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发生了奇妙的变化。站在左翼角度，人们看到了体制内在意识形态方面与过去三十年大有不同的的动态。作为社科院院长的王伟光，能够大声疾呼，要排除以往“为个人名利或为其他什么目的做学问”的社会恶习，站在“为人民做学问”的立场”，树立起“把个人学术活动与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是工农劳动群众感到十分欣慰的事情。然而，他仅仅是为坚守党的重要理论阵地和意识形态重镇而尽到自己的责职，以及从社会科学的研究创新发展需要出发，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含义，作了一个比较确切的解释，对社会现实状况作了实事求是的简洁描述。可就为履行这党和人民所托，坚守自己的职操，却招来劈头盖脸的谩骂和攻击，受到了咬牙切齿的死亡威胁。
一个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最高殿堂负责人，为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而挺身而出，阐明自己的党、自己国家的法度和原则，有什么错?竟然遭到如此密集的围剿，岂非咄咄怪事!
一 王伟光招来的是真正的“阶级斗争”
人民民主专政与阶级斗争，是同属一个领域但又完全不同的两个政治概念。
人民民主专政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是执政党根据大多数人民意愿而确定的基本立国制度。其内容在宪法中有简明扼要的规定，在各种子法和具体方针政策中得到体现，人们在这个总体法度中活动。但是，明里暗里的专政对象并不认可这个政治体制，他们时刻假借改革创新的名义，从不同角度采取各种方式，实施改变基本原则和突破法度范围的行动，利用政治体制改革的机会，经常进行破坏而不是改善体制、推翻而不是巩固政权的勾当。这种拆庙、推墙、沉船举动，就是典型的阶级斗争。这种方式的阶级斗争，三十年来从没有停止过。由于专由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的单向斗争，劳动人民经济和政治地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许许多多男的被迫作盗贼，女的被迫做娼妓，人民已经被逼到大大小小富士康的楼顶、滔滔江水的桥顶，只剩往下跳的份。过去一段时期，曾经代表无产阶级工农劳动大众利益的党的许多干部，不帮无产阶级说话，反而成了资产阶级起死回生的靠山。现在，一个社会科学工，凭着自己的良心，实事求是地把这种已成社会常态、令人悲愤的阶级斗争状况，委婉地弱弱地告诉人们，把党和国家人民民主专政政治体制原则展示出来，以正视听。为什么在王占阳、孙立平、赵士林、吴稼祥等人眼里，反而变成了十恶不赦呢?强盗可以抢劫私分人民财产、可以草菅人命、可以当汉奸做卖国贼，极右派教授精英大v可以在课堂上放肆地反共反毛反社会主义，恶毒攻击人民民主专政，公开煽动推墙沉船、号召西化走资改旗易帜。难道人民宣示一下主权、敲响一下警钟、呼唤一声救命都不行吗?
过去人们批评不许百姓点灯的专制，现在怎么连州官也不许点灯了呢?为什么就不能为马克思主义、为人民民主专政点亮一盏弱弱的灯光呢?那些拿着人民提供的薪金，为西方帝国主义作伥的学者教授、公知大v，你们对付王伟光的言论，充分表明了你们内心渴求使用最残酷的阶级斗争方式，所以，不约而同地在王伟光身上施展了出来。三十多年来的实践，难道不正是你们这些毫无廉耻的学者文人，像摇尾乞怜的狗一样，听从叛党汉奸西化卖国贼走资派的驱使，在西化、分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的大纛下，以斗争无产阶级为纲，指导着自己的一切行动吗?请问：在你们把“极严重的违纪事件”、“重拾文革理论，破坏和谐社会、法制社会建设”、“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路线”的帽子，随随便便地扣在别人头上时，你们的形象是不是有点像胡汉三?在给别人定下“文革余孽要夺权、要翻天”的重大罪名，并叫嚣对不同意见“应该像审判纳粹分子一样审判”、“应该绞刑”、“死在断头台上”时，是不是有点像南霸天呢?你们要让维护宪法的学者官员、捍卫党章的党员“ 死得很惨”，究竟是一种什么心态?此时此刻，你们的民主自由、你们的普世人权、你们的莫测高深、华贵雍容、岸然道貌都到哪里去了?严重违法乱纪的语言和公然罔顾法律的自由审判，在法制盛倡的今天，出自于一贯标榜民主自由的权威学者知名教授之口，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因为按照学者自己的逻辑，这些反人权、反自由、反民主的话，只能出自“文革余孽”和小巷泼妇之口、出自于寡廉鲜耻的地痞流氓之口、出自于丧心病狂的土匪恶霸之口。然而，让人惊诧的是：这些令人发指的法西斯语言，统统出自于你们民主自由者自己的嘴巴。
王伟光讲的是“人民民主专政”，讲的是今天，“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这些话是他这篇文章的着眼点，用马列毛主义原则和共产党规矩衡量，并没有出格，可谓真情实况，典据堂皇。遗憾的是，没有提到“以阶级斗争为纲”。正是这段义正词严无懈可击的大实话，激起了公知大v们的无比愤怒和狂躁，全然不顾可怜的体面和廉价的斯文，撕掉了民主法制的伪装，抛弃了自由人权的面具，把充满戾气的阶级斗争炮弹，一股脑儿射向了王伟光，充分展示出资产阶级以阶级斗争为纲时的暴虐真相。这些人才是不折不扣以阶级斗争为纲作武器，斗争工农劳动阶级的高手。正是这些混进共产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在改革开放中歪曲党的基本路线，篡改阶级斗争理论的本质含义，解除无产阶级工农劳动大众的思想武装，改制、下岗、夺地、强拆……从工农手中无情地夺取生产资料，取消了医住学养等基本福利，实现了他们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复辟，还想结束共产党的领导，颠覆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体制，这是货真价实的阶级斗争，地地道道的阶级斗争为纲。
