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何干强：《振兴公有制经济之路》（连载二）

　　何干强：《振兴公有制经济之路》——（连载二）

　　(续) 第一章 振兴公有制经济的紧迫性：

　　三、解决当前重大经济问题必须振兴公有制经济

　　要消解向下经济现象就必须振兴公有制经济。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个道理，我们有必要就一些重大经济问题的解决办法，做些深入探究。

　　当前，人们普遍关注居民收入差距拉大、通货膨胀、经济结构失衡(例如工业部门产能过剩)、国内市场相当部分让外资占领等重大问题。应当说，各级政府为解决这些问题已持续地采取不少对策措施，但是，这些问题仍然久拖未决。以下我们就来探讨，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为什么惟有振兴公有制经济。

　　(一)从根本上解决居民收入差距拉大问题，惟有振兴公有制经济

　　1.对不同观点的评析

　　如何解决居民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目前存在不同主张。归纳起来有三种基本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在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发展进程中，收入差距拉大属正常现象，可以用公共财政的再分配来解决收入不公问题。这种观点多半以美国经济学家库茨涅兹的“倒U曲线”假说作为理论依据，说贫富差距扩大，是经济发展过程的一般规律，在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过渡的阶段，不公平程度通常要拉大，而到达发达国家水平之后，会重新趋于公平。然而，我国早有经济学家指出，“倒U型”假说缺乏统计资料支持。[①] 退一步说，这个假说即使有一定道理，也只是概括了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的现象，把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与这些国家做类比，这有悖于唯物史观方法论。[②]至于能否用公共财政再分配解决问题，下面再评述。

　　第二种观点认为，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而官员、企业高管的腐败、国家财政收入过高也是重要原因，应当针对这些原因采取纠正对策，同时也可以用公共财政再分配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其实，这类观点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和关键。有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这种观点做了深入的专题评析。他根据统计资料证明，中国行业工资最大差距存在于非垄断行业，其中的证券业、计算机应用服务业与木材加工业、纺织业的差距，明显高于典型的垄断行业烟草加工业，因此，那种把行业垄断当成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和根源的说法是对现实的歪曲。他指出，足够大的私人资本才是官场腐败的经济基础，也就是说，如果把腐败列为原因之一，那么腐败的根源乃是助长私人贪欲的私有制经济。他认为，中国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到2009年是20%左右(最高时20.4%),这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35.5%，更低于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45.3%;而企业所得税率为25%，中等收入居民的个人所得税率为5%和10%，都分别低于外国相同税率，因此，所谓国家财政收入过高造成多数居民收入偏低，并削弱国家再分配功能，加剧贫富差距，这缺乏根据。他还根据有关统计资料，算出2009年全国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在岗职工的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4577元和8678元，都高于私营企业雇工的工资加奖金加部分分红的年平均收入8033元;而全部被访私营企业中企业主的平均收入为雇工收入的25.15倍，如与工资最低的行业相比，这种差距为33.66倍，如按千万级私营企业业主与雇工的收入计算，则是251.87倍;因此，私营企业主与普通劳动者之间收入的惊人差距才是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③]这种分析很有说服力。

　　第三种观点认为，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私有制经济成分的急剧扩大，只有维护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不良趋势。这种观点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具有充分的理论和实际根据。

　　2.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分析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

　　马克思指出，“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地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相互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 。[④]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分配关系进行全面分析之后，得出的适用于人类社会发展个历史阶段的一般性的科学结论;他在《哥达纲领批判》把这个结论通俗而精辟的表达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⑤]而“生产条件本身的分配”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它是生产关系的核心。简言之，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决定了人们的收入分配关系，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表现和结果。

　　弄清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为何不断拉大，必须深入到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层面。这是因为，居民的收入来自生产成果的分配，而掌握分配权的，只能是在生产过程中起支配、决定作用的生产资料所有者;因此，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性质决定分配关系的性质及其方式，而不是相反。在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中，雇佣工人通常只能获得被企业主作为成本、由市场规定的一定量的劳动力价格(v)，企业主(即资本家)则可以在企业总体工人创造的新价值(v+m)中获得扣除这个成本之后的全部剩余价值(m，当然在现实中还要扣除有关税收)。而在公有制经济中，自主劳动者处于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地位，可以参与他们自己新创造价值的按劳分配(在做了适当社会扣除的意义上)，为了与私营企业对比，收入可以表示为v + x/m，其中，v是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基本工资，是分享m的部分。显然，(v + x/m) v, 就是说，在同等生产条件的情况下，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者收入，必然大于私营经济中雇佣工人的收入。这就是中国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在岗职工的年平均收入高于私营企业雇工年平均收入的深层原因。不言而喻，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国民经济中，公有制经济比重越大，全体居民收入差距就越小，反之，私有制经济比重越大，全体居民收入差距就越大。可见，中国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拉大，这是在所有制结构中私有制比重越来越大这种不良态势的表现和结果。

