辫子有两种：土辫子是由头发盘成的，早在辛亥革命那会儿，中国男人的辫子就让军人给强行剪掉了。与此同时，蔡元培下令禁止学生读中华经典，全国性的大骂祖宗的运动兴起，知识阶层心中的一根长长的新辫子----洋辫子逐渐长成。
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剪完就完了。精神中的辫子，是无形的，一旦长成，往往根深蒂固。从此，洋人给自己编撰的历史，总结出来的“科学理论”，成了知识阶层心目中的金科玉律。知识阶层高举着放大镜检阅中华历史，凡是与洋书上不一致的东西，都是邪恶的。
今人大脑中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印象，大多来自于近百年的“专家”们撰写的 “白话文”中国史。以白话文写中国历史的专家们，大多通过以洋概念圈定中国历史的模式，添加了大量的食洋不化的私货，比如重农抑商啦，比如封建专制啦，比如闭关锁国啦。诸多谬种流传的“概念”和伪学问，左右着人们的大脑。因此，要想了解原滋原味的中华历史文化，包括解决当下的许多社会问题，首先必须从“新文化运动”建立起来的一团浆糊、自残自贱的“知识体系”中走出来。
这里聊举几例，供大家参考。
一
正如每个人有自己的活法，每个民族也有自己的生息之道。
洋学者说，古人有图腾崇拜。洋人这样说，必有所本，但那是人家的事。我们的祖先是否也搞图腾崇拜?没有任何资料可以下肯定的结论。洋人整天扛个十字架，神圣的不得了，我们的祖先显然没玩这个。访西安，看北京，登泰山，我们发现，中华的高端文化是崇拜天地日月山川，敬畏大自然。查阅万千的古籍，走遍中华的城乡，黄帝陵、炎帝陵，还有无数的宗祠家庙，这告诉我们，深入中华民族骨髓的，是祖宗崇拜!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套理论才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哪里会有什么图腾崇拜的影子!
但是，当今一些专家以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硬往“图腾崇拜”上靠。《诗经·商颂·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的是商王室始祖契的母亲简狄因为吃了玄鸟蛋而怀孕生了契。这个故事也写入了《史记》。于是，专家们约定俗成，给商朝下了一个定论：鸟图腾。殊不知，翻翻二十五史，围绕每一个开国之君降生，必有一个玄之又玄的神话故事。倘若将这些都作为“图腾”之据，岂不热闹!
众所周知，若真要在中国找“图腾”，最拿得出手的证据莫过于龙、凤了。不过，在《礼记·礼运》，孔子说：“四灵以为畜，故饮食有由也。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在至圣先师孔子眼里，龙是鱼类的头儿，凤是飞禽的头儿，麟是走兽的头儿，养好它们，就可以吃上丰盛的饭菜了。读读神话《西游记》就知道，在中国人的记忆里，龙是以海洋为居的神灵。
倘若我们的祖先搞的是龙图腾，那么，再结合“精卫填海”、“哪吒闹海”、“八仙渡海”之类的故事，完全可以做出“中华文化是海洋文明杰出代表”的大文章来，对不?凤凰是神鸟，专家们也可以围绕鲲鹏、嫦娥、孙悟空展开充分联想，朝着“航天文明”做点文章。当然，专家们绝不会给出这样“高贵”的解释。
如果以洋人的文化路径，来解读中华文化，那必然得出十分搞笑的结论，中华文化一定被曲解得面目全非。
二
洋学者说，若干百年前，古人先后处于母系氏族、父系氏族社会。中国是否经历过这一时期?不知道。没有任何文字资料依凭，我不敢妄断，但是，夏、商、周的中国，绝对与“氏族社会”无关。某些专家在论述这一时期的时候，无不随手使用“夏氏族”或“夏部落”、“商氏族” 或“商部落”、“周氏族”或“周部落”，并且将大禹等开国之君说成是什么“部落首领”，纯属咬牙以洋概念硬往中国历史上套。
孔子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周自后稷积行累功，以有爵土，公刘重之以仁，及至大王亶甫，敦以德让，其树根置本，备豫远矣。初，大王都豳，翟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于是属耆老而告之：‘所欲吾土地。吾闻之君子不以所养而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遂独与大姜去之，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从之如归市焉。”(《孔子家语·好生》)这是见诸《史记》和诸子百家著作的普通故事，说的是，周天子的始祖后稷因功获得了一块封地，子孙世袭，至大王亶甫(古公亶父)时，经常被翟人侵略，大王亶甫想离开这里，便召集长老们说：“我打算离开这里，你们就放心吧，翟人想要的是土地，他们一样需要百姓，你们还担心没有君主吗?”因为大王亶甫深得百姓信赖，当他带着老婆孩子迁到岐山时，老百姓纷纷跟随过来。这个故事应该是来自周朝史官，不管故事是真是假，可以肯定是：周朝起家的力量，不是“部落”或“氏族”，而是一群与“周王室”无血缘关系的人，而“周王室”是他们的君主。 “周”有都城、有政府、有军队，更是众所周知的了。按照国人对古希腊的标准，至少也是一个“城邦”吧?
