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和知道分子来讲，美国就是先进教育的典范，中国应该向美国学习。他们常说，中国是应试教育，美国是素质教育。中国的应试教育表现在中小学教育非常繁琐，死记硬背的东西太多，这样不利于中小学生素质的培养。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一定要依照美国模式进行改革，把应试教育、死记硬背的东西改革掉。而中国的大学和专科学校教的东西太狭隘，我们应该像美国一样大搞通识教育。
然而有意思的是，美国报纸上常能看到的不是美国的教育有多好，而是它相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的教育而言有多失败，以及美国应该如何以后者为典范进行教育改革。在一篇充满讥讽与调侃的文章里，美国学者、教育家Peter Wood指出，在美国终于开始学习中国的传统教育方式的同时，杜威的当代传人——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系教授Howard Gardner在中国炙手可热，因为中国人希望采纳美国式的教育理论。他指出，通过这种交换，通过向中国输出这种愚蠢的教育体制，美国也许最终能钳制中国的经济增长，消除给美国带来的威胁。他调侃地说，这可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设计的一个伟大阴谋。
Wood的文章发表于一份右翼保守主义杂志，但是，立场温和左倾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Nicholas Kristof也同样发出了“美国应向中国学习，适当压制学生的快乐与自由”的呼吁(但是他同时也认为，中国传统教育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比如就数学教育而言，《纽约时报》的社论指出，曾几何时，美国一些搞数学教育的人认为传统的教育方法太僵化：死记硬背，通过重复做大量习题来学习怎么样去解决数学问题。他们认为这种传统教育窒息了学生的创造性。他们主张，学生不应该死记硬背诸如九九表这样的东西;老师不应该强调重复做习题，而是不告诉学生究竟应该怎么做，让学生自己去摸索解决数学问题的思路;教材也应该多样化，由每个学校和老师决定选什么样的教材和教多少东西。但是，这种强调灵活与创造的结果是，美国学生的数学能力不仅落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而且落后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基于这个现实，多数数学教育工都认为美国的数学教育要改回去。一般来讲，在美国，越来越多关心教育的人认为这种反对死记硬背、反对应试教育、强调灵活和创造力的教育是失败的。
美国教育的经验教训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本文将解释在中小学教育中，为什么“快乐教育”、“素质教育”的美好理念似是而非，而具体的“就近入学”又如何导致潜在的危害性后果，并力图正视传统考试制度的积极意义。
“快乐教育”与“创造性教育”的误区
美国教育比较强调个人的创造性。这种强调创造性的思想渊源可以远溯到西方启蒙传统中的个人主义与平等主义，即作为抽象个体的个人都是平等的，其个人意见都应该得到尊重。而晚近的直接思想渊源则是杜威。当然，这种现实主张到底与这些哲学思想有多大联系，这些哲学家到底是不是持这样的观点，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比如，美国的杜威专家Thomas Alexander就曾表示，杜威在世的话，绝不会支持自认为强调创造性的“新数学”。另外，美国的反智传统和商业传统也对创造性和快乐教育的强调有影响。反智就意味着精英不见得比常人更有见识，所以常人的意见应该得到尊重；商业化的泛滥就意味着学生是付钱的顾客，让顾客快乐是店家应该重视的。不管其思想来源如何，基于对创造性的强调，有些教育者认为我们不应该给小孩子灌输任何东西，而是要尊重他们的想法。但是，创造的定义是对固有模式的克服与反叛。想要创造，必须先有些以往的智慧和经验。如果连固有的模式都没有，又能反叛什么呢？在还没有一个常规的情况下，怎么让一个中小学学生去创造？这种所谓的“创造”，无非是他本性的随意流露。
所以，要让中小学生有厚重的创造性，他们需要先被给予一套固有的模式与系统。小孩天性都是想玩的，是不想去念书的。再灵活快乐的教育，也要有大量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也要有让学生痛苦的地方。为了让他长大后受益，我们不得不逼迫中小学生去学一些东西。这里，学会东西是目的，而让他们快乐的不同教育方式只是手段，后者要服务于前者并在二者冲突中为前者让路。该记该背的东西还是要死记硬背，关键是要死记硬背的是什么。就语文课来讲，要背的东西应该是中西方传统里面最好的东西。俗话说得好，“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能吟”。并且，我们只有在对传统的东西了解以后，才能有真正的突破与创造。可我们现在中小学课本里的东西是传统文化里最好的东西吗？让学生死记硬背二三流的东西，培养出来的自然多是二三流的学生。只有用一流的东西才有可能培养出一流的人才。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中小学是否需要素质教育？
比照美国，中国人常抱怨的另外一个方面是中国只重视应试教育，而不重视素质教育。这种不重视的结果是造就了很多高分低能和高分低德的人才，自杀的和杀人的都有。但是，中国人做这种事的比例真的比美国人高么?即使中国人走极端的比例更高，其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是教育的缺陷还是生活的压力?并且，中国人的进退失据也许是巨大地区差异和社会本身快速变化的结果。但是这里重要的问题是，学校真是素质教育的有效场所吗?中国的应试教育真的对素质的提高没有作用吗?
