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公有制经济之路》上网前言：

　　何干强

　　2014年7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①]。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者们理应为贯彻总书记十分重要的讲话精神自觉承担义务和责任。

　　最近，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了笔者撰写的著作《振兴公有制经济之路》（何干强著，企业管理出版社2014年5月第1版）。此书是笔者撰写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规律研究”（项目号：05@ZH005，主持人：李长征）的中间成果。为了推进更多的读者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振兴公有制经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而共同努力，笔者认为有必要将本书内容上网。感谢“网站”的支持，从今日起，本书将分章节陆续刊登。欢迎读者们提出宝贵意见。

　　何干强：《振兴公有制经济之路》——

　　第一章 振兴公有制经济的紧迫性

　　当前为什么中国必须提出振兴公有制经济的要求?因为宪法规定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已经受到严重削弱，这关系到新中国的生死存亡。

　　本章遵循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首先客观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呈现的向上和向下的经济现象;由此出发，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必须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两大基本历史前提，确立生产资料所有制、市场社会分工制度和经济管理体制状况三个分析视角，揭示近些年两种对立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阐明维护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重要性;接着，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进一步论证，要标本兼治地解决人们目前普遍关注的居民收入差距拉大、通货膨胀、经济结构失衡、外资侵占国内市场等重大现实经济问题，惟有振兴被严重削弱的公有制经济;在此基础上，以宪法为准绳，强调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是中国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的基础，绝不容削弱，当前振兴公有制经济时不我待。

　　一、从两种对立的经济现象谈起

　　(一)改革开放以来向上的经济现象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强调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②]从那时起，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开始进入扬弃计划产品经济体制[③]、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历史新阶段。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逐步出现了两种对立的现象。用科学发展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来衡量，一种是向上的经济现象：

　　——改革前国有企业那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经济单位和社会单位合一的状况得到了根本改变，公有制企业显现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活力和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国有经济同商品货币关系实现有效结合，经济效益明显提高，2002至2009年，中央国有企业不算上缴利润，上缴的税金总额，就由2914.8亿元跃升到11474.8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21.80%。[④]

　　——包括商品市场、多种生产要素市场和信用制度在内的结构比较完善、覆盖全社会的统一、竞争、有序和开放的现代市场体系基本形成;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如道路、铁路、航空等交通运输和信息网络已开始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格局，国民经济整体发展活跃，持续增长，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只有679亿元，到1978年增加到3645亿元，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经济总量迅猛扩张，2008年达到了300670亿元，年平均增长8.1%;而1961-2008年世界年平均增长速度只有3.6%。[⑤]2007年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发端，爆发至今余波未平的世界金融、经济危机，中国虽受到影响，但是从2007年到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年增长的速度仍分别达到11.4%、9.0%、9.1%、10.3%、 9.2%。[⑥]这被誉为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国家对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已经建立并正在健全;财政实力明显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显著增强;城乡统筹发展已经拉开序幕;城乡人民平均收入有了较大提高，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等等。

　　(二)向下的经济现象

　　上述向上经济现象令人鼓舞，然而，同样用科学发展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来衡量，近些年来在国民经济生活中也出现不少令人焦虑的、向下的经济现象。如：

　　——涉及生产关系方面的有：城乡发展差距和贫富差距拉大、普通老百姓存在“三难”(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经济腐败屡禁不止、一些产业部门被外资控制、相当多民族产品品牌在市场上消失、股市投机性过旺等。

　　——涉及生产力方面的有：经济发展粗放(靠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求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失衡、农村发展滞后、生态环境质量变差等。

　　(三)面对复杂经济现象应防止认识的片面性

　　如何正确认识这两种对立现象的成因，这关系到能否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能否真正促进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

