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人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
这个支点到底在哪里?阿基米德先生没说，古往今来的人们，似乎也没有谁真的去纠缠过。
但是，就在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伟光同志却用一篇最普通的说理文章作支点，撬动了整个中国思想界，在思想理论阵地上卷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实事求是地讲，王伟光同志的这篇名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的文章，其论述的内容主要都是一些最基本的马列主义原理，并无什么过火、偏激之处。应当说，在一个共产主义政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王伟光同志这篇文章中的任何一个观点“都不输理”。
君若不信，不妨听听几位共产主义老前辈为王伟光同志作出的辩护吧!
一、来自导师列宁、领袖毛泽东以及邓小平同志的辩护
王伟光说：“国家与专政问题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在一些人眼中，一提到国家，总是冠以全民的招牌，把资产阶级国家说成是代表全民利益的、超阶级的国家，而把无产阶级国家说成是邪恶的、暴力的、专制的国家;一提到专政，不论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我国《宪法》规定了的人民民主专政，总是都不那么喜欢。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一些“好心人”总是认为民主比专政好，认为“专政”这个字眼，是暴力的象征，不像“民主”那么美妙、招人喜欢;另一种情况则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反对专政的幌子，把一切专政都说成是坏的，根本不提还有资产阶级专政，只讲资产阶级民主，把资产阶级民主粉饰为“至善至美”的反专制、反一党制、超阶级、超历史的普世的民主，其实质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
导师列宁大声疾呼：“王伟光同志说得好啊!”
“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使一切被支配的阶级受一个阶级控制的机器。......(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帮助资本家控制贫苦农民和工人阶级的机器，但它在外表上是自由的。它宣布普选权，并且通过自己的拥护者、鼓吹者、学者和哲学家宣称它不是阶级的国家。甚至现在，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开始反对它的时候，这班人还责备我们破坏自由，说我们的国家是建立在一部分人强制和压迫另一部分人的基础上的，而他们的国家却是全民的、民主的。......人们迷信般地崇拜国家，相信国家是全民政权的陈腐童话。无产阶级要把叫做国家的这个机器摒弃，并且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的谎言。我们已经从资本家那里把这个机器夺过来，由自己来掌握。我们要用这个机器或棍棒去消灭一切剥削。只有到世界上再没有进行剥削的可能。再没有土地占有者和工厂占有者，再没有一部分人吃得很饱，一部分人挨饿的现象，再没有发生这种情况的任何可能的时候，我们才会把这个机器毁掉!”(《论国家》，《列宁选集》第四卷第41--57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4月版)
王伟光说：“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思想告诉我们，不能把民主与专政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认为专政是对民主的否定，讲专政就是不要民主，从而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性质和作用。对敌人的专政是对人民民主的保障，坚决地打击敌人的破坏和反抗，才能维护人民民主，才能保卫社会主义民主。当然，也不能认为民主是对专政的否定，讲专政就是否定民主，从而否定社会主义的民主本质，对人民民主是对敌人专政的前提，只有在人民内部充分发挥民主，才能有效镇压敌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人民民主专政就不能巩固。”
领袖毛泽东击节赞道：“王伟光同志的表述是多么准确啊!”
“(资产阶级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人民是什么? 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们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为什么理由要这样做? 大家很清楚。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王伟光说：“今天，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人民民主专政是万万不可取消的，必须坚持，必须巩固，必须强大。”(这是一段堪称“风暴眼”的论述。)
邓小平同志表示赞同：“我支持王伟光同志的论断。”
“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好人没有勇气讲话，好像自己输了理似的。没有什么输理的。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诬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群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9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见邓小平同志审定发布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二、写在中间的话
通过上面的引用与对比，笔者相信任何一个神智正常的读者都会得出结论：王伟光同志这篇文章中的主要观点都是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中体现的思想体系完全吻合的。在个别段落，王伟光同志甚至就是在直接引述革命导师、革命领袖的著作原文，来为说明自己的观点服务。试问，在一个共产主义政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在一个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指南的共产主义政党内部，发表这样一篇中规中矩的文章谈何“大逆不道”?发表这样一篇理论文章，文章的又何罪之有?文章中所表露出的平实观点又有什么值得争论与激辩的呢?
