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在耶鲁的一个派对上，我有幸见到了社会学家Joseph Soares。派对的主人、社会学系戴慧思教授介绍说：他研究教育社会学，特别聚焦于耶鲁的个案。我听罢异常兴奋，马上对他说起我对美国大学扶助弱势阶层的种种政策之钦佩，比如照顾少数族裔、给穷学生奖学金，等等，等等，并说这一切都很值得中国学习。Joseph Soares教授安静、耐心地听我讲完，然后用很舒缓、微弱的声音告诉我：“根据我的研究，现在的耶鲁，比60年代布什、切尼读书时的富家子弟更集中，穷人更少。”
Joseph Soares是典型的学者相貌和气度，说话声音很轻，很平稳。然而，这几句和风细雨，仿佛一颗重磅炸弹，轰得我一时失去了平衡：“怎么可能?不是有这么多政策吗?”
“原因很复杂，我只是告诉你我掌握的数据。”
因为还没读Joseph Soares的著作，我并未因这一次谈话而改变思路。接下来几年，我在国内出版了几本关于美国教育的书：《培养精英》、《美国大学原来是这样的》等等，仍然以非常肯定的基调介绍“美国模式”，俨然是美国教育的“专家”了。Joseph Soares则在2007年出版了他的力作《特权的力量：耶鲁和美国精英大学》，读来顿觉耳目一新，也逼着我用更为复杂的目光审视美国的高等教育。
如今又是几年过去，我和Joseph Soares究竟孰是孰非?这个问题的复杂性，绝非一个对错能够判别。
上世纪高校改革
让我先简单叙述一下两方面的事实。
在19世纪，美国高等教育几乎是常青藤一手遮天。而常青藤是当时的统治阶层、即所谓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清教徒的私人俱乐部。这些富裕家庭先把子弟送进新英格兰和纽约地区的几所贵族寄宿学校，然后从那里直接升入常青藤。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等如雷贯耳的名字，那时其实不过是地方学校。
到19世纪末，有识之士开始了改革，其中带头的是哈佛校长Charles Eliot。他取消了入学考试中拉丁文、希腊文考试，因为这些古典文字只有贵族寄宿学校才教。这样改变，使公立学校的平民子弟更有竞争力。到了20世纪20年代，常青藤开始逐渐引入SAT考试，尝试有限的择优录取，而不仅仅是看门第。
1933年，40岁的化学家James Bryant Conant就任哈佛校长，一直到1953年卸任。在这20年中，他一手把哈佛转化为了现代大学。其中一个重要政策，就是推行奖学金制度，唯才是举，把不成器的富家子弟踢走，把聪明的穷学生请进来。当时他有一个相当激进的观点，称政府有权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没收他一次私有财产，即以剥夺性的遗产税终止财富的继承。此说曾引起万贯家资的校友的抗议，甚至要逼他辞职。但他以自己的声誉顶住压力，在哈佛执行财富再分配：用富人的学费供应穷人读书。事实证明，这是美国战后高等教育制度的基石。 战后的《退伍军人法案》，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彻底重塑了美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根据这个法案，二战的退伍兵，只要被相应的大学录取，政府就支付其教育费用。于是，一些过去对常青藤连想也不敢想的下层子弟，拖家带口地搬进了典雅的贵族校园(许多退伍兵已经成家生子)。这一度在常青藤引起恐慌。许多教授担心这些“下九流”让常青藤斯文扫地。但事实证明，这些草莽之士，恰恰是常青藤历史上最好的学生。
上世纪60年代，则是又一巨变。SAT在录取中的分量越来越重要，几乎成了美国的高考。许多上流社会的纨绔子弟进不来了。聪明的平民子弟大量涌入。接着是民权运动所促成的“种族平权”政策，大学录取对黑人等少数族裔进行扶助，适当降低学术标准，让多种族的学生进入校园。
