家大部分权利，又有美国做靠山，在广大民众尚不觉悟的时候，取缔重庆模式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重庆模式还有一个口号，叫“做大做强国企”。我认为，这个口号同样也是令改革家们最忌惮的。纵观国务院人事变动，喊这个口号的，都是要被剔除出来的。“做大做强国企”与国资“保值增值”是两回事，国家的战略资产，是不能用市场化方法定价的。巨大资产，因为买主极少，不可能充分议价，也不可能得到真实的市场化定价，只要卖，都是打折的。况且国企原值究竟该如何确定?铁道部资产总值4万亿，负债率60%，净资产只有2万多亿，你认可吗?是不是用5万亿把铁道部全部资产卖出就狠赚了?秦晓、中远卖出的平安股票也保值增值了呢。所以，中国改革家集团忌惮“做大做强国企”，却鼓吹“保值增值”，因为“国企保值增值”就是专为瓜分抢劫国企打造的天字第一号大忽悠。
我觉得，到2010年前后，右派主张的改革开放已经从理论上破产了，无论厉以宁、吴敬琏，还是是经济50人、博鳌或亚布力，没人再对他们的理论感兴趣。右派的改革只剩下狰狞的叫嚣了，大师们已经信誉扫地指不清方向，面对汹涌民意，这时候改革家们只能求助外部力量了，于是搬来了佐利克。佐利克带来什么新说法吗?没有，但佐利克可以给如坐针毯的改革家们壮胆，毕竟他是代表世界第一强权来的。如果说右派的改革开放原来还有些伪装的话，此时，就变得有点赤裸裸了，要流血断腕，砍胳膊砍腿了。
所以，在击败重庆模式之后，瓜分最后国企立即被提上议事日程。最近斗胆端出已经捏出汗的国企改革方案之后，国务院以前所未有之行动力，狠抓“落实”，不解释、不宣传、不讨论，毕竟夜长梦多啊，时间不等人，这些东西，都是经不起讨论的。
我觉得，改革开放，从某个时间点开始，就成了一个阴谋，变得能做不能说了。推动改革的手段，就两个字——”倒逼“，就是“舆论倒逼改革”、“开放倒逼改革”。所谓“舆论倒逼改革”，就是通过网络舆论水军，制造汹涌的改革民意，比如攻击污诽毛主席、攻击污诽前30年，攻击污诽国企，为此当然不惜歪曲事实制造谣言。像“立二拆四”，秦火火、薛蛮子等网络大V，还有各类“舆情分析机构”，其实都是“舆论倒逼改革”工程的组成部分。为了实施这个工程，一切不参与“倒逼”的媒体、媒体人员，都要被排斥，像《》等网站反复被取缔，林治波领命新闻学院院长受到的围剿等都说明这一点。
所谓“开放倒逼改革”，就是让外资控制中国的命脉产业，比如媒体、自来水、输油管道、装备制造，铁路等，让中国经济受制于人，逼迫中国进行资本主义市场化改革。简而言之，就是让外国把绳子拴在中国脖子上，不改革就收紧。国务院经常发布改革试点，但这些改革大都是不可逆的、如果错误也无法纠正的“试点”。所以，这些“改革试点”往往都成了圈套。
现在又有人说反腐也是“倒逼”战略，是不是呢?这还要看。反腐大快人心，但如果反腐不触及国企改革中的巨大腐败、不触及金融改革中的腐败卖国，那真有可能就是反腐倒逼改革了。
“倒逼”是少数人操纵多数人的方法，华尔街的大亨们历来擅长这个，街头骗子也擅长这个。倒逼要有“托儿”，现在看来，右派的改革开放可能竟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倒逼”工程?
我是无党派人员，又是理工科，基本没有啥人文学科的理论素养，平时被大家指为“偏激”，可能真偏激。其实是改革开放让我认识了毛主席，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希望改革开放成为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但现实的改革开放，有哪些举措可以归类为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呢?
l 赵磊：
最近我遇到两件事，让我感到比较震撼。一个就是上周，我参加了一个学术工作交流会。会上来的都是学术方面的专家。我们这个会本来是一个工作讨论，大概一共就有二十个人左右。这个座谈会原来讨论期刊市场化改革的问题，后来一个教授建议重庆来的专家，谈一谈重庆的情况。话题自然就跑到山城模式上去了。
有个法律专业的教授，对山城模式的过去咬牙切齿，对山城模式的结果幸灾乐祸。我本来打算忍了，我想，都是兄弟单位，没有必要跟他较真。但是后来，他说“B长得就原本面目狰狞，骨子里就是坏人云云”。这些话实在让我感到忍无可忍，我拍案而起，跟他以及另一个崇尚贺卫方的教授发生了激烈争论。让我感到震惊的，并不是学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是当下的学术界居然以“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为荣!