　　如果只看到向上的现象而忽视或否认向下的现象，就会让成绩掩盖问题，助长实践中发生的失误，迷失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使经济发展偏离科学轨道;反之，如果只看到向下的现象而忽视或否认向上的现象，就会怀疑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对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丧失信心。不过，即使能够同时看到向上和向下这两种对立现象，但是不能正确地揭示这些现象的成因，也同样会陷入认识误区。例如，把产生向上现象的原因全都归结于不问姓社姓资的“市场化改革”，那就无法解释为何会产生人民群众抱怨的诸多向下的经济现象;而那种把向下现象的原因完全归结于“市场化改革”，则无法解释为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够产生诸多向上的经济成就。又如，有人用西方经济学的所谓“倒U型”曲线假说来解释向下现象产生的原因，[⑦]这就无异于排斥了向下现象的产生有工作失误的主观原因，广大人民群众对此是不能认同的。这些认识误区，显然不利于人们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的经验教训。

　　“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到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⑧]我们要防止认识的片面性，正确地认识产生两种对立现象的成因，惟有运用唯物史观的辨证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向上或向下经济现象的因果关系作具体分析。

　　二、从对立现象的成因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重要性

　　(一)明确分析经济现象的指导思想

　　唯物史观的辩证方法要求我们，必须把上述经济现象放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来分析。为此，必须确立科学分析的基本历史前提，这就是：

　　1.中国已经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才能独立自主地稳定发展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世情，指出在当代，帝国主义阻止中国实现民族独立自主，国际上已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中国已形成一定的机器大工业生产的物质基础及其相应的先进的工人阶级，中国共产党已经领导中华民族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历史实践已证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不可能领导中华民族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这就无可辩驳地论证了，中国绝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1977年10月，邓小平在接见加拿大外宾，谈到列宁批判考茨基庸俗生产力论，论证落后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时，又重申了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可能性，他说：“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这和列宁讲的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一样。”[⑨]今天，中国已经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虽然在社会生产中仍然存在手工工具这种生产方式，但是，机器工业生产已经成为占主体地位的生产方式，而且还形成了更加有利于社会化生产和联合劳动的计算机信息网络技术条件下的模块化新生产方式，这就使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公有制有了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伟大成就，从实践上证明，新中国建立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这是我们分析当今中国经济现象的最基本的历史前提。

　　2.“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⑩]

　　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形态中还存在着相当大的自然经济因素，发展商品经济势在必行，而现代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家利用的，是整个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11]市场经济就其作用机制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通过商品交换间接实现的、空间上可以广泛拓展的市场社会分工制度。尽管说，市场社会分工制度不可避免地具有自发性，但是，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不可逾越的;它与自然经济那种封闭的、狭隘的、从主体条件出发、只能在家庭、村落等小范围内形成的分工方式相比，对生产力的发展能够产生很大的推动力。市场分工制度并不姓“资”，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也可以利用。中国只有发展市场经济，才能摆脱旧中国遗留下的自然经济形态对社会生产力的束缚，为进入社会主义中级、高级阶段，为最终形成自觉的社会分工制度和自由人联合体经济，创造物质前提。充分认识新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仍然处于商品生产的经济形态，需要建立健全市场社会分工制度，这是分析当今中国经济现象的又一基本历史前提。

　　从这两大基本历史前提出发，我们有必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确立三个分析经济现象的基本视角：

　　其一，生产资料所有制状况的视角。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最深层的经济关系，其实质是经济利益关系，它是决定包括经济现象在内的一切社会现象的最深层的本质因素。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指出的：“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藏着的基础。”[12]这里，“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指的就是物质生产领域中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关系或简称所有制。我们分析经济现象的成因，理应深入到所有制关系层面。在今天的中国，也就是要分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涵盖的所有制层面。

　　其二，市场流通关系或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状况的视角。在商品生产社会，市场流通关系是生产与分配、消费的中介。市场的运行状况是否通畅，关系到社会分工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如何，关系到劳动生产率能否提高，关系到劳动者生产出的物质财富的经济价值能否顺利实现，也关系到整个社会再生产规模能否稳定扩大。在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拓展市场流通关系的历史阶段，分析经济现象，理应重视市场流通关系的状况。