　　3. 在私有制基础上搞公共财政再分配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面对我国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的趋向，一段时间以来，报刊舆论上有不少人主张运用财政手段等再分配办法来解决问题。这其实是搬用民主社会主义的办法。这种办法来自西欧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基本办法可以概括为“私有制加公共财政再分配”。对我国理论界影响颇大的美国学者奥肯提出“效率与公平”的理论与政策。客观地说，那套办法在某些具体操作环节上，例如财政转移支付用于职业培训、对职工实施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等，我们可以参考、借鉴。但是，把搞公共财政再分配当作解决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措施，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维护私有制经济的基础上，为了缓和收入两极分化的社会矛盾，推行民主社会主义(德文：DemokratischerSozialismus)，建立所谓福利国家，这固然取得某种程度的效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财政支出逐步膨胀，不堪负重，影响了经济增长，还造成国民对福利制度的依赖，结果难以为继。上世纪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借机登台，大力推行私有化改革，结果导致贫富差距明显拉大，社会矛盾激化;于是，90年代中期之后，推行社会的民主主义(德文：SozialeDemokratie)的政党又上台，试图走介于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如保存社会福利，但削减社会福利开支项目;增加社会保障制度由个人承担费用比例，实施个人享受社会福利与承担义务相统一的经济政策等。但是，“第三条道路”仍然建立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之上，仍然是一种“私有制加公共财政再分配”，维护资本家阶级利益的改良主义经济制度，可以预见，这种办法是不可持续的。

　　应当看到，用财政再分配的办法来缩小收入差距，要以财政收入的富足为条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依靠历史形成的主导经济全球化的有利经济地位，依靠高新技术的优势地位，运用霸权主义，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中赚取高额利润，充实财政收入。如果说，这些国家长期运用财政再分配手段解决收入不公问题，尚且不可持续，那么，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运用财政再分配来缩小收入差距，就更难以为继了。新中国的国家财政收入尽管在不断增长，但是毕竟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方面都需要国家增加财政支出，如果财政支出长期过多地用于解决收入差距拉大的再分配，这势必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延缓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从我国目前财政收支的实际情况来看，正式公布的2011年全国财政收支差额(赤字)已达到8500亿人民币;[⑥]而根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财政收支数据，截至2010年底，全国除54个县级政府没有政府性债务外，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 174.91亿元;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即债务余额与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比率为52.25%，加上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后债务率为70.45%。[⑦]由此可知政府的财政负担已经够重的了，再要让国家政府追加财政支出用于解决包括缩小收入差距诸多的社会矛盾，只会助长寅吃卯粮，雪上加霜。

　　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靠加大财政投入这种再分配方法，因政府财力限制，是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拉大态势的。于是，舆论开始转向研究初次分配，这当然是一个进步。然而，这种要求完善初次分配、提高一般工人收入的对策建议，却难以落实到企业中去。

　　4、希望改善初次分配却不鲜明地提出振兴公有制经济，是不能真正解决居民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

　　这是为什么?原因并不复杂，因为经过若干年来的私营化“改制”，我国非农产业的大部分企业已经是私有制，如前所述，根据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数据，我国第二、第三产业80%左右的劳动者都已在性质属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中劳动和工作。马克思主义揭示出，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内部的分配权是资本家老板私人控制的，其初次分配原则是，雇佣工人创造的新价值中，扣除国家税收，雇佣工人只能按劳动力市场价格得到工资，其余的剩余价值都以利润形式为老板等私人有产者占有。既然大部分企业已经是私有制，又被认为都是合法的(其实从我国宪法的规定看，超出非主体地位边界的私人资本，由于侵犯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应被认为是违反宪法的)，而私人老板的生产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因而他们是不会改变初次分配关系的，他们对人们提出的要求改变收入差距大大这样的初次分配关系，必然采取抵制的态度。

