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原《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以“特约”身份,在财新网首发文章《防止“左”和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谈到自己对《邓》剧、邓小平以及改革的看法。该文作为财新网“邓小平与改革之路”专题文章重点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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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的意思并不在怀旧,正如文章开头所说,“纪念是为了出发”,用意鲜明:“当下中国改革又处于攻坚啃硬的关键时刻。……20日,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进一步讲话说,要义无反顾地推进改革开放。”
同时,不无遗憾:“由于种种原因,这部电视剧只写到1984年。中国学界一般认为,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他的思想集大成之作。……真正的邓小平时代,是从南方谈话开始的,我们至今仍然生活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因此,纪念和学习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有助于我们把握邓小平思想的精髓。”
至于“中国学界”由谁来代表,“南方谈话”所内涵的“邓小平思想的精髓”究竟是什么,就由着马先生来解释了。接下来,文章点出“精髓”所在: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的重要论断。
怀念小平同志的叮嘱,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左’虽然以革命的面目出现,但实际上是阻碍改革的力量,是把中国拉向后退的力量。”
然而文章并没有从思想理论、意识形态上说明到底什么是“左”,而是虚晃一枪,矛头指向了时下流行的“既得利益集团”:
【近年来,既得利益集团在改革中的负面作用日益凸显广受诟病。既得利益集团手里逐渐掌握了世界上最厉害的两个东西——权力和资本,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改革的命运。……改革初期和中期主要是思想观念的阻力,要突破左的禁锢,而今天,“左”和“右”正在边缘化,更多的是利益调整问题,即突破利益固化。】
批评既得利益集团,当然是好,许多在前面几轮的“改革”中非法牟取了巨大利益,加剧了社会不公的利益集团,应该被打破。然而,的用意并不在此,尽管承认思想观念上的阻力即“左的禁锢”已不是主要问题,仍忧心忡忡地提醒说:
【不能低估“左”的势力。在中国,“左”仍然有广泛的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和不容忽视的力量。“左”和民粹结合起来,在某些时刻同样能够呼风唤雨。这两年,一些左派网站的舆论和一些地方的弱势群体提出的“文革比改革好”,不是风头很劲吗?就在《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播出的这些天,一些网站的评论出现了“我们想念毛主席”的口号,这意味着什么呢?薄熙来无疑是利益集团的头面人物之一,他打的什么旗帜?“左”的旗帜。他在重庆唱红打黑破坏法治,不就是搞“左”的一套吗?曾几何时,薄熙来风头无两,大批左派团体和低收入民众颂扬“日出重庆”,热得烫手。薄熙来垮台之后,我到重庆演讲,发现这里不少底层民众仍然挺薄。我和朋友在出租车里批评薄熙来的施政,竟遭司机停车拒载。】
看到他所谓的“左”有很深的社会基础,也痛恨重庆市民执迷不悟,却不想想是为什么;当精英们大力纪念邓小平、央视热播《邓》剧之时,一些门户网站的相关报道下面满是纪念毛主席的评论,当一个前市委书记已失去权位,仍能赢得民心所向,有没有反思,是身处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的亲身感受错了,还是自己的观念有问题,是“左”的东西蛊惑人心,还是老百姓的切实诉求所在。
随后,提到2004年的“郎旋风”,认为这从“左”的方面质疑改革,阻碍了国企改革进程。对此,十分痛心:
【之后不久,国资委负责人提出在能源、军工、交通、航空等七个领域禁止民企进入,等于是向“左”的东西屈服。这一停滞就停滞了10年,直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才重新启动国企改革。】
不提这场争论阻止了巨额国有资产被瓜分、防止了新的非法利益集团的形成,为一味私有化的改革指出了错误,帮助改革朝更好的方向前进,而是首先认定一个理:只有私有化的改革才是改革:
【眼下,混合所有制改革刚刚拉开序幕,有些国企的研究部门、网站、报纸杂志,就在某些既得利益集团授意下开始炒作“反对新的私有化”,企图抵制改革了。】
“反对私有化”是抵制改革,反过来说,改革就是要“私有化”了。这样一心要“私有化”,也不知道又是在哪些“既得利益集团”授意之下了。
而的反对“反对私有化”,说来说去,最大的根据还是邓小平南巡的一段话:
【正如邓小平说:“‘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好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这些人为什么打起“反对私有化”的旗帜?不就是因为这些口号“带有革命的色彩”,能够唬人吗?】
用奇怪的逻辑,把“左”与他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绑定,不断告诫我们“左”的思想的危害:
【事实告诉我们,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打出“左”的旗帜,把左倾意识形态当作护身符,阻挡改革。既得利益集团和“左”互相利用,两者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所以说,在当前深入推进改革的情况下,必须继续清除“左”的思想,解决既得利益集团以“大帽子吓唬人”,从而阻碍改革的问题。】
