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2日，农历七夕，上午7时37分，江苏省昆山市开发区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荣)汽车轮毂拋光车间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爆炸。8月5日《人民日报》消息，调查组确定，此次事故是由粉尘浓度超标遇到火源而发生爆炸和火灾，是一起重大责任事故。事故已造成75人死亡，185人大面积烧伤，而伤者普遍伤情严重，预计未来的死亡人数还会攀升。
事故发生后，我们的舆论和民众一方面聚焦于死亡人数的攀升将指责的矛头对准政府，一方面来献上我们的人道主义关怀。根据红麦舆情高级分析师袁星的分析，这次事故发生后，有关伤亡数量的信息更能引起了国内外媒体普遍关注，大部分媒体和微博等自媒体依旧会将重心放在事故的后续报道伤亡不断上升的人数上面，以及集中渲染全城大营救的人道主义关怀。事发当日，有关昆山工厂爆炸事件涉及的负面信息的主要来源是微博，共计146518条，占据了负面信息量的95.91%，其中绝大部分均为献血、心理疏导，逝者安息内容的转发。截止8月4日下午3时，要求对此次事件涉事企业进行严查的舆情比例也只有区区6.67%，这一比例远低于对政府监管部门和对医疗救助方式的指责。发生这么大的事故，监管部门当然难脱其咎，市民和网民们的人道情怀也更凸显出我们这个社会人性的光辉。然而，对政府的指责和我们对伤亡者的悲悯却无意中掩盖了对涉事企业的责任追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释义》一书中的数据显示，我国上世纪70年代火灾年平均损失不到2.5亿元，80年代火灾年平均损失不到3.2 亿元。自邓小平1992年南巡之后，中国全面施行市场经济以来，火灾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上升到年均十几亿元，年均死亡2000多人。而这其中，生产性火灾绝大部分发生于三资企业。从公开的报道中，我们可以将重大的港台企业生产性火灾进行一次梳理。
1993年广东东莞一外商制衣厂失火，72名打工妹因无力撞开厂方锁死的大门，全部被活活烧死。同年11月 19日(又称“11·19特大火灾”)，港资企业深圳致丽工艺玩具厂因供电线路引起火灾，由于门窗被铁条封死，无法逃生烧死84人，重伤22人，有42 人体无完肤。1994年6月 1日广东江门台资企业增兆鞋厂大火，烧死17人，伤27人。6月16日珠海前山纺织城(中港合资)大火，死93人，伤156人。之后不久深圳一港资皮革厂也是把大门窗户封死，活活烧死6名工人。2000年12月25日河南洛阳东都商厦大火中吞噬了309条生命，而其主要责任人王任生不仅毫发未损，而且至今仍在担当郑州台商协会会长。
港台资本集中的广东省，从1990年以来到1994年，火灾损失每年递增80%，连续四年居全国之首。而这些重大事故，既没有追究一名外商的刑事责任，也没有引起外商老板的消防安全意识。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一些外商老板甚至拒绝给伤亡工人进行补偿。
相对于来华投资的跨国资本而言，港台资本劳动保护条件差、工资待遇低、劳动强度大，也一直以来是中国劳动保护法律法规的坚定反对者。那么，是什么让港台企业进入大陆后无所顾忌?
首先，出于两岸关系的考虑，中国政府对港台两地的态度小心翼翼，生怕被指责为破坏两岸关系和损害香港利益。尤其是台资企业，若有台资企业人员在大陆稍有闪失，动辄被上升到两岸关系的问题。如2009年工伤工人刘汉黄杀死台湾高官事件中，台湾主流媒体《自由时报》将本是受害者的工伤工人刘汉黄描述成了一个毫无人性的暴徒，并将该事件上升到两岸关系的高度。而作为台湾资本家代言人的海基会也叫嚣“台商在中国人身安全问题严重，从八十年代以来已有百名台商在大陆遇难”，并要求中国政府对刘汉黄加以严惩，丝毫不去顾及和怜悯一个因生产事故失去右手掌的工人如何被台资企业残暴对待!在这里，笔者想问的是，台资企业在大陆每年造成数十万人伤亡的事件中，是否应该上升到两岸关系的高度来看待?中国政府是否也要像台湾媒体和台湾当局叫嚣的那样严惩不法台商呢?相对于台湾媒体和当局的冷血和无情，台湾的广大工人阶级则给予刘汉黄积极的支持，在由工作伤害受害人协会、台湾国际劳工协会、全国自主劳工联盟(台湾)、劳动观察(台湾)等数十家劳工团体发起的题为「悲悯其情，以及省思制度的压迫─ 呼吁以人道角度斟酌量刑职灾工人刘汉黄」的联署书，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正视二十年来劳动体制对工人阶级的冲击;刘汉黄事件特别突显了职灾工人的不人道处境，中国政府应该重视和改善。二是刘汉黄事件虽然涉及投资与两岸关系的敏感性，但希望中国政府勿以投资利益及政治利益着眼，刻意形塑和谐良好的投资环境，而能审慎考虑该名工人的整体处境，以能受社会公评的人道角度斟酌量刑。而今，昆山爆炸案已过去数日，我们却未见到台湾当局和台湾媒体对此作出任何反应，哪怕仅仅是对受害者家属的一点点歉意和精神安慰。三十年来，这些港台资本已经摸准了中国政府在政治上的弱点公然做出侵害中国工人的行为。
