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门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副教授谢灵向教育系统的丑恶现象挑战，看了有关谢灵教授的几篇文章，我将谢灵教授称为造反者。造反者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一直是大逆不道的代名词。在皇帝时代，指责别人最严重的罪名就是：“你想造反呀?”在那个时代，造反的罪名一确定，是要滿门抄斩的。几千年来，镇压造反一直是中华帝国天字第一号的政治正确，不管在哪里发生农民起义，哪些寝梦以求要出将入相的忠君爱“国”者们就纷纷请战，奔赴镇压农民起义的战场，以求抓住机会，用起义农民的鲜血和白骨，为自己的升迁作铺垫。如果镇压成功，旧皇朝得以维持，皇帝就论功行奖，提拔杀人最狠的人，然后一切恢复原状，从来不去检讨和改进官逼民反的制度。如果起义造反成功，农民领袖成为新的皇帝，也是对自己的手下论功行奖，对旧皇朝的权贵反过来进行满门抄斩。但皇帝制度照旧，等级分明，上尊下卑，对持不同意见者视作谋反，同样不宽容，同样要加以镇压。这就是几千年来中国的治乱循环，皇朝更替史。中国的政治就一直停留在这样的水平上，沒有多大改进和革新。
凡是不充许发表不同意见的政治制度，都必然要走向腐败，直到迫民造反，原因很简单，沒有强有力，广泛而深刻的批评声音，等于取消了来自当权者之外的监督，统治集团靠自觉自律难以做到长久廉洁奉公。不择手段压制批评的声音出现，去维持一个威权，等于建造一个沒有安全阀的锅炉，这种中国专制锅炉己经爆炸过很多次，对其破坏力造成的惨重伤亡，中国的文人学者一直视若无睹，顶多讲几句不痛不痒的话，什么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之类。但如何载舟，如何覆舟，却沒有下文。更不会谈对具体制度的设计、反思和改造，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当年中国共产党也是造反者，并以最原始也是最昂贵的选举方式---战争(这是中国几千年来一直运用的选举方式，通常二、三百年进行一次，这种战争选举法，代价高昂，破坏力巨大，死人无数)，将国民党选下台时，即将上台执政的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主席曾经发誓，要用民主的方法让共产党不要重蹈李自成的覆辙。毛泽东是认真的，但如何才可以让共产党不重蹈李自成的覆辙，毛泽东作了两次认真的尝试。
第一次是一九五七年请知识分子向共产党提意见，帮共产党整风，可是提意见一放开来，有些知识分子就讲了很多过头说话，激怒了共产党内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工农出身的干部，毛主席当时的处境很尴尬，为了平息共产党内广大干部的愤怒，毛泽东主席只好讲这是引蛇出洞的阳谋，转向搞了个反右斗争。当时主持具体反右工作的负责人是邓xx。反右的扩大化，伤害了很多知识分子，并使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诚信失分，都是不争的事实。
发动知识分子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帮助共产党整风运动，演变成以打击提意见的知识分子为内容的反右运动，是毛主席第一次事与意违的失败。个中原因十分复杂，简单一点讲就是毛泽东对传统文化和性格习惯的力量估计不足。几千年来中国的历史是只有官员去教化民众，沒有民众给官员提批评意见的传统习惯。这是其一。其次，五七年提意见与被提意见者有着比较明显的不同背景和感受，因此共同语言不多，冲突一触即发。五七年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来自四九年前比较富裕的家庭，战争年代在学校读书，而被提意见者很多来自贫穷家庭，战争年代在战场上风歺露宿，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打下江山，当了干部，以功臣自居，开始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作风，这很自然。毛主席看在眼里，急在心头，这是重蹈李自成覆辙的征兆。毛主席想，既然知识分子知书识理，讲得头头是道，何不请他们来教育一下自己那些沒读过几年书，现在当了官的众部下。于是诚恳邀请广大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帮助党的各级干部整顿作风，改进工作。毛主席万万沒有想到的是，这下可捅了马蜂窝。试想一下，当那些出生入死满身伤疤打得天下的工农干部被养尊处优满腹经伦的读书人指责沒有文化，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时，会是什么感受。毛主席当时确实左右为难。当时不可能把文化水平较低，但在战争中付出了一切的工农干部撤下换上能说会道的知识分子当权吧。为了安抚被激怒了的打江山的功臣们，毛主席只有将整风转成反右。
后来的事，大家都清楚，这里就不多讲了。五七年，是毛主席遭遇的第一次滑铁卢。上面是对五七年反右运动的起因和结果的来龙去脉作最粗线条的描述，与此文的主题有点关系，但不是重点，在此打住。
依靠知识分子帮党员干部整风失败，共产党重走李自成道路的担忧继续困扰着毛主席，随着执政时间的延长，共产党各级干部的官僚特权思想和作风也逐步加重，并有形成一个特权阶层的趋势。毛主席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不希望看到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打下的政权只是历史上周而复始的又一次改朝换代。毛主席要建立的是一个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人的国家。这并不是我个人的判断。有目共睹，在主席辞世三十七年后的今天，中国各行各业的人民有越来越多的人怀念主席，认同主席的目标和理想，不是无缘无故的。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有鉴别才能辨真伪、识对错。毛主席是经历了三十多年对工农革命恨得咬牙切齿的人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的污名化后，仍然被劳动人民认同与拥戴的历史人物，谁真正对劳动人民好，扶助工农，提升工农的社会地位和待遇，谁要将工农踩在脚下，压迫、剥夺和奴役工农，人民心中很清楚啊!
