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国不分年龄”，坚决激浊扬清！
——注意学术界年轻的大汉奸、大买办和大嘴巴
清醒壮士
近来在东海和南海出现的一系列重大被动局面，与近年来一些汉奸买办学者的忽悠卖国言论密切相关。 纵观今日之中国，不少学院教授、研究所研究员、权威专家以至于学科带头人，是当今中国政府决策的所谓顾问、咨询之专家，是国内主流媒体言论的主导者，亦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表现形式。这些人的谬论对中国的安全、主权、领土、领海与发展利益危害极大！回头看看这些谬种流传，太可怕了！已经对上层造成了严重误导和忽悠。令人吃惊、触目惊心、痛心疾首啊! 胆小、软弱、糊涂、幼稚、轻率、卖国的所谓“专家”、“精英”，为沽名钓誉、谋取好处，不惜胡言乱语，误导国家和人民，出卖国家权益，甘当汉奸走狗！国家就是被你们耽误的！ 有人还坐在中国社科院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副主任等的位子上到处招摇撞骗，很早就指出中国应当在“争议海域”作出让步即将钓鱼岛让出。中国应该支持日本入常，划定东海合作开发区，鼓吹中日韩三边战略合作，建立南海能源多边组织，谈判和妥协是外交主线，谈判就得妥协和让步，没有必要克服马六甲困局等等。
部分代表人物：MAILICHENG：原人民日本评论部主任。此人发表“对日新思维”，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爱国者极尽漫骂侮辱之能事，此后受到爱国网友大力批判后，逃往香港，不久，又在日本出书宣扬“对台新思维”，站在日本立场鼓吹台独，彻底暴露了汉奸的真面目！SHIYINGHANG 某大学国际问题教授,PANMOUYING,还有某某永。还有一些不甚出名的所谓学术工，但危害极大。XUELI,中国社科院某研究所所谓战略专家，他号称钓鱼岛本身是个小问题，撰文指出中国应当在“争议海域”作出让步即将钓鱼岛让出。唐某PING，社科院某所。
以上这些人主要主张：放弃台湾、降日降美。(1) 美国武力超强，不可战胜，中国不可对抗；(2) 三段论逻辑：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需要发展；中国需要发展，所以中国需要和平环境；中国需要和平环境，所以需要中国投降；(3) 中国需要“和平崛起”，“不给世界添麻烦”；(4) “融入西方主流文明”，“世界一体化”，“无所谓你的我的”；(5) 人权高于主权 ；(6) 中国不应做军事大国，只专注于经济，让美国来保护安全。；(7) 中国不放弃台湾，会把中国“脊梁压断”。
目前的形势已经非常地清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价值观体系，只不过是服务于美国全球战略的一层外衣，用专业术语来讲就是打着新自由主义的旗号进行着进攻性现实主义事情。如果说，9.11之前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制裁、政治妖魔化、军事打击（拦截银河号事件、轰炸中国大使馆等行动）还只是美国一些无头绪的本能的丑化遏阻中国的零星行动，那么以9.11为契机，一个以颠覆分裂中国为最终目标的周密的新冷战 计划开始得到全面执行！在经济上兼军事上，仿效当年里根政府以石油为武器搞跨苏联经济的路子，布什政府从海陆两路对中国发动了石油控制封锁准备战，在军事上，在海路频繁与亚太和印度洋国家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在陆路，其军事力量首次染指蒙古、中亚、喜马拉雅南麓等与中国紧密接壤的国家和地区，在中国边界地区频繁活动，并图谋颠覆朝鲜，控制缅甸，又废除反导条约，大力实验发展 NMD。这样的对中国新冷战行动，非常清晰明白，但为什么在我们国内一说要与美国的作斗争，有人就说这是应该放弃的“冷战思维”？
在美国已经“先发制人”对中国发动了新冷战的情况下，我们的一些人为什么还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我们再来想想日本，靠着美国为靠山日本人表现出的全面对华战略进攻态势，已是路人皆知，日本人因为自身战略需求愿意充当美国人的走狗以围堵中国，一些走狗还在大谈鼓吹中日友好合作互惠。外交部的官员们在国际场合由于策略的需要谈谈中美共赢、中日友好，但我们绝对不能容忍这些所谓的权威用他们的学术地位与公共资源谈什么狗屁中日友好！他们这么说，这些所谓的权威、学者要么是学术垃圾，要么就是睁着眼睛在违背良心，再不就是没有一点学术人员应有的政治敏感！
作为一个冷静的中国人，针对中国对外关系方面的学界，在这里提出几点显性的、隐性的危害：1、打着稳定关系、和平发展的口号，粉饰太平，利用他们的专业资源与业内主地位向民众传达错误地国际关系方面的信息，这是侵犯人民的知情权；2、占据利用作为中国政府咨询机构的地位，向政府提供惯性的错误的参考依据，或者说是干扰了政府的正确决策，亦可以称为给政府的正确、合理决策施加了错误性的压力，这就是我们广大网友常说的学界误国；3、通过其教授、导师的地位，向其弟子亦是中国未来的政治外交人力资源进行畸形教育，严重误导了我国下一代青年人才的政治、外交世界观的形成与发展，当然其弟子未必就会按其思路发展，但其影响亦是巨大的，这就是犯罪啊！对买办汉奸言论的公开散布和潜移默化，国家需要有所调查和防范处置！
同时，笔者作为一个爱好和平当然也更爱自己国家的中国人，向一切年轻的爱国者提出以下的建议：社会科学专业的朋友，先把我们正确地、客观地见解暂时放放，努力地去考考中国目前最好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的专业的硕士或者博士研究生，有能力者，当然要考国外的优秀相关专业，尽可能的，我们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优秀公共资源，十年或者晚一点过去，我们也许就是新的中国的之声了，只是我们时时要记住，当我们有朝一日掌握上述的公共资源时，不可忘记我们当初的理想，不可忘记人民的意志权力，更不可忘记了我们才是中国的先进文化发展方向与先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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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确定中日东海“合作区”
2005年10月17日 字体：大 中 小
最近，中日东海磋商有了新进展，日方提出在“中间线”两侧进行共同开发，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甚至提出将中日东海问题磋商的层次从司局长级提高到部长级。
中方之前则曾表示会在10月中旬于北京进行的磋商中给予答复。这显示了中方对日方提议的重视，中日双方的东海合作可能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那么，如何确定中日东海“合作区”（以下简称“合作区”）的大小？东西两侧的“合作线”划在何处比较合适？
东海问题的大致背景是：东海最宽处为360海里，如果中日双方各自划定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将会出现重叠区。中国认为东海划界应采取大陆架原则，以钓鱼岛东侧的冲绳海沟为界。日本则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采取中间线原则。这样，“中间线”以东、冲绳海沟以西的水域就成了中日争议海域（以下简称“争议海域”），其面积约为30万平方公里，约等于3个浙江省的面积。
建交以来，中日双方对“争议海域”都采取了比较克制的态度，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勘探与开采。现已投产的春晓气田位于“中间线”以西5公里处，天外天、断桥、冷泉等3个油气田也在“中间线”以西几公里处。而帝国石油公司在获得日本政府的许可后也尚未进行实际勘探工作。
