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京东商城之后又一个互联网公司即阿里巴巴成为了美国上市公司。中国又丢失了一个“钓鱼岛”，一个经济版图上的“钓鱼岛”。随着美国纽交所敲响阿里巴巴股票上市的钟声，美元资本再一次成功夺得中国经济领域的又一处战略高地。
一、美元在攻城略地
经过十多年的开疆拓土，阿里巴巴和京东商城等电子商务公司已经成为扎根于中国市场的龙头企业。随着来自于美国和日本的美元资本的先后注入，阿里巴巴和京东商城的业务网络伸向了中国版图的每一个角落，夺走了一大批国内传统业态下的生产企业和商业企业的利润，后者的业务和利润在萎缩，甚至导致一部分企业的倒闭。比如类似义乌小商品城等的商家开始从繁荣走向了萧条。真可谓大树底下不长草。中国经济转型正在沦为以美元资本主导的企业战胜以人民币资本主导的企业的转型过程。
正是中国市场以及那些传统业态企业被虹吸而去的利润支撑着京东商城首日上市的297亿美元的市值和阿里巴巴1676亿美元总市值(以IPO价格计算)。日本软银投资于阿里巴巴的2000万美元已经升值到580亿美元以上。在阿里巴巴和京东商城的总市值中，马云仅拥有阿里巴巴总市值的7.8%，刘强东仅占京东商城的20%，其它股份大部分由海外资本拥有。(当然，如果马云和刘强东移民美国的话，那么阿里巴巴和京东商城的市值财富都属于外国投资者)。中国政府是不能对阿里巴巴之类的外国投资者征收资本利得税和财产税的，如果以美国20%的资本利得税和50%的财产税计算，那么中国政府仅仅在阿里巴巴和京东商城这两个企业上面损失的潜在税收将超过6000亿人民币。
代表中国经济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主流企业基本都在海外上市了。仅百度和腾讯的市值之和已经超过2000亿美元，如果加上京东和阿里巴巴，这四家企业即所谓BATJ在美国的市值将超过4000亿美元，相当于将近2.5万亿元人民币的财富流失海外。这些财富来源于中国，但财富的最终归属已经与中国无关，与中国投资者、中国政府和中国税收无关。美元资本控制之下的中国海外上市公司其实是一根根吸管，每时每刻不停地从中国经济体的血管中抽取着财富。
在货币、证券、法律规则与互联网之间相互交融并形成整体的新经济阶段，哪一种战争形态可以几乎不付代价地席卷一国数以万亿计的财富?唯有“互联网+金融”的战争，即“互联网金融战争”。
石油是几亿年前形成的资源，而互联网则创造着中国未来的财富。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借助国际投行的合同文本体系，轻松地穿越中国的国境线，成为美元资本持有者的永久财富。这就是美元资本主导中国产业资产进行货币化、证券化、虚拟化最终实现中国财富向美国转移的投行魔法。
中国买办型企业已经大量存在，买办化的经济金融环境已经形成。以百度、腾讯、京东商城、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众多海外上市公司就是典型的买办型企业。他们扎根于中国市场却背靠海外资本、服务于海外势力、归属于美元版图。他们是现代“互联网金融战”或“互联网经济战”过程中海外经济政治势力布局在中国的经济堡垒、政治堡垒和舆论堡垒，在他们的背后不仅站着国际金融巨头，还站着美国及其盟国的政府、国会和军队。如果不信，你动他们试试?