抛却政治因素，从经济角度来看，港台资本处于全球资本链的末端环节，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多是承接跨国资本的代加工业务。资本天然的逐利性导致港台资本在中国政府的纵容下展开了“竞次”(run to the bottom)的竞赛，比谁更能迫使工人工作更长时间、忍受更缺乏保护的劳动条件、拿着更低的工资福利。在这种“竞次”运动中，“劣币驱逐良币”“向下比贱”，港台企业开创了很多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曾出现过的“中国特色”——恶意欠薪、工伤拒赔等等，更为特色的是，凡是中国政府已经出台或酝酿出台的保护劳工的法律和政策都会遭到港台企业的大力反对。于是，在这场“竞次”运动中，港台企业污染了整个中国的市场环境。地方政府为了营造招商引资的“大好环境”，逼迫跨国资本降低它们对中国工人的劳动待遇。其典型的事件有深圳沃尔玛事件。沃尔玛最早进入深圳的1996年，普通员工工资为1500元，大约是当年深圳市最低工资(310元)的5倍。但沃尔玛的“高”工资却遭到了地方政府和港台企业的抵制，由此，沃尔玛不得不调低其中国雇员的工资。直至2012年，新入职沃尔玛的普通员工工资为1850元，仅略高于当年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1500元)。沃尔玛员工实际工资标准下降幅度为18.2%。2012年，有着16年工龄的老员工(普通员工)工资在2500-2800元之间。这意味着当接受了更高教育、有着更高生活期望的新生代农民工迈入沃尔玛的时刻，他们不得不接受比16年前他们的父辈还要低的工资。沃尔玛在深圳的遭遇不是个案，曾一度坚持不用派遣工的北京诺基亚工厂就被当地政府强迫其使用派遣工代替直招工人，而韩国三星电子刚刚落户天津时，其基本工资远远高于天津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却被地方政府以不要破坏当地招商引资大环境为由将工人基本工资降低至天津市最低工资标准。种种案例均表明，港台企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均积极游说地方政府压低其它跨国企业的工人工资待遇，以期保证其在中国的投资不受损失，由此导致全球资本进入中国普遍经历并仍在开展“逐底竞争”。这样逐底竞争的结果是，中国工人的劳动权益和生命权愈加没有保障，而中国人也在这样的自我作贱中愈发没有尊严，愈发不被人尊重。
除却政治和经济原因，文化因素也成为港台企业在大陆遍布血汗工厂的一个主要原因。港台企业初入大陆投资就展开浑身解数，通过“走政法灰色地带”、“利用法律空白”、“逃税漏税”和“政商关系”来实现它们的超额利润。它们开创了外资企业在大陆的行贿文化，与地方政府大搞暧昧关系，并为后来的跨国企业所效仿，搅乱了整个中国市场的健康运营秩序。我们以1993年死亡87人的深圳港资致丽玩具厂大火为例来剖析其中的官商勾结。早在致丽玩具厂大火发生之前的9个月，深圳市消防整治小组已经发现该厂火灾隐患严重，提出13条整改意见，限期整改。在这种情况下，厂长和镇政府做了什么呢?厂长协助港商贿赂整治小组，骗取整改验收合格证。镇政府则写信给整治小组，说“如不发给(合格证)，将会影响葵涌镇的经济发展，港商将会集体上访，直接向市政府投诉”(工人日报，1993年12月 26日)。以上举的只是一个极端恶劣的例子，但是像以中国法律约束、限制外商，会“影响投资环境”“吓跑外商”的想法在地方政府中决不是个别的。中山市政法委就曾批评过该市“某些镇区和主管部门领导”对外来工问题不重视，不过问。“有的甚至说，这个要安全，那个要权益，哪里还有投资环境;外来工的权益提多了，会吓跑外商，影响地区的改革开放。”(中共中山市委政法委员会，1994年，第148页)而此次昆山爆炸案中地方上的监察人员更是被台湾中荣企业所公关。然而，在昆山地方政府诸如“来帮我们投资的是恩人，来投资我们的老板是亲人，能打开招商局面的是能人，影响投资环境的是罪人”雷人的招商引资经验下，政府监察部门有可能不被公关吗?当政府部门由监管者变成资本的职业经理人，当政府从“为人民服务”转变为“为人民币服务”，当政府人为制定“向下比贱”的资本运营环境，不尊重市场的自我择优选择，人为制造竞次规则时，无约束的资本已经深深伤害了工人，这些无良企业的劳动保护措施甚至不及中国解放初期的职业防护。即便不发生火灾，就能保证中国工人不患尘肺病，中国工人的生命就一定安全吗?
在昆山爆炸案发生的同时，云南鲁甸发生地震数百人的生命在这场天灾中逝去。关注鲁甸地震舆论热度已经超过了对昆山爆炸案的关注。天灾不可避免，人祸却本不应发生。正义来临之前，人的良心先于正义。相较于鲁甸地震中的灾民，昆山爆炸案中的受害者及其家属也在痛苦中煎熬。我们是否也应给予他们足够的关注和支持，并坚决讨个说法呢?作为昆山爆炸案的直接责任企业——台湾中荣公司如何给工人们一个交代呢?这场大火能够成为中国社会的集体记忆和中国职灾的终点吗?
在文章的最后，笔者想起了30年前的1983年6月发生在深圳蛇口工业区港资凯达玩具厂的一件劳资争议事件。当时的打工妹为抗议港资企业强迫加班而发起罢工。作为中国经济开放的桥头堡，刚刚打开招商引资局面的蛇口工业区政府和工会，身肩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责任，尚能不惧港资工厂的撤资威胁，坚决履行政府和工会应有的责任。那么，我想问一问30年后的政府和工会，你们还有如此的勇气和担当吗?
(本文系劳工社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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