原来,纪念邓小平,高度褒扬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不过是为了剥出邓小平的一段话来为自己的观点作注。邓小平说主要防“左”,是在1991-1992那种特殊情况下提出的观点,并非是指中国共产党要永远一直主要防“左”。显而易见,在1986-1989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愈演愈烈,资产阶级自由化领袖赵紫阳(马立诚及胡舒立的财新网,不过是赵紫阳势力的余孽)煽动动乱篡党夺权的情况下,中国能主要防左吗?1998年以来,经济新自由主义、政治自由化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等反共反华思潮已经泛滥成灾,而新生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势力勾结国际垄断资本侵吞了绝大部分国有资产,并意图通过宪政化的政治改革进一步颠覆共产党和共和国,使买办资产阶级彻底控制政权,使自己剥削和瓜分全民的财富合法化,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主要防”左“吗?马立诚将邓小平特殊时段讲的话抽象成永久的原则,是在举着邓旗反邓小平。
这样断章取义的手法,马立诚在前些年为鼓吹中日关系“新思维”时早已运用娴熟,他在《邓小平和胡耀邦的对日观》中,像编排语录一样地摘列出邓、胡的一些谈话,呼吁对日新思维,鼓吹普世价值。他还在其他文章中,对《中国不高兴》等书断章取义地加以指责,更污蔑民族主义为“病态”、“法西斯主义”,用语相当恶毒。
邓小平理论是个涉及各方面的体系,邓小平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防止社会主义变色、不搞私有化、警惕两极分化等社会主义范畴的思想理论问题也作了很多论述,而单单将“防左”奉为精髓,不知是哪一家的最新研究成果,还是仅仅为自己的私货拉大旗作虎皮。
如果按看来,“反对私有”就是“左”,照此说法,邓小平就是眼中的“左”了,因为他不止一次地强调反对私有化、西化、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
1985年,邓小平指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174页)
1987年4月,邓小平又指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9页)
1989年5月31日,他进一步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7页)
在奉为邓小平思想“集大成”的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仍未停止反思: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
连倡导“不争论”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改革的方向、道路问题上,都“要继续争论”,申明“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善于引用邓小平观点的马立诚,就是打着邓小平理论的旗号反邓小平理论,是邓小平所批判的搞“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呢?
甚至拉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来为自己作证,可是,他只强调习总书记要推进改革,却不问总书记的“改革”是什么方向,就急于塞进自己的私货。这也是一种歪曲,因为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讲话中还强调了中国改革、发展的前提:“没有一大批具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华儿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今天我国的发展进步。要把我国发展得更好,离不开理想信念的力量。我们共产党人锤炼党性,首要的就是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对于高度认同的“南方谈话”,习总书记是这样说的:
【1992年,88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可见,习近平所理解的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真正精髓在于,在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遭受危机、国内外一片质疑的大背景下,重新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和指导意义,为改革指明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是私有化吗?马立诚对“南方谈话”的断章取义,同习近平所强调的核心思想背道而驰。
习总书记还总结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决不能丢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决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决不能动摇。这是党和人民在当今世界安身立命、风雨前行的资格。”
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什么?新民主义革命推翻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告别了资本主义道路、建立和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把“反对私有化”污蔑为“左”的东西,是不是要否定掉习总书记的“三个决不能”?是不是在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成果——人民群众的既得利益,而在维护一些私有化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污蔑反对私有化为“左”,为“后退”,是不是要动摇社会主义方向,倒退到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的私有化社会?借用领导人讲话,以“改革”之名行私有化之实,马立诚是否不但反对邓小平理论,也在歪曲、反对习近平的讲话精神?照马立诚的界定,坚持社会主义、反对国企私有化的习近平是不是就成了“左”、利益集团?