在“中间线”东西划出“合作区”
日本认为自己没有遇上能源供应短缺，故不急于解决东海问题，对“共同开发”持比较消极的态度。又认为“争议海域”属于日本，因此不能与中方合作。中方对春晓气田的勘探与开采实际上促成了日本政府立场的转变。迄今为止，中日双方已就东海问题进行了3轮局长级磋商。
我的观点是，“合作区”以25万平方公里左右为宜，相当于2.5个浙江省的面积。
具体做法是，在“中间线”以西划出1个相当于浙江省面积的海域，“中间线”
以东划出1.5个浙江省面积的水域。东“合作线”为钓鱼岛与“中间线”之间的中位线；西“合作线”大概在“中间线”以西50海里。主要理由如下。
一、从“把东海建成合作之海”的信念出发，这个合作区不宜太小；从操作的可行性看，又不能太大。如果像日方提议的那样，将联合开发限定在“中间线”两
侧的小区域内，日方担心的所谓“虹吸”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中间线”以西的海底高于以东的海底），而有限的天然气产量对于中日两个能源需求大国来说意义不大，投入－产出也不符合经济学原理。如果将整个东海都划为合作区，不确定性因素太多，政治、经济、技术上都会遇到巨大困难。
二、25万平方公里左右的海域足够中日双方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勘探、开采油气与别的自然资源，其潜在经济效益对双方都有吸引力，而且，双方可能会借此扩
展合作的宽度与深度并提升合作的层次，使之成为未来双方走向全面合作的一块试金石。这个合作区有可能、也应该成为两国推进泛东亚（包括东北亚与东南亚）区域合作的试验区。
三、西“合作线”与中国海岸线的距离最宽处仍有130海里左右，中国仍有较大的水域以确保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利益。
四、日本可望将中位线（即东“合作线”）以东的海域为自己的专属经济区。在中国承认“中间线”之前，日本在“争议海域”的任何实质性勘探与开采都缺乏
切实的国际法支持，因而可能导致双方矛盾的升级，而缺乏充分的地质资料与开发的经济效果不明确，又是日本在东海问题上陷于窘境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日本很可能比中国更需要开发东海能源。
五、在“中间线”以东多划出5万平方公里海域主要用于补偿中国对“中间线”的承认和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某种让步。钓鱼岛本身是个小问题，“争议海域”问题的解决将带动钓鱼岛问题的解决。
当然，边界之争实乃利益之争，这是民族国家体系的必然伴生物。但获得一条边界本身不是目的，若能就相关的利益分配达成共赢的安排，边界的意义将弱化
，这一点在民族国家的发源地欧洲已经表现得很明显。
中日两国较迟进入民族国家体系，在历史上均没有明显的边界意识，两国间友好的时期也远多于交恶的时期。两国都为自己的悠久文化和智慧而自豪，它们应当
有足够的才智克服民族国家体系带来的这一弊端。
地区一体化已成潮流，中日两国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目前这种“政冷经热”的状态，东海“合作区”将为此提供一个难得的契机。基于这一宏观视野，双方在“合作区”内投资与收益的比例安排、收益分配方式等将不难获得解决。
联合早报薛力（北京）任职于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
社科院专家：世界进入“谈判时代”
2008年01月31日 11:30:43 来源：环球时报
相互依存是全球化的核心内涵，因此，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一种非输即赢的“零和关系”，追求单赢的政策很难取得成功，国家之间必须走合作共赢的道路。合作共赢意味着，国家的对外政策目标必须让参与方都获利（至少不受损）才能顺利达成，这就极大限制了国家在对外政策中使用非和平手段――除非获得足够的合法性，
如安理会授权。和平手段因而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可行手段。所谓和平手段，主要就是谈判。因此，世界已经进入了谈判的时代。这对中国外交意味着什么呢？
谈判是一门妥协的艺术，要求参与者区分不同国家利益的重要性、选择可用于交换的利益、运用议题关联、善于做到进两步退一步，等等。
国家利益依据重要性可以分为核心利益、重要利益、一般利益、次要利益。核心利益指事关国家生存的利益，重要利益是事关国家发展的重大利益，一般利益是国家在没有明显国际威胁环境下追求的利益，次要利益是对国家安全与战略经济利益没什么影响的利益。属于核心利益的有领土保有、主权维护、民族生存、政权持续等，因其重要性而成为国家坚守的底线。
但核心利益在国家利益中仅占少数，而占国家利益大部分的重要利益、一般利益和次要利益并不是国家坚守的底线，因此通常成为妥协与交换的对象。谈判的目的就是：确定并守住核心利益，在其他利益上用对等的或尽可能少的妥协来达成协议。运用议题关联、进两步退一步都只能用于非核心利益。我们通过一些例子来说明。
从较远的历史看，拿破仑战争失败后，维护国家的生存是法国的核心利益。而精明的外长塔列朗在维也纳和会上提出了“正统主义”原则（其核心是：保持法国等“正统”欧洲大国的地位有助于维持欧洲的均势），法国因此不但避免了被肢解的命运，还大致上保有了日后继续参与欧洲协调的大国地位。这是谈判中精于算计、善于妥协的一个经典案例。而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后，对于清政府来说，保住江山与慈禧的性命是核心利益，《北京条约》虽然保住了清廷的核心利益，但条约施加给中国人民的沉重负担实际上加速了清廷的灭亡，因此，从谈判的角度来说，这不能算成功。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除了“弱国无外交”的因素外，还因为当时的中国外交经验不多，尤其缺乏像塔列朗那样的外交人才。
中国奉行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上也是因为意识到只有融入现有体系才能发展自己。妥协是韬光养晦的题中应有之义。据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Alastair Ian Johnston）的研究，中国参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总数是美国参与数的80％，但就有资格加入的国际组织而言，中国的参与率甚至高于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坦率地说，每参与一个国际组织，都是中国向现存国际体制妥协的过程。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昭示，奉行“在守住自己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向国际体制妥协”的道路是成功的，中国是公认的全球化主要受益者之一。
反观21世纪以来的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认为凭自己的实力就可以最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这种毫不妥协的单边主义政策给美国带来了什么呢？虽然美国的军费开支占全球一半，但民调显示，美国人的安全感反而下降了；“伊战”初期无视大多数国家的意见，在陷入“伊拉克泥潭”后却不得不要求联合国施以援手。