简单的王伟光事件不简单。凶神恶煞般的围剿，证明了现阶段阶级斗争还如影随影地蛆附着人们，有时它确确实实像纲索一样困扰着、主导着人的正常生活和自主生存。无产阶级工农群众劳动人民并不喜欢阶级斗争，因为它更像无产者脖子上的枷锁，时刻控制着穷人的自由，以便剥削阶级任意压榨和剥夺。然而，阶级斗争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是私有制带到人世间的伴生物，它是剥削阶级对付被剥削者的常用武器。阶级斗争概念也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发明，早在18~19世纪就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现，这个当时并不十分完整的阶级斗争理论，曾经是资产阶级向封建主义发动猛烈进攻的武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他们又用它来对付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使用阶级斗争武器已是老手。无产阶级迫不得已才拿起它，正合着“要消灭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的道理，所以无产阶级领袖才提醒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用阶级斗争这个武器捍卫胜利成果。
改革开放当中，复辟者用阶级斗争来对付缺乏斗争经验的年轻的共和国主人，实在是轻车熟路，一招掩耳盗铃就把无产阶级打得丢盔卸甲。大家回忆一下，是不是三十年来有人一直强调阶级斗争过时了，不能不再提了，谁提谁就是极左，让人民群众放下武器。另一方面则逼迫工人农民从政治舞台上退出，放弃生产资料所有权，把工厂、机器交给资本家。难道这不是掩无产阶级的耳，盗无产阶级的财吗?现在又故伎重演，一面指责王伟光重提阶级斗争，另一方面以最残酷的阶级斗争手段对付王伟光。
二 斗争王伟光的弦外之音
亲爱的大v公知们，你们口头上完全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实际是深恶痛绝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当王伟光重提这些原则和阶级斗争现实时，竟然像疯狗一样猛扑而上，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然而，你们的这些阶级斗争实际行动，无形中为王伟光的正确性做了注解。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不是王伟光的发明。也不是公知大v所说的，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就是“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否认党的基本路线”、“这是一个极严重的违纪事件”、“重拾文革理论，破坏和谐社会，法制社会建设。”“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路线”。恰恰相反，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正是党的基本路线中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中，围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可谓疾风暴雨、生死存亡。二十五年前的剑拔弩张，人们至今记忆犹新。之后经济领域长期的敌进我退，经济权利连连丧失，严酷的阶级斗争真是触目惊心。资产阶级自由化长驱直入、普世价值全面渗透，因而造成腐败堕落、道德沦丧、两极分化、社会矛盾、阶级对立的严重现实，令人寝食难安。这都是放纵资产阶级自由化结出的恶果。
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以后，多次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定位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深刻阐述马克思主义主要内容和中国化的必要性，警示离开阶级分析、离开毛泽东思想必然带来的危险性。凡此种种，让人民群众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来。同时也使推翻共产党领导、颠覆共和国政权的西化卖国走资派、极右派反动精英感到十分震慑，背地里攥拳咬牙。本来，习总的态度和立场，首先应该得到国家机器的有关职能部门的响应。然而令人沮丧的是，不少媒体出现对习总的讲话、演说，采取断章取义、任意删改的恶劣做法，甚至还有少数学者如中央党校的教授，竟然发文含沙射影指桑骂槐，表示不满。但是，他们没有胆量把矛头直接指向党的现任领袖。
严峻形势下，王伟光能像他的前任陈奎元等等许多体制内左翼一样，站出来支持党的正确领导，是令人欣慰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一言中的，指出了问题的症结。人们可以从最近在社科院的一次讲话中，看到他的指导思想。首先对那些“企图摆脱党的领导，离开政治大方向，离开为人民做学问，做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撰稿人’”进行了严肃批评。并且强烈反对党员干部“自觉不自觉地为追逐个人名利，或为他人所利用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工具，极端者甚至会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要求社科院研究人员要“相信马克思主义、坚信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科研，必须解决好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人这个根本问题，即为什么人做学问的问题。为人民做学问，把个人学术活动与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为个人名利或为其他什么目的做学问。”“决不能把自己降低到一个‘自由撰稿人’如社会大V、网络公知那样的地位上……党和国家不需要这样的学者”。这就深深地得罪了公知大v们。正当对习总有气无处出的时候，这个不知轻重的王院长，跳出来说什么：“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这不正好给大v公知们提供了一个靶子，可以把对习近平的不满全部发泄到王伟光身上了吗?