奖学金制度，也越来越发达。进入本世纪后，哈佛率先推行对家庭年收入在6.5万美元以下的学生的免费政策(美国中等家庭年收入大致在5万美元上下)。也就是说，这些学生不仅不缴学费，而且白吃白住，有的甚至还能拿到笔记本电脑。那些年收入在6.5万-15万美元的家庭，孩子上哈佛也只须贡献家庭收入的10%。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等名校，也纷纷跟牌，推出了类似的政策。我们还需强调，这些学校对于弱势学生并不仅仅是大笔砸钱了事，而是主动出击，派人锁定在高中里的穷孩子，告诉他们有这样的机会，鼓励他们申请，并在录取时适当降低分数等等的标准。
这难道不是穷孩子的教育天堂吗?所以，我没有必要修改我过去的著作。所有这些，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仍然有着巨大的借鉴价值。
但是，Joseph Soares则让我们看到了另一面。这一面同样真实。
富人享有更多教育资源
我不必引述他的结论，不妨通过第三方的数据对他的观点提供支持。
根据最近耶鲁校友杂志上的一篇文章，2013年录取的耶鲁新生，只有15%的家庭年收入在6.5万美元以下。考虑到美国中等年家庭年收入仅为5万美元，这意味着占绝大多数的美国家庭的子弟，只能在耶鲁占据15%的位置。另外16%的学生，则来自年收入在6.5万-12万美元的家庭。剩下的69%，来自年收入在12万美元以上的家庭。这大致就是收入在顶尖10%的家庭。
换句话说，10%最富有的阶层，在耶鲁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这些比例，每年当然有些浮动，但仅仅是一两个百分点而已，多年来基本稳定。其他的精英大学，也大同小异。2004年，当时的哈佛校长萨默斯就指出，美国精英大学里的学生，有四分之三来自收入在顶尖四分之一的家庭;而来自家庭收入在中等线以下的一半人口的学生，仅占9%。过去几十年，美国高等教育界不停地推出各种政策扶助弱势，但弱势似乎越扶越弱。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以上两个画面的强烈对比，逼着我们寻求答案。
我在美国的大学里已经教了十年书，所见所感实在一言难尽。自从和Joseph Soares的那次简短交谈后，也一直试图把我过去所知道的和他的研究成果所代表的现实加以协调。在我看来，美国的高等教育目前所肩负的实在是“不能承受之重”。
美国是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发达国家，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整个社会朝着极度的贫富分化冲锋，即使大学希望帮助寒门出一些贵子，也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不妨随手就举个例子。《波士顿环球报》6月12日刚刚刊载一组数据，是大波士顿地区主要市镇独居住宅的平均房地产税额。我家隔壁的一个穷镇，每年才区区三千多美元。而我们镇虽然仅一条马路之隔，则高达九千多，相差近三倍。在半个小时不到的开车距离内，是著名的富豪镇Weston，将近1.8万美元，快到那穷镇的5倍。各镇的房地产税率不同，但差别不大，这些数字大体反映了各镇的房价。
美国不仅仅是贫富分化，而且是贫富隔离。穷人富人根本不住在一起。更重要的是，美国公立学校的主要财政资源，来自本地房地产税。一个学生的教育费用，在麻省平均一年要一万多美元。穷镇一户只能收三千多美元，富镇则将近1.8万美元。另外，穷镇的居民基本上不起私立学校，几乎所有孩子都在本地上学。富镇的大款则守着肥得留油的公立学校不上，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这样，那里的公立学校学生少，钱则多得多。当然，我们还不要忘记：穷镇居民教育水平低，孩子学业上的问题多，家长帮不上忙。富镇经常是夫妻都为常青藤出身，妻子拿着两三个常青藤学位辞职回家专心教育孩子，等于高端全职家教。这两个镇的孩子，怎么竞争?