然而，恰恰就是王伟光同志的这篇普普通通的理论文章，却真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已如死水一般沉寂多年的中国政治思想界着实引发了一场两种理论、两种观点的大争论、大交锋。以王伟光同志文中的观点为界，理论界迅速分成了势同水火的毁、誉两大集团。誉之者对王伟光同志大加赞扬，认为其观点实事求是，切中时弊，从现实和规律的角度坦述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 ，其文堪称雄文，其人堪称斗士;毁之者则已近乎疯狂，不顾原文主旨，横生枝节，将“阶级斗争从未熄灭”升级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妄图将水搅浑者有之，口不择言，直指王伟光同志为“文革余孽”、“纳粹分子”者亦有之，咬牙切齿，高喊将王伟光同志“彻底查办”、“送上绞架”者更是屡见不鲜。
如此乱象，其本质原因究竟何在?耐人寻味!
三、“王伟光现象”体现了主流思想界在严峻的现实面前的反思与觉悟
众所周知，在过去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们的思想理论界已很少有人会在自己的文章中，主动提及“人民民主专政”这个词了，正如王伟光同志文中指出的那样：“一提到专政，不论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我国《宪法》规定了的人民民主专政，总是都不那么喜欢”。至于“阶级斗争”这个词儿，更是已被整个中国思想界所避讳，成了一个让所有人讳莫如深，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个概念。
这正是王伟光同志这篇寻常文章取得如此轰动效应的直接原因和主要背景。这篇文章的每一位读者都应当想到，别人不敢说的话，王伟光同志说了，这样的文章怎能不轰动?别人不敢表达的观点，王伟光同志表达了，戳了某些利益集团以及他们的代言人的肺管子，这样的文章怎能不轰动?继续分析下去，直接促成王伟光同志这篇文章诞生和轰动的重要条件，恰恰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的生死博弈”，以及在这场博弈中被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君不见，就在王伟光同志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不久，在我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就爆发了由外部敌对势力幕后操纵，由懵懂无知的青年学生充当炮灰的所谓“占中”行动。面对这场打着”民主“旗号，肆意践踏香港法治，无耻损害百姓权益的“占中”行动，笔者突然想起了邓小平同志当年的一段谈话，他说：“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应当说，邓小平当年的这段谈话还是很有预见性的，在他的心目中，其实对若干年后阶级矛盾的激化，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也是有心理准备的。
当然。从表面上看，这次“占中”行动似乎只是香港个别所谓的“民主派”通过非法集会、占领交通枢纽的形式与中央政府的治港政策直接对抗。但从深层次上讲，“占中”的背后却是迷信霸权政策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权势力无法坐视中国的和平崛起，更无法接受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体中国人民进行新时期的“拨乱反正”，高举社会主义大旗，坚守爱国主义底线，不做西方附庸，在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复兴之路上锐意前进的客观现实。这不就是“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的生死博弈”的鲜活实例吗?这不是因阶级矛盾激化而引发的阶级斗争又是什么?
正是在诸如此类的严峻现实面前，中国的主流理论界涌现出了像王伟光同志这样有良知、有担当的学者和理论家，他们开始反思，并在反思的过程中领悟到在“涉及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民主与专政及其实现形式等重大问题”上，绝不能再搞模棱两可，必须旗帜鲜明，必须敢于说话。尽管在当今的中国，敢说这样的话要冒的风险确实很大，尽管在当今的中国，无论你说理的风格多平和，无论你的理论依据多充分，也同样会遭遇背景不明的右翼势力的联手反击与绞杀。但无论如何，这种转变都是值得肯定，也是应当赢得党的拥护者们的共同支持与欢迎的。
从这点意义上讲，应当向王伟光同志致敬!