在于王伟光，一方面阐明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我国现阶段阶级斗争的客观现实，另一方面确确实实也是对习总历次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阶级斗争讲话的支持，这是他的职责所在和表达思想的权利。否则，他就是素餐尸位，就会像有些人，拿了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的薪金，干的却是反社会主义、反工农劳动群众的勾当。
三 以阶级斗争为纲也不输理
虽然王伟光在《不输理》文中，并没有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说法，但是咬牙切齿的大v公知们却硬要给王伟光栽赃。虽然栽赃无效，但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却真的是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因此，笔者斗胆站在认同阶级斗争为纲的立场，以自己肤浅的认识和反对者们商榷。
“以阶级斗争为纲”必须具体分析。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不以阶级斗争为纲，革命目标不可能实现。民主革命阶段，推翻封建地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则革命不可能胜利。革命胜利以后，原来的被统治、被压迫阶级，变成了统治阶级，必须镇压被打倒阶级的反抗，对他们实行专政，这种斗争仍然属于阶级斗争;新的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必须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以得到人民的拥护。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或许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具体情况，会有不同的侧重。但被打倒的旧统治阶级时刻企图复辟，不可能停止他们的复辟活动，尤其是刚刚被打倒的阶级敌人，试图复辟的愿望或许更加强烈。如果这时领导者告诉人民现在“没有了阶级，不存在阶级斗争了”，那只能是麻痹人民的警惕性，放任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尤其是胜利者当中有些人自己想成为新的剥削阶级，控制不住骄奢淫逸贪污腐化，堡垒就开始从内部被攻破。所以，否认阶级的存在，否认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否认阶级斗争长期性复杂性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革命成功即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如果不再继续进行新的、或叫做第二阶段的革命了，疾风暴雨的革命已经成为过去，社会因而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对于被打倒阶级的镇压和防止他们的反抗，只需要交给国家机器中的专政部门去完成。这个时候，人民群众只需一心一意发展生产力、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虽然在全国范围整个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不能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但是国家机器中实行专政的职能部门的全部工作，依然需要长期不懈地、严肃认真地坚持为巩固自己阶级的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服务。它的工作纲领就是为本阶级利益的阶级斗争。如果这些保卫人民政权的专政机器也以生产建设为中心，放弃阶级斗争警惕性，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革命胜利成果就会得而复失，政权就会重新回到被打倒阶级的手上。
举个不很贴切的例子。越国被吴国打败以后，越王勾践夫妇质于吴，养马驾车，执役三年，表面上俯首帖耳，暗地里卧薪尝胆，以报仇复国为纲，发展生产也以复仇为目的，加紧备战。战胜国的吴王夫差，不听伍子胥的劝告，听信卖国贼伯噽的谗言，完全放弃了防止报复的警惕性，淫逸享乐，刚愎自用，加上选择敌友上的战略错误。十九年较量的结果，吴越两国胜败完全换位，吴国被彻底灭亡。
改革开放是在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路线基础上，实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开始的，也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实际上就是否定九大、十大的文革路线，接续八大的路线。
八大政治报告中认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根据这个表述，可以清楚地看到：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基本一致;以发展生产力为主导和经济建设为中心两者之间比较吻合。还有许多一致的地方。大致可以看出，改革开放的理论依据就是从这里获得的。