中国经济金融界的各级官员和专家学者，他们的多数人短视得只会认得绿色的美钞，热衷于招商引资，根本看不到绿色美钞背后的屠刀和血色。以至于，在美元资本布局和洗劫中国财富的最近三十年里，中国经济金融界的专家学者和各级官员往往站在国家经济国防前线为强盗们看门放风或制造噪音，主动或被动地配合着列强的行动。一旦打劫成功，主流经济媒体便是一派节日狂欢。日本软银切走了中国互联网领域580亿美元蛋糕，中国媒体比日本媒体还激动，鲜有冷静的思考和反思的声音。
二、促使中国企业买办化的央行货币政策
中国本土企业大量变异为买办化企业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民币的美元化。任何主权国家的货币都是凌驾产业和企业之上的统治手段。货币主宰金融，金融统治产业。如果中国的人民币发行权和汇率定价权被美国和美元所控制，那么，中国的人民币事实上就成为美元的代用券，中国产业和企业必然被纳入美元版图。这是中国产业和企业大量买办化的金融土壤。
基础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资产定价权及其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主权国家的“顶层经济权力”。人民币美元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起点是2005年7月中国央行启动的汇率改革。“汇改”之后，主导人民币汇率走势的主导力量不是中国企业的生存状况和经济利益，而是美国政府和国会的态度和压力。美国夺得了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权，主导着人民币的持续升值。每年人民币升值的收益加上人民币利息收益(或投资收益)远远高于美元的资金成本，收益与成本之比高达5-10倍甚至更高。由此引发了美元涌入中国的狂潮，外汇储备由2004年底的6099亿美元飙升到目前的4万多亿美元，美元流入量完全主宰了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发行量。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发行量之间形成了一一对应的关系，甚至出现了外汇占款略大与基础货币发行量的状况。这表明：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发行不是基于国内生产和流通的需要，而是完全基于美元兑换人民币的需要。流入中国的美元供应量决定着人民币基础货币的供应量。人民币彻底美元化了。
人民币的美元化通过央行的公开市场操纵形成了一个货币悖论：美元流入越多，国内利率反而越高，实体经济更加困难。
美元的流入导致中国央行增加了基础货币供应量，形成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为此，央行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等手段收紧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以期达到全社会货币供应量在数量上的平衡。但是，这种平衡的本质是：央行把国内企业的流动资金转给了美元持有者作为资本金，社会资金的供给结构被扭曲了。由此导致美元流入越多，央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越高，央行回笼的商业银行流动资金数量越大，商业银行和民间资金的实际利率就越高；利率的上升又反过来进一步吸引美元热钱流入中国，美元的流入又导致央行进一步紧缩流动性，进而导致利率进一步上升。于是乎，形成了中国金融恶性互动的黑色旋涡，把中国实体经济卷进了地狱的边缘。
当马云通过阿里巴巴IPO拿到250亿美元海外资金返回国内兑换成1500亿元人民币资本金的时候，也许央行又要考虑发行央票收走国内商业银行向国内中小企业提供的1500亿元流动资金，以便维持货币供应的数量平衡。这种货币数量平衡是建立在货币供应结构失衡的基础之上。货币供应量的结构性失衡必然导致了国内外经济成分的结构性失衡：海外资本金主动进入，国内流动资金被动紧缩，在此过程中，海外资本挤占了内资企业的资金空间和市场空间。在此经济金融环境下，国内新兴企业只有两种选择：或者被国内的高利率、紧货币勒死;或者向美元资本投降，投入美元版图的怀抱，成为买办企业。
海外资本不仅主导着中国的货币供应量，而且主导着中国的货币供应结构，进而决定着中国的市场结构和市场空间。当美元资本穿上人民币的外衣彻底掌控了中国的市场结构和市场空间的时候，中国一群买办化的官厅经济学家们不失时机地推出“市场决定论”。在中国目前这一特定阶段，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本质是“让美元资本主导的市场来决定中国的资源配置”，其后果可想而知。由此可见，这些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导师的买办官厅经济学家们用心是何等缜密，可谓无缝对接、滴水不漏。这种买办理论为什么在中国可以卖得好价钱，成为国务院的政策?这是因为大卖家们不懂现代金融背后的机关和秘密。
三、制度错乱的资本市场
正常情况下，如果贷款额度不足或贷款利率过高，企业可以通过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来解决资金困难。但是，问题就出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基本制度设计是错乱荒唐的。
国内资本市场的问题很多，但是主要问题是：
问题之一：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错误地套用了商业银行贷款融资的判断标准，导致社会资金资源的配置过度关注企业经营的历史业绩，而不关注企业经营的未来成长，从此，中国资本市场丧失了面向未来的开拓性和冒险性。这导致一大批代表着中国经济未来的互联网企业和高科技企业被迫出走海外，而把钢筋、水泥、化工、房地产等传统产业留住了国内市场。
问题之二：在中国资本市场里，企业和投资者都没有“资本自主权”。拟上市企业无法根据企业发展的资金需要自主地选择投资机构、募集资金数量、发行价格、发行与上市的时间;上市公司不能自主地决定再融资的规模、对象、价格和时间;也不能以股票作为支付手段自主地开展并购重组;更不能自主地根据资本市场的定价机制设计灵活的富有竞争力的股权激励制度(只有这一点目前正在试图改变)。
