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虚无前三十年的“奇文”
近日，从微信群中读到一篇标题为《40年来令人怀念的六位大学校长》（署名北京木子艺术工作室）的文章。读罢该文，深感这是一篇虚无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奇特文章——说奇特其实也并不那么奇特，类似的所谓文章过去也曾多次见到过，只是这篇文章更加不顾客观事实，更加随心所欲罢了。
该文是以这样一段话开头的：“二十世纪上半叶，优秀的教育家灿若星河，仅大学校长而言，蔡元培、马相伯、梅贻琦、郭秉文、罗家伦、张寿镛、蒋梦麟、任鸿隽、张伯苓、竺可桢、茅以升、唐文治、萨本栋、陈裕光、吴贻芳……这个 名单很长很长。”
接着该文又说道：“而八十年代呢？八十年代意味着什么？那是一场浩劫之后的重建，是对此后三十年高等教育拓荒的奠基与构想，这是意义深远又责任重大的时期。幸好，八十年代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大学校长，他们恢复或重建了大学精神，让大学从骨子里更像大学——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甚至可以说为大学重新注入了灵魂。他们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完成大学学业，因此可以说接续了优良传统，他们永远被怀念。”之后该文列举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涌现”的，“40年来令人怀念的六位大学校长”的名字和他们简要的“优秀”事迹。
读罢该文不难看出，是将从“二十世纪上半叶”起，亦即从1900年起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四十年”，也就是至本世纪一十年代这一百二十年的中国教育，划分为三个时期来进行评价和定性的。这三个时期是——
（一），“二十世纪上半叶”，也就是1900年至1949年时期。
这个时期，就其政治状况来说又可分为三个时段，就是1900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的晚清时段，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至1927年的军阀混战时段和之后至1949年的国民党蒋介石反动统治时段；而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虽然说的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但是实际上指的却是从1912年到1949年的中华民国时期，特别是指1927年到1949年的国民党蒋介石反动统治时期，因为这也是多年来一些人特别看好并且不断地掀起所谓“民国热”的时期。
在该文看来，这个时期是中国教育的一个光辉灿烂的时期。表现在这个时期“优秀的教育家灿若星河”，其中，“仅大学校长”就有“蔡元培、马相伯、梅贻琦、郭秉文、罗家伦、张寿镛、蒋梦麟、任鸿隽、张伯苓、竺可桢、茅以升、唐文治、萨本栋、陈裕光、吴贻芳……”，而且实际上“这个名单很长很长”。
众所周知，大学教育不是空中楼阁，它要以中学教育、小学教育乃至幼儿教育为基础，为依托，大学教育如此地光辉灿烂，那么当时的中学教育、小学教育乃至幼儿教育也就定然都是光辉灿烂的。因此，“优秀的”中学校长、小学校长、幼教某长就更加是“灿若星河”，甚至是“灿若宇宙”的。
同样众所周知的是，教育是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存在的，它要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等条件的制约。既然这个时期的教育是如此地光辉灿烂，那么毫无疑问，这个时期的政治（比如说国家领导人也就是蒋介石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和经济、文化、科技等等也就都定然是光辉灿烂的。
因而，从表面上看，只是在颂扬这个时期的教育，但是实际上却是在对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等进行全面的肯定和高调门儿的颂扬。对于那些不了解当时，也就是1927年到1949年国民党蒋介石反动统治时期真实情况的人们来说，当他们读了这样充分全面肯定和高调门儿颂扬的文字时，除了对那个时代进行向往和膜拜之外，大概是不会有别的情感产生的吧？
（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四十年。
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迄今为止的“改革开放”时期。该文将这个时期定性为“一场浩劫之后的重建”时期，认定这个时期的教育“是对此后三十年高等教育拓荒的奠基与构想”的时期，是“意义深远又责任重大的时期”。而之所以这个时期能够有这些值得肯定的地位，是因为“八十年代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大学校长，他们恢复或重建了大学精神，让大学从骨子里更像大学”。高等教育是如此的，其他的教育，乃至整个国家的状况和面貌当然也就都是如此的。
然而，尽管这个时期的中国教育有这些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若要与上一个时期，即从1927年到1949年的国民党蒋介石反动统治时期比较起来，那就还是差得远了。这是因为第一，前一个时期“优秀的教育家灿若星河，仅大学校长”就有那样的一大排，而且“这个名单很长很长”。而“八十年代”以来的四十年呢？“优秀的”大学校长虽然也有，但仅只区区的六位，至于“优秀的教育家”之与前一时期的“灿若星河”相较，那根本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第二，就是这区区六位“优秀的”大学校长，也都是前一个时期，即主要是1927年到1949年的国民党蒋介石反动统治时期“完成大学学业”而培养出来的，并且因为他们“接续了优良传统”，从而才成为“优秀的”大学校长的，也从而才能“永远被怀念”。否则的话，就连这区区六位“优秀的”大学校长也是不会有的，其他的就更加谈不上了。总之，这个时期的中国教育乃至整体面貌，虽然有某些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就整体状况而言，那是乏善可陈的。
（三），从新中国成立到“八十年代”前夕的三十年
按照该文所设定的时间，即从1900年到2019年，那么除了上面说到的两个时期外，中国教育应该还有一个时期，那就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八十年代”前夕的这个时期。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新中国的前三十年。那么，这个时期的中国教育进而整个国家状况究竟怎么样呢？
对此，该文虽然没有单独的正面的谈到，但是这并不等于其没有看法。事实上不仅有看法，而且看法还很清楚，很直白，这从前述引文中可以看出。为了弄清楚该文对新中国前三十教育进而整体状况的看法，现将那段文字再引述一遍：