正如昆仑岩在《最好的纪念——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一文中所说:
【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话的确是邓小平说过的。但只是孤立地强调这一句,符合邓小平关于反对错误倾向斗争思想的完整含义吗?不顾实际情况的变化,把他上世纪90年代初对改革中错误思想倾向的具体判断,一直写在《中国共产党章程》里当成不变的教条,恐怕就更有违他的思想准则了。
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我们党反对“左”右错误倾向的一个根本原则。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建国以后,我们党发生的历次“左”右倾错误,都是违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造成的后果。邓小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深刻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靠实事求是。”正是从实事求是的基点出发,他针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经常遇到的‘左’和右的错误思想干扰,科学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而且,“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归结起来,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像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党内国内的思想政治情况复杂多样,且在不断变化着,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必须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有什么错误倾向就反什么错误倾向。如果不管什么时间,不问具体情况,只用一个反“左”为主或者反右为主的固定模式来套,只会让自己重蹈历史的覆辙。】
马立诚此文就是“不管什么时间,不问具体情况,只用一个反’左’为主或者反右为主的固定模式来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大帽子吓唬人”,借“意识形态当作护身符,阻挡改革”。应该并非“教条”主义者,缘何陷入了“防左”的教条呢?
在文章结尾,更是信誓旦旦地明确了国企私有化的理由:
【其实,就大面儿而言,国企效率普遍低于民企,是被世界各国生产实践早已证明了的,不独中国为然。很多国企再不改革就要烂掉了、乃至被“釜底抽薪”,挂着“国企”的牌子却被内部人抽走巨大利润。中石油窝案的教训,还不够沉痛吗?周永康案件揭示出的国企被充当私家金库,还不够令人警醒吗?】
这就更是颠倒是非因果了。我们知道,国企贱卖、大量利益流入个人腰包,这正是前些年国企市场化、私有化改革所造成的腐败乱象,国有企业高管高薪、高管权力扩大、高管腐败、高管侵吞国资,本来就是马立诚们主张的国企市场化私有化改革导致的。2004年的“郎旋风”,正是要阻止这种“国企改革”,阻止少数人侵吞国有资产,却为这种“改革”被中断而痛心,岂不是在为更大规模的腐败和侵吞国资来张目吗?要解决国企腐败问题,需要恢复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加强国企职工对高管的民主监督,加强政府对国企的计划和监管,而不能再搞导致国企腐败的私有化改革。众所周知,国有企业里真正的既得利益集团,即国企里的腐败高管和腐败干部们,恰恰是主张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的。例如,中石化落马老总陈同海收受贿赂的腐败金额是2个亿。这些中石油、中石化的高管,哪怕通过私有化获得1%的股份,就是300亿以上,这比高官非法腐败的金额高得太多。如果能像资本主义企业那样获得10%的股份,他们就是世界首富了,而国外垄断资本,恐怕获得的是80%以上的股份了。马立诚为了反对2个亿规模的非法腐败,却主张将300个亿规模的资产送给私人,主张将300亿金额的腐败合法化。由此可见,马立诚们、财新网们才是既得利益阶层的真正代言人。
私有化是最大的腐败,资本的特权从来不受约束。诚然,国企内部产生了中石油窝案这样的腐败,造成了周永康这样的大蛀虫,但正是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在国家部门能够进行计划、监察,施加干预之下,这样的腐败终能大白天下,得到惩治,这正是社会主义国家自我净化机制的优越性,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应有之义。试想,如果国企彻底市场化、私有化,那么,全民资产聚集到少数人手中就成了合法收益,在市场逻辑下不会受到追究。马立诚们热切盼望的这种国企改革,无非是以合法的腐败取代非法的腐败,实质上造成更大的腐败,而“既得利益集团”们则剥削得更体面、安心,更加肆无忌惮,不受约束。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有深刻的认识,他对于国企改革的问题多次告诫道:“国企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强。”“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然而,马立诚此文却试图借周永康案来泼污整个国企,推行私有化方向的改革,不惜曲解习近平的思想观点,与习近平唱反调,其“理论自信”从何而来?