输在起跑线上
这还不仅仅是“输在起跑线”上的问题，穷孩子甚至连跑道都找不到。我们的邻镇其实不过是富裕地区的穷角落，并不是特别穷。那里无家可归者甚少，也没有显著的治安问题。麻省比这个镇穷的地方就有不少。
读博士时住在纽黑文，听一位当地的教师说，在学校根本不可能教书，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单亲，父亲要么在监狱，要么就根本没有，母亲也没工夫理他们。老师上课，就是陪着孩子，劝他们别吸毒、别犯罪、小心别怀孕，哪里还能教什么。可惜的是，美国又是个崇拜高等教育的国家。穷人有没有机会，要看其是否能上大学。于是，各种政策出台，不惜工本地把能找到的年轻人都送进大学。18-24岁的人口中已经有41%在大学注册。但是，许多学生进了大学，连to和too的区别都不知道。
《纽约时报》在2014年6月8日的社论中，为我们描述了如下惨淡的景象：美国18-24岁的人口，贫困率在1970年时为13.9%，1990年时为15.9%，2012年上升到20.4%。这是在大学入学率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发生的。2007年，38%的大学毕业生干的是根本不需要大学文凭的工作，2012年则上升到44%。许多雇主抱怨，大学似乎什么都没有教，毕业生难当重任。但是，真在大学教书就知道，很多学生几乎就是文盲。常青藤的毕业生当然响当当，但是，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穷孩子面对巨大的资源劣势，即使被录取办公室“照顾”，也难以够得着那个门槛。
寒门能不能出贵子，不是大学能够解决的问题。在我看来，高质量的免费幼教恐怕更为关键。我在《市场到哪里投胎》一书中，总结了三种模式的市场经济，呼吁中国在发展中放开视野，不要死盯着美国模式。比如，瑞典没有哈佛、耶鲁，但是，瑞典无论是顶尖的高智商群体，还是中下流智商群体，在国际测试中的成绩都高于美国的同等群体。瑞典的孩子不论贫富，一出生父母就有带薪产假，然后享受高质量的免费托儿所、幼儿园。美国的母亲往往休不起产假(因为不带薪，甚至可能丢工作)，付不起托儿费。美国有3亿多的人口。在这么大的底数中，出几个乔布斯式的寒门贵子并不足奇。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寒门要出贵子，最好还是先投胎北欧。(本文为美国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英国教育均衡措施：补偿弱势群体 关注全体学生
缩小教育质量方面的“两极”差距，是英国教育均衡发展的首要目标，英国历届政府在制定教育政策时保持了连续性和继承性。
——长远规划指明方向。英国早期教育均衡计划如“教育优先区”、“教育行动区计划”、“城市卓越计划”等，取得了一定成效，使教育均衡发展的良性局面基本形成。2003年，布莱尔政府发布绿皮书《每个孩子都重要》;2007年年底，英国版的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儿童计划》出台;2009年，《儿童、学校与我们的未来》白皮书发布。这些政策均将改革重点指向关注儿童个体发展、补偿弱势群体、提高公共部门效率与保障教育服务质量等方面，提出了保证每个孩子都能上优质学校，以个性化协助的方式保障每个孩子成功的目标。
——早期教育“确保开端”。在英国，学前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在面向2020年的教育规划中，“确保开端”的理念已从最初针对弱势群体扩展到所有儿童，提出为所有3岁幼儿提供免费学前教育，推出学生与家长保障计划，保障家校合作，完善早期教育政策，为每个儿童提供个性化协助，共同关心孩子的学习与全面发展等目标。
——“自由学校”增加选择。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英国始终尝试以扩大教育选择权的方式改造公立学校乃至教育管理部门，虽未取得完全成功，但努力一直在继续。连锁学校、特色学校、校际联盟等，是上届政府的改革重点。2010年，新一届政府根据美国特许学校及瑞典“自由学校”改革经验，开始新建和改建一批“自由学校”。这些学校仍接受政府资助，但办学者不再是地方教育部门，家长、教师团体、非营利机构等可以新建学校，也可以将现有公立学校转型为“自由学校”。
——个体补偿提高成绩。为了补偿和全面提升学生学业成绩，英国政府在英格兰所属的46个郡的所有学校试行“导师制”和“一对一”辅导。任何一个七年级以上的学生，如果其英语或数学等学科成绩低于国家标准，都可以通过“一对一”指导或小团体辅导获得帮助。中学的每一个学生均可获得一位“导师”，保持定期联系。同时，新的“学校报告卡”与“家校协议”将强化政府、家庭、学校的合作。
——经费保障教育服务。英国不断推出的教育均衡发展政策，背后是政府的财政支持。(摘自中国教育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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