“而八十年代呢？八十年代意味着什么？那是一场浩劫之后的重建，是对此后三十年高等教育拓荒的奠基与构想，这是意义深远又责任重大的时期。幸好，八十年代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大学校长，他们恢复或重建了大学精神，让大学从骨子里更像大学——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甚至可以说为大学重新注入了灵魂。”
在这里，我们只要把其中的几个用语拎出来看一看，该文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教育进而整个国家的面貌的看法就一清二楚了。
其一，“一场浩劫之后的重建”。众所周知，“一场浩劫”这个用语是党内走资势力发明的，是他们专给那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性的。从这个角度说，该文这似乎只是在给新中国前三十年中的后十年的教育乃至整个国家面貌定性。但是，仔细一想，又似乎并不仅仅是指那十年，而是指的整个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是在说那三十年都属于“一场浩劫”，教育包括在其中。而从该文通篇反映的的阶级立场看，后边的这种理解要更加合乎的本意些。既然前三十年都是“一场浩劫”，那么，那个时期的教育也好，整个国家的面貌也好，就都在浩劫当中，就都一无是处是确定无疑的了。
其二，“拓荒”与“奠基”。先说“拓荒”。“八十年代”的教育是“拓荒”，不用说，这是在告诉人们，从新中国成立到八十年代前夕，中国的教育乃至整个国家面貌如同一片荒芜之地。既然如此，那还有什么正面的，值得说道的地方可言呢？至于“奠基”，只有原来没有的、新建立的事物才有“奠基”可言，这跟一片荒芜是一个意思。仅此两个用语，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教育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状况就都被虚无得一干二净了。
其三，“恢复或重建”。“恢复”和“重建”这两个用语意义有相通之处，都是指原来已经有的事物，后来被破坏了，从而才需要恢复或者进行重建。那么，是些什么原来已经有的事物后来被破坏了，从而需要恢复和重建呢？从该文看，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大学精神”，一个是“大学灵魂”。在该文那里，所谓的“大学精神”，就是“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这两个东西在上述中国教育的第一个时期，亦即1927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国民党蒋介石反动统治时期是都有了的，所以那个时期“大学从骨子里更像大学”，教育进而整个国家的面貌才能那样地光辉灿烂，而从新中国成立起到“八十年代”前夕，这些好东西都遭受到了破坏，都荡然无存，所以这个时期的大学“从骨子里”都不像大学，整个国家从教育到其他各个方成是一团糟，都需要“恢复或重建”。
不用列举更多的该文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教育以及整个国家面貌看法的言论了，仅从以上这些用语中就足以清楚无误地看出对新中国前三十年教育和整个国家面貌的看法了。
地球人都知道，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教育也好，整个国家也好，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过的，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思想指导的，亦即为党和国家（包括教育）的灵魂的，都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根本制度和根本道路的。既然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教育和整个国家的面貌是如此地糟糕透顶，如此地一无是处，一团漆黑。而“二十世纪上半叶”，特别是1927年到1949年的国民党蒋介石反动统治时期的教育成就，乃至整个国家的面貌是那样地光辉灿烂，那样地“灿若星河”，那样地“永远被怀念”，那么，两相比较，国民党蒋介石之优越于共产党毛泽东，三民主义与孔孟之道乃至基督教教义（后二者是蒋介石的亦是国民党的精神支柱）之优越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和道路之优越于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就不言自明了。这些无疑就是该文所要告诉人们的。
然而，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既然是那样的好，那样的从教育到国家的整体面貌都灿烂光辉，都“永远被怀念”，那么，却为什么又那样地被全国人民所唾弃，从而被推翻，被赶到一群海岛上去倚靠美国人的保护从而才苟延残喘呢？中国人未免也太不辩是非，太不识好歹了吧？
这难免就要使人产生疑问：到底是些什么人“从骨子里”念念不忘地“怀念”那个时代，不断地捏造些文章出来对那个时代进行无耻的颂扬呢？面对这个问题，不禁使我想起了毛主席曾经讲过的一段话：
“如果说，法国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里至今还有保皇党的代表人物的话，那末，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这些人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失败的。这是因为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66页）
最后要说的是，在该文中，还讲了一个北大校长“丁石孙拒收毛新宇入北大的故事”。据说这个故事是“至今都令人津津乐道”的极有兴味的故事，所以一有机会就要将它讲上那么一遍，其目的自然是要尽可能地广其受众的。既然如此，那么，本文也善解人意地将它抄录如此，来帮帮要尽力扩散的忙：
“丁石孙拒收毛新宇入北大的故事至今都令人津津乐道。1988年7月，毛新宇北大附中毕业，其母邵华曾找到北大校长丁石孙，说‘咱家三代都属于北大’。而丁石孙却说，‘无此必然性啊’。邵华说，‘新宇就该上北大’。丁石孙又言，‘北大校风自由，同学好动，我担心他进来无法保障安全’。无奈之下，毛新宇最终只能屈尊就读了人大历史系。‘我是一个像空气一样自由的人，妨碍我心灵自由的时候，绝不妥协。’”
凡明眼人都不难看出，上述这段文字中有许多别有用心的暗示，包藏着许多不怀好意的祸心。不过，为了节约篇幅，就不在这里进行分析了。
作为“八十年代”以来的四十年中被该文看上的全国六位“优秀大学校长”之一的丁石孙，在介绍他“优秀的”事迹时用了总共不到七百字，而其中就用了近二百字来讲他“拒收毛新宇入北大的故事”，可见在的心目中，这个“故事”的重要程度。至于其一有机会就要“津津乐道”地将这个“故事”讲上一遍，其用心究竟何在，恐怕是一个不难看出也不难回答的，因而是无需要回答的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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