　　其三，经济管理体制状况的视角。如果说所有制状况和市场流通状况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历史状况决定的，具有客观性;那么经济管理体制，则是人们根据自己对国民经济运动的认识，所制定的规范经济主体行为的一系列制度规则，具有主观性。经济管理体制是否符合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是否健康向上。因此，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经济现象，不能不认真分析经济体制的现实状况是否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发展市场经济两者有机结合的客观要求。

　　从上述两个基本历史前提和三个经济分析视角来看，分析上述两种对立经济现象的成因，就应当注重综合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经济关系、市场流通关系和经济管理的具体体制这些经济因素发生的变化。

　　(二)向上经济现象成因

　　从这些视角来分析，可以得出，改革开放以来，促进国民经济向上的经济因素，主要是：

　　1.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根本作用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公有制尤其是全民所有制具有劳动者处于自主地位、能自我调节生产关系、保证“全国一盘棋”、促进人们形成共同理想和共同利益、提高发展经济的总效率、促进走共同富裕之路等优势。[1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运行虽然有过波动，但是始终保持稳定的较高增长的态势，这是公有制为基础的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支撑的结果;在经济体制大转换的过程中，作为公有制经济主力的国有经济，做出了有利于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贡献。像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在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之后的较长一段时期，服从国家计划调控，低价出(为全国提供矿产资源上游产品)，而高价进(购进其他地区放开价格之后的轻工业产品)，由此支援了全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发展。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如此之快，没有国有经济促成的强大物质基础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而统筹城乡发展措施的提出和实施、统一市场体系建设规划的设计等，都是公有制这种优越性的具体体现。全国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更离不开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支撑。可以说，公有制经济，尤其是体现全民所有制的国有经济，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产生向上经济现象的最根本的因素。

　　2.所有制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有利于国民经济整体增长的变化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还不可能覆盖全社会，从壮大民族经济的要求看，还需要发展一定的非公有制经济;公有制自身的实现形式，也有待完善。新中国到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后来强调“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所有制结构趋于单一公有制经济。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1975年国有经济占83.2%，集体经济占16.8%，两者合计为100%。1979年，国有经济占81%，集体经济占19%，两者合计仍为100%。实践表明，这不利于从国情出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活跃和发展国民经济。改革开放对所有制结构进行多元化调整，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格局，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1993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占46.95%、集体经济占34.02%、私营外资经济占11.05%、个体经济占7.98%。[14]1992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23938亿元，比上年增长12.8%;1993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31380亿元，比上年增长13.4%。[15]1992年，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状况的城镇居民吉尼系数和城乡居民全体吉尼系数分别为0.211和0.377;1993年两种吉尼系数分别为0.218和0.407。[16]到这时，国民经济增长很快，居民收入差距也不大(吉尼系数基本上处于0.4以下)，证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是正确的、有利的。

　　3.市场流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促进国民经济产生向上现象的新因素。党中央在改革伊始就强调，“改革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其实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17]，这也就是要从中国生产力较为落后的国情出发，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优越性的前提下，破除自然经济观念下形成的高度集中、缺乏活力的僵化经济管理体制，创建公有制为基础的、宏观计划调节与微观市场社会分工制度自发调节相结合的经济管理体制。为了发展和适应市场社会分工制度，公有制经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诸如：对国有经济实行“两权分离”，国家代表全民掌握的国有资本所有权和投入企业的国有资本经营权实行相对分离;赋予国有企业面向市场的自主经营权，包括自行投资、自行招工和分配、自主设置内部管理机构;与此同时，要求国有企业自负盈亏，承担市场风险;对包括集体企业在内的所有公有制企业，都要求实行厂务公开、民主管理，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力求做到“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工资能高能低”等等。这些推动公有制经济同市场社会分工制度有效结合的改革措施，连同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实施，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为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带来了生机。