注册制的核心精神是把“资本自主权”从证监会的监管权之中剥离出来，把“资本自主权”归还给企业，归还给投资者，尤其是国内的机构投资者。如果离开了归还企业和投资者“资本自主权”这一核心，那么，注册制的改革就无法抓住要点，也无法解决国内资本市场的根本问题。其实，企业没有“资本自主权”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营自主权”。
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关键环节是资产定价，是证券发行人与证券投资人之间的定价谈判。当证监会迫于舆论压力而把定价谈判权交给散户投资者的时候，这个市场就被扭曲了。由于散户没有资产定价知识和定价能力，最终资产定价权和定价责任还是以保护投资者的名义落到证监会手中，形成非市场化的行政定价。
中国资本市场推行注册制改革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机构投资者能否取代散户投资者成为IPO的主要投资人、能否拥有证券定价主导权、能否代替证监会成为定价风险的主要承担者。
问题之三：没有以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战略来指导资本市场建设。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偏离了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题。中国仍然属于远未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实体经济和高科技企业需要大量补充资本金。这是现阶段的基本国情。但是，证监会不是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企业的投融资效率之上，而是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展指数期货、融券做空等衍生产品之上，从而，把大量资金分流到衍生品的投机上。那些促使指数下跌、企业融资功能丧失、投资者损失的做空操作不仅不受处罚，而且可以挣钱盈利，成为一种受鼓励的行为。自从推出股指期货和融券卖空机制之后，证监会希望指数上涨、维持投资者情绪稳定、新股可以正常发行等一系列良好愿望，都被他们自己培养起来的做空制度和做空资本“对冲”了。这进一步导致企业IPO的节奏和融资上市门槛被纳入行政管制之中，企业和投资者的“资本自主权”被进一步剥夺。
如果把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和中国证监会的资本市场政策联系起来看，二者如同两根绞索，央行卡住了国内企业补充流动资金的脖子，证监会卡住了企业补充资本金的脖子，从而导致国内实体经济和高科技企业既面临着流动资金贷款高利率、缺额度的困境，又面临着股权融资高门槛、高成本、不确定、低效率的困境。
当央行和证监会把中国实体经济和高科技企业逼向绝境的同时，美联储不失时机地放开美元供给，美国证监会降低门槛并放行了VIE上市模式。中国央行和证监会联手把国内优秀的创新型企业，连同这些企业所占有的国内市场份额、财产税的税源一起推到了美元的版图。中国央行和证监会与美联储和SEC之间的“默契与配合”，共同完成了对中国本土成长型高科技企业的买办化改造，从此，“阿里巴巴和京东们”成为背靠国际美元资本、代表外资利益的买办企业。
美国通过发行缺乏信用保障的美元纸币(其实只是电子货币)就完成了中国国内优秀的成长性企业股权占有和收割。换个角度看，中国出口了腾讯、百度、京东、阿里巴巴等企业的股权，央行进口了一堆美元符号。这种“以实易虚”的金融交易不断出卖着国家长远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
四、关于发展中国资本市场的几点建议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主体和主力是企业而不是政府。政府经济金融政策的主导思想应该是：为企业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低息且宽松的信贷资金来源；提供高效快速的资本金补充机制，同时坚决抵制海外资本对国内市场和高新产业的渗透、侵蚀和控制。资本市场是政府与企业互动的结合部和关键环节。完善和发展中国资本市场的出路在于：
(1)央行的货币政策应该改变长期以来被动跟随美元流入或流出而进行基础货币投放的做法，要由被动跟随变成主动作为，要根据资本市场投融资的需要进行基础货币投放。央行政策要积极服务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要积极配合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需要，要密切关注资本市场的资产价格指数，而不能仅盯居民消费指数。
(2)央行应该针对资本市场的资金需要，实施“定向宽松政策”。具体做法是：央行可以向国开行和其它大型商业银行提供再贷款;国开行和大型商业银行向国内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旗下资产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投资机构提供定向低息贷款;这类投资机构将这部分低息贷款用于PE投资、上市公司定向增发、二级市场投资以及企业并购融资。
人民币基础货币的投放应该为中国人民服务，为国内投资者服务、为国内资本市场发展壮大服务、为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服务，而不应该仅仅为美元持有者服务。有了数万亿基础货币的定向投放，国内投资机构应该可以把出走海外的“阿里巴巴和京东们”重新买回来了。
(3)明确指出VIE模式属于违法行为，对所有以VIE模式在境外上市的企业进行全面清理。在法律层面上明确指出VIE模式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违法行为，限期取缔VIE模式控制下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和其它各类企业的经营许可。
如果美国高盛公司设计的VIE模式可以如此轻松地跨越中国的法律法规红线，中国的法律法规谈何权威和尊严?