　　因此，只要私营经济依然维持现有资本主义性质不变，私企老板和工人的收入两极分化就不可能改变;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必然随着企业再生产过程的持续进行，遵循私人资本积累的规律，越拉越大;而且，还会不断产生相对过剩人口(顺便指出，把大力发展私营经济作为扩大就业的渠道，这从经济长期发展上看是明显的误区)。同时，只要国有企业不坚持全民所有制的本来性质，而参照私营企业资本家老板的收入制定国企老总的收入激励方式，即让国企老总享有数量很大的股权激励，与工人收入的差距也必然越来越大。这样，全社会的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就根本不可能改变。政府出面，可以制定保证工人最低工资水平的政策强制实施，但是这也无法保证工人能够根据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增加应得的收入。所以，即使人们现在开始提出要重视初次分配，但是，只要不改变私有制生产关系，只要仍然停留在分配领域本身做文章，就根本不能改变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的基本态势!

　　5.只有振兴公有制经济才能从根本上扭转收入差距继续拉大的危险趋势

　　上述分析表明，只在分配领域兜圈子，是不可能触及分配不公的本质原因，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居民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民主社会主义的那套办法，是以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前提的改良主义方法，是一种隔鞋瘙痒的办法。我们只有振兴公有制经济，纠正现实经济中的私有化“改制”造成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受到严重削弱的不良经济态势，才能从根本上扭转收入差距拉大的危险趋势。

　　其实，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⑧]反之，只要这种主体地位受到动摇，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两极分化。但是，现在有一种舆论倾向，似乎忘记了邓小平同志的正确判断，在谈到解决收入不公的对策时，总是回避、谈化振兴公有制经济，往往只讲发展私营经济或民营经济，不讲发展集体经济;只讲做大私营企业，不讲发展大中型国有企业;只讲用法制维护私营经济，不讲用法制维护国有经济。其中原因，恐怕多数人一是把公有制等同于计划产品经济时期的旧体制，认为谁提出振兴公有制经济谁就是要回到旧体制;二是把私营化“改制”导致的公有制被削弱的状况，当成了改革的成绩，认为谁要纠正这样的“改制”谁就会否定改革的成绩。其实，这种舆论倾向把新自由主义思潮鼓吹的私有化等同于我们的改革了，忘记了当代中国改革实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是要扬弃不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僵化管理体制，而绝不是要用私有制经济取代公有制经济;相反，要通过改革促进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社会分工制度实现有效的结合，更加壮大起来，成为国民经济强大主体，成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治收入差距拉大的不良态势，促进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

　　(二)从根本上治理通货膨胀，惟有振兴公有制经济

　　1.搬用西方经济学无助于从根本上治理通货膨胀

　　目前，我国已经出现通货膨胀，必须设法坚决遏制。用何种经济理论指导实践?这关系到在经济领域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从而能否有效地治理通货膨胀。

　　现在一些学者谈治理通货膨胀、抑制物价上涨，往往搬用西方经济学。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市场经济的自发性难免导致通货膨胀，这迫使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不能不较多地研究治理通胀问题。不过，尽管西方经济学此类著述颇多，对通货膨胀的类型在现象形态上做了多种划分，有某种借鉴意义;但是，这些理论缺乏唯物史观的经济分析方法，不能认清商品价格关系的本质含义，不能科学区分金属货币和纸币的内在联系和区别，不能科学分析发生通胀的因果关系，其经济理论并不是科学的。例如，西方经济学表述的所谓“成本推动型”这类通货膨胀，认为企业工人的工资上涨，会推动物价上涨。初看起来似乎符合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然而稍加分析，不难看出这是一种以保证资本家利润不降低为前提的理论。须知，按照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一定时期全社会创造的商品新价值总量∑(V+M)(工资+利润)是一个定量，如果∑V增加，只要∑M减少，那么∑(V+M)就不会增加，价格也就不会必然上涨;但是，如果要保证资本家的利润∑M不减少甚至增加，那就只能增发纸币，造成物价普遍上涨，这就出现所谓“成本推动型”通胀;可见，这类给工人增加的工资成本∑V，其实增加的只是纸币，是工资成本的明增暗降。西方经济学的通胀理论具有维护资本家阶级利益的辩护性。