　　毫无疑问，市场社会分工制度具有自发性的一面，它在有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潜藏着导致宏观经济比例失衡的负作用，积累到一定程度会造成现实的危害。但是，我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注意在公有制基础上实施宏观计划调节，对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自发性负作用起到抑制作用，使其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向上作用得到较好的发挥。

　　这里必须把市场社会分工制度与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两层经济关系严格区分开来。前者体现人们生产劳动社会性的间接实现关系，[18]发生在流通领域;而后者体现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产生于直接生产过程。前者不能决定直接生产过程中谁来指挥生产、占有产品这种所有制关系;反过来，后者也不能决定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存在与否。在这样区别开来之后，就可以明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决不能归功于私有制有多大能耐，而是它利用了市场社会分工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显示出明显高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时期的活力，这是由于破除了僵化的经济体制，正确地利用了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结果。

　　(三)向下经济现象的成因

　　改革开放发展到目前，为什么会产生不少向下的经济现象呢?这主要起因于以下因素：

　　1.私有制经济在所有制结构调整过程中所占比重超过了基本经济制度允许的限度

　　必须充分认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私经济社会性质不同，既有统一性，又有对立性(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会相互争夺市场);它们各自对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其中国有经济的壮大，是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保证。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则具有两面性，在一定限度内，能成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有利于民族经济整体发展，但是超出一定限度，就会削弱公有制经济，对民族经济整体发展起阻碍作用。非公有制经济中的私营经济采取雇佣劳动形式，具有资本主义性质。[19]这种经济能适应局部范围的社会性协作生产，比个体经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它在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它发展的条件下，能增强民族经济的实力，是一种促进民族经济向上发展的因素。但是它就在起这种作用的同时，相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而言，同时也会产生一定的向下作用。这是因为，私营制助长私营观念，是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的根源;私营经济的本性必然产生劳资对抗性矛盾，拉大居民收入差距;它扩张自身的内在冲动，会增强社会再生产的无序性;它会与公有制经济竞争市场占有率，争占资源;其比重越大，导致国民经济发展向下的这些作用力就越大。不可否认，近年来经济发展的向下现象，尤其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收入差距过于拉大，[20]与私营经济比重的急剧增大有着必然的联系。

　　经济数据表明了这个道理。1993年以来，相当多的地区在国际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推行私有化“改制”，导致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削弱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变化。据全国经济普查的数据，从1996年到2004年末，在第二、第三次产业的企业实收资本中，国有资本所占全国实收总资本比重从58.6%降到48.1%。[21]此后，随着私有化“改制”有增无减，各地片面强调发展“民营经济”，导致私营、外资经济急剧增长，而公有制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的比重进一步降低。据全国第二次经济普查资料，“2008年末，企业法人单位495.9万个，比2004年增加170.9万个，增长52.6%。其中，国有企业14.3万个，减少3.6万个，下降20.0%;集体企业19.2万个，减少15.1万个，下降44.0%;股份合作企业6.4万个，减少4.3万个，下降40.2%;联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共65.9万个，增加22.7万个，增长52.5%;私营企业359.6万个，增加161.4万个，增长81.4%;其他内资企业11.9万个，增加6.4万个，增长116.3%;港、澳、台商投资企业8.4万个，增加1.0万个，增长13.5%;外商投资企业10.2万个，增加2.4万个，增长30.2%”[22];到此时，尽管我国国有企业资本总额绝对量在增长，但是私营企业资本总额绝对量增长更快，导致国有、集体经济在总资本中的比重进一步下降。所有制结构变化已为“国家资本占33.4%，集体资本占3.0%，法人资本占25.5%，个人资本占22.9%，港澳台资本占6.1%，外商资本占9.1%”。[23]其中的法人可以理解为多种投资主体构成的企业组织，由于统计数据显示国有和集体企业数量明显下降，可以认为，法人资本的主要成分是私人资本。有学者计算，2008年末包括企业和农户的全国直接经营性资本所有权结构是：国有资本占24.35%，集体资本占7.24%，个人资本占52.56%，外商资本占15.85%;[24]就是说，全国公私直接经营性资本的总量比例，已降为31.59 ：68.41。