在反腐愈演愈烈、日益固化的利益阶层不甘心被“改革”掉的今天,是不是可以借用马立诚的逻辑,一些利益集团打起了主意,借用私有化的意识形态当护身符,来牟取非法利益、保护既得利益、阻碍继续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呢?
附:马立诚原文:
防止“左”和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有感_观点频道_财新网http://opinion.caixin.com/2014-08-22/100720023.html
一
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到来之际,央视一套节目8月8日起播出48集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引起海内外轰动。
有人说,这部重大题材电视剧截取的历史片段离现在如此之近,开创了先河。对这段历史,大家太熟悉了。有些观众说,看的时候自然而然想起自己和亲朋的遭遇,不由得流下眼泪。从已经播出的二十几集来看,电视剧没有回避这段历史时期的重大较量,并且以平视角度采用一些生活细节展现邓小平的形象,是一个突破。
纪念是为了出发。《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不仅仅是致敬之作。这部电视剧之所以引起巨大关注,是由于当下中国改革又处于攻坚啃硬的关键时刻。在这个背景下,看看邓小平当年怎样解决堆积如山的问题,学习邓小平的胆识、魄力和勇毅,具有重大借鉴作用。8月18日,习近平在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呼吁“真刀实枪”推进改革。他要求严格规范国企高管的薪酬待遇和业务支出,根除国企负责人的职务消费。会议还提出了改革国家考试招生制度的任务。习近平的新举措,是改革与反腐相结合的一把利剑,受到各界好评。20日,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进一步讲话说,要义无反顾地推进改革开放。
二
由于种种原因,这部电视剧只写到1984年。中国学界一般认为,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他的思想集大成之作。如果说上个世纪80年代的改革是在多个领域摸着石头过河进行探索,那么南方谈话则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实现了比上个世纪80年代更深更广的体制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邓小平时代,是从南方谈话开始的,我们至今仍然生活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因此,纪念和学习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有助于我们把握邓小平思想的精髓。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的重要论断。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尖锐批评了1989年下半年到1991年左倾思潮泛滥给改革开放造成的危害。他说:“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邓小平的重要论断不仅仅是针对当时的问题。南方谈话的有关论述,是从战略高度,对中国共产党成立70多年来的经验教训作了一个沉痛的总结,这对于我们今后的实践,仍然具有指导意义。正如邓小平说:“‘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好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
三
邓小平的论断告诉我们,“左”虽然以革命的面目出现,但实际上是阻碍改革的力量,是把中国拉向后退的力量。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在分析当前形势的时候说,有人想往前走,有人想往后退,既得利益集团要维持现状。他所说的有人想往后退,就是指“左”。
近年来,既得利益集团在改革中的负面作用日益凸显广受诟病。既得利益集团手里逐渐掌握了世界上最厉害的两个东西——权力和资本,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改革的命运。看看周永康和徐才厚两个派系的能量,就能对他们的实力略知一二。既得利益集团为何要维持现状?因为往前走实现民主法治,会妨碍他们营私舞弊;向后退到计划经济,又没那么多的钱可捞了,维持现状最符合他们的利益。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改革遇到利益固化的问题比较大。改革初期和中期主要是思想观念的阻力,要突破左的禁锢,而今天,“左”和“右”正在边缘化,更多的是利益调整问题,即突破利益固化。
这话有道理,但不能低估“左”的势力。在中国,“左”仍然有广泛的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和不容忽视的力量。“左”和民粹结合起来,在某些时刻同样能够呼风唤雨。这两年,一些左派网站的舆论和一些地方的弱势群体提出的“文革比改革好”,不是风头很劲吗?就在《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播出的这些天,一些网站的评论出现了“我们想念毛主席”的口号,这意味着什么呢?薄熙来无疑是利益集团的头面人物之一,他打的什么旗帜?“左”的旗帜。他在重庆唱红打黑破坏法治,不就是搞“左”的一套吗?曾几何时,薄熙来风头无两,大批左派团体和低收入民众颂扬“日出重庆”,热得烫手。薄熙来垮台之后,我到重庆演讲,发现这里不少底层民众仍然挺薄。我和朋友在出租车里批评薄熙来的施政,竟遭司机停车拒载。