可以说，以谈判为媒介，通过相互妥协实现合作已经是时代要求，任何国家概莫能外。中国应该在总结既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下一步的对外关系框架，在坚持核心国家利益的同时，走出“妥协就是挫折、投降与失败”的误区。在现在的国际条件下，国家之间互相妥协是正常的、必需的，妥协的主体内涵是建设性的、光荣的、智慧的；妥协不是软弱，也并不屈辱，相反，它符合建设和谐世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中国不能放弃自己的核心利益，但对核心利益的坚守应该注意策略，僵化守旧的做法不能真正捍卫国家的核心利益，“变中求守”才是有效的方法。勇于和善于参与多边和双边谈判则意味着中国将成为国际制度的建设者与提供者。
总之，随着国力明显增强，中国的自信心也在提升，但风云激荡的20世纪令中国积攒了过于丰厚的斗争哲学传统，因此，现在应在对外交往中突出妥协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这可能有助于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有利于和谐世界的塑造。因为，21世纪的特征是以合作求发展，多边与双边谈判是实现国家利益的主要外交形式。（薛力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
在2009年全国两会上，众多来自能源行业的代表、委员呼吁，应加快南海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许多专家也认为在秉承“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前提的同时，应该寻求更好的途径加快中国南海石油开发的步伐。通过多年的调研，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副主任薛力，提出了由南海“六国七方”共同组建“南沙能源开发组织”的设想。 他称，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只能谋求多边框架下的解决方案，我们不能够再沉默下去了，我们要参与开发。以下是薛力接受《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采访全文：
“中国还没有明确的海洋战略”
记者： 在南海周边国家加紧开发南海争议地区油气资源的情况下，中国为何迟迟不动手开发？
薛力：这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南海问题属于中国与东盟之间众多问题之一，必须把它放在双方整体关系的框架中考虑。其次，中国的海洋战略还比较模糊，你不清楚要什么当然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中国的海洋战略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这也算是作为一个崛起中大国成长的烦恼吧。再次，中国的海洋开发能力不够。西方国家一直保持着在深海领域的高新技术领先地位。在这方面，与之相比，目前中国只能开发浅海区域，对于深海开发超过300米就没能力了。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没有明确的海洋战略。
很多人往往说中国很“软弱”，或者管理很“乱”，这些其实都是“战略模糊”派生出来的枝节。比如中日在争论边界时，中国要大陆架，日本要“中间线”，可在南海问题上中国既不用大陆架也不用“中间线”。别人当然会指责说是不是什么对中国有利中国就提出什么。
“谋求多边框架下解决”
记者：从具体层面，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薛力：我通过研究发现，对于目前的“六国七方”所在区域，仅一两处重叠的地方基本开发完了，所以今后必定会向其他海域发展，其中将会涉及到争议地区。如果中国单方面去钻几口井，只会引来其他国家的指责；但如果中国永远不做，让其他国家去开发，也不符合我们的自身利益。
与中沙、东沙、西沙三个海域只涉及2至3方不同，南沙海域涉及六国七方，加上东盟1994年公开宣布，在南海问题上“今后对外将以集体名义而不以双边名义接受谈判”，因此中国在这一问题上只能谋求多边框架下的解决方案，所以我就提出了“南沙能源开发组织”的建议。
其中最核心的观点就是：第一，我们不能够再沉默下去了；第二，我们要参与开发；第三，我们开发的时候要争取有“共赢”的结局。如果他们不想有“共赢”的结果，那对不起，我们自己要动手了。
记者：这个提议的可行性大吗？
薛力：我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说是有的。历史地看，确定边界的原则并不统一，各国都可以找到理由或者依据，边界问题因而成为国家争端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南海最复杂的区域是南沙，有些地方可能有6个国家的重叠线。所以我认为干脆找一个六国七方都有争议的地方一起来开发。找些地方进行试验性开发，如果有油气再来划分各自的利益。当然，如果其他方都不同意，那我们可以自己做。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目前我们对南海石油资源究竟有多少并不清楚，各国的估计也天差地别。自从上世纪70年代作过一次粗略的卫星扫描勘探之后，就再没进行过其他任何方式的总体性勘探。只有通过二维、三维勘探乃至试验性钻井才能够进一步了解。中国也只做过很粗略的勘探，其中的原因还是能力不够。
“大国需要相应的军事力量”
记者： 如果您的建议被证明难以实现，那可能会导致军事冲突吗？
薛力：就南海问题而言，非和平途径显然不太能走通。《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虽然只是政治文件，但各方都无意违背“以和平方式解决它们的领土和管辖权争议”的宣言精神。首先，中国一直强调并严格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次东盟觉得中国毕竟是个“大块头”，也不会硬碰硬。自从1996年中国加入东盟论坛后，已经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与东盟各国达成基本共识，所以南海问题在目前大环境下不会通过武力解决。
但是一定的军事保障肯定是需要的，尤其是在我们自己单方面开采油气田的情况下。现在外国揣测我们的航母计划，我个人认为这是大势所趋。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当然需要相应的军事力量。
记者：您认为中国的姿态是否应该更“强硬”？
薛力：有的时候嘴巴上说“强硬”容易，但是作为一个大国要考虑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能只图一时的情绪。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们必须要考虑大环境，作为崛起中的大国，更要学会跟邻居保持好关系。
中国应对日本“入常”的五选择
● 薛力（北京）
日本正在展开全方位的努力，意在可能于今年9月份之前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取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资格（以下简称“日本进安理会”），对此，朝鲜官方已经明确表示反对，中韩两国民间的反对声也是一浪高过一浪。
中国一些网站还发起了全球签名征集活动，号召全球华人加入签名反对日本进安理会。这与其说是体现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如说是展现了相当部分中国民众与各国华人对日本进安理会的态度。
所以，我们面对的问题有两个方面：第一，日本进安理会的可能性；第二，中国如何应对。
日要常任须修改联合国宪章
日本进安理会事关安理会改革，而这需要修改联合国宪章。修改宪章的程序为：三分之二会员国（128个）的同意，安理会15个理事国中任意9个的同意，还要三分之二的参会国对修改的内容表决通过，三分之二的会员国在国内批准。
日本已经与德国、印度、巴西达成协议，支持彼此进入安理会。从目前情况看，四国获得三分之二会员国支持启动修宪程序的可能性相当大。