　　还要看到，尽管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建立起宏观经济的调控机构，但是，国家的宏观调控指令，对于私人垄断资产阶级财团并不具有严格的约束力;更重要的是，发达的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本身就代表金融垄断资本财团的利益，从这种利益出发，是不可能真正从全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来调整国民经济的。可以说，西方经济学治理通胀的方法，是指标而不治本的方法，可以暂时缓和经济矛盾，却会将深层矛盾积压起来，导致今后矛盾的总爆发，即经济危机。历史证明了这具有必然性。

　　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我们防止和治理通货膨胀提供了科学方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发生通货膨胀的一系列经济联系，这里有必要强调相互联系的三个原理：

　　首先，价格上涨与通胀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商品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通货膨胀则是纸币形式的货币在充当商品流通手段时的贬值现象。当投入商品流通的纸币发行总量超出了流通中需要的具有真实价值的货币总量，而发生纸币贬值，整个商品的价格就会普遍上涨，这就是通货膨胀。虽然通货膨胀表现为商品价格上涨，但是商品价格上涨却并不都是通货膨胀。例如遇到自然灾害，农产品的生产率下降，单位农产品价值上升造成价格上涨，这就不属于通货膨胀现象;在一个社会所有商品总价格等于总价值的条件下，如果某些商品的市场需求大于市场供给，其价格会上涨，这也不是通胀，因为这种上涨会因为其他商品的市场需求小于市场供给引起的价格下降而抵消。可见，不能把商品价格上涨等同于通货膨胀。只有纸币发行总量超过流通中需要的有真实价值的货币总量，由此引起的商品价格普遍上涨，才是通货膨胀。因此，在经济分析中，应当区分商品价值本身增加引起的价格上涨与纸币超量发行引起的价格上涨;尤其必须弄清纸币超量发行的真正原因和背后涉及的利益关系，才能有助于防止和治理通货膨胀。

　　其次，社会再生产各部门的比例结构或宏观经济结构符合货币流回规律要求，就不会发生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一种在宏观经济或社会再生产运动中，表现商品流通中纸币所含贵金属货币真实价值的经济现象。这种现象是货币流回规律发生作用的一种表现形态。货币流回规律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商品经济社会中的社会再生产运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客观规律，它是指在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运动中，社会总产品的两大部类各组成部分必然存在互为前提、相互交换或补偿的依赖关系，如果这些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相互平衡，或者说,相互之间能够实现正常的等价交换，商品生产者预付到流通中用作媒介商品交换的货币，就会按照他们投入的数额，流回到他们自己的手中;[⑨]反之，则不能正常流回。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投入商品流通的货币最终来自中央银行的发行。如果中央银行投入流通的货币在一定期限内能够流回，那么，就说明这个国家的商品流通渠道是普遍顺畅的，从而社会再生产运动是正常的;反之，就意味着社会再生产比例关系存在不平衡的矛盾，这种社会再生产运动的不正常状态，势必阻碍货币流回规律的实现，造成商品生产者要么因货币不能周转回来而不能继续购买原材料、支付工资继续再生产;要么因别人手中缺乏货币不来购买而导致自己的商品卖不出，也不能继续在生产。在这种社会再生产出现各生产部门比例结构出现失衡的情况下，国家政府为了维持全社会的再生产，只有通过中央银行机构过量发行纸币来缓和矛盾，也就是通过多发行纸币来“救市”，使得手头缺乏货币的商品生产者有可能通过银行的贷款来维持再生产，大量的纸币投入流通，超过商品交换实际需要的贵金属货币量，这就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然而，这种增发纸币的“救市”，只能在一段时期之内暂时维持社会再生产。除非社会再生产各生产部门比例结构能够调整好，否则，这种结构性矛盾，终究要在今后爆发，这也就是经济危机现象。