事情是什么呢?这位“贺某某曾经的同学”，对美国的民主自由崇拜得五体投地。民主自由好不好?当然好，他国的民主自由实践当然也有我们可以学习借鉴的地方。但是，在涉及到一些基本理念的时候，比如说“自由”、“民主”的本质时，这些“贺卫方们”居然肤浅到令人惊讶的地步。在论证美国民主自由的“纯洁性”时，这位法学教授教育我说：“你看人家美国总统，从来都是以个人的私人身份，自由自在地参加竞选的，这就是真正的民主自由”。我说：“以个人身份?你是学法律的，总统竞选人背后代表着谁的利益，是谁在支持他，你应该懂吧?”姑且不谈马克思主义的法学常识了，即使稍稍有点政治学或法学知识的人都知道，西方总统竞选人背后离不开财团的力量，没有资本的支持，你没有资格竞选总统。
我震惊的是，一个学者，居然会在专业知识上可以如此无视基本常识，这到底是“幼稚”，还是故意“颠倒黑白”?他告诉我，他是共产党员。这让我感到无语，我说：“如果你退出共产党来骂共产党，你是学界的number one，我佩服你的诚实。但是，你披着共产党的皮来骂共产党，我觉得很搞笑。”他说：“你不要乱说，我是优秀共产党员!”我感到愤怒了：“有了你这样的‘优秀共产党员’，中共还能有未来吗?”那天的争论不欢而散。本来我是该忍的，可是实在忍无可忍，你们要是在场估计也忍不了。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共产党员的价值观就是葛老师刚才说的，是不是已经彻底崩溃了?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前两天我跟我儿子聊天。我儿子说：“现在如果没有关系，没有钱，没有这些东东，那么你有真才实学也没用，你什么都不是”。我当时想给他灌输一点儿正能量，我说：“你还是要多学点儿知识，要靠自己努力才有未来”。他对我讲的话呲之以鼻，根本就不相信。我震惊的，并不是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巨大差距，我震惊的是，80后的年轻人，已经对正能量的价值观产生了根本的怀疑；他们对这个社会的公平，已经抱有彻底地不信任了。
我们50、60后这一代人行将过去，我就不信普世价值的“纯洁性“，我原以为80后是接受“普世价值”长大的，多少还相信这个社会的所谓“公平”性吧?可是，80后居然也认为，你没有钱，你没有关系，你没有背景，你没有一个好老爸，那么你啥都不是。这说明，普世价值很虚伪，普世价值的教育真是越来越失败！如果大部分家庭的孩子有了这样的不信任，这个社会恐怕就非常危险。这种不信任如果是一个普遍化的情绪，我们社会的未来将会怎样?我看到的是：我们这个社会正面的价值观正在崩溃，这个社会的危险程度正在加剧。
l 朱眀熙：
所以官方现在开始说“劳动光荣”。但是现实又是什么样呢?面对现实，你这个宣传，你这个说法，人家最后只会一笑了之嘛。
l 叶劲松：
劳动光荣，现在只是“五一节”才讲一讲的。
l 赵磊：
我儿子的这个想法，其实代表相当大一部分80后的想法。他还算是受正面教育比较多的年轻人了。且不说80后，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正面价值观也在崩溃。就在我参加的那个学术座谈会上，我感觉到整个知识界其实已经“黑白颠倒”了，而且你必须“黑白颠倒”。
比如，那个法学教授说：“B专制”;我问：“你是学法律的，请你拿出证据来，法律讲证据嘛”。他想了想说：“B唱红”。我问：“你是共产党员，你知道共产党的宗旨和理想是什么颜色。共产党就必须唱红，共产党难道要唱黄歌，唱《十八摸》才不专制?”他说：“你这是强词夺理，走极端”。我告诉他：“那我就给你举一个不极端的例子吧：富士康之类的私人企业，还有今天咱们在这里开会的这家酒店，每天早上起来，大堂经理就会率领80后90后的打工仔们站在门口企业的旗帜下面，高唱‘爱企业，爱老总，企业就是我的家，耶耶耶!’现在哪家企业不是这样‘唱红歌’的?这不就是组织‘唱红歌’吗?”他哑口无言。这就是今天学者的见识，我真有一种“今生何世，今夕何年”的感觉。
l 胡德全：
现在的价值观是全面乱套了，哪个都把它理不顺了。
l 李民琪：
就像赵老师说的，到了青年人都不相信这个社会有任何公正可言和诚信可言，到了知识界习惯这种普遍的“黑白颠倒”，那么这个社会确实离危险不远了。
l 赵磊：
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世界是年轻人的。的确是这样，未来是年轻人的，是80后90后的。看他们在想啥，我感到震惊，非常震惊!
l 李民琪：
也许只有在最大的危险中才有未来的生机。
l 赵磊：
如果80后都这样想的话，中国不会有未来。我的意思是说，那些资本和权贵，还有特色，恐怕是不会有未来的。将来是谁的未来?我就不知道了。
l 叶劲松：
现在西方国家青年的就业率很低，尤其是在欧洲国家，青年人的就业率很低，包括美国，失业越来越普遍。中国也是这样，失业是很普遍的，很值得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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