欧洲历史确实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么一路走过来的。这不等于中国人也是这样走路的。原始社会姑且不论，因为专家们除了想象，就是依据某一学说推断。那么，中国经历过奴隶社会吗?目前，出土的甲骨文字数以万计，仅陕西省出土的青铜铭文就有四五万字，至于简帛文书、传世文献更是无以计数，但是，没有任何文字资料可以佐证中国曾经有过奴隶社会时期。在殷墟考古发掘中，确实存在不少的人殉。何以证明这些陪葬者就是奴隶?据《史记·秦本纪》，秦穆公死后，自愿陪葬的177人全是高级官员：“三十九年，缪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针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君子曰：‘秦缪公广地益国，东服彊晋，西霸戎夷，然不为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弃民，收其良臣而从死。且先王崩，尚犹遗德垂法，况夺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复东征也。’”在古代西藏，也有亲信官员自杀追随君主的风俗，杜佑《通典·边防·吐蕃》：“人死，杀牛马以殉……其臣与君自为友，号曰共命人，其数不过五人。君死之日，共命人皆日夜纵酒，葬日，于脚下针，血尽乃死，便以殉葬。”即便殷墟人殉是奴隶，也不能断定商朝是奴隶社会，因为全社会多数劳动者是奴隶的社会，才叫做奴隶社会。
中国历史上，也从未经历过欧洲式的“封建社会”时期。直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从国王到爵士从骑士到农奴，全民身份世袭，而中国从来就是一个高度平民化的社会。《礼记·王制》：“诸侯世子世国，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赐爵，视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国。诸侯之大夫，不世爵禄。”这就是说，至少自周朝起，一个诸侯国仅储君一人可以继承他老爸的爵位了，其他任何人要想获得爵禄，都得靠自己的本事。显然，身份世袭的人极少，是数得出人数的小圈子。
自秦始皇抛弃分封制，改行郡县制，特别是科举制兴起后，除了皇帝世袭，中国便进入读书改变命运的平民化社会。如果按照专家们分析西方的套路来解读中国历史，那么，基本可以说，从汉朝开始，中国便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了。当然，专家们死活不会认可这一点，他们会找出N多理由，证明中国直到清末还不够格称为“资本主义”。
如果肩扛着几个洋概念，便以为掌握了解释中国历史的法宝，岂不可笑?
三
我拒绝 “少数民族”这一概念。
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从来没有什么“民族”概念。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只有“华夷之辨”，凡是认同主流文化的，便是“华”，否则就是“夷”、“蛮”。众所周知，在汉朝，匈奴人金日磾官至宰相;在唐朝，胡人安禄山、哥舒翰官至大军区司令员;明清时期，还有若干西洋人在朝为官。这些西洋教士被赶出中国，也是因为他们反对中华文化，甚至要求朝廷禁止中国人祭祖，并企图以基督教教义取而代之。
今天一些专家，把古人称为“蛮”、“夷”的群体，统统划为“少数民族”，实属荒唐。古人口中的“蛮夷”，其真实含义，与当今“大老粗”、“土包子”差不多，这自然包括边远地区不够开化的人群。周成王时，分封了一批跟随周文王、武王有功的臣子，楚国是其中之一。在周王室衰微时，楚国国君“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史记·楚世家》)楚国国君自称“蛮夷”，不遵守中央制度，四处搞扩张，还把天子称号“王”封给自己的儿子。其所作所为，与当今一些自称“老粗”的人差不多。
要想让大家舍弃这传播百年“概念”，也许不太容易。我再与大家分析一个众做周知的事儿。《孔子家语·相鲁》：“定公与齐侯会于夹谷，孔子摄相事，……献酢既毕，齐使莱人以兵鼓躁，劫定公。孔子历阶而进，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两君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心怍，麾而避之。”这也是见诸《史记》、《左传》等文献的普通故事。说的是齐鲁两国国君聚会时，齐国指使莱国人劫持鲁君，大约是想吓唬、羞辱鲁国人。不少专家们将莱人说成是“少数民族”。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齐鲁大地上，何来“少数民族”!莱国，是商周诸侯国之一，不仅在《左传》、《史记》、《礼记》等文献均有记载，而且还有包括“莱伯作旅鼎”在内的不少莱国文物出土。此时，莱国已完全臣服于齐国。孔子说的这番话，意思十分明白：两国国君聚会，如此神圣庄严的场合，竟然闯入这么群粗人捣乱，太不成体统了!齐君您不觉得有损形象吗!
用洋概念分析当今的国人也就罢了，但是，将这些东西强行套到古人的头上，欺负古人没法开口辩解，是十分不道德的行为。
在中国，硬性将国民划分为若干个“民族”，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情。这种做法，人为造成了国民间种种隔阂，种种不信任，生造出诸多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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