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评社2014年8月22日聚焦】从2010年开始至今的四年多，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超过10%，以深圳为例，最低工资已从2010年初的900元增长到2014年初的1808元，四年翻了一番;目前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上海，为1820元，而在2010年初只有960元。人们会说，最低工资提高，不等于实际到手的工资就提高了;现实是复杂的，这当然不错。但是最低工资作为影响越来越多企业工人基本工资的因素，它的增长仍然是众多基层工人很重要的参考因素。那么，是谁推动了最低工资标准?这是个重大的问题，今天我们来做一个简要的回顾总结：结合工人斗争的历程，回顾二十多年来最低工资的增长，相信会很有启发。
虽然早在1995年开始施行的《劳动法》第48条就规定“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但是《最低工资规定》是从2004年3月才开始实施的。最低工资是由各省、直辖市和特区政府制定的，但。一个很悲哀的事实是，大多数企业长期以来都是踩着最低工资确定工人的基本工资(即底薪)，更悲哀的是，长期以来很多企业发给工人的底薪比最低工资还要低。而且那些底薪比最低工资还要低的企业，不一定就是非正规的“黑厂”、小厂，有的还是冠冕堂皇的企业，例如2012年3月发生罢工、后来以改选工会闻名于世的日资企业深圳欧姆电子公司，它甚至发给管理人员的工资都低于最低工资。最低工资不具有强制力，其对企业的约束作用与当地政府、劳工的态度都大有关系，越来越多工人重视最低工资、根据这一点提出集体抗议，例如欧姆电子厂的罢工就是这样，也直接迫使政府重视自己定的政策的落实，从而也加强了最低工资标准的权威效力。
但是工人并不把最低工资看做教条，回顾最低工资增长的历程，有助于了解背后的推动力量。实际上，十多年前最低工资在1990年代就开始发挥一定的调节作用，但长期以来增长缓慢：1992到1999年中国沿海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各大企业利润不知翻了多少倍，最前沿的广东省最低工资竟只增加了85块钱(增幅仅1/3)。1999年10月有首次相对较大的提高，却只加了90块钱(增幅27%)，增长的原因是国企下岗工人大幅增加、企业纷纷加薪笼络在职员工。国企的大规模私有化和下岗运动，带来巨大就业压力，也使政府提高最低工资、以便分流下岗工人、舒缓阶级矛盾。
但是此后工资增长又陷入了蜗速中，直到2003年以后由于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沿海部分企业出现了用工荒，鼓舞了更多的工人集体行动(此时工人的主力也正在由第一代农民工转为出身农村的第二代工人)，从而在2005年出现了第二次相对较大的提高，这次加了100元(增幅20.8%);2006年又加了120元(增幅20.6%)。
[工评社/制图]
2007年广东发生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重要事件：从当年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中，深圳盐田、蛇口、赤湾等各大港口吊车司机纷纷爆发连环罢工运动，争取加薪、积欠加班费、要求“与企业分享发展成果”。当时港口吊车司机属于高薪技术工人阶层(龙门吊司机月薪3-5千元，塔桥司机月薪5-8千元，07年关内最低工资仅850元)，但这些供职于高盈利的港口的司机仍提出了加薪1千元、支付加班工资、增加奖金和房补等福利、乃至要求成立公司工会的大胆要求。随后深圳市总工会委托律师介入代表工人与企业谈判，争取到给700多吊车司机加薪3%、补贴500元薪金，还追讨到了过去八年积欠的加班工资，吊车司机争取到了4千多万的加薪和4千多万的住房公积金。
更为重要的是，以盐田港为代表，建立了工会，以当年的劳资谈判为契机，开始尝试建立每年都调整工资的集体协商机制。这是广东工人运动的萌芽。在2007年的斗争推动和地方政府紧迫感之下，2008年又先后出台了劳动合同法、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就业促进法，深圳关内外的最低工资都加了150元(关外900元，+20.0%;关内1000元，+17.6%)。
可是2008年下半年，经济危机波及到中国，大批企业破产、跑路，一时间珠三角有上千万的失业工人，到处爆发集体抗议，许多工人在争取到地方政府补发的一点工资后就早早返乡了。2009年各地政府还下调了“工资指导价”，大多地方都没有调整最低工资，很多企业还发生了变相裁员。资本主义一发生经济危机，就首先拿工人来开刀，让工人为资本家的危机做替罪羊。