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学校，因为教育一直落后，校长要把社会实践课砍掉，只教数学和英文。有人抗议说不教学生的素质和社会交往能力怎么行?校长的回答是，一个学生没有基本的读写能力，不会算算术，在社会上绝对无法生存下来。这些东西是我们学校可以教给他们的。而社交能力是可以自然而然地学会的。我们连读写、算术还没教会学生，奢谈什么社会实践?
有条件的话，学校当然应该两者都教。但是，如果学校没这个条件怎么办?现实世界不可能有那么理想，我们的财力有限，也不可能依每个学生的需要来给他配备相应的老师。所以，在现实世界里相关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用有限的金钱、时间、人力培养出最优秀的学生。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用学校培养那些既重要、也能有效培养的东西。
显然，学校能有效地教学生数学语文等基础课程。但是，中小学是培养素质的有效场所吗?人的个性是经过长期熏陶养成的，而熏陶主要是靠常年围绕着他的家庭及其周围人群。我们能指望一个老师通过每周几次的伦理课或德育课对学生个性产生很大影响吗?伦理课不一定能培养道德品质好的学生，因为人的素质不是靠上伦理课学出来的。真的能对学生有影响的是给学生上课的老师群体，他们能否对学生起到好影响，依赖于他们是不是能做学生各项素质发展的楷模，是不是能通过以身作则潜移默化地对学生产生影响。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重视老师的素质。
这不等于说，要让每个老师都是道德典范，或者具备学生所需的所有素质。如果一个老师也许在道德上谈不上是什么典范，但他却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在找不到更完美老师的情况下，这样的老师对学生也是有益的。所以，学校素质教育主要通过选择老师来实现，上素质课是没什么用的。这并不是说学校不能教育学生素质。但如果学校要为此投入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把有限的资源花在所谓的素质教育上，效果不一定好，却必然会耽误数学语文这些基础知识教育。这样一来，很难直接教育的东西占了学校有限的资源，非但没有什么直接成果，反而把学校能教育的东西给耽误了。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学生的某些素质对语文、数学教育是很重要的，这些素质包括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态度和基本纪律。在这个问题上，越是成绩差、资源少的学校就越需要这些方面的素质教育。我们中国采取的办法是镇压，有些无奈或不关心学生的老师干脆就放任自流。这个难题不一定有完美的解决办法。但是，第一，我们至少应该重视这个问题。第二，我们在培养老师时不能只让他们会教专业课，而要同时让他们对少儿心理有个了解，让他们有做“孩子王”的管理、领导才能，让他们能有一套办法帮助学生在他们教的语文数学课上养成一些基本的与学习相关的素质。第三，学校教导处的老师也应有能力起到引导学生的作用，而不是成为只会挥舞着处分去吓人的门神。
警惕“就近入学”的潜在危害性后果
无论“快乐教育”和“素质教育”的理念多么美好，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具体制度设计上来。以前中国选拨人才的方法主要是考试。对这种方法的一个批评是它只重视考试，不但增加了学生的负担，使学生不快乐，还缺乏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考察。其解决办法之一，是提倡中小学就近入学。这种入学办法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中国初中实行就近入学的时间还短，其效果可能还不明显。美国的公立学校，从小学到高中长期实行就近入学。所以，我们不妨以此为参照来想一想它可能会在中国造成什么后果。
同中国小学分片上学一样，美国学生上哪个公立学校取决于他家住在哪个学区(school district)。这个学区的公立学校的财政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区的家庭所交的与教育有关的那部分税款。如果一个学区的家庭总体上相对富足，这个学区的学校就相对有钱。在一个高度市场化的社会里，这就导致了这些学校无论从硬件设施、师资质量、师生比例、学生素质上，都比较穷的学区有很大的优势。因为有钱的学校能吸引和留住好老师，雇佣更多的老师;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基础上，一个老师管的学生越少，就越有可能在每个学生身上花更多的精力，其效果就可能越好;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衣食无忧，家长的平均素质也要比穷人家庭高些，他们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精力也可能更多。这样，从小学到高中，富裕学区的学生总体上就得到了比穷学区的学生好得多的教育，其在校科目成绩和大学入学考试成绩都要比穷学区的学生好。