另外，联合国宪章遵循的“雅尔塔公式”虽然规定五个常任理事国对实质问题具有否决权，但相关条款中许多措辞的含义是不清晰的。增加常任理事国乃前所未有之事，五大国是否可以对此行使否决权并不明确。
对于日本进安理会，即使五大国可以行使否决权，在美、法、英已经表示赞成，俄国很可能赞成的情况下，中国在这一问题上行使否决权非常困难。
那么，中国应当如何应对？从逻辑上看，有五种选择：无条件地反对、有条件地反对、中立、有条件地支持、无条件地支持。
无条件地支持显然可以排除；中立的表现只能是投弃权票，这在现有情况下等于是无条件地支持，故也不可取；无条件地反对等于与日本摊牌，方式有二：行使否决权或争取超过三分之一会员国（至少68个）支持中国立场，这两种方法都是很困难的选择，从总体上看，不符合国家利益，也应避免采用；有条件地反对选项在本案例语境中等同于有条件支持。于是，问题转化为：中国应当在什么条件下支持？
仔细分析，会发现影响中国采取支持态度的主要因素有：历史问题（包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右翼否定侵略史实）、军国主义、“周边”概念问题、钓鱼岛问题、东海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这些问题得到解决或确立相应的解决方案，中国可以支持日本进安理会（很可能，新增常任理事国不享有否决权）。
中国可有条件支持日本
所以，中国可以用联系的办法处理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不同，可以分为两类。也就是说，中国支持日本进安理会的最低条件是：
一、日本首相停止参拜靖国神社或把14个甲级战犯“牌位”移出靖国神社。
二、日本通过正式法案将台湾地区排除出“周边事态法”等相关法律文件、声明的适用范围；或日本承诺：美日军事同盟在台湾问题上无效；或日本确认：美国在涉入台海问题时候，不得使用日本军事基地（韩国、澳洲已经做了这种性质的声明）。
建议增补条件是：
三、中日韩三国对历史问题达成协议：日本向中韩两国就二战侵略表示正式谢罪，中韩对此不再追究。
四、中日韩达成协议：现实或未来的领土（包括领陆与领水）争端（如钓鱼岛、独岛、东海、黄海、日本海）用和平方式解决，不谋求单方面改变现状；中日签署东海资源联合开发协议。
五、中日韩就三国联合编撰历史教科书达成协议。
如果能够实现上述条款，则三国不但解决了历史问题，也解决或稳定了现实问题（领土、资源、日本进安理会），还为三国的区域合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如果日本连最低条件都拒绝，则中国可以理直气壮地反对日本的要求。既然日本文化是耻感文化而不是罪感文化，既然日本人只懂得与强者为伍（强盛期的中国、一战前的英国、二战中的德国、二战后的美国），既然日本人精于计算，中国也就必须用日本人能听得懂的语言与之打交道：选项都在那，你自己计算、选择吧。
以日本现在志在必得的干劲，它很可能在上述问题上做出让步，以实现进安理会的目标。
常被忽略的是：日本进安理会乃至成为政治大国对中国有益的一面。比如，如果说东亚合作符合全球化背景下地区一体化的大势，那么，成为政治大国的日本可能会谋求减轻受美国控制的程度（但不大可能完全摆脱），增加外交的自主性，这将有利于东北亚区域的合作，也有利于泛东亚（包括东南亚与东北亚）区域合作。
谈判妥协合作是常态
顺带提及，军国主义复活很可能是个伪命题。所谓军国主义是指实现军人统治、用军事手段通过侵略扩张来谋取国家利益的行为、意识形态与政策。民众思想、制度设计、国际环境等共同决定了，在可以预期的未来，日本不大可能恢复军国主义。
右翼否认侵略史实仅代表少数人的声音，新编历史教科书的采用率很低（2001版的才0.1％），根据“抓事物主要矛盾”的原理，对此可以不必太在意。再右的候选人当上美国总统后都努力与中国搞好关系，日本政府领导人也脱不了这个窠臼。
外交不单单是外交部的事，网上签名是一种民间外交，本文则意在抛砖引玉。
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谈判、妥协、合作日益成为常态。日益融入世界的中国无意挑起对抗与争端，但决不忽视自己的民族情感与核心国家利益。对于日本进安理会，中国的原则应该是“反对要有理，支持要条件”，反对的理由中国已经有了，关键是将之转化为可操作的具体条件，这些条件既要有利于实现和捍卫国家利益，又要有利于区域合作，还要能为自己争取有利的国际舆论。
·任职于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
邻国携西方油企瓜分南海上演夺油戏码
香港文汇报记者何凡／南海周边国家伙同200多家西方石油公司，在南海大开千馀口油井，不断抢夺中国南海油气资源，5,000万吨的年石油产量远远超过了中国大庆油田4,000万吨的年产量，而中国至今却没有在该海域产出一桶油。中国社科院国际战略与外交对策研究中心秘书长薛力向本报表示，造成这一局面有三大原因。为此，他建议，中国应组建「南沙能源开发组织」，谋求多边框架下的解决方案。但他也承认，继续拖延对中国而言，绝非最佳选择。
薛力指出，中国至今未能在该海域产出一桶油，主要基于三点原因：一是出于顾全大局和平稳定的考虑，未採取针锋相对的对策。二是中国自身深海开发能力有限，存在技术、资金与组织管理等方面的瓶颈，与西方在深海领域仍有差距。三是在2004年前独享海上勘探对外合作权的中海油，面对成本高昂、产量不确定、涉及领土纠纷等因素，对南海深水区的油气勘探与开发持谨慎态度。
薛力表示，南海问题应先寻求和平途径解决，最可行的方式是各方建立协商解决的平台。此外，他指出目前各国对南海石油资源的估计并不一致，中方应加快调研勘探进程。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日前发表文章，题为《“马六甲困境”内涵辨析与中国的应对》，为任职于中国社科院薛力。文章摘编如下：
一定意义上，“马六甲困境”已经成了中国能源不安全的代名词。遗憾的是，不少专家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存在许多模糊乃至错误的认知。研究发现，学者们在提到马六甲困境时，主要是指三种状况：运能饱和说，和平时期危险因素说，非和平时期的海峡封锁说。
“运能饱和说”是不了解情况者的说法。马六甲海峡是一个免费的国际通道，只会出现过往船只通行时间延长的情况，而不会出现无法通行更多船只的“饱和状态”。新加坡海事与港口管理局（MPA）委托一家机构进行的专项研究显示，即使运量增加5倍，还是不会延长现有的船只通行时间。
和平时期的海上运输安全方面，大型船舶意外沉没或者爆炸的可能性很小，而且，以现有的技术处理此类事故并不难，把出事船舶拖离也不需要很长时间。近两年，新加坡海峡与马六甲海峡都发生过轮船碰撞事故，并没有明显影响航运。
恐怖主义活动在马六甲海盗活动中仅仅占有很小的比例。2004年以后国际海事组织接到报告的马六甲海盗活动案件持续下降，2008年与2009年都只有2起，马六甲海峡已经是比较安全的航道。没有必要高估这种从来没有发生的事情来吓唬自己。何况，船只也可以绕行巽他海峡与龙目海峡，由此增加的成本对于大中型船只来说是可以承受的。
文章说，非和平时期的海上运输安全，主要是担心台海冲突期间美国封锁马六甲海峡。毋庸讳言，在这种情况下确实存在马六甲困境。问题是，这种困境是可解的吗？
学者们提出的应对方法主要有：建造泛亚石油大陆桥（包括中俄原油管道、中亚-中国油气管道）、修建从吉大港到云南昆明的输油管道、建设从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港到新疆的输油管道、铺设从缅甸实皎漂港至云南昆明的输油管道、在克拉地峡修建运河（克拉运河）、修建横穿克拉地峡的输油管道（克拉输油管道）和发展远洋海军。
遗憾的是，上述应对都无法有效缓和与化解困境。克拉运河与克拉输油管道在短期内没有修建的可能性，即使修成了，考虑到美国在泰国有多处驻军的事实，它们同样无法摆脱美国的封锁与控制。至于拟修建的油气管道，就战争时期而言，国际油气管道无法实现“不把鸡蛋放在同一篮子里”的目标。