　　与所有制结构这种不良的变化相对应，我国城镇居民吉尼系数和包括农村在内的居民全体吉尼系数，也显示出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不良态势，两种吉尼系数1996年分别为0.208和0.38;2004年分别为0.323和0.444;2007年分别为0.323和0.454;[25]居民全体吉尼系数到2009年已达0.47，估计如果加上漏计的高收入、灰色收入、隐性收入，已超过0.5;2009年，中国百万美元以上的富豪人数达67万户，居世界第三;资产超十亿美元的富翁人数仅次于美国，名列全球第二，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而按联合国关于贫困和低收入的标准，我国有1.5亿的人口每日收入不足1美元，属于绝对贫困，有31%的人口即四亿多人每日收入在2美元以下，属低收入穷人。[26]上述数据有的可能不绝对准确，但是，居民收入存在差距越拉越大的态势，这在理论界和群众中已没有争议。

　　这里需要强调，由吉尼系数表现的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态势，取决于收入高低不同的各类从业人员的数量结构变化。从这个角度看，由于中国国有经济的生产力水平高于私营经济，因而人均资本占有量高于私营经济，从而在同量资本中，国有经济的从业人员少于私营经济，所以，随着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显著下降，其中的从业人员就会下降得更多。据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到2008年末，在工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这4个部门或行业中，公有制企业(国有+集体)中的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的比重，都明显低于非公有制企业，只分别占12.1%(9.2% + 2.9%)、19.4%(12.7% + 6.7%)、12.9%(8.3%+ 4.6%)和14.9%(11.8% + 3.1%)，[27] 最高的比重也没有超过20%。这意味着，在这些产业中，已有80%以上的劳动者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就业，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由此可见，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正是由于所有制关系中私营经济比重不断扩大、公有制经济比重不断缩小造成的结果。

　　2.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自发性明显增长

　　只要是发展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完全消除其固有的自发性，只有到消除了商品货币关系的自由人联合体经济阶段，才能消除这种自发性。在需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我国现阶段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必须借助于公有制基础上的宏观计划调控，把市场分工制度的自发性向下作用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其向上的作用才会得到较好的发挥。目前，出现的产业结构失衡、楼市房价暴涨、消费品物价上涨、股市波动较大、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等，都是与没能有效控制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自发性相联系的。近些年来，国家一再强调要贯彻科学发展观，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主线，但是收效却不显著。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国民经济二、三产业的所有制结构中，私有制经济比重已经显著超过公有制经济，这种变化已经严重削弱了国家宏观计划调控的有效性。须知私营经济、外资经济都是从追求自身盈利出发进行经营活动的，它们的增长发展和布局，并不服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国家计划调控的政策措施对它们并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力;它们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越大，市场社会分工制度对经济运动的自发性向下作用就越强烈。可见，这种助长向下经济现象的作用，仍要归结为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严重削弱。

　　3.某些新实施的具体经济体制存在弊病

　　目前计划产品经济体制对全局已不起大的作用了。有人把当今向下经济现象的原因，仍然都归结为旧体制，这是牵强附会的。应当充分认识，破旧立新是一个过程，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方面的具体体制，往往不是一次性实践就能成功的。应当承认，某些向下的经济现象，是在破除旧体制之后，受国际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而建立的某些“新”具体体制下发生的。例如群众反映很大的“住房难”问题，就是1990年代以来推行“城市居民住宅私建私有体制”的不良后果。