改革开放的理论起点是八大，是在清算了九大十大即文革的政治路线基础上展开的。恐怕这就是所谓的曲折吧。
改革开放的物质起点是文革结束，把之前二十七年积累的全部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大量财富，作为精英们私有化的成本。顺便说一句，目前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庞大新生资产阶级队伍的全部资产来源，除了劳动人民三十年来的血汗积累外，主要就是那二十七年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和变现了的国家资源。换句话说，公有财产变成了一个实力雄厚的资产阶级。现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还剩下什么?除了让资产阶级和朝廷新贵眼红的、等待继续私有化的、占GDP总量20%国有企业外，还有一大堆财政赤字。土地是农民的，要设法变现用来维持私有化日益膨胀的胃口，那个风险实在太大了。
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最伟大成果，就是创造了一个令世界惊叹的资产阶级。也是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为纲的结果。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如果说在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总方针“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错误的。那么在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局部工作，“以阶级斗争为纲”应该依然是必要的。如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安、司法部门等等，是决不能放弃专政职能的，在实现共产主义之前，他们的纲永远是阶级斗争。假使专政机关之一的公检法不以人民民主专政为职能，而是以经济效益为纲了，那么徇私枉法、冤假错案就会泛滥成灾，司法部门的不法分子就会拿官司诉讼的输赢作价码、拿刑期当商品来换钱，专政机器就会成为不法资本家、黑社会的保护伞、欺凌老百姓的工具，整个公检法就会变成丑闻专业户。再如人民解放军，这更是专门对付内外敌人的专政工具，需要具有高度阶级斗争觉悟的人民专政机器。如果松懈对敌职能、废弃武功，向自由市场冲锋陷阵做买卖，赚大钱，甚至用买卖兵员、卖衔鬻职来提高收入，或许能暂时减轻一些国家负担，但是其后果同样十分严重，一个腐败的军队是不可能打胜仗的，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败退台湾就是前车之鉴。改革开放中，我们的专政机关难道没有颠倒纲目关系，该抓的纲不抓，不该赚的钱乱赚的问题吗?已经揭露的事实，就充分证明了这方面存在极其严重的问题。请问：在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机关还要放弃阶级斗争为纲吗?
当你忘记了什么是专政机关的纲的时候，模糊了阶级阵线之后，资产阶级就已经在党内政府内落地生根，取得了部分领导权。接下来他们除了要宪政，就开始要法制权、军权了。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是他们的口号，夺取立法施法权、解除共产党武装，最终目标就是结束共产党专政。
总之，一旦专政机器放弃阶级斗争为纲的专政职能，成为盈利为目的的名利场，其功能、作用，将完全相反。这一点对于无产阶级是这样，对于资产阶级也是一样，对于任何统治阶级都一样。不过在改革开放中，无产阶级放弃了这个本是自己的起家本领，结果沦为新的奴隶;资产阶级坚决地拿起了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他们的专利武器，结果重新在中华大地站了起来。
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家的灾难，是西方以民主自由的名义强加给他们。这种强加自从私有制产生后，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实行什么制度不是他们被灾难的理由，资本兼并才是落入深渊的原因。中华民族也曾经在六十多年前经受过这种漫长的蹂躏和欺凌。现在资本主义发展到顶峰，资本已经赤裸裸地走向前台，随时随地要对弱小国家张开血盆大口，伊拉克、利比亚之后，乌克兰或许还有叙利亚、伊朗、朝鲜等等，正准备一个个地拖进资本大餐的屠宰场。中国一贯就是让他们垂涎欲滴的目标，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史，充分证明了他们的狼子野心。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战胜了封建地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才结束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主义侵略历史。现在，美帝国主义公开对中国实施包围，勾结日本右翼势力，挑拨中国与邻国关系，在东海闹事，强占中国领土、领海，企图把战争强加给中国人民，重续当年奴役中国人民的旧梦。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勾结国内汉奸卖国贼，在中国搞颜色革命，对中国实施经济侵略，蚕食金融系统，控制民生产业主导权，入侵战略、军工产业，利用顶层设计，把中国经济引向彻底私有化的资本主义死亡之路。最终让中华民族成为印第安人第二。
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面对别人“结束一党专政”的疯狂进攻，还假装什么斯文。面对西化汉奸卖国贼极右派掩着你的耳朵，盗取你的铃，还摆出绅士的架势，岂不可笑!