中国通过发展远洋海军来抗衡美国也不是可行的途径，建立一支与美国海军抗衡的海上武装力量，至少需要30年时间。而且，这有可能陷入与美国之间的海上军备竞赛，在这样的竞赛中，中国并没有多大的胜算，并可能使中国陷于越扩军越不安全的困境之中。
文章说，一个基本的判断是：中美两国发生全面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核武器的出现使得战争没有了胜利者，核大国不会陷入全面的大规模战争。第二、中国大陆对台政策的重心是“防独”而非“促统”，因此，台海冲突的诱因将主要是台独势力推行“法理台独”。而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很难拉拢到盟友对中国进行制裁，美国自己也不大可能长期因为台湾制造的麻烦而与中国长期为敌。因此，没有必要高估“马六甲困境”对中国海上运输安全的整体负面影响。
文章说，就马六甲海峡对中国能源安全的影响而言，中国应该着重处理的是和平时期的能源安全。为此，中国可以做的事情主要有：
（一）增加国油国运的比重，尤其是大力发展20-32万吨的超级油轮（VLCC），少量发展32万吨级以上的特级油轮（ULCC）。
（二）与两海峡主要使用国、马六甲海峡沿岸3国合作，除了现有的派员参与信息分享中心(ISC)的活动外，中国应该更为积极地参与到海峡航道安全的管理。这方面，中国可以适当借鉴日本的经验。这既是对有关中国“搭便车”说法的有力回应，也是中国作为海峡主要使用国之一所应该做的。
（三）中缅石油管道虽然在化解中美冲突导致的“马六甲困境”上没有什么效果，但依然有必要修建；因为它有助于中国减少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并为中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便捷、便宜的油气供给渠道，促进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助于增进中国与缅甸的双边关系，促进缅甸的经济发展，推进中国对缅甸及其周边国家的投资。此外，修建、扩建中俄油气管道、中亚-中国油气管道对于中国减少过度依赖中东原油也是必要的。
薛力：两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分给国民做法行不通
2009年05月05日 14:53商务周刊【大 中 小】 【打印】 已有评论0条
□文 薛力
不久前，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提出一个非常抓眼球的建议：从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拿出1万亿来分给居民；政府将持有的美国债券分给居民，让每个中国人都变成美国债券的持有者，持有者之间可以允许互相买卖。他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既可以增加外汇储备的效用，又可以增加居民的购买力、促进内需。我们想追问的是：外汇储备真的可以这么处理吗？如果不行，应该如何处置比较妥当？
外汇储备的性质与作用
外汇储备(foreign exchange reserve)，又称为外汇存底，指一国政府所持有的国际储备资产中的外汇部分，形式上是一国政府保有的以外币表示的债权，本质上是对公民与企业财富的借贷。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它是政府依据强制结汇政策，从国内市场上用等值的人民币换来的外国货币(通常是主要的国际流通货币，即所谓“硬通货”)，可以看作国家暂时代管的一笔账面资产，是政府手里的一笔“不真实的国家财富”(virtual government income)。它与财政收入不同，财政收入是国家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与实现其职能，依法从国内强制征收的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包括税收、专项收入与其他收入，可以用于对内支付与对外支付，是“真实的国家财富”(real government income)。所以，温总理说，“(外汇储备)这个钱不是财政收入，而是银行的借贷。”外汇储备与从国外借款的差别是：国外借款是对外的债务，通常需要在约定时期内还本付息；外汇储备是对外的债权与对内的债务，但一般不要利息，偿还期限不固定，在经济稳定的情况下大部分不用偿还。但是，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确实可以当作国家财富来使用，即外汇储备是一种“对外的国民财富”(national wealth for international payment)。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外汇储备定义为“一国货币当局所能获得并在其控制之下的对外金融资产”。
外汇储备是为对外支付而准备的外币资产，需要达到充足与适度的规模，才能满足其主要功能：商品与服务进口支付，外债(不包括贸易信贷)本息支付以及投机性攻击防范。衡量外汇储备规模的标准在变动。1960—1990年间流行的特里芬原则所关注的是进口支付，认为外汇储备要满足3个月进口所需。但1990年代后，各国普遍提高了执行标准，根据Rodrik 的统计，2004年各国外汇规模达到进口额的月数为：亚洲国家10个月，非洲国家8个月，西方国家6个月。标准提高的主要原因在于，外汇储备的主要目标变成防范金融风险和危机。具体标准上，主流的格都特-格林斯潘-IMF规则要求，新兴经济体外汇储备最少达到一年内到期的外债总量；而另外一种标准是外汇储备对M2的比率，管理浮动制或固定汇率制国家为10%—20%。
巨额美国债券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
对中国来说，进口支付是外汇储备最主要的功能，如果执行特里芬原则，由于没有开放资本账户，有比较严格的外汇管制，显然可以参照西方国家的6个月标准，更高的标准则没有必要，毕竟中国过量持有外汇储备的成本相当高(据估算等于借入年利率为7.2%的资产)。这样，以2008年中国的进口额11331亿美元计算，支付6个月进口需要5665.5亿美元。如果执行格都特-格林斯潘-IMF规则，2007年底中国外债总额为3736亿美元，其中需要在一年内支付的外债为2201亿美元(包括1331亿美元贸易信贷余额)。 如果执行储备对M2比率的标准，对于资本账户没有开放的中国来说，同样可以执行10%的下限，而2008年底中国M2为475166.60亿元人民币，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6.8346，故而中国所需要的外汇储备规模为6952.37亿美元。即使把标准放宽到M2的15%，也只需要10428.55亿美元。总之，中国需要的外汇储备额度在2201亿—10428亿美元之间，1万亿美元已经足够。现有的1.95万亿美元显然太多。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是基于机会成本原则所做的一些相对简单推算。现在的趋势是，运用由Ben-Bassat 和Gottlieb在1992年发展出来的改进型缓冲存货模型，来计算最优外汇储备水平，这种模型聚焦于借款国(毕竟他们暴露在外债违约风险中)，不但考虑借款国因持有储备而付出的机会成本，还考虑借款国因未持有储备而可能蒙受的损失。国内运用这一模型进行的研究显示，中国的最优外汇储备规模也不超过1万亿美元。
由于国家外汇管理局没有公布外汇储备结构，这里假定其选择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做法一致，组成大致是：61%为美元资产，28%为欧元资产，6%为英镑资产，日元资产为3%。也就是说，中国外汇储备中大约有1.2万亿美元金融资产，其中美国国债7274亿美元，占美国国债总额的23.6%，“两房”(房利美与房地美)机构债大约为3760亿美元。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美元绝对额太大，收益低下，而且安全性严重不足。
