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那次著名的中央全会后，30多年来，在中国一直盛行着这样一种安全观。根据这种安全观，一个国家(自然是指中国)的安全，完全要由它的发展状况(而这里的所谓发展，是专指经济的发展，即所谓“发展才是硬道理”，其他的都是软道理)来决定——只有经济发展了，发展到远远超过(一般地超过也不行)对手了，这个国家才有安全可言。
将这种安全观应用到处理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国家的关系，便只能采取名为“韬光养晦”，“谁也不得罪”，实为巴结讨好，称兄道弟，逆来顺受的政策和策略。在实践中，就必须像当年的西太后那样，“尽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欣”。换句话说，就是要与以美国为首的美欧资本主义国家名为“做夫妻”，实为当小妾，任凭其占有、玩弄。
将这种安全观应用于处理与正处于反帝反霸斗争第一线的国家和人民的关系，主要是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便只能采取名为“决不当头”，实为隔岸观火，甚至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政策和策略。于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不仅被抛到了九宵云外，甚至还遭受到一些“精英”们的嘲弄和批判。
将这种安全观应用于处理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与有领土(领海)主权争议的周边国家如日本、越南、菲律宾等的关系，则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尽管这个政策30多年来所有周边国家都不屑一顾，它们中某些国家(最突出的要算越南)甚至利用中国的这个作茧自缚的昏庸政策，肆无忌惮地在中国领海与他国把共同开发搞得风生水起，如火如荼，并源源不断地获取着丰厚的经济收益。然而，决意萧规曹随的一代又一代“特资‘精英’”们，却至今仍然像抱着一个早就在发臭的宠物尸体一样，死死不肯放手。
这种安全观甚至还被运用到祖国统一的大业中。如在台湾问题上，认定只有大陆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台湾，台湾人认为与大陆统一有利可图了，才有可能谈统一。在大陆的发展没有远远超过台湾的条件下，便只能按照台湾执政当局(主要是指逃台苟延残喘的国民党)的“和平愿景”，坚持由其提出的“和平发展”方针，主动放弃“武力统一”的威慑手段。这样一来，逃台的国民党(以及从中分裂出去的另外几个小党)心里到是安全了，可是祖国统一大业却变成了一个遥遥无期的东西，处于“两条平行线，永远不相交”的状态。
30多年来，这种安全观如同封建时代皇帝的只言片语常常会被其臣子们当作圣旨一样，被“特资‘精英’”们当作金科玉律而信奉和坚守着。鼓吹这种安全观的言论(包括领导人的讲话等等)真可谓是汗牛充栋。据新华网新加坡6月2日电，“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1日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发表题为《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亚太美好未来》的主题演讲，阐释中国的亚洲安全观”。在该主题演讲中，该副总长宣称道“发展是最大安全”，则应是上述安全观最新一次的老调重弹。
所不同的是，以往的此类言论多出自“特资‘精英’”中的非军人，而此次则出自军人。这说明，这种安全观不仅在地方上一直被某些“精英”们信奉和坚守，也被军队的某些“精英”信奉和坚守。这当然丝毫都不奇怪，只是这样级别的军官在这样的国际会议上作这样的宣示，过去却也并不多见。作为负有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和统一祖国大业庄严使命的军队，特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有着光荣革命传统和斗争精神的武装集团，竟也如此地信奉和坚守这种安全观点，这就不能不多多少少地要引起国人的忧虑。
新中国已经成立65年，这65年总体上来说是安全的。特别是最近30多年，更处于安全的环境中，也因此才有被“特资‘精英’”们所一再炫耀的GDP的持续高增长。人们不禁要问：这样长久的安全局面是怎样得来的呢?是因为新中国的发展、发达远远超过其对手了么?否!这样长久的安全局面，从根本上来说，是毛主席带领当时的全国人民和军队硬过硬地打出来的。
回想新中国成立之初，尽管那时国家百废待举，百业待举，国力孱弱无比。然而，当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严重地威胁着新中国安全的时候，毛主席毅然决然地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战略决策。经过三年的持续战争，终于打破了当时甚嚣尘上的美国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将其逼到和平协定的签字桌前。它因此也深刻地认识到了这样一个真理：“已经站立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惹翻了是不好办的。”因而自那至今，尽管它很发展、很发达，却再也不敢轻易地在新中国这个“太岁”头上动土;这也才有了至今的美国对于中国的和平。