2010年发生了更为重大的积极变化：首先是在广州花都汽车产业园区、然后在佛山本田汽车零配件厂，接连爆发了罢工事件，激发了全国的本田系列工厂、乃至其他汽车厂商的连环罢工潮，当年还有其他许多罢工，尤以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和辽宁省大连开发区各企业相互感染的数万工人工潮最厉害。在春夏短短几个月间酿成全国上百万工人在各自企业的集体行动浪潮，工会改革和集体谈判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而本田工人喊出的“加薪八百”同样激动人心。经过两周多的艰苦抗争，当年6月5日本田工人即达成了基本工资提升366元、再加奖金134元的加薪结果;次年3月又通过新改组的工会与资方集体协商，基本工资再加了561元、奖金加50元。令人惊诧的是，正在受工人连环跳楼自杀风波困扰的富士康集团，就在本田工人争取到加薪500元的胜利之后两天(6月7日)，正式宣布从7月起作业员一入职的工资从900元提到1200元，自10月起经考核合格的作业员进一步提升到每月2000元。不久后，深圳政府有关部门也宣布：最低工资由900元提升到1100元(增幅22%)。
今天几乎没有主流媒体会公开、正面地概括上述微妙的过程：本田罢工大幅度加薪→紧接着富士康大幅度加薪→各地工人纷纷群起抗争→接着地方政府加薪，揭示这个过程有非凡的意义：它既告诉了我们究竟是谁在推动最低工资，又提醒我们注意各大资本家之间以及资本巨头和政府之间显然有着很好的协调呼应，还透露了非常有意思的细节——本田的劳资谈判加薪结果（一次加薪500）要低于罢工工人最初的诉求（一次加薪800），资本家的主动加薪（富士康加300元）又要低于工人通过罢工和谈判争取到的加薪（本田加500元，次年又加600多元），最后，地方政府提高最低工资（加200元）的幅度其实是最低的。为什么会这样？这个问题留给读者思考，稍后我们再说。
正是在2010年以后，出现了最低工资年均增长十个百分点以上这一引人注目的现象。以深圳为例，从2010到2014年，最低工资增幅分别为22.2%、10.9%、13.6%、6.7%、13.0%，年均增幅13.3%;最低工资已从2010年初的900元增长到2014年初的1808元，四年翻了一番。
对此，早已有一些精英学者纷纷神经过敏地惊呼：工资增长得太快了!需要建立集体协商制度限制工资增长、保护资本家的利益。颇为有趣的是，中国官方对于工资增长倒是十分“自豪”，它们把工资增长主要归功为自己的努力，尤其是归功于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各省市、区、街道的工会、归功于这些官方工会大力推行的集体协商——在官方口中，恰恰就是大力推行的集体协商保证了工资增长。在网上随便一搜索“工会 集体协商”，就可以搜出一大堆这类报道，并且也发表在各种官方报刊、官方网站上，往往是各地工会系统及政府部门提供的稿件。
这些报道是否真实呢?官方工会和它们搞的集体协商，是否在推动工资增长呢?如何看待?
近几年在很多大城市的总工会，都扩充了人力资源，补充了专业人员作为“工资协商专业指导员”(例如北京去年就有83个这样的人)，或吸收有活力的维权积极分子做“社区工联会专职副主席”(例如深圳去年就已有287个这样的人)。从事实上来说，许多地方(不敢说大多数)官方工会系统近几年来确实约谈了企业老板，有的还是多次约谈。有的像越南的地方工会那样通过联手当地媒体曝光施加压力(如2011年上海市总工会约谈家乐福，通过媒体施压，谈了7次，加薪224元)，有的还申明依法处罚拒绝要约的企业(如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总工会)。
还有一种更为有力的情况是在发生罢工事件后的企业，当地官方工会介入促成劳资妥协、甚至改选或组建工会(甚至吸收罢工积极分子入会)，再推动工资谈判。例如位于深圳福田皇岗的著名日资企业理光工业公司(全球复印机和传真机研发生产领域的龙头老大)，2010年10月发生过长达两周的大罢工，当年11月深圳市总工会就在该公司改选工会，后来又以理光工会为样板，2012年3月经广东省委书记大加推崇，决定对163家到期换届的千人以上企业工会进行民主改选。2010年经历了著名罢工的佛山南海本田厂、后来也引发万众瞩目大罢工的深圳南山海量存储公司，都做了类似的工会改选。
但是即使走在最前列的这些官方企业工会，它们在推动工资增长方面仍然很有限，而且倒不如说它们实质上是对现有形势下必然要发生的工资增长加以限制。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官方工会根本上依附于政府，而从前述2010年工资增长的微妙关系来看，在“罢工要求加薪→资方妥协涨薪→政府上调最低工资”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实际上是起一个对整体薪资增长速度加以管控的角色;如果地方政府不顺应、不理会这种变化，工资的增长就会成为劳动力市场中完全自发的现象，就会完全被工人日益增长的集体行动持续推高，从而破坏资本家的整体剥削秩序，进而不利于政府——作为资本家的集体代理人——的统治利益。所以，政府上调最低工资只是为了有限地顺应工资上涨的大潮流，更重要的是把这种潮流控制在首先让多数资本家都能接受的限度。这个限度肯定低于劳动者的要求，就如2010年本田工人的诉求是加薪800元，但资本家妥协只加了500元(其中底薪只加366元)，而地方政府仅加了最低工资200元。