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2004年达到最高峰6999亿美元后启动了渐进式减债。中国现在已经超过了巅峰期的日本，而且可能还要继续增加，如果今年3月份外汇储备恢复增长的话。奥巴马政府已经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不但不减持美国国债，还要求继续购买。而中国政府出于多种考虑，很可能会继续购买。已经有银监会官员做了这样的表态。
但巨额的美国债券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第一，美国政府拒绝为中国这个最大买主的债券安全提供正式的安全保证，坚称美国是“投资的可靠管理者”，要求所有投资者“对在美国投资的安全性抱有绝对信心”。这种空洞的声明有多少价值呢？美联储最近的购买国债计划无异于在为美元未来的大幅贬值“夯实基础”。美国“经济行为不能由政府提供担保”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跨国的国债购买行为是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的结合，否则美国政府也就没有理由出面要求中国不要减持；第二，“两房”事件说明中国持有“准政府债券”的风险非常高，3760亿美元等于被无限期套住，一旦“两房”破产，中国政府将很难向人民交代；第三，美元呈长期贬值趋势，中国从美国债券上获得的短期收益，长远看未必能抵得上贬值导致的损失。而如果美国的短期货币政策也是“弱美元”的话，虽然可以暂时提高美国国债的收益，却导致美国国债市场价值的下降；第四，最重要的一点是，美国是唯一有能力给中国造成重大伤害的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中国的战略对手，尤其是在事关中国国家统一的台湾问题上。把自己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家当”的大部分放在这么一个地方，从战略上说，这已经不是一点点不明智。
“多余的外汇储备”如何用于对外经济活动
既然现有的外汇储备有问题，进行调整是必然的。调整的目的是：确保(至少是提高)安全性，增加效用(包括经济效用与综合效用)。英国中央银行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中期对拥有世界储备42%的56个国家中央银行的调查显示，有39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已在2005年之前的一年中改变和增加了外汇储备的非美元资产。这说明减持美元是通行做法。因此，中国调整外汇储备结构的重心也是调整美元资产：稳步降低美元资产的比重，使之不高于欧元资产的比重；尽量把现有美国国债转换为与通货膨胀指数挂钩的美国国债(TIPs)；逐步减少美元资产的绝对额。那么怎么用这些转移出来的外汇储备呢？
把多于1万亿美元的那部分外汇储备分给居民，让国民享受经济增长积累起来的财富，以增加购买力、促进内需，这确实是安全的，也大大增加了资本的效用。通常个人资金使用效率要高于国家。但并不可行。如果把外汇储备以人民币形式分给百姓，数量太少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数量太大则会引发通货膨胀；把外币直接分给老百姓，由于外币在中国不能流通，老百姓拿到后还是要通过银行换成人民币，因此，外汇储备等于转了一圈又回到外管局手中，数量并没有减少；如果把美国债券直接分给居民并允许互相买卖，外汇还是要回流到外管局，而且很可能大部分人都会把钱存起来。
因此，“多余的外汇储备”只能用于对外经济活动，可以是以人民币的形式或者外币的形式。以人民币形式处理就是把人民币借给外国，用于对华贸易结算尤其是购买等，而发行基于人民币计价的主权债券“熊猫债券”也是一种方式，特别是由要求中国提供资金支持的美国政府或机构来发行熊猫债券。需要指出的是，债券发行人所购美元汇出与套期保值等学界质疑的难点，其实可以通过特定安排来解决，不能用日本“武士债券”不怎么成功的经验来套熊猫债券的前景。重要的一点是，由美国发行熊猫债券的数量如果足够大，将有助于防止美国刻意贬值美元。
直接用外币进行对外经济活动，能够有较高的安全性、又增加效用的方法，格都特-格林斯潘-IMF规则也建议政府设置海外长期投资基金或向本国所需项目注资，以降低国内的外汇储备规模。根据中国的情况，多于1万亿美元的那部分外汇储备至少可以用于以下几个方面：能源与矿产资源的开采与提炼，这是中国绝对需要而又无法自给自足的，现在是比较好的投资时期；金属、油气以及其他大宗商品的购买；投资于发达国家的非金融类蓝筹股，或全球500强企业的股票，其投资价值现在已经凸显，可以采取分散购买的方式，旨在获取收益但不要求控股；增加黄金储备的比重，从长期看，黄金的保值功能要强于纸币；适当的海外固定资产投资，通过公司进行购买；在国内启动一些需要大量进口技术与设备的项目；战略石油储备基地建设与储备油也是值得投资的一个点，战略石油储备的重要性要高于京沪高铁，而即使把规划中的三期储备基地规模从5.12亿桶扩大到8.95亿桶(这是2020年的90天净进口量)，所费只有179亿美元，不过是京沪高铁投资额度的55%。
总之，那位著名经济学家的建议中有价值的方面是：提出了外汇储备是可以用的，不是越多越好；不足之处则是，没有意识到外汇储备顾名思义就是为对“外”而“备”，“分给国民”的做法行不通。改进现有外汇储备结构的方式是：减少美元债券，适当增加欧元、日元比重，总量保持在1万亿美元左右，其余部分用于对外投资或购买，重点是几个方面：能源与矿产资源领域；大宗商品；国际大公司的少量股票；国内需要大量进口技术、设备的投资项目，战略石油储备基地建设等。
薛力，是国际政治学博士，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副主任，国际战略与外交对策研究中心秘书长。本文基于与许多经济界人士的多次讨论，尤其感谢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高海红教授、秘书长张明博士对本文所提供的专业意见。
薛力:以10+3为基础才能建立起中日合作长期框架
2010年01月11日08:23 来源： 手机免费访问：hexun.com 好文我顶(0) 近日，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称，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计划今年6月出席上海世博会“日本日”，在上海逗留期间可能顺访南京。如此行成行，他将成为二战后日本首位到访南京的在任首相。尽管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平野博文随后对此予以否认，但中日关系近来显然在稳步前进。
过去两个月，中日双边高层互动频密：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国防部部长梁光烈、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在25天内先后造访日本，在此期间日本则派出630人（包括143名民主党国会议员）的超大型代表团访问中国，媒体称小泽一郎把“半个国会”带到了中国。人们难免会问：这是否意味着，中日双方正在走向进一步的总体合作？
在文化合作领域（包括教育、科技、艺术、媒体等），除了日本对于高技术转让控制比较严外，总体上中日双方已经建立了比较密切的交流与合作关系。以教育为例，在日本的外国留学生大约60%来自中国，而日本也是在华外国留学生第二大来源国。并且双方都在酝酿吸引更多的留学生。
政治上，在鸠山首相明确表示不会参拜靖国神社后，中日关系中暂时不存在重大的“刺激”。双方合作编写历史教科书在继续进行中。日本天皇破例会见习近平副主席，说明日本非常重视与中国建立稳定的政治关系。对于建立东亚共同体，双方都意识到这是大势所趋，区别在于中国主张首先在“东盟+中日韩”（10+3）的框架内进行，日本则主张还要加上印度、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三国（10+6）。
