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
武汉大学战略决策研究中心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其实，既允许发展一些私人经济，也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就是“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了。而政府个别部门的个别人和学界的个别人把“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曲解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看似一词之差，实际上是天壤之别。中国1953-1976时期就有小农经济，1980年代就发展了个体经济，这样看来，中国早就具有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特征。而今天中国一些人的“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是什么呢?是在私人企业中注入国有资本吗?不可能。是在一些中小国有企业中注入私有资本吗?现实意义不大，甚至没有。毕竟，中小国有企业早已被私有化差不多了。而且，这些人的胃口不可能是这么小。他们如有吞象的野心的蛇一样，可是，他们这里不仅是要吞食一个大象，而是要让大象这个物种灭绝，即把中国现有的大型和最大型的国有企业这一社会主义的基础给连根拔掉。当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的时候，他恐怕没有想到，在中国，会有一批人成为无产阶级的权力的掘墓人。这种人是否是资产阶级呢?这不重要。不管他们是什么阶级，他们都是无产阶级的权力的掘墓人。这些掘墓人把无产阶级权力废除掉以后，就把无产阶级作为自己的工资奴隶来使用了。这时，他们就会越来越成为中国的资产阶级了。中国无产阶级如果想要重新获得一些权力，恐怕只能象美国黑人运动或妇女运动一样。如果无产阶级想要短时间内获得最大的利益，那中国恐怕只能再次发生革命了。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来谈关于中国铁路的几个认识问题。毕竟，最多、最系统、最卑鄙地、最无耻地为私有资本注入最大型的国有企业的张目的各种行业中，铁路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据说，当前有“网友”和“媒体”对这些问题感兴趣。但是，他们所提出的这些环环相扣的问题和随之发表的谬见却正好有助于把中国铁路改革变成为无产阶级走向奴役之路的坦途!当他们在铁路私有化上再一次获得成功之后，中国其它行业/产业的私有化的大门就洞开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经济领域进行研究的学者，不得不发表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有人认为高铁盒饭价格高是由于铁路部门垄断这种观点完全是错误的，饭价高与铁路垄断之间只是有一个统计上的相关性、时间上的同时性，而没有因果关系。
首先，铁路垄断的目的决不是维持一个高的饭价，毕竟，盒饭的利润即使很高，在铁路经营收益中也只占极少比例。如果考虑计划经济时期，我倒宁愿把它看成是国家用国有企业回笼资金的一种市场化的随行就市的办法(这与20世纪60年代中国为高级糖果等稀缺商品制定高价格是同样道理)，销售所得并没有成为销售人员的奖金，而是上交企业，再上交国库。坐火车的人有一个自己选择的自由，是选择承受高价格还是拒绝高价格。这正是市场机制的作用(今天许多人以为计划经济中没有市场，这是完全的误解)。当然，这种高价格也有平衡收入分配的作用。
其次，飞机公司(也有垄断性问题)提供免费食物和饮料(本身即证伪垄断导致高饭价命题)与高铁实行食物和饮料高价格具有配置资源的异曲同工之妙。飞机提供食品和饮料固然免费，但却实行固定供给制(本质上与当年斯大林格勒被围困时每人每天食物的固定少量供给制没有差别)，而不是实行自由市场机制。它用固定供给制避免了飞机这种封闭交通工具内部环境因为在自由市场机制下食物过度供给可能造成的恶化。这里面还有许多道理。其中一个道理是，如果航空公司增加食物供给，飞机重量就会增大，这会增加飞行成本，加大飞行事故概率。另外一个道理是，飞机中的食物越多，食物对乘客和飞机安全的威胁就越大(如某一食物被细菌污染)。这样来看，如果高铁要降低饭价，恐怕就要实行固定供给制。
第三，高铁饭价高与垄断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还可以由铁路垄断本身的性质来说明。铁路垄断无疑是一个事实。如果建立了它与饭价的正向因果关系，降低饭价就要通过打破垄断来实现。可是，这与高射炮打蚊子没有什么差异——不仅不一定能打死想打死的蚊子，而且殃及蚊子以外的生命。而且，用破除垄断来解决高铁饭价高问题是一种交易成本无限大的办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集中集聚的基本理论表明，一种垄断即使被打破，还会形成新的垄断，这样，打破垄断就要无限制地进行下去。这是瞎折腾!实际上，网友和媒体应该已注意到，中国高铁已经创造性地学习了航空企业的作法为一等座乘客准备了免费的饮料和食品。中国今天仅仅每年培养出多少经济学、管理学的博士，又毕业了多少呢?这些人如果看了上述道理，大概90%以上会赞同。而中国党和政府的有关领导者怎么会想不到上述那个说法的问题呢?如果用鲁迅所说的“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一方面，中国党和政府的一些能量被“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的谬论束缚了手脚，成为真正的“不作为”，而另一些方面，在中国社会中的一些能量有意识地在中国散布这些谬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可是，如果路人已经失去了对魏国的信心，或者根本对魏国的兴亡根本不放在心上，“皆知”又有什么用呢?
二、关于“如果引入市场化经营，高铁餐饮价格会降低吗?”
