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昆山市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抛光车间发生粉尘爆炸事故。国家安监总局局长、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杨栋梁认定，涉事企业的问题和隐患长期没有解决，粉尘浓度超标，遇到火源发生爆炸，是一起“重大责任事故”，责任主体是中荣金属制品公司，主要责任人是企业董事长吴基滔等，当地政府领导责任和监管责任落实不力。这场不是意外的意外，或许标志着中国“招商至上”时代的终结，倒逼企业经由加大安全生产投入开始逐渐全面转型升级。
寻找“成本洼地”的台商
中荣公司是数量众多的昆山台资企业中的一家中型企业，创办于1998年，现有员工450多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台商往往被比作古代亚洲大陆的游牧民族，在大陆茫茫的经济草原中逐水草而居——寻找“成本洼地”。在国际产业链条中，台商多是做来料加工起家，处于价值链低端，受到上游欧美大企业的盘剥，利润不厚。在台湾经济起飞期，这是资本原始积累的最快途径。大陆改革开放后，台商看中大陆的廉价劳动力和渴望发展经济的地方政府，纷纷进军大陆，仍然主要推行“欧美接单—台湾设计—大陆生产出口”的代工出口模式，即台商在大陆开设工厂，进行来件装配或者加工初级零配件批发给上游的欧美大企业。因此，台商在大陆的投资集中在制造业。1980年代，台资集中在传统制造业;1990年代，台商对电子产品制造业的投资倍增;2000年以来，资讯类高科技产品制造的投资稳步增长。截至2010年12月，制造业投资占台资的82.5%，服务业为10.8%。例如，这次出事故的中荣，是国内铝合金车轮毂行业龙头企业中信戴卡的供应商，中信戴卡则是美国通用公司全球签约的一级供应商。
纵观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台商投资大陆路线图，这种追逐“成本洼地”的特征非常明显。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台资首先在广东、福建等沿海一带试水，后来在珠三角地区形成集群式投资。到了90年代后期，珠三角地区市场渐趋饱和，土地、劳动力、能源等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台资重心开始向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转移，昆山就是在此轮投资热潮中脱颖而出的。近年来，昆山的土地、劳动力、原材料价格也不断上涨；雪上加霜的是，金融危机以来，欧美市场的萎缩使得制造业受到沉重打击。台商要在本来就微薄的价值剩余中挤出利润，更要竭力压低成本。尽管台企转型升级理念已经提出，目前仍难以撼动传统的产业格局。
在这一背景下，有的台企北上环渤海或者西进川渝，继续寻找“成本洼地”，如富士康、仁宝；有的台企留守原地，继续原先的代工出口模式，只能以裁员、延长工作时间、加大劳动强度、取消员工安全培训、降低安全设施标准等灰色甚至违法手段降低成本，中荣就是典型代表。如前所述，中荣是中信戴卡的供应商，中信戴卡则是美国通用公司全球签约的一级供应商。而且，中荣所从事的汽车铝轮毂电镀加工，只是铝轮毂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工艺环节，并非汽车整车厂商通用的核心供应商，二者并无直接合同关系。2010年4月中旬，通用与供应商签订了新的合约，其中一项条款规定供应商必须承担通用汽车一半的保修成本。车轮毂行业利润一直不高，普遍在5%至10%徘徊，通用供应商戴卡承担保修成本后，很可能继续压低向下游企业中荣的采购价格，以转移成本。降低成本无非两种途径，一是技术、管理创新，提高生产效率;二是延长绝对工作时间、压缩工人福利、降低安全投入。中荣不进行转型升级、创新不足，必然会通过后一种手段降低生产成本。
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2010年的一份文件认为，“台企法律观念淡薄。和其他外商投资企业相比，台资企业对大陆法律法规重视不够，也不太适应，造成违法现象集中，违法行为普遍高于欧美日企业。违法劳动法中对延长工作时间的规定的现象较为严重。”江苏的台商数量约占大陆台商的1/3;苏州2012年即有超过一万家台企，总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台企数量和投资规模稳居大陆各城市之首;仅昆山就占大陆台商人数的1/9，当地台协登记在册的台企数量超过4000家。苏昆地区是台商的大本营，这里的台商也是全国台资的缩影。
渴望发展却疏于监管的地方政府
孤掌难鸣，昆山爆炸的背后，还有渴望发展却疏于监管的地方政府。
据台湾《远见》杂志2013年发布的统计，台湾排名前100的制造型企业先后有60多家落地昆山投资，兴办了近100家公司。目前在昆山6500多家外资企业中，台商企业有4200多家，平均每平方公里有台企4.5家。昆山台资占全国台资总量的九分之一，是全国台资最密集的县级市。台资经济目前占昆山GDP的50%、利用外资的60%、工业产值的70%、进出口的80%，是昆山经济的主要支柱。常驻昆山的台湾人据称早已超过十万。2010年，昆山台商协会捐资超过1亿元兴建了妈祖庙，时任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出席了寺庙落成仪式。昆山由此被称为“小台北”。