　　“城市住宅商品房私建私有体制”实施初期，广大租用城市公有房产的居民通过住房制度改革，获得私人房产，不少人居住面积扩大，有较灵活的购房选择权，这使人们形成“住宅私有体制”优于“福利分房体制”的感觉。但是，在房屋建设私有化、住宅私有化推行10多年后，其真实效果越来越显现出来。除私人房地产商、有能力购置高档房和投资多处住房获得很大私人利益的少数人之外，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埋怨了。普通工薪阶层从居住权应当有保障的角度看，反而觉得现行住宅体制比原先的“福利分房体制”倒退了。客观事实是：房价与所谓“土地财政”交织在一起不断上涨、高档房越盖越多、投机性的房产投资不断攀比、工薪阶层购房困难、房地产私商暴富、政府官员因地产受贿腐败案接连不断、收入差距两极分化在居住领域明显表露;尽管国家政府不断出台调控措施，但是实施起来阻力重重，收效不大。原因就在于这种“城市住宅商品房私建私有体制”推行商品房生产的私有化，城市土地的管理背离了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制)的土地应当让全体人民享有平等使用权的基本规定。考虑到读者普遍关心住宅体制，这里不妨对这种私有化的住房体制的弊端，做些展开分析：

　　——它造成私人房地产商暴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房价上涨的主要因素是土地价格的上涨;土地价格的本质是地租的资本化，地租包括绝对地组和级差地租，城市级差地租必然随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上涨，由此必定引起土地价格上涨。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建筑投机的主要对象是地租，而不是房屋。”[28]级差地租的实质是土地租赁期内土地经营者获得的超额利润，租赁合同期满，超额利润即应作为级差地租转归土地所有者。现在的问题是，国有土地在房地产上的土地“拍卖”，其经济关系的实质，本来只应是一定时期一定面积的土地使用权或经营权的租借，而不是属于全民所有的这块土地所有权的转让，但是，现在房地产私商获得土地经营权的时期很长，在其获得的土地经营期内，他们就可以长期因土地价格上涨获得超额利润，于是，大量的原本应当属于全民所有的土地级差地租就落入私人房地产商的腰包;而级差地租的实体，是“虚假的社会价值”，是作为“消费者的社会对土地产品支付过多的东西”。[29]这就意味着，地方政府把土地“拍卖”给私商，等于放任他们无偿占有整个社会劳动群众创造的剩余价值。这就是房地产商能够暴富的根本经济原因。对于把住房当作投资转卖对象的购买者来说，实质也是投机于土地价格上涨，通过占有本应归属国家的级差地租来谋取高额利润的。

　　——它滋生房地产投机腐败。建房私有化，这为私商“空手套白狼”谋取暴利提供了温床。人们看到，私商通过一定办法取得大块地皮;以此向银行抵押贷款;接着预售住房，让购房者预交房屋款项，并边盖房边出售，由此取得收入，然后偿还银行。现代中国的这种私人建筑投机方式，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引用1857年伦敦一个建筑业主证词中描述的投机方式，竟然如出一辙，[30]差别似乎只是，150多年前英国建筑商投机支配的资本可以超过他财产的20倍到50倍，而当今中国某些私人房地产商经营的资本可以超过他自有资本的千百倍以上!私人地产商就是这样利用市场经济的信用制度和现行“住宅私有体制”，“使他可以不用自己的资本而用别人的资本来预付、来冒险”[31]。而私商行贿为了获取地皮，腐蚀了我们多少以权谋私的干部，这更是骇人听闻、众所周知的。

　　——它造成人们对土地所有权占用的不平等。我国宪法总纲第10条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32]也就是土地所有权归全民所有。本来，人们平等的土地所有权决定平等地享有土地使用权。但是，住房的私有化必定造成人们在住宅上使用土地面积的不平等。这并不是说，在土地全民所有制的条件下，人们只能绝对地居住占用同样面积土地的住房。问题在于，对于购买了多处住房的人，对于住房占用土地面积很大的人，他们享有了较多的土地使用权，却并没有理应向社会交出因社会经济发展而形成的级差地租。

