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两极分化的最新数据给了厉以宁一记响亮的耳光！
——基尼系数表明中国成收入差距最大国
7月25日，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报告指出，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我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该报告的第一是北京大学千人计划学者谢宇教授，谢宇教授的报告给深陷污名的北大多少挣回了一些颜面，也算是给了同门师长厉以宁教授一记响亮的耳光!因为厉以宁教授吹嘘的新基尼系数理论――家庭基尼系数，把中国的基尼系数大幅拉低了。
根据厉以宁教授的新算法，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甚至低于0.2的数值。厉以宁教授曾对媒体表示，虽然有点匪夷所思，但是事实就是如此--中国不存在贫富分化问题。中国目前的问题恰恰是贫富分化太小，表明中国仍然是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必须彻底反对绝对平均主义，拉大贫富差距，中国人才有勤奋工作的压力和动力，GDP才能上去，中国才能进步。
厉以宁教授的荒谬理论连国家统计局都不敢认同，在对基尼系数沉默数年之后，2013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一次性公布了自2003年以来10年的全国基尼系数：2003年0.479,2004年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
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现在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不是之一)，这个结果难免让人沮丧。贫富悬殊一直刺痛着公众的敏感神经，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2010年所做的调研报告显示：中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
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占人口总数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则高达50%。由此可以计算出，中国20%的最高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和20%最低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之比值是10.7。同样的数据，在美国是8.4，印度是4.9，俄罗斯是4.5，而日本，只有3.4。这意味着，中国现在已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
初次分配中，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 D P的比重由1992年的54.6%下降到2011年的47%左右，明显低于世界平均50%-55%的水平，而美国该项指标早在19世纪就达到了50%。城乡差距，2005年中国是3.22倍，2009年就扩大到3.36倍，绝对差距首次超过一万元。目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东部与中西部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也没有扭转迹象，仍在持续扩大中。
从2002年到2012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以上，而国民收入年均仅增长13%。在同一时期，美国的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86%，美国国民收入年均增长3.95%;韩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6.6%，而国民收入年均增长6.4%。西南财经大学2011年取样8,000户家庭做的一项社会调查结果显示，中国10%的家庭控制了整个中国86.7%的财富。而从金字塔顶到塔底，其间的贫富差距就不言而喻了。
贫富悬殊必然导致尖锐的社会矛盾，特别是贫富悬殊逼近社会容忍底线之后。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指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动荡。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上世纪60年代，中国基尼系数为0.17到0.18，上世纪80年代为0.21到0.27，从2000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就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
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美国2007年为0.45,2013年为0.42。目前全球基尼系数最高的地方是非洲的纳米比亚(0.70).2001年以后香港达到0.525,2006年高达0.533,2012年更高达0.537，香港成为已发达国家中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地区;即使把发展中国家包括在内，香港和新加坡的贫富悬殊也十分严重，仅次于萨尔瓦多、哥伦比亚、智利、危地马拉、巴西、南非以及一系列非洲国家而排名倒数18位，台湾2010年官方的基尼系数为0.342,2013年学者计算为0.36;日本、韩国、欧洲等民主国家的基尼系数均低于0.4。
国际上常用基尼系数定量测定社会居民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认为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过于公平;而0.4是社会分配不平均的警戒线，故基尼系数应保持在0.2~0.4之间，低于0.2社会动力不足;高于0.4，社会不安定。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基尼系数为0.16，2007时已经超过警戒线0.4达到了0.48，但目前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7。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和灰色收入甚至腐败泛滥，中国实际收入差距比这个数据还要高得多。
中国基尼系数已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如日本基尼系数仅为0.23)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意味着未来中国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而造成社会动荡甚至政权稳定。而维稳经费飙高被外界解读为中国最大的威胁不是国外，而是国内，尖锐的社会矛盾并没有随着维稳经费飙高得到有效化解。
近年来，除了土地、资源、资本制造富豪外，众所周知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更使得中国富豪人数庞杂社会财富底数更加模糊混乱。凡是熟稔政府公共投资的都很清楚，大凡政府操刀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各类形象工程，其腐败寻租成本一般都在20%以上。自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主导的4万亿投资项目和各级政府以及银行配套的20多万亿投资中，至少有5万多亿通过不同渠道，流入了大大小小的贪官以及各类代理人的私囊之中。
贫富悬殊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也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无法逾越的一道鸿沟。一般情况下贫富悬殊并不可怕，只有当贫富悬殊巨大，特别是造成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体制或政策不公，或者是腐败大行其道时，贫富悬殊才会变得复杂并且伴随着巨大的危险。
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多年悠久历史的国家，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一次又一次的王朝更迭，每一次的政权变更和社会动荡除了外族入侵，基本上都是贫富悬殊而引发的社会内乱和抗争。中国自夏代大禹王朝至清宣统退位，史家公认的“五大盛世”加起来不足300年，而见诸史料记载的战争就有3800余次。
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必须慎重处理国民收入分配机制，不能任凭贫富悬殊无限扩大。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完全取决于政府所制定的公共政策，如果中国的发展只是让极少数人富起来，绝大多数人长期只能维持温饱抑或艰难度日，中国将会很快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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