　　第三，应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去发现导致通货膨胀的因素。一是社会生产力内部结构的因素，诸如社会再生产各部门行业之间比例关系的不平衡，全社会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的不平衡、生产周期长的资本(如基本建设项目)与生产周期短的资本之间的不平衡、全社会固定资本的折旧基金积累与当年实物更新之间的不平衡等等;显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即使有政府的宏观调控，但是它对私人企业是缺乏约束力的，因此市场关系的自发性是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的，这就必定造成社会生产力内部结构或各生产部门相互之间比例关系的不平衡。二是生产关系的因素，市场供求关系分为生产资料商品的供求关系和个人消费资料商品的供求关系，后者的平衡与否，关系到前者的平衡与否;而消费品的供求关系就是消费品的生产供给和人们对消费品的有购买力的需求之间的关系，而消费品的有购买力需求量的结构和大小，是由收入分配关系决定的;如果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就会首先造成某些产业消费品的过剩，进而影响与之有关联的生产资料产业的生产过剩，这样就会发生全社会各生产部门比例关系的不平衡，阻碍货币流回规律的实现，引致纸币过量发行。而有购买力需求的不足，显然是私有制经济比重过大引起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大多数人收入过低缺乏购买力的结果。所以，无论从社会生产力内部结构来看，还是从生产关系来看，造成社会再生产各生产部门比例的失衡，从而引发纸币发行过量，导致通货膨胀，并且难以从根本上治理好，根源都在于私有制成为社会的经济基础。

　　可见，要从根本上治理通货膨胀，就绝不能搞私有化，而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由此出发理顺初次分配关系和再分配关系，相应地调整好产业结构，促进国民经济各部门再生产比例关系的平衡，从而促进货币流回规律的实现，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发生过量发行纸币。

　　(三)科学地调整经济结构，惟有振兴公有制经济

　　1.科学调整经济结构应当扬弃西方经济学的片面观点

　　目前我国经济结构出现不平衡，这是一个影响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不良问题。为此，党中央要求，把对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但是，只有理解国民经济结构的科学含义，才能从实际出发，真正实现对经济结构的科学调整。

　　目前人们对于国民经济结构的理解，并不一致。一种主要倾向是，根据西方经济学的解释，只从三次产业结构，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等角度来谈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概念，撇开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所有制内部的生产关系，有极大的片面性。显然，如果用西方经济学的经济结构概念来指导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就会撇开所有制关系这个重要经济层面，就会看不到社会生产力(包括不同部门、行业结构)与生产关系(包括不同性质的所有制的相互结构)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由此提出的调整对策，就只能治标，而不治本。

　　2.应当遵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科学理解经济结构

　　如果我们认真地读一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资本论》，就会对社会经济结构形成全面、深刻的科学认识。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社会生产过程一般的一个历史地规定的形式。而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在独特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因而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个过程的承担者、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和他们的互相关系即他们的一定的经济的社会形式的过程。因为，这种生产的承担者对自然的关系以及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他们借以进行生产的各种关系的总体，就是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来看的社会。”[⑩]可见，马克思主义依据唯物史观，是从“社会生产过程一般”和“历史地规定的形式”相结合角度、从“生产和再生产”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经济结构的，它包括：(A)生产承担者与自然的关系，(B)一定历史形式的所有制、分配关系意义上人们相互之间的生产关系，(C)在社会生产中的各部门、行业之间、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分工协作关系等;这些关系的“总体”或者总和构成了社会经济结构。遵循马克思揭示的这种经济结构的科学概念，我们就应当综合地从这些层面及其相互关系，来分析国民经济结构现实状况，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3. 调整经济结构必须结合调整所有制结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结构出现失衡，必然会从市场供求关系中反映出来。市场总供给与总需求出现不平衡，这是经济结构不平衡的基本表现。我国经济一段时间以来出现产能过剩，意味着市场总供给大于总需求。