四、“右派”们的集体歇斯底里和虚弱本质
与王伟光同志平实无华的说理风格相对应的，是当代中国思想界的所谓“精英”们的集体歇斯底里和无耻谩骂。
不要以为我在信口胡说，大量活生生的事实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就在王伟光同志的这篇文章被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改头换面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认为阶级斗争永远不会熄灭”为题在网上广为散播之后，中国的“精英们”，或者也可以称他们为新时代的“右派”们，就集体疯狂了。这些道貌岸然的大知识分子仿佛在一瞬间忘记了这么多年来让他们磨破了嘴皮子的“自由、民主、言论自由”，忘记了这么多年来让他们说烂了的“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无比真实地暴露了自己“文革余孽”的本色，对王伟光同志展开了一场毫无底线的“大围剿”。
对于那些动辄高呼“王伟光是纳粹”、“把王伟光送上绞架”的人，笔者感觉这些人充其量只是一些无聊的丑类。以他们对问题进行思辨的水平，让这些人以知识分子的形态存在于当代中国思想界，本身就是对当代中国思想界的一种巨大讽刺。对他们的疯狂叫嚣，付之一笑吧!毕竟在这个世界上，谁和只会坚持“三八二十五”的人讲理，谁就是最大的傻瓜。
真正值得我们警惕的是那些摆出一副学者派头，断章取义，偷换概念，无限上纲的家伙。比如那位顶着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头衔的王占阳先生，就在自己的微博上“义愤填膺”地责问道：“王伟光把阶级斗争说成‘主线索’，这就是公然鼓吹阶级斗争为纲!”，“这就是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是要不要党的基本路线的大问题”、“邓论、基本路线被否定”、“请中纪委严查”、“这是一个极严重的违纪事件，其所产生的后果之严重，已到了非公开、严厉处分不足以平息事态、安定人心、明确方向的程度了”。笔者在这里不禁想问王占阳先生一句，您读过王伟光同志的原作吗?您是不是光看了个网上流传的文章题目就迫不及待的发表感想来了?王伟光同志的文章中哪句话讲过“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了?您这种动辄向中纪委举报的“告密者”心态，难道就不怕承担“诬告”的刑责吗?
当然，相比王占阳先生的甘当“告密者”，反击手段更高明的还得说是华师大的教授韩钢先生，他以一篇《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宏文不但继续无中生有地污蔑王伟光同志的文章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且还罔顾事实地攻击新中国的前三十年“生产力没有多大提高，人民生活没有多少改善”。
最有意思的是，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韩先生拉大旗，作虎皮，抬出了邓小平同志的所谓“最后的政治嘱托”来为自己的文章助力。他说：“‘三个转变’归纳到一起，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进入1990年代，年届九旬的邓小平以中国共产党老革命家的身份嘱咐：‘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是他最后的政治嘱托，更是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教训的深刻总结，也应当是永久终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标志。”笔者在这里想问问韩先生，您在谈及基本路线时，为什么只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却绝口不提两个基本点中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呢?笔者在这里冒昧地给韩钢教授补补课，“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内容就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韩教授，这些内容您听上去是不是比较刺耳啊?所以您在行文时就来了个自出心裁，避之唯恐不及了呢?如果真是这样，我倒是希望您在引述邓小平同志的理论观点时，态度最好还是老实一点的好啊!
分析到此，相信本文的读者已经大概能够感知到中国当代的所谓“右翼知识分子精英”们，究竟都是些什么货色了。在歇斯底里的背后，正是这些当代的“右派”们色厉内荏的虚弱本质。看，王伟光同志的一篇寻常文章，只不过稍提了两句“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就让他们如坐针毡，语无伦次，赤膊上阵，丑态百出。笔者在这里不妨套用评书艺人单田芳先生的一句台词来形容，“真是让人可发一笑啊”!
王伟光同志发表了一篇好文，可喜可贺!但这毕竟只是一个好的开始，放眼社会主义建设的宏图大业，前行之路仍属崎岖，奋斗之路正长!
共同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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