昆山大力招商引资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那是个举国谋发展、全民搞建设的时代，发展经济是第一要务，脱贫致富是头等大事。据时任昆山市乡镇企业协会会长、招商中心秘书长孙建中2008年在陕西省渭南市招商引资推进大会上所作的报告，“1985年，苏州有6个县，昆山最差，我们的领导在苏州没有地位，老县长到苏州开会，被人戏称为‘小六子’县长，老坐在最后。每次开会一般都要叫昆山的领导上台发言，为什么轮到昆山?咱们党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叫‘抓两头带中间’，我们昆山当然是落后的代表。昆山的领导一上台发言，底下就哄堂大笑，整天整得人不人鬼不鬼的”。
脱贫致富的渴望和洗刷耻辱的志向使得昆山发展经济的动力特别强烈。从1985年起，昆山开始抓开发区建设、抓招商引资。为了招商引资，昆山上下形成了四点共识(即所谓“恩人”、“亲人”、“能人”、“罪人”)、着重创造四种环境(即政策环境、法制环境、服务环境、人文环境)。那句被媒体痛加挞伐的招商引资宣传语“昆山人民欢迎您来投资、你们来剥削的越多我们就越开心”，最早出自时任昆山县长吴克铨1985年在香港《大公报》上花费25万元刊登的招商引资广告。这位老县长，被誉为“昆山之路”的创始人。但是，昆山最初一直落后于毗邻的无锡，后者有着殷实的国资基础。于是，苏昆地区大力吸引外资、发展民资。直到1994年，中国和新加坡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区落地，优劣开始互转。外资在苏州土地上的迅速生根，其经济指标在1997年前后开始超越无锡。进入21世纪，无锡原本就有国资基础，加上乡镇企业二次改制后民资扩张势头不弱，唯一落后于苏昆地区的就是外资。经济上的成功坚定了昆山的信念：“利用外资快发展，利用民资加快致富”，“哪个地方外资多，民资好，哪个地方发展就快，经济就繁荣，老百姓就富”。顺便说一句，今天，外资，尤其是台资成了昆山经济的招牌或曰“比较优势”，事实上，当初那个苏州六县末流的昆山没有任何比较优势可言，所谓比较优势，完全是他们“解放思想”、用非市场的方式苦干出来的，苦干成功之后，才有比较优势可言。可见，地方政府的平台整合作用也能创造价值。
如果对照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于“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表述，昆山的招商引资政策事实上包含着某些服务型政府的要义。例如，《决定》要求“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昆山市提出，“既要以优惠政策招商，更要研究以优质服务招商，优质服务比优惠政策更重要”，为此形成了三个服务体系：外商投资审批一条龙服务、企业建设过程中的全方位服务、企业开工后的经常性服务;构筑了沟通政府与外商之间的三条通道：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台资企业协会、两个月一次的外商沙龙活动;建立了服务于外商的三个中心：外资服务中心、外商投诉中心、配套协作中心;还创办了“马上办”办公室，实行“首长问责制、两问终结制”等。再如，《决定》要求“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研究和制定，提出发展的重大战略、基本任务和产业政策”。尽管只是县级市，昆山的招商引资倒也并非盲目，而是有着明确的思路，即“链条式招商”和“产业链招商”。前者意指，每来一家企业，就注意跟踪该企业在海外的上下游企业，动员他们过来，据说昆山市市长为此还曾“拆电脑招商”;后者意指，既要立足现有产业招商，拉长产业链条，培植企业群，形成地方特色经济，更要跳出产业基础招商，构建新的产业支柱。在这种思路指导下，到本世纪初，昆山已经形成了五个“一千万”的电子信息产业、围绕汽车的精密机械产业、日用化工和民生用品等几大支柱产业。
然而，当为企业服务走到“服务就是不干扰”这一步时，无疑大大偏离了服务型政府的意涵。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公共服务的对象当然包括企业和劳动者，为企业服务是服务，为工人服务同样是服务;社会管理职能则要求政府承担对企业的监管责任。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引用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是两个一定程度上存在张力的目标，贫富分化下经济发展也是发展，但没有人民生活水平的相应改善显然不能称作“社会主义”。各国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千差万别，但都要求尊重劳动者、实现共同富裕。执政党要建设社会主义，自然既要服务好企业，也要保护劳动者权益。而且，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加强市场活动监管”是同“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并列的对于政府履行职能的要求。就此而言，昆山市在“服务就是不干扰”的口号下，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尽量不要到企业检查、参观，执法部门每年到企业的检查不能多于两次，由纪检监察部门负责监督落实;对存在问题比较严重的垂直管理部门，由人大组织代表以视察的名义指出，限期整改。政府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对企业的监管责任，又如何能说服务好了作为人民的劳动者?