毛主席不能容忍共产党成为又一个凌驾于劳动人民头上的特权统治集团，毛主席很清楚，中国有着很深厚的打天下、坐天下、吃天下的的文化传统，既然共产党的各级干部不接受知识分子给他们提意见，老虎屁股摸不得，而且特权思想越来越重，反右运动以后，不单看不起知识分子，而且进一步脱离工农群众，文革前，在中国大陆所有单位，谁要是一不小心得罪了自己单位的党支部书记，都会有麻烦，轻则给小鞋穿，重则被扣上反党的帽子。到了这个地步，己经完全背离了共产党革命的初衷。这是毛主席绝对不能接受的。
毛主席领导共产党打败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是一场政治大革命，那是革政治对手的命。是蒋介石先对共产党举起屠刀，欠下共产党人的血债，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要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被中国人民称为刮民党，成了人民的敌人。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斗争，目标明确，敌我分明，得到人民一边倒的拥护和支持，因此共产党赢得势如破竹，赢得光明正大，赢得气势如虹，赢得全世界口服心服。连一直支持国民党的美国政府都承认国民党政府太腐败，太不得民心，不管投入多少军事装备和财政援助，都挽救不了国民党失败的命运，最后也只好抛弃了国民党。
共产党五七年整风失败并演变成一场整知识分子的运动，结果是加重了共产党官僚特权的倾向，人民变得敢怒而不敢言。共产党滑向李自成旧路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毛主席将这种现象的根源找到中国改朝换代，打天下，坐天下，吃天下的传统政治文化上，要改变这种文化，毛主席决定搞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搞文化大革命，是要革自己的命，是要革命队伍的每个人都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要革共产党自己的命，这是何等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性创举啊。但正如毛主席自己所说的那样，在做他一生中第二件大事时，理解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毛主席这次依靠的是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号召他们起来造各级共产党领导人的反，文革中最响亮的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中国历代帝皇在拿到江山后最讳忌的是人民造反，而毛主席却公开号召人民群众起来造自己领导的共产党的反，这是毛主席与历代封建帝皇最大不同之处。在主席一生的革命实践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即要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去改造和建设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交给人民群众的武器是：大呜、大放、大字报和大辨论，毛主席要人民实践大民主的权利。然而，这一次毛主席又失望了。
文化大革命中，最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的，大部分是受过教育的年青人，他们敏锐并强烈向往美好的新事物，还有就是在工作单位切身感受到各级官僚主义领导干部压迫的各行各业员工，有毛主席的号召和撑腰，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去创造一个新世界。这是何等激动人心啊。然而，在广大工人农民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习惯了以基层领导作为党的化身和代言人的群众，他们对共产党怀有淳朴的感情，对造反行动很不理解。文革一上路，人民就分裂成两大派，即造反派和保守派，陷入沒完沒了的派斗。至此，文革己失去原来的意义。原来的当权派靠边站，广大人民因思想认识的差距而分成两派陷入无原则的派斗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沒有完成创造一个由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新世界的历史任务。这一出乎毛主席预料的发展再次使主席左右为难。针对这个状态，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九月讲：“在工人阶级内部，沒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然而，人民群众并沒有接受毛主席的忠告而停止派斗，主要原因是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们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己经开始了新一轮的争权夺利。权力使人堕落的速度快得令人难以置信。权力是使人堕落的魔鬼，几千年来，被一代又一代皇朝验证，毛主席要向这个魔鬼宣战，要与这个魔鬼争夺跟随自己革命的同志和人民。