当然，美国大学在选学生时，还常看个人作品、社会活动、推荐信等等。但在这些项目上，富裕的学生总体上可能比穷学生做得更好。比如，他们的家长有能力安排他们参加各项社会活动，他们所在的学校也能雇有经验的老师帮他们选择合适的大学，并教他们如何把自己打扮成这个大学所需要的人。甚至在美国有专门的教人如何准备入学的各种服务。但是，要得到这种服务，家长要花上一大笔钱。相比而言，为糊口而奔波的穷人家自顾不暇，哪里顾得上让孩子参加什么社会活动?其所在学校也不大可能有财力雇有经验的老师来指导学生选择大学。
美国已经步入所谓的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上不上大学、上什么样的大学成为一个人在社会里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有没有这个能力会导致不同人群之间的总体经济水平的差别。所以，通过这套教育系统，上一代的收入差别就转变成了下一代的能力差异，并继而转变为收入差别。这就意味着贫富之间只有名义上的可流动性，而实质上贫富差别成了世袭的。在平等观念深入人心的当代社会，“世袭”是不为人所接受的。但是，美国公共教育系统名义上是允许流动性的，而上一代的财富通过这套系统“洗白”了，洗成了下一代的能力。由于个人能力差别导致了其他不平等听起来是挺正当的，也为人所接受，尤其是相信个人奋斗的美国中产阶级和美国保守主义者。这样，他们可以心安理得地看着穷人受穷：因为这些穷人少壮不努力，所以老大就该徒伤悲。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美国这个名义上平等的、只以个人能力分高下的社会，实质上蜕化成了以财富划分的世袭等级社会。这个社会甚至比等级社会还糟，因为它自以为是平等的。
美国就近入学所造成的上述后果给我们什么启示呢?以前中国小学也是就近入学，中学也有地域限制。但是，以前中国是个经济上相对平等(或者说是平等的贫穷)的社会。但是，即使在这个相对平等的社会里，城乡差别也是很明显的，而旧有的、地域性的公共教育制度也是维持这种城乡差别的一个重要原因，使城乡差别成了实际上的世袭的等级差别。现在中国的贫富差别越来越大。虽然中国的学校还没有像美国那样依赖于其所在的小区的税收，但是住房的商品化导致了类似的结果。很多房地产开发商“捆绑”式地开发一片住宅区。通过钱、权关系让好的幼儿园、小学乃至中学搬到他们开发的小区里，或在那个小区设立分校，因此能就近入读该小学的周边房产价格也开始猛涨。这样，这些好的公立小学变相地成为有钱人孩子的学校。在缺乏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成熟体制的现状下，有权的人也往往能保证自己的孩子上好学校，或通过权钱交易帮有钱人的孩子上好学校，自己也从中得利。这种权钱交易美国也不是没有，但是其相对完善的制度使得这种交易的程度轻得多。总之，在中国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和不完善的民主法治的条件下，中国小学、初中的就近入学就很可能成为洗钱、洗权的工具，使社会贫富、权力分化世袭化。
考试仍然是个好东西
考察完就近入学的潜在危害性后果，可能有人仍然认为，考试本身不是考察能力的好办法。我们应该全面地考察学生素质。所以，初高中尤其是大学应该取消考试，或除考试之外加强对素质的考核。对此，我们不妨再来看看美国的经验。
美国的大学入学并没有取消考试，而是除考试之外，还要证明自己能力全面，并有好的推荐信，是一个全面发展而不是只会考试的人才。但有趣的是，美国的精英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基本上也是只用考试来选拔人才。这些精英大学的学生往往是纯白种的美国精英的后代(这里“纯白种”指的是所谓WASP，即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s，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哈佛大学注意到犹太人不断渗入进来，这是哈佛大学所不愿见到的。这里面有种族主义的因素，也有政治、经济因素。因为私立大学需要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在美国20世纪早期，政商界的精英多属于WASP，而本身是WASP的人就更可能在这个世界里取得成功。因此，学校招这种出身的学生，让他们在这个学校受教育，之后在商界或政界有了不俗的成绩，他们就会对学校有丰厚的回报。所以，哈佛大学希望限制没有深厚背景的犹太人入学，但他们又不想违背美国平等和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毕竟，让一个差生仅仅因为他出身高贵或是纯种白人就上哈佛，对谁都不是件光彩的事情。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很“天才”的办法：即打着“全面考察学生素质”的旗号，要求学生不但要提交考试成绩，还要在课外活动上表现出色，并得到值得信赖的人的推荐。但他们想做的，其实是通过这种手段把那些刚富足起来的犹太人排除出去。因为这些犹太人家庭即使相对富足，也还没有养成习惯去做纯种白人喜好的活动并达到相当水平，他们也不太可能结识社会上层人士并让他们来给自己的孩子写推荐信。这样，打着全面考察学生素质的旗号，哈佛大学成功地遏制了犹太学生的增长势头。其他常春藤学校也因此争相效仿，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了它们“血脉”的纯净。