再把回想的思路对准1962年的中印关系。尽管当时中国的发展并没有达到远远超过印度的程度，还刚刚经历了连续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而印度的后面还有美帝和苏修的支持。然而，在印度频繁挑起的边境武装冲突面前，毛主席同样毅然决然地作出了“自卫反击”的决策。当时毛主席曾经估计，若能保持中印边境20年的和平，那么自卫反击战就是值得的。而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虽然自那以来历届印度政府都并不老实，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却再也不敢越中印边界这个“雷池”一步。
至于1969年针对苏修挑衅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1974年针对南越反动政府挑衅的西沙“自卫反击”战，当时中国的发展也都远远没有达到超过对方的地步——苏联是世界两霸之一，南越则有美国为其撑腰。然而，由于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人民坚持了正确的科学的安全观，不信邪，不怕压，敢于奋起自卫，因而才取得了那一个又一个反击战的胜利，为新中国赢得了和平的国际和周边环境，为尔后的长期和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上述“发展是最大安全”亦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安全观，不仅相对于新中国的历史完全说不通，把它用到世界范围也根本说不通。这方面的事例千千万万，这里仅举一例：在当今世界，谁最发展、最发达呢?当然是美国。也因为如此，美国才被中国的那些哈美汉奸们所崇拜，所追随，所依附。然而，如此发展、发达的美国它安全么?如果它真的安全了，又哪里来的“9·11事件”?又哪里来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其他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类为由的由它发动的战争?
不仅如此，综观整个人类历史，包括人类革命史，上述“发展是最大安全”亦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安全观，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在人类历史上，经济实力强的打败经济实力弱的事例比比皆是。而几乎所有的革命，在开始革命时及其尔后的一个长时期内，革命的一方的经济实力都远远不如被革命的一方。然而，最后的胜利却总是属于经济实力薄弱的一方的。这可以说是一个规律。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近例。如果按照“发展是最大安全”，亦即按照“发展才是硬道理”，其他的都是软道理的观点，那么，什么革命都根本不必进行，即使是进行也是白搭，也只能落个失败的命运。
通过上述大量的现实和历史事实的回顾，我们已经再清楚不过地看清楚了“发展是最大安全”，亦即“发展才是硬道理”，其他的都是软道理观点的无比荒谬。其之所以荒谬，从哲学思想来说，就是它是典型的机械唯物论。唯物论原本不错，但它有辩证与机械之分。辩证唯物论是正确的哲学理论，而机械唯物论则是错误的东西。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它绝对地、孤立地、静止地看待了物质(经济实力，发展程度，武器装备)的作用，把它强调到了不恰当的程度。诚然，物质，经济实力，发展程度，武器装备是重要的。然而，他们却根本忘记了，“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军事力量的优势，只是暂时的现象，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等等已经被实践所充分证明了的唯物辩证法真理。由于30多年来持续地陷入到这种典型的机械唯物论当中，因而，无论是在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的进攻面前，还是在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面前，在与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主权争端中，乃至在统一祖国的大业问题上，手脚都被严重地束缚，于是一味地右倾保守，一味地退缩避让，一味地委曲求全，不敢有任何的作为。持续坚持这样理论的结果是，反而壮了对手的胆，使对手逐步地变得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东边的日本，南边的越南和菲律宾，它们今日的猖狂，就完全是由中国的这种“发展是最大安全”，亦即“发展才是硬道理”，其他的都是软道理的安全观怂恿起来的。这种机械唯物论的安全观不除，中国周边就永远宁日，中国的统一大业便也永无实现之日，即永远处于前文所说的“两条平行线，永远不相交”的状态。
机械唯物论，从方法论上看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理论。毛主席曾经批评“四人帮”是“形而上学猖獗”。其实，在中国，形而上学猖獗的决不仅仅只有“四人帮”，“发展是最大安全”安全观的理论根据——“发展才是硬道理”，其他的都是软道理的发展观，是形而上学猖獗的一个带根本性的突出表现。可以预见，只要形而上学猖獗一日，其对党、对军队和国家的祸害便也不会有根本改变，中国的国家(包括领海主权)便也不会有真正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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