再看深圳2010-2014这五年，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年均增加181块钱，乍看好像是“政府的恩赐”。可是这五年来发生过大量的罢工，往往一次罢工，几天时间，就增加数百元，甚至有的大罢工争取到上千元的加薪。仅举近年来几个突出例子：
2013年9月1-2日深圳盐田码头800多名吊车司机罢工，要求加薪2～3千，结果：加薪1700元，增幅达30%(罢工前码头吊车司机平均薪资仅5千元，数年来没有实质增长)。
2011年12月深圳南山区海量4千多工人20多天大罢工，结果：工人底薪+380元，1-2级不住宿员工+250元交通补贴+300元房补，3-5级不住宿员工+房补650元，还有高温补贴、餐费、工作餐、节日补贴等其他福利增加，仅加薪一项就累计+930～1280元之多。
2013年10-11月深圳盐田区先进微5千工人22天大罢工，结果：底薪加20%及住房、伙食方面的补贴，根据每月加班70小时算，月收入+800～1200元之多。
2013年深圳南山区华南早川电线厂1千多工人罢工，邻近两家同类型工厂也先后罢工，均获得300～500元加薪;华南早川工人还争得年底双薪、年中考核合格者加底薪等。
可以看到，这些罢工都比政府每年最低工资上调多得多，甚至一次罢工加上千元，超过2010～2014五年来深圳政府上调的最低工资增加额(1808-900=908元)。政府的最低工资上调起的作用究竟是推动，还是拖后腿、牵制工资增长，也就更明白了。
第二，官方工会要约企业搞工资谈判的积极动力完全来自于政府的政策，至多通过媒体诉诸民意就了不起了，却从来不敢且至今也从来没有过依靠工人集体力量与企业谈判。官方工会的政策动力有两种：突发的维稳需要和有明确限制的政绩需要。
突发的维稳需要是指：发生罢工后紧急介入调停，在停工的情况下促使劳资双方妥协。由于官方工会总是要工人复工，才会考虑解决工人诉求，当工人复工时没有了斗争的砝码，就使工人在力量对比中处于不利地位，所以往往导致官方工会实际是倾向站在资方一边、逼迫工人妥协。最无耻的是，当官方工会压迫工人妥协之后，工人仍获得打了折扣的部分果实，官方工会却又把这些果实说成是自己的功劳，在官方报刊和网站大吹特吹，不要碧莲。
政绩需要：实际上早在2011年初(或者更早)由中共党和国家所制订的“十二五规划”(指2011-2015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就早已确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的目标。这就是事先早就规定了的明确限制。当然这个目标不会随着地方政府大笔一挥自动实现，这就应运而生地产生了那么一批“工资谈判员”和官方工会外聘的专业人员，来为此奋斗了。
但即使是积极想要谋求的政绩，也是有明确限制的;目前斗争形势下，突发的工人群体行动又越来越多，不可避免的维稳需要又一定会遏制维权、遏制工人的攻势。当前形势下，官方不可能放松对工会的控制、至少也是主导影响，即使有另类的特例，也会被官方逐渐冷淡、任由资方打压瓦解(烟台澳利威工会就是典型)。
政府的附庸工会根本不敢冒着罢工的风险，与企业谈判，因为那意味着鼓舞工人的行动，甚至鼓舞其他工厂的工人行动。最近一两年，有一些亲政府的劳工团体或街道工会曾经尝试介入罢工行动中，组织员工代表在罢工进行中就与资方谈判，甚至有过成功的例子，但是政府至今不敢露面、不敢公开这类案例（自然也就没有媒体报道这些事）。这个很滑稽的细节，也说明了官府即使有能力介入罢工、组织工人抗争，却也受到自身统治地位和阶级斗争大环境的限制。去年10月一批劳工团体与工人发出《劳资集体谈判守则》，以呼应广东省官方“企业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条例”的修订草案，这个守则的第三条就包括“员工不得在谈判正常进行期间罢工、怠工或者从事其他不利于谈判的行为”，这其实更符合官府调停者和资本家的利益。
官方控制下的工会，即使确有一定能力与企业谈判、争取加薪，也是主要依托于政策支持，实际很乏力。例如前述深圳理光工会，在2012年初与公司进行工资谈判，提出19%加薪诉求(资方声称只能接受8%)，经过三周4轮讨价还价，最终落实工资涨幅15%。这看起来好像是很大的成绩，但是据秋火同志测算，深圳最低工资2012年就上涨了13.64%，理光公司只是在法定最低工资增幅的基础上微微调整了1.36个百分点，而理光公司年营业额170亿美元、复印机和传真机的全球第一大研发商、世界五百强之一，这点工资增长真是微不足道。所以撇开政策大背景的因素，理光工会仅仅争取了1个多百分点的加薪，竟还用了三周4轮讨价还价才争取来，足见乏力。假如政府下一个五年规划没有最低工资增长的政策保障，官控的企业工会还能不能争取到加薪呢?