军事关系是国家间关系的晴雨表。冷战后的一大趋势是，没有军事同盟关系的国家之间，纷纷通过军方将领互访、军舰互访、海上联合搜救演习、联合反恐演习等措施来加强彼此间的军事关系。从这些方面看，中日军事合作也在加强，梁光烈部长在访日期间也与日方达成若干共识：日本防卫大臣将于2010年内访问中国；继续开展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和日本自卫队各参谋长的互访；每年举行中日防务安全磋商；继续开展舰艇互访，日本海上自卫队训练舰队将于2010年内访问中国；适时举行海上联合搜救训练；尽早建立中日防务部门海上联络机制。
因此，可以认定：未来2~3年内，中日关系将走向进一步合作；未来5~10年内，只要日本领导人不进行“小泉式操作”，双方的军事合作不撼动美日同盟（可能性不大），中日合作也会进一步深化；如何构建双边合作不断深化的长期框架，则是中日双方应该着手谋划的重大课题。
中日双方目前都属于“有全球影响力的地区大国”，日本谋求从“经济大国、政治‘小’国”转身为“全球政治经济大国”，或者说“普通国家”；中国则希望从“政治大国、经济‘小’国”发展为“全球政治经济大国”。
日本“先经济后政治”的国家发展道路，在吉田茂时期已经确立。20世纪80年代，中曾根康弘根据当时日本在全球的经济地位首次明确提出日本要当“政治大国”，这一目标在20世纪90年代因为遭遇“失去的十年”而受挫。21世纪初，小泉纯一郎试图通过“靠紧美国”的外交战略来实现这一目标（如修宪与争取“入常”），但没有取得明显成效。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亚太地区在全球经济版图中的扩展等因素，促使新上台的民主党政府转而采取“亲美入亚”的外交战略，在保持“对美外交基轴”的前提下，明显增加了亚洲邻国在外交中的分量，因而提出“友爱外交”，主张建立东亚共同体。但是，意识到自己的经济发展后劲难以匹敌中国，加上顾忌美国的反应，日本主张共同体应包括印度、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三个非东亚国家。这显示日本意识到区域一体化的必要性，却又对与中国联手充当东亚整合的双发动机缺乏胆略与信心。
“10+6”模式将大大减缓东亚整合进程。中国坚信，只有“10+3”模式才是真正可行的。
我们的观点是：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只能列为东亚共同体建成后再予以吸纳的对象，日本应该放弃推行低效乃至不切实际的“10+6”模式，以“10+3”为基础，与中国携手，充当东亚整合的双发动机。只有如此，才能建立起中日合作不断深化的长期框架。
在建立长期合作框架的过程中，东海问题是绕不过去的一关。双方应超越现实主义的相对获益观，努力谋求一种共赢的结局，以把“争端之海”变成“合作之海”。如果说在钓鱼岛以西、“中间线”以东的争议海域进行合作暂时有困难，可以考虑先在“中间线”以西海域，选择适当区块依照商业模式进行合作。这一海域的主权没有争议，资源分布情况比较明晰。商业合作模式的好处有多重：符合国际惯例、可发挥日本比较先进的深海勘探开发技术，有助于增加中国的能源供应，同时可为双方未来的海上合作积累经验。
（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室副主任）
薛力 法学博士， 国际战略研究室副主任，助理研究员
亚洲区域合作（尤其是东亚整合），能源政治，国际关系学中的结构理论
2004年9月――2007年7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政治专业 博士生
2001年9月――2004年7月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关系专业 硕士生
2007年7月—2008年12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国际战略室 助理研究员
2009年1月—至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国际战略室 副主任，助理研究员
第一部分：学术论文与研究报告
1.“中日关系能否超越历史问题”，《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8期。
2.“建构主义者眼中的无政府状态”，《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7期。
3.“族群认同――台独的主要动力”，《二十一世纪》（香港），2004年第8期。
4.“台湾问题：一种建构主义的分析”（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二十一世纪》（香港），2004年第8期（电子版）。
5.“接触中有防范，但没有遏制――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的再解读”，《太平洋学报》，2004年第9期。
6.“科学不等于正确”（科学哲学书评），节选发表于《中国图书商报》2004年8月10日，全文发表于《世纪中国网站》，2004年10月10日。
7.“微观层次国际政治研究的巅峰之作――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国际问题论坛》，2005年秋季号。
8.“以超越现实主义的视野处理中日关系”，《中国评论》（香港），2005年第11期。
9.“新自由制度主义含义辨析”（第一），《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1期。
10.“中国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研究（1998――2004）：成就与不足”（第一），《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8期。
11.“中国国际关系学科中的民族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王逸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章。
12.“中国应对朝鲜问题需要有‘半岛战略’”，《中国评论》（香港），2007年第1期。
13.《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结构与变迁》，博士学位论文。
14.“朝鲜问题的治本之道：以‘联合国方案’代替‘六方机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9期。
15.“从结构主义到国际关系理论：一项系统考察――兼论华尔兹结构观的局限性”，《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0期。
16.“国际关系的结构概念”，《国际政治科学》，2007年第3期。
17.“能源政治：热点透视”，《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08）》，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18.“核能与天然气：后京都时代中国能源的关键”，《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9期。
19.Nuclear Power and Natural Gas: the Critical Energies for China in the Post-Kyoto Era ，Geopolitics of Energy, Calgary, Canadian 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 Numbers 8-9,2008.