据国资委官员讲,2004年郎咸平从“左”的方面质疑改革,刮起“郎旋风”,呼吁停止国企改革,引爆内地民众仇视国企改革,得到喝彩。北京、南京、上海等地先后召开大型会议呼应“郎旋风”,发言者大声疾呼:“从1998年开始的国企改革,实际上是把职工50年来用心血和汗水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转移到少数权势者和居心叵测的私营企业家手中。”实际情况究竟如何?据国资委官员介绍说,国企改革是有一些问题,但方向是正确的。1997年,国企亏损面接近50%,许多企业贱卖也卖不出去。有些国企在账面上有几个亿资产,几千万就卖掉了,如果不调查,就会认为这是流失。其实那几个亿都是十几年收不回来的账款或是压在仓库销售不出去的存货,是不良资产,国企无法处理这些烂账,所以改制时国企缩水是正常的。改制时要安置职工,要剥离企业办社会实行社保并轨,这都是巨额成本,大量国企资产在这个过程中冲抵掉了,这不能叫资产流失。但是,由于“郎旋风”得到“左”派支持势头猛烈,国企改革被迫停滞。之后不久,国资委负责人提出在能源、军工、交通、航空等七个领域禁止民企进入,等于是向“左”的东西屈服。这一停滞就停滞了10年,直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才重新启动国企改革。
正如邓小平所说:“‘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这就导致“左”的东西在某些人眼中就是“政治正确”,这也促使既得利益集团打起主意,借助“左”的意识形态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人们不是见到“左”就退避三舍吗?那好,我就打起“左”的旗帜吓唬你。一切营私舞弊、内部掏空、买官跑官,都在“左”的口号和旗帜掩护下顺畅进行。
眼下,混合所有制改革刚刚拉开序幕,有些国企的研究部门、网站、报纸杂志,就在某些既得利益集团授意下开始炒作“反对新的私有化”,企图抵制改革了。有人说:“那种认为非公经济比国有经济效率高,所以只能以私混公,甚至以私控公的说辞,是站不住脚的。民企也有不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问题,为何不能以公来混合改造私呢?”有人说:“任何人都没有权力以改革之名将国企变为某一部分人的私有财产,要保证国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有人说:“现在有的地方提出竞争类国企通过引入增量或转让持股的方式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这实际上就是转弯抹角卖国企。一讲改革就是卖,不卖不算改革,这是为了搞掉国企。”还有人主张“在国企改制中必须坚持国资控股,不控股就是私有化,就是为资本家利益服务。民企在逃税漏税、经营不规范等方面的问题比国企更严重,难道我们的国企要落到这些人手中吗?”
这些人为什么打起“反对私有化”的旗帜?不就是因为这些口号“带有革命的色彩”,能够唬人吗?其实,就大面儿而言,国企效率普遍低于民企,是被世界各国生产实践早已证明了的,不独中国为然。很多国企再不改革就要烂掉了、乃至被“釜底抽薪”,挂着“国企”的牌子却被内部人抽走巨大利润。中石油窝案的教训,还不够沉痛吗?周永康案件揭示出的国企被充当私家金库,还不够令人警醒吗?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事实告诉我们,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打出“左”的旗帜,把左倾意识形态当作护身符,阻挡改革。既得利益集团和“左”互相利用,两者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所以说,在当前深入推进改革的情况下,必须继续清除“左”的思想,解决既得利益集团以“大帽子吓唬人”,从而阻碍改革的问题。■
为政论家,原《人民日报》评论员
参考文章:
明确改革的性质和方向--习近平邓诞讲话要点解析
//m.drhuete.com/Article/shidai/2014/08/326508.html
纪念邓小平——一位最早反思改革开放的领导人
//m.drhuete.com/Article/shidai/2014/08/326546.html
评马立诚扛着邓的大旗防“左”所谓何事?
//m.drhuete.com/Article/shiping/2014/08/326759.html
昆仑岩:最好的纪念——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
//m.drhuete.com/Article/lishi/2014/08/326438.html
马立诚笔下的“邓小平和胡耀邦的对日观”
//m.drhuete.com/Article/zatan/2010/12/186009.html
注意学术界年轻的大汉奸、大买办和大嘴巴
//m.drhuete.com/Article/shiping/2010/12/1730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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