　　——它造成土地利用的无计划并阻碍可持续发展。私人投资购买多处商品房，为了待价而沽，又囤积居奇，这就造成那些想正常购房的人因房价不断攀升而购房困难，同时又造成有购买力的购房需求旺盛、房屋供不应求的假象。而那些只注意到表面现象的社会舆论，乃至由私商操纵的某些舆论，又要求地方政府尽可能多地提供盖房土地，而地方政府一旦被动地接受这种要求，就势必难以计划控制城市住房的占地总面积。在现有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选择住宅群的建筑地点，往往会从增加土地财政收入考虑，私人房地产商则必定要追求利润，这样一来，对于城市土地的利用，就很难把优化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建设放在首位，势必阻碍可持续发展和社会文明发展。

　　这样看来，城市居民“住房难”也就不足为怪了。这是城市住宅体制这一具体改革搞私有化，偏离了正确方向导致的结果。看来，要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难”的问题，需要坚决改革现行私商建房、私人购房体制，遵循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即国家管理公有制土地)的宪法规定，逐步建立起人民平等地享有公有土地使用权，由国有企业建房，实行住宅公有、居民租用商品房住宅的“新住房租赁制”。[33]

　　完全可以说，一旦在具体经济管理体制上偏离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客观要求，必然会造成向下的经济现象，必然给国家和大多数人民群众带来不利。对于这些导致向下经济现象的成因，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这不是实事求是。认为是新建的具体体制即使有弊病也不能改，这是新的思想僵化。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来看，唯有解放思想，敢于解决新问题，朝着公有制与市场社会分工制度有效结合的方向进一步破旧立新，才是正确的态度。不能认为，具体体制只要与旧体制不同，就能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须知，科学的具体体制往往要经过若干次肯定、否定的扬弃过程，才能真正确立起来的。对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这种前无古人的事业，就更是这样。由此也就可以知道，那种把人们对改革中某些具体做法尤其是实践证明已经显示出弊端的某些措施提出不同意见，说成是“反对改革”，这是多么的肤浅和不负责任。当然，我们也要反对另一种极端，不能看到某些具体体制出现了新的问题，就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失去信心。

　　(四)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应确立的基本认识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产生向上的现象，这是由于遵循唯物史观的正确指导，建立起适应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优越性发挥了根本性作用;这是由于公有制经济同市场经济结合，使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得到自觉利用，而它的自发性则得到了一定的控制。而近些年来出现的久拖不决的向下经济现象，其深层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国际国内私有化思潮影响下，受到了严重削弱。可以说，公有制主体地位能否巩固，公有制经济能否稳定地发展，事关国家的兴衰存亡，事关人民群众共同富裕的目标能否实现。

　　“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34] 既然国民经济产生向下现象的症结问题在公有制的削弱，我们要消解向下的现象，培育对中国经济起向上作用的因素，促进国民经济科学发展，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维护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努力推进市场社会分工制度与公有制基础上宏观计划调控实现有效结合。

　　(待续：第一章之三：解决当前重大经济问题必须振兴公有制经济)

　　[①] 转引自新华社电稿：《习近平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强调更好认识和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光明日报2014年7月9日第一版。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通过)∥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R].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5.

　　[③].这里，笔者没有把旧体制称之为计划经济体制，而是称为“计划产品经济体制”。这是因为，计划经济是反映社会化大生产的按比例发展客观规律的经济范畴，不宜把它当做贬义概念。旧体制在经济管理上主要使用指令性计划而忽视市场流通，近似于用放大了的自然经济观制定的有较大主观性的计划来管理经济，自然经济是与商品经济对立的产品经济，所以，把旧体制称为“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更为恰当。

　　[④].程恩富，侯为民. 准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 [N].光明日报，2011—9—28.