20.“仁厚兄长：中国在亚洲整合中的角色”，《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0期。
21.“对高油价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09）》，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22.“中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缺陷与应对”，《当代亚太》，2009年第2期。
23.Energy Development in ASEAN Countries and Sino-ASEAN Energy Cooperation, Paper for NTS-Asia 2008-2009 Research Fellowship,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24.“中国应对南海争端的建议”，《世界经济调研》，第26期（总第1657期），2009年7月6日。
25.“身份变化与中国的东南亚外交”，王逸舟与谭秀英主编：《中国外交六十年（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9月版。
26.“中缅能源合作的成就、不足与建议” 《世界经济调研》，第44期（总第1675期），2009年11月16日。
27.“加拿大油砂开发与中国的能源安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2期。
28.“中国对东盟的外交：一种建构主义的剖析”，《二十一世纪》（香港），2009年第6期(双月刊)。
29.“油价巨幅波动与国家间关系变化”，《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10）》，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第二部分：时事评论与随笔
1.“东海纠纷：中日关系的转折点”，《联合早报》，2004年8月11日。
2.“中日东海合作有可行性”，《联合早报》，2004年8月16日。
3.“中国企业应争当价格领袖”，《南方都市报》，2005年3月20日。
4.“苏丹红事件：消费者权益如何保护？”，《南方都市报》，2005年4月7日。
5.“中国应对日本‘入常’的五种选择”，《联合早报》，2005年4月7日。
6.“如何确定中日东海‘合作区’？”，《联合早报》，2005年10月17日。
7.“停止参拜神社符合日本利益”，《联合早报》，2005年11月3日。
8.“信仰缺失与医生的贪婪”，《联合早报》2005年12月28日。
9.“小泉阁下，‘李登辉参拜’牌玩不得”，《南方都市报》，2006年1月21日。
10.“‘亚洲货币单位’的意义值得探讨”，《联合早报》，2006年2月2日。
11.“药监局的失职与药品市场的乱象”，《南方都市报》，2006年2月10日。
12.“仅仅‘抱团’是不够的”，《东方早报》，2006年6月30日。
13.“‘国服’与‘中国性’”，《看世界》，2006年第8期。
14.“博士考公务员热说明了什么？”，《南方都市报》，2006年11月26日。
15.“朝鲜问题的出路”，《联合早报》，2006年11月28日。
16.“只有王马配，国民党才能赢”，《联合早报》，2007年5月7日。
17.“北京应乐见朝鲜半岛三方谈判”，《联合早报》，2007年10月27日。
18.“‘光荣妥协’应成为中国外交的新准则”，《看世界》，2007年第11期。
19.“国家油储中心成立后的思考”，《国际先驱导报》，2007年12月27日。
20.“中国可以与哈马斯打交道了”，《看世界》，2008年1月号（上），第一。
21.“世界进入‘谈判时代’”，《环球时报》，2008年1月29日。
22.“构筑中日美三角互动框架”，《联合早报》，2008年2月26日。
23.“高油价未必是坏事”，《看世界》，2008年3月号（上）。
24.“豪车大屋是21世纪的鸦片”，《环球时报》，2008年3月4日。
25.“亚洲区域合作的‘半闭合’模式”，《联合早报》，2008年3月15日。
26.“经济发展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环球时报》，2008年3月17日。
27.“重塑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联合早报》，2008年4月12日。
28.“中国的门槛：人均GDP3000美元”，《联合早报》，2008年5月3日。
29.“核能与天然气：未来能源的关键”，《联合早报》，2008年7月4日。
30.“加拿大油砂与中国能源安全”，《联合早报》，2008年11月27日。
31.“美国消费方式的不可持续性”，《联合早报》，2008年12月10日。
32.“中国战略石油储备影响国际油价？”，《看世界》，2009年4月号（上）
33.“中国战略石油储备的病症与治疗”，《能源评论》，2009年，第4期。
34.“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如何用？”，《商务周刊》，2009年5月5日号。
35.“让朝鲜拥有核武器又如何？”，《联合早报》，2009年6月18日。
36.“南沙能源开发组织：南海问题的出路”，《商务周刊》，2009年6月20日号。
37.“调整能源结构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与世界观察》，2009年第2期。
38.“油价走高与全球经济复苏”，《新广角》，2009年第7期。
39.“中国制定移民规划法的时机已成熟”，《联合早报》，2009年8月11日。
40.“中缅能源合作的成就、不足与前景”，《能源评论》，2009年第11期。
41.“‘伊核六国’的集体安全保证”，《联合早报》，2009年10月23日。
42.“东亚共同体路线图”，《联合早报》，2009年10月28日。
43.“大医院股份制改革应提上议程”，《南方都市报》，2009年11月24日。
44.“构筑中日合作的长期框架”， 《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1月11日。
45.“大陆为何不宜撤走沿海导弹”？《联合早报》，2010年1月22日。
46.“应大手笔参与加拿大油砂开发”，《能源评论》，2010年第2期。
47.“国际应急石油储备发展趋势”，《新广角》，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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