不过一个有趣的转折是，犹太人还是削尖脑袋钻进了哈佛等名校。为了适应这种教育改革，他们就从中学时开始准备哈佛所要求的各种硬性条件，比如参加“正确”的运动项目等等。到了50年代之后，犹太人还是成了哈佛这样的名校的主导力量之一。近几十年来，与犹太人同样重视教育并也开始富足起来的东亚人(包括中国人)，逐渐成了美国精英学校迅速上升的少数群体。
虽然总体上氛围宽松，但是现在的美国家长，尤其是在大城市里亲身体验到现代社会激烈竞争的人，对孩子受教育的重视与应试教育下的中国人是有一比的。从幼儿园教育开始，他们就积极地为孩子作准备，上好的幼儿园，让孩子参加“正确的”、意即好大学所看重的各类活动。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孩子素质的发展，而是为了迎合哈佛、耶鲁这样的名校的需要。但是明显的是，只有中产阶级、甚至是中上产阶级才能真正做好这些准备。这种状况与上述美国式就近入学的制度一起，就导致了好学校总体上被相对富裕家庭的孩子所占据的局面。
从美国的经验，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第一，美国学生的轻松与选择上的多元，其部分原因并不是强调应试还是强调素质教育的直接结果，而是美国社会相对富足的经济状况所致。第二，全面考察学生素质听起来很好，但它却有着很阴暗的起源。当然，很多结果光明的东西起源也很阴暗，而高贵的理想反而常常导致可怕的后果。但重要的是，美国全面考察学生素质的起源的确是为了变相维护少数人的利益。在此，我们不得不想想，如果在中国现有的法治条件下，不用相对明确的考试；而用比较模糊的全面素质考察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一个很可能的后果就是那些有权、有钱人的孩子会被“认定”具有优秀的素质，占据了大学里本来属于也许能通过考试“翻身”的穷孩子的位置。在这种直接地以权谋私或以钱谋私的情形之外，相对富裕的家庭也更有资源把他们的孩子打扮得更有“素质”，送进好的初中、高中以至大学。如同不加管制的就近入学一样，考察学生素质就成了变相地考察他们的家庭的权钱背景的工具，就成了帮助有钱有势的家庭洗白他们权钱的工具。
所以，虽然用考试来选拔人才明显是不完美的方法，但问题是我们现有条件下是否有更完美和公平的方法?恐怕是没有的。如果在中国实行所谓全面考察学生的美国式办法，其现实结果很可能是：没有良好经济背景的学生会以更大的比例被淘汰掉，特权和腐败会更泛滥。与之相比，用考试来决定学生去什么学校至少能保证相对的公平。考试让向上奋斗更加可能，社会底层(比如农民)的孩子更有机会通过大学，来改变自己的身份。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当今的考试制度不需要改革，比如在语文、历史等科目上我们考的内容应该是东西方真正的经典，而不是赶时髦或时势造就的东西。一般来讲，我们考试制度需要改革的是考什么和怎么考。考的东西应尽量是学生需要掌握的，而考试的设计也应尽量地反映出学生的知识和能力。我们应该尽量不让考试退化成一个与其他知识和能力无关的技能(大家可以想想国人是如何迅速地缩减了TOEFL和GRE中真正测试英语能力的成分就明白了)。但是，考试制度的内在缺陷并不意味着现实中有更好的替代方式。避免考试弊端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我们要通过一些办法尽可能保证初级教育的平等，这样使得考试不退化成洗钱、洗权的工具。另外，在考试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有更灵活的措施。我们一直都有特长生加分的制度，这个特长生也可以包括那些极度“偏科”但确实在其所偏科目上有前途的学生。但是在现有条件下，以考试为主的制度仍是选拔人才的最好的办法。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常说考试与一个学生的素质和能力无关，但这种说法是很偏颇的。在美国已有学者做过一些研究，其结果支持了高分高能的观点。当然，这些研究都有其局限，社会学家也应当做更多的经验研究。实际上，直观地想象一下，为了考试出色，一个学生就必须克服自己的本能欲望(比如打一天电子游戏而不是做枯燥的数学习题)，勤奋工作，为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并且，他必须具备掌握一套知识体系的能力。这些都是他个人素质中最重要的方面。所以，通过高考，我们在考察了学生对某一套确定知识的掌握能力同时(这套知识本身对学生的素质的关系及将来的发展也许不大)，我们更考察了这个学生对其将来发展至关重要的素质。我们有时会产生中国学生“高分低能”的印象，也许恰恰是因为我们认定高分会高能，所以偶尔出了个高分低能的人就会给我们留下过于深刻的印象，扭曲了我们对分数与能力之间联系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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