　　[⑤]　国家统计局.光辉的历程 宏伟的篇章――新中国成立6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回顾系列[M].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qzxzgcl60zn/t20090907_402584869.htm

　　[⑥]　见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07至2011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gb:年度统计公报)和国家统计局关于2009年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修订的公告(http://www.stats.gov.cn/tjdt/zygg/sjxdtzgg/t20100702_402654527.htm)。

　　[⑦]“倒U型”假说是美国经济学家库茨涅兹提出的。他认为，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过渡的阶段，收入不平等的程度通常要拉大，而到达发达国家水平之后又重新趋于平等，这是发展中国家的一般规律。这种观点又被进一步扩大到社会现象上，认为，在这种过渡阶段，犯罪率等不良社会现象必然增加，而以后会趋于好转。其实，这种假说是运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统计资料做出的，即使有些道理，也只是概括了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中国家的现象，把中国与这些国家做类比，这是有悖唯物史观方法论的。

　　[⑧].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86.

　　[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譜1975—1997》(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223.

　　[⑩].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通过)[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7.

　　[11].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96.

　　[12].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894.

　　[13]参阅何干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 [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454～457.

　　[14]参见宗寒.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现状∥总论改革开放30年：刘国光等26位学者多视角解析 [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151.

　　[15]数据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全国年度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gb/

　　[16]数据转引自刘瑞娜.人民共享改革成果的数理分析模型研究∥海派经济学(第32辑)[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150~163.

　　[17]《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7、10.

　　[18]在唯物史观看来，人的生产劳动具有社会性，它是在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中存在的。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劳动社会性的实现，有直接实现和间接实现之分。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力低下，生产劳动的社会性通过家庭范围内的分工(如男耕女织)直接实现，产品不是商品。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生产者一方面彼此分散独立经营，另一方面又需要相互依赖，劳动社会性只能通过产品交换来间接地实现;产品只有被卖出，成为商品，从而劳动凝结为价值，采取抽象劳动的形式，人们的劳动才能成为整个社会的总体劳动的组成部分，才能取得社会性。只要社会分工还不能达到直接组织的高度，在全社会范围的劳动的社会性的实现，就仍然只能采取商品交换这种间接形式来实现。因此，劳动社会性只能间接实现这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条件，是市场社会分工制度形成的根本原因。

　　[19]全面地说，我国的私营经济属于一种社会主义国家领导、控制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即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具有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同时又通过一定的税收，服从、服务于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

　　[20]以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内需不足为例，香港有文章报道，“今天内地的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只有微不足道的38%”(休·扬.中国转向内需型经济道路坎坷[N].参考消息，2008-9-2，第4版)消费不足，显然与分配关系收入差距拉大有必然关系。只要多数人的收入上不去，消费购买力就上N不去。而私有制比重的加大，必定造成多数人的收入上不去。

　　[21]数据见 “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国务院办公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06年2月10日第4号，第19页。

　　[22]参见国务院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统计局.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OL].[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091225_402610155.htm

　　[23] .引自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任务基本完成　普查取得重要成果[OL].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http://www.stats.gov.cn/tjdt/gjtjjdt/t20091225_402610100.htm)，2009-12-25

　　[24].李济广.私有制经济比例已经严重违宪[OL].http://www.mshw.org/theory/eco/2011-07-28/3740.html

　　[25].数据转引自刘瑞娜.人民共享改革成果的数理分析模型研究∥海派经济学(第32辑)[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150~163

　　[26].参见刘国光.中国财富走向：是“国富优先”转向“民富优先”，还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共同富裕”? [O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107/248327.html

　　[27]国务院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统计局.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二、三号)[OL]. 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091225_402610155.htm，2009-12-25，10:02:13

　　[28]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72

　　[29]参见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745

　　[30]参见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61

　　[31]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61

　　[3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修正文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出版，2004-3-15：82

　　[33]参见何干强.论城市住宅体制的改革目标[J].中国流通经济，2011(4)：49～53

　　[34]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版，200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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