文革中，即使是只当了几个月群众组织的头头，也己经被权力腐蚀，陷入争权夺利的派斗不能自拔。毛主席三番四次找北京造反派的头头谈话，指出现在是他们犯错误的时候，并公开发出呼吁要求群众组织停止派斗，实现大联合，但派斗仍然沒有停止的迹象。毛主席很无奈，只好派出军队，解除了群众组织的武装，镇压了造反派头头。走到这一步，己经是在重蹈五七年反右运动的覆辙。真的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自私与权力结合，拆腾了中国社会几千年，引发了多少场战争，夺去了多少人的生命，制造了多少悲欢离合，演出了多少次皇朝更替。毛主席实在不甘心，他领导的中国革命，只是周而复始的改朝换代的又一个轮迴。然而，人类这种高级动物身上带有自私这种动物固有的本能是一种需要长期进化才能被改造才能渐次消失的基因，毛主席要用他所拥有的崇高威望，在有生之年向其挑战，革共产党自已的命，要革命队伍内每个人都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真有点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味道。在现实生活中，革命队伍的很多人都是革别人的命热火朝天，但当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就拍桌子骂娘。事实证明，只能革别人的命，不能革自己的命的革命都是假革命。
文革的失败，在一九六八年底以清查五一六分子为名的镇压造反派的军管行动中己经注定。为什么要镇压造反派，因为造反派己陷入争权夺利的派斗不能自拔。这是文革的悲剧，是造反派的悲剧，也是毛主席的悲剧。同时也是人性自私的悲剧。更悲的悲剧还在后头。
沒有被监管和约束的权力就是腐败，这一点，群众组织的头头与被他们打倒的当权派并沒有不同。权力是强力腐蚀剂的效应同样发生在军管干部身上。一九六八年底军管后，用不了三年，林彪及其五虎将(黄、吴、叶、李、邱)的迅速身败名裂，同样以快得让人眼花僚乱的速度再一次验证权力对人腐蚀的铁律。我们可以从林彪之子林立果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这个武装政变计划中，明白林立果要搞五七一工程的动因，是要确保林彪接班人的地位，能够接掌毛主席的权力，当发现这个接班人的地位可能会被改变，马上从当面说好话变成背后下毒手。正是林立果对权力的强烈欲望，使全力支持毛主席搞文革的林彪，被他儿子推着走向了反面。
当年，是谁讲，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是林彪。又是谁讲“毛主席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伟大人物”，“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全党共讨之，全民共诛之”?还是林彪。然而，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林立果却倒打一耙，把毛主席说成是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试想，假如林彪真的继承了毛主席的权力，林彪就不暴君了?林立果在其“五七一”政变纲领中明确规定，政变一实行就不准人民串联。林彪治国的风格是“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与毛泽东的“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不让人讲话，难免一天自己要垮台”，的风格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啊。
如何正确认识、评价毛泽东，己成今日中国关注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人们必须面对的课题。毛泽东不是完人，但确实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上无人能与之比肩的伟人。将毛泽东比作秦始皇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始皇帝得了天下，就劳民伤财大兴土木修建阿房宫供自己享乐，修长城自我封闭。毛泽东平定了天下，组建人民公社，用集体的力量大修水利，对工农大众开展识字扫盲运动，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斥责城市老爷卫生部的同时，要求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为中国绝大多数人服务。毛泽东与中国历朝历代的帝皇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毛泽东无论在取得政权前还是取得政权后，自始至终都是站在最广大的劳动民众一边，为最广大的下层民众说话，为下层民众争取他们应该有的权利，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尽可能使他们的教育、医疗、工作和生话得到保障，毛泽东并不就此止步，毛主席在周恩来和林彪一文一武的全力支持下，毅然发动文化大革命，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予政治，关心国家大事，文化大革命后来搞砸了，毛主席有责任，四人帮有责任，人民群众也有责任。人民群众热衷于争权夺利的派斗，迷失了大方向，毛主席三番四次提醒大家，沒有人听。
一九六六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对社会主义民主的一次伟大尝试和探讨。文化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认真总结和记取，尤其是过来人，更有其历史责任和义务。
社会主义民主应该有一种怎样的具体形态，现在还沒有定论，在今后十年内还会处于探讨和尝试阶段。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父亲的王力雄先生早在二十年前就提出了一套具体的设想。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使人民群众陷入无原则的派斗告诉我们，可持续并能够有效运行的社会主义民主需要制度约束，需要秩序和规矩，否则的话，只会演变成使好人蒙冤，坏人混水摸鱼的大混乱，而很多不明真相的人，只是跟着起哄。
王力雄设计的社会主义递进民主制的重要原则，是要让每一个人在自己真切认知和理解，又与自己密切相关的范围内行使民主权利，在这样的条件下表达的意见更具有认真负责，真实准确的内涵。这与多党代议制民主的选总统或选政党有本质的不同。让民众选总统或选政党与民众日常的现实生活和视野距离太远，操作起来十分容易扭曲变形，被少数拥有财富和舆论工具的集团操控。出现这种情况，民众虽然不滿，但在那种制度下又无力改变，最后只能演变成美国的占领华尔街，台湾的占领立法院，埃及和泰国的军事管制以及乌克兰与伊拉克的内战。