在VIE模式控制下的中国公司实属恶意逃避中国法律法规的限制和监管。这类企业的所有业务必须在限定的期限之内卖给国内企业或上市公司，否则，坚决给予取缔。这一点应该向美国学习。在美国，如果外国投资者通过二级市场隐蔽地控制纽交所或纳斯达克的上市公司，美国FBI官员会以美国财政部官员的身份出现在投资者面前，以威胁国家安全的名义要求极短的时间内把全部股份卖出，否则全部股份将被财政部没收。这方面，中国人并非没有教训。
美国政府动辄指责中国不讲法律。现在，中国政府应该从取缔VIE模式控制中国企业开始，在世界上树立法制的市场经济之国家形象。
全国人大和中国商务部再也不能袖手旁观、无所作为和不作为了。
(4)证监会发行与上市制度的改革必须紧紧围绕着下放“资本自主权”展开。没有“资本自主权”就没有真正的经营自主权。向企业和投资者下放“资本自主权”是发行与上市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
在此，要重点发挥国内机构在资本市场中的主导性作用。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谈判主要是企业与机构投资者之间的谈判，而不是企业与散户之间的谈判。这是全球资本市场的惯例。机构投资者是股票定价的主导者，也是发行股票的主要购买者，剩余的小部分股票才能通过抽签的方式配售给散户投资者。散户可以通过购买信托基金成为机构投资者的组成部分而享受更好的投资机会。一句话，企业需要向未来布局，机构投资者拥有把握未来趋势的判断能力，散户投资者不具备专业的投资能力，只能作为搭便车者参与少量配售。
(5)在新股发行与上市之间设置12个月的“上市观察期”。“上市观察期”是台湾等地资本市场的成熟制度。设置“上市观察期”制度有利于暴露企业改制和发行过程中隐瞒的风险;有利于抑制“炒新”资金的投机;有利于抑制新股的高价认购;有利于机构投资者对新股的理性认购;有利于减轻新股发行对二级市场形成的指数压力;有利于迅速提高新股发行效率，消除新股“堰塞湖”。
可以说，如果不设置“上市观察期”制度，证监会有关一切市场化改革的企图都将成为空话。证监会酝酿2年多的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意见为什么仅仅发布了20天就匆忙刹车?所有问题就在于缺乏“上市观察期”这一前置程序。
五、结束语
当中国经济制度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央行和证监会事实上已经共同取代了发改委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必须承担起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失误的主要责任。央行的工作重点应该是降低全社会间接融资成本，打造中国工业化的资金成本优势，而不是紧盯猪肉价格;证监会的工作重点应该是提高资本市场的投融资效率和产业重组效率，而不是只盯基金经理的老鼠仓。
只有当存款准备金率和企业贷款利率可以降低到美国、日本和欧洲的水平，只有当资本市场的投融资效率可以达到甚至超过美国的水平，一句话，只有当社会间接融资成本和社会直接融资效率达到工业化国家的正常水平，中国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工业化，才能真正完成经济领域的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也才能避免其它类似于阿里巴巴一样的新兴企业进一步变成洋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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