其实到底来说，工资的增长不是政府的五年规划或者官方工会苦苦谈判才换来，政府的规划和官方工会的动作，表面上看也是在推动最低工资，但其实更是在用有限增加最低工资的做法，牵制唯恐涨得太快的工资上涨，——而工资上涨，是千千万万的劳动者，在一个又一个企业、行业和工业区里通过集体行动竞相带动上涨的结果，即使有一个资本家主动加了薪，也是在邻近的或同行业企业加薪背景下，为了预防工人罢工、明智地抢先让步的表现。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资本家主动让步，可以资本家来定让步的幅度，主动权在资本家手上，如果等到工人自己组织罢工逼资本家让步，那主动权在谁手上、资本家又该做多大让步，就不好说了!
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与亚洲多国同属全球产业链条的主要劳工生产基地，它的最低工资上调，还具有非凡的国际意义。早在几年前，中国上调最低工资，就开始带动亚洲其他国家工资水平上涨、乃至劳动政策的改变。例如，由于2010年以来中国每年都提升最低工资，2012年已是中国各省政府连续提薪的第三年，马来西亚内阁批准了该国历史上首次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合264-297美元，当年深圳最低工资1500元，折合240美元左右);而在2012年初，印度尼西亚、泰国都提高了最低工资，其中泰国很多地方工资增长40%。当然这些国家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劳工集体抗议，例如印尼首都雅加达郊区发生了数千工人要求提高最低工资的罢工和堵路行动，但中国最低工资的上涨，却也多少带动了国际产业链条相关的劳动群体的工资水平上涨。事实上，本质上由中国各地政府被迫地、有限地提升的最低工资，也出其意料地推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工资水平上涨，这背后其实是各国工人斗争相互影响的间接表现。
当然话说回来，政府有限地提高最低工资，不等于工人的实际工资就提高了;一部分企业通过集体行动大幅上调了工资水平，不等于所有企业的工资水平都有相当的增长;受物价、房租飞涨及各种变相减薪(例如减少“基本工资”以外的各种项目)影响，有许多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甚微，甚至与五年前相比没有变化，有些甚至还下降了。甚至有很多年纪较大的打工者可以感觉到，90年代打工比现在打工更能够存钱、钱也更“值钱”，二十多年前工资绝对值虽然低，但是那时打工者省吃俭用积攒数年后，多半能“衣锦还乡”，不仅在村里神气一番，甚至许多城里人都比不上（过去大多数城市工人在“体制内”，其实是没什么钱的）；但如今，工资好像怎么都存不起来，每年顶多攒个一两万，也不那么“值钱”了。这恐怕是大多数长期生活在沿海尤其南方的工人的感受。也包含着为什么越来越多工人选择回内地、在老家附近县市的工厂打工的根本原因。
今天中国的阶级分化、乃至劳动阶级的阶层分化都越来越大，看起来比过去更加悬殊，正如“最低工资”这个东西，中国一、二线城市的一般职员阶层和部分技术工人阶层都已经不再关注，因为现在在大城市里工作没有4、5千的工资连吃住交通都难办了，遑论不到2千的最低工资?但是对于大多数工人来说，对于像深圳关外这种三四线地区的“城边村”和无数“城中村”来说，最低工资仍然是左右工人工资水平的重要因素，这固然很悲哀，但工人更通过此起彼伏的集体行动推动着最低工资的上调，——的确，首先是我们工人在推动着最低工资。在我们能够争取到不需八小时额外加班也足以体面生活的工资之前，我们仍要面对踩着最低工资线的基本工资这一悲催的现实，无可回避地与现实做斗争，团结争取劳动集体的希望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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