而不实行民主的威权专制社会则更加扭曲。三十年来私有化改开己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和立场，完全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与现代资本主义风马牛不相及，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怪胎，成了权贵们的天堂，最后也必定成为他们的地狱。所谓转型接轨，就是在官权独大的社会环境中，剥夺民众的知情权和话语权，剥夺劳动者的政治权和罢工权，放手让官僚与资本勾结，由贪官搭台，让奸商唱戏，再让无脑的分到一杯羹的识字分子起哄，将乱世叫成盛世，热热闹闹上演了一埸讲一套做一套，指鹿为马的政治乱伦荒诞剧。
之所以讲转型接轨政治乱伦，是因为转型接轨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干着违背共产党宗旨的勾当。在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总纲里，第一句话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早期被国民党追杀，被迫成立自己的武装力量进行自卫，这个武装力量就叫中国工农红军。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直到取得国家政权，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工农大众和全国各行各业劳动者的支持和拥护。沒有工农大众的支持和拥护，就沒有中国共产党建立国家政权的可能。可以这样讲，老一代的工农大众是共产党的父母，年青的工农大众是共产党的兄弟姐妹。然而，私有化改革却公然遗弃父母，奸淫抢劫兄弟姐妹，这不是政治乱伦是什么?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清晰的结论，前三十年，在毛主席的领导和影响下，中国人民用自己的意志和力量去创造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的特征，用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发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句话来讲就是：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起来革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但如何才能让所有人参加管理，建成真正社会主义大民主的社会?吸取文化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王力雄设计了递进民主制，递进民主制是人民群众自己管理自己，实现有序，可操作的大民主的有效工具。
后三十年，则是私有化改革精英们，要当官做老爷，骑在劳动人民头上发号施令，为所欲为，重走由少数人管理多数人的社会摸式。几千年的历史证明，由少数自封精英的人管理社会，一定伴随欺骗、打压和镇压的手段，舍此沒有它途。原因很简单，精英的标准怎么划分?难道只准一部分人当精英，不准另一部分人当精英?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只准张维迎当精英，不准张宏良当精英。只准张维迎讲话，不准张宏良讲话。这摆得平吗?这行得通吗?又由谁来决定，只准这个张教授讲话而不准另一个张教授讲话呢?这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问题，但在私有化精英们那里却成了一桶浆糊。后三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背弃毛泽东的共产党必定重走李自成的旧路。
今日的中国，又来到官迫民反，民不得不反的地界。不要讲下岗工人，失地农民，有冤无处申的上访者，朝不保夕的农民工，毕业等于失业的大学生，连大学教授都忍无可忍，凡是有血性，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接受私有化精英们强加给他们的社会现实。这个遍地干柴的社会，哪里是什么盛世啊?!
三十年来，私有化精英们及其喽啰们要将毛泽东钉上十字架，然而，精英们的倒行逆施却唤起了社会各界人士对毛泽东的美好回忆，毛泽东为我们这些只知道争权夺利的民众被钉上十字架，人民大众在毛泽东去世三十年后通过对比才感悟到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真实价值，毛泽东己在中国亿万人民心中复活，毛泽东己真正成为中国的神。
毛泽东比西方的耶稣更伟大，毛泽东生前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旧世界，毛泽东身后留下的精神遗产将指引中国人民去建设一个新世界。
中国只有实现了人民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社会模式，才可能真正崛起。
要认真记取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立志创造新时代的造反者们，在你们掀翻旧世界的时候，请记住一句古老的革命格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只有成功的造反者们不再谋求成为新的压迫阶级，人类才能真正的告别革命。
时代正在呼唤能够创造新制度的造反者。
向东二零一四年八月十六日第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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