　　现在，许多学者通常根据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从出口、投资和消费所谓“三驾马车”与总需求关系，来研究如何解决这种不平衡问题;由于世界经济危机影响我国出口，由于产能过剩不宜再追加投资，因此，目前的主张，主要是扩大消费需求。但是，究竟如何才能真正扩大消费需求呢?有人鼓励人们要提高消费水平，但是问题在于人们购买消费品的钱从哪里来?有人鼓吹“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大力搞借贷消费，但是，借贷消费实际上是借用别人存在银行的暂时不用的存款来消费，这对少数人可以，如果大多数人同时都搞寅吃卯粮，那么银行势必不能持续贷款，毕竟银行贷出的货币要以今天的总存款为限。有人要求政府加大公共财政对穷人的转移支付、增加政府投资项目扩大就业，来增加消费需求，如上所述，由于政府财力有限，这是不可持续的。这样看来，要求扩大消费需求，还只是涉及到问题的表层，并未提出解决问题的真正办法。其实，西方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以维护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为前提，不可能认识到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的资本剥削关系是导致消费需求不能扩大的根本原因，所以，运用这种理论是不可能正确回答如何扩大消费需求问题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十分清晰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简单的买和卖上，只要有商品生产者自身互相对立就行了。如果作进一步的分析，供求还以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的存在为前提，这些阶级和阶层在自己中间分配社会的总收入，把它当作收入来消费，因此形成那种由收入形成的需求;另一方面，为了理解那种由生产者自身互相形成的供求，就需要弄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全貌。”[11] 这告诉我们，理解市场供求关系，不能停留在简单商品流通买卖关系这个现象形态的层面;而应当从现象深入到本质，弄清商品流通这种一般的交换关系是与何种历史形式的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关系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因为，市场的消费需求只能是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这种需求是由人们的收入决定的;人们的收入主要取决于一定历史形式的生产过程中的分配关系或初次分配关系;而分配关系则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的。正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状况，形成了社会的阶级和阶层的状况，决定了它们不同的收入状况，从而决定了市场有购买力的需求结构和消费能力。而消费品的需求结构和需求数量，又会影响到生产资料的需求结构和需求数量，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来看，它们还会进一步地影响到商品生产的供给结构和数量，正因为如此，要科学地调节表层的市场总供给和总需求不平衡的状况，就必须结合调节深层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可见，调整经济结构是不能撇开调整所有制关系的。

　　由此可见，经济结构出现不平衡，就不应当就事论事，只从产业结构等社会生产力层面找原因、提对策，而应当综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核心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多层面地进行综合分析，弄清涉及经济结构的“全貌”。

　　4.只有振兴公有制经济才能促进经济结构的科学调整

　　当前我国出现了某些行业的产能过程过剩，这表现为某些高档商品过剩，例如小汽车过剩，高档房空置。初看起来，这是生产力结构或产业结构自身存在的问题，其实这与生产关系层面的不良状况，即与公有制主体地位削弱、所有制结构背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应当看到，由来已久势头未减的私有化“改制”，收入分配领域长期存在的诸如事业单位自我创收、滥发津贴等无序状态，这些事态造成了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显著拉大，这种生产关系的不良发展态势决定了，中国社会现阶段还只有少数人买得起小汽车、高档住房这样的消费品，而多数人则买不起。这样，生产关系领域的问题，就势必对生产领域的产业结构发生反作用。大力发展这类高档消费品，短期内似乎促成了经济发展;然而事实却是无情的，少数富裕者对这类消费品的需求毕竟有限，而多数人的有购买力的需求根本不能适应此类高档消费品的供给，这就势必造成小汽车、高档房的过剩，进而轿车产业、房地产业这些所谓“龙头”产业的过剩，由此又引起一系列与它们关联、被它们拉动起来的产业链上的许多产业和配套产业出现生产过剩。因此，要真正解决经济结构不平衡的问题，经济结构的调整指向，就不能只在生产力层面的产业结构上做文章，惟有振兴公有制经济，促进收入差距的缩小，使生产供给结构和数量与市场需求结构和数量相适应，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讲的宏观经济调控，是包括调整生产关系在内的更科学、更全面的宏观经济调控。这种调控不仅对于调控对象的把握是深刻全面的，而且对于调控主体的国家来说，也是具有权威性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12] 这种说话算数、令行禁止的权威，也惟有在振兴公有制经济，牢固地确立起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做到。

　　(待续：第一章 三之(四)扭转民族经济被外资控制的趋势，必须尽快振兴国有经济)

　　[①]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398

　　[②]何干强.论收入平等及其实现途径[J].经济评论，2002(4)：38~43

　　[③] 参见吴宣恭.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根源和解决途径[J].经济学动态，2010(11)：12～19

　　[④].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98、999～1000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6

　　[⑥].关于201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摘要)[N].光明日报，2012-3-6-5

　　[⑦].审计署办公厅.关于2010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OL].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网站：http://www.audit.gov.cn/n1992130/n1992165/n2032598/n2376391/2754043.html

　　[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9

　　[⑨].关于货币流回规律，《资本论》第2卷第三篇“Ⅴ.货币流通在交换中的媒介作用”一节做了专门阐述，其他地方也多处提到(参见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46、459、508、512、534)。

　　[⑩].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926～927

　　[11].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217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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