前面的“认为高铁盒饭价格高是由于铁路部门垄断”可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又可说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如果建立了高铁垄断与盒饭高价格之间的因果关系，接下来的政策就是要在高铁引入市场化经营了。但是，高铁引入市场化经营可不是一个小问题。80年代，中国把农业放开经营了。今天，当中国一些学者提出，铁路、银行、电信是战略部门、关系国家命脉而不可放开经营的时候，有人提出，这些部门比粮食还具有战略性吗?一句话就把一些没有经验的领导、学者给问住了。其实，吴敬琏之流早就提出这等谬论。一些北京学者至今依然引用而且不加出处，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有一句古话，爹死娘嫁人，这些人的逻辑是爹死了，娘也要死——一个部门私有化了，另一个部门也要私有化。正是由于这个代表性启发式思维的存在，我们需要指出，“如果引入市场化经营，高铁餐饮价格会降低吗”这样的问题根本没有必要提出。因为上面的分析已经表明，在垄断与饭价高之间建立因果关系是错误的，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必要引入市场化经营来降低高铁餐饮价格了。
三、关于“铁路部门是否应当在打破垄断方面做出积极行动?目前有什么进展?”
“有人提出问题”的上面两个问题是障眼法，根本无足轻重，这个问题才是重要的。他们看似学习了一些西方的知识，其实不然。西方的反垄断反对的私有资本的垄断。而西方反对资本主义私人垄断无疑是因为他们对私人垄断的社会和政治属性不满而要加以控制。而中国一些人所为的反垄断是打破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垄断。如果社会主义是社会的发展方向，国有企业垄断的打破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有铁路注入私人资本是打破垄断的可用方法吗?否!它确实打破国家垄断，但一旦实行，必然构成中国社会发展的灾难性事件，这是私人资本的社会属性使然(参见龙斧、王今朝：《社会和谐决定论：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重大理论探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西方经济学看似同意、赞成利润最大化，但它最基本的完全竞争市场理论认为，利润最大化企业最终只得到零利润。通过这个零利润的结论，西方经济学家们实际上就限制了私人企业做恶。真正了解西方学者的中国学者会发现，西方各种各样的许多学者，包括最著名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家，思想中具有很强的与社会主义相通的因素。比如，新古典的集大成者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本人对于德国带有辩证思维和历史唯物主义思维性质的历史学派的方法是相当认可的，对贫困也极为忧虑。再如，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对于欧洲社会存在的不平等深恶痛绝。还如，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认为，他的一般均衡理论要应用，是以土地国有化为前提的。马歇尔的传人和叛逆者凯恩斯对于食利阶层也是痛恨的，甚至提出了“丰裕中的贫困”这一悖论。中国一些人为什么非要违背这些西方新古典真正的大家的初衷呢?难道他们更聪明吗?
再进一步看，那些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尽管有所谓的人文关怀，但都没有如马克思那样反对私有制，而私有制正是导致贫困和不平等的根源。私有制本身即是垄断。难道不是吗?一个亿万富翁不是垄断了他的亿万家财吗?从这个意义上看，不反私有制而反对垄断是错误的学术概念，不可能在实践上取得进展。所以，问题不是是否应该反对垄断，而是应该反对什么样的垄断。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垄断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垄断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的。这一点，国民党时代的四大家族结合政治权力与私人资本所形成的官僚资本主义可说是殷鉴不远。铁路的垄断能够用行政的办法打破吗?从美国经验看，其铁路的垄断是靠高速公路和航空业的发展打破，而不是用行政命令或什么法律打破的。这启示我们，试图在铁路部门内部打破垄断的思路可能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中国航空业和高速公路也已经在与铁路进行竞争了，只是由于中国人口规模、经济结构使得铁路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与美国铁路的命运迥然不同的。综合以上四点，可以说，在中国反对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垄断的人对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和相关历史是完全无知的。
四、所谓“放开一些领域实行混合所有制，引入民间资本，哪些领域可以率先尝试?目前有哪些行业做得比较好，使人民群众真正得到了实惠?”
反垄断是实行混合所有制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中国现有铁路部门的垄断是无法打破的，它要么由公有制企业垄断，要么由私有制企业垄断，要么由某种所谓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垄断。上面的分析表明，公有制企业的市场化能力实际上被大大低估了。而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公有制企业还有大量的优势是私有制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无法比拟的(可参见龙斧、王今朝：《社会和谐决定论》;也可参见王今朝：《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政治经济学解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因此，与其让私有制企业垄断或什么混合所有制企业垄断，还不如由公有制企业垄断。这样来看，不宜轻言引入、轻言尝试民间资本!毕竟，没有人会愿意把砒霜与红酒混合起来喝!根本没有必要尝试!从这种尝试中获得实惠的只有卖砒霜的人，因为他让人相信了这种剧毒的大量使用居然有益于身体健康。
五、结论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建议“进一步放开民间资本进入一些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非常有必要”的学者，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在好心办坏事。
他们既不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历史和实际，也不了解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和实际。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无疑是错误的改革方向，它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不仅不同，而且是背道而驰，是2014年最大、最恶劣的打着中央旗号反中央的改革主张。这种改革主张是中国共产党在接下来的若干年中都要严加提防的。 (王今朝为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龙斧为武汉大学社会学、管理学教授：联系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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