在政府和台企各取所需、皆大欢喜的局面中，昆山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完全流于形式。据工作了9年的工人李婷介绍，安监等部门一年会检查三四次，每次检查，厂里都会提前接到通知，从容安排对策：或者在检查当天，减少至少一半工作量，有时让工人等到检查组快进来时再开工，以降低粉尘量;或者提前一晚突击清理，清扫除尘机，打扫车间卫生，并喷水保湿;或者对于经常来检查的工作人员动用一些“公关手段”。即便安检人员找员工谈话了解情况，台词也已经事先编好。更加讽刺的是，就在爆炸前一日，昆山市安监局刚刚公布安全生产工作简报：自6月24日以来，全市各区镇广泛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整治专项行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各区镇动员发动6000多家企业、工地开展隐患自查自纠;截止到7月31日，各区镇共出动检查人员2973人次，检查企业单位场所1328家次，排查隐患3016处，已完成整改2803处。这让第二天的爆炸声听起来不啻一记响亮的耳光。
“成本洼地”亦是“权益洼地”
一方面，中荣这种不思创新、通过压榨工人来降低成本的代工出口模式，推行到哪里，哪里就会出现大量的安全生产事故，昆山如此，台湾和川渝概莫能外，这是个规律性的现象。台湾有民间工会组织“工人立法行动委员会”1995年组织的反“贱”保游行，大陆有富士康的“十三连跳”。
使问题更复杂的是，此次爆炸还隐含着户籍制度下本地人与外地人在公共服务上的二元分化问题。一名工人家属称，爆炸厂房的工人多来自外地，本地人很少。据报道，昆山的代工厂中，大多是年轻的二代民工，他们多来自农村地区，昆山当地的年轻人大多不愿意做这种辛苦的工作。已经公布的死伤者名单也能印证这种说法，伤亡工人大多来自河南、安徽、湖北、四川、陕西等中西部省份，即使是江苏本省，也多来自涟水、宿迁、沭阳、盱眙等中北部地区。昆山市2014年户籍人口仅75.3万，自然不足以支撑大规模制造业，需要外来人口充当劳动力。2013年，昆山外来人口超过150万，在2004、2007、2010年等经济景气年份，外来人口呈两位数增长。一位出租车司机如此总结昆山常住人口的差别：他带孩子去报读初中，“第一天是昆山当地人，第二天是有房产的(需要开社区证明、计生证明)，第三天是没有房产的外地人”。
在本地人与外地人的二元分化背景下，企业可以招到足够的廉价劳动力，政府可以利用外来人口发展本地经济，坐收财政收益而不用负担他们的公共服务支出，富裕的政府再为本地人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本地人自然乐见其成而丝毫不觉得有问题。虽然国务院已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但是《意见》明确提出其政策目标是“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指导思想是“合理引导”、“有序推进”，基本原则是“优先解决存量、有序引导增量”，在考虑各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基础上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这意味着户籍制度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首先要解决有能力在城市稳定就业和生活的那部分常住人口的城市化问题。事实上，户籍问题本质上是附着在户籍之上的福利资源的分配问题。富裕地区政府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能力较强，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自然较大;如果不加区分地全盘骤然放开，将会导致外来人口大量涌入某些发达地区，导致其政府不堪重负。户籍改革必须做到公共服务均等，在维持现有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基础上扩大覆盖面、惠及更多的人，只能“有序推进”，优先解决那些已经成功融入城市生活的外来人口的本地化问题。昆山在行政级别上是县级市，但就其经济规模和人口数量而言，完全是一座中等城市。根据《意见》，在城区人口50万至100万的中等城市落户，必须满足“合法稳定就业”、“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按照国家规定参加城镇社会保险达到一定年限”，这部分人口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等，才有资格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因此，昆山大部分外来工人无疑暂时无法在昆山落户。
由上观之，台企所追逐的“成本洼地”，实际上是企业和政府对劳工双重欠账的“权益洼地”。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伊始那个“一穷二白”的时代，发展是第一要务、做大蛋糕是燃眉之急，地方政府“招商至上”尚有一定合理性甚至必然性的话，到了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再是做大蛋糕，而是做好蛋糕(产业转型升级)和分好蛋糕(社会公平正义)，“招商至上”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同时，作为有机体的社会开始“反向运动”，像万有引力一样将僭越的市场拉回它应有的位置，要求政府对市场施加一定限制或者允许劳动者自我组织以保护劳工权益。政府、企业双重欠账形成的“权益洼地”到了该被填平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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