四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良苦用心
王伟光的文章为什么能引起意识形态领域的轩然大波，让众多极右派公知暴跳如雷、破口大骂?是因为他公然捅破了一层掩人耳目的窗纸，揭破了三十多年来塞在中国人民胸口的谜团。无论特色与否，他明确指出中国的今天仍然处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不可能熄灭。虽然这是一个铁的实事，一个真理，可三十多年来被企图颠覆人民政权的党内外复辟势力歪曲和抹杀。坚持这个真理的人民群众被剥夺了发言权，许许多多的人还因此成了专政对象。作为体制内社科院现任院长、中央委员的王伟光的文章，具有不同凡响的重大意义。首先就是解除了人们对阶级斗争谈虎色变的心理障碍;确认了当前依然属于阶级斗争生死博弈的历史时代;并确定了阶级斗争的内容依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确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制度的矛盾是敌我性质;间接地回答了过去三十多年出现复辟情况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同时，从理论角度找到了产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客观依据，揭示了文革形成的部分真正原因，证明了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内涵。
最重要的意义是，王伟光的挺身而出，为劳动人民参与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对于执政当局而言的合法性依据。要知道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认同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为纲是犯忌的，会被有些地方当局当做他们的专政对象来对待。
现在，新的思想解放已经开始!
产生“阶级斗争为纲”的五大理由
经过将近六十年的探索，在实践中，人们经历了尖锐激烈、迂回曲折的矛盾斗争。现在，对于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命题，应该有个比较明晰的认识了;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分界、区别，也会有个正确的判断;一定会认识到社会主义改造不等于社会主义革命，仅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并且一定会深刻地懂得了改良之后必须进入革命的阶段，由此理解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这种情势下，冷静地讨论以往实践中的是非得失，可能会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从而取得比较统一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对现实状况作出确切的判断，由此获得对今后工作的正确指导方针。
“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在革命前提下和阶级斗争相对激烈的背景下提出的口号，后来逐渐成为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它发生在1957年反右运动后期，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断。这就与八大政治报告中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判断相左了。自此以后，两种不同思想认识的交锋在党内逐渐展开，并且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和“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两条不同政治路线。
1956年八大之后的国际国内形势，始终处于相对紧张状态当中，这就为“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的形成提供了客观依据。
改革开放是在废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的情况下进行的。不能全盘否定改革开放的成果，因为这是十几亿人民创造性劳动的结晶，里面有无数人的血汗和宝贵生命，是党和共和国摸索前进的必然过程。但是，在经济基础方面，在经济繁荣的同时，不可否认地出现了带有殖民化倾向的资本主义复辟，无可辩驳地产生了一个实力雄厚、队伍庞大的资产阶级。这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并且取得胜利的结果。这无形中给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找到了可靠的实践依据。证明了毛泽东当年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政治上的远见卓识。
毛泽东酝酿并最终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有五个强有力的理由：
第一，中国人民刚刚取得全国解放的胜利，美帝国主义便以联合国名义，组织16国联军发动了侵朝战争，矛头直指年轻的中国，在抗美援朝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刻，对中国使用核武器被美国政府提到议事日程，中国人民面临灭顶之灾，虽然抗美援朝最终以人民胜利告终，却从此与美帝结下了不解之仇;
第二，在美帝的唆使支持下，龟缩在台湾孤岛的蒋帮，加紧准备并叫嚣反攻大陆，屡次向大陆派遣特务，美蒋飞机不断深入大陆领空侦察骚扰，福建前线始终呈现战争状态;
第三，发生在苏共20大彻底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和接踵而来的波匈事件，宣告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正式亮相，进入和平演变快车道，随后，赫鲁晓夫企图以建立联合舰队、长波电台为名进一步控制中国，遭到拒绝后，翻脸逼债、撕毁援建合同，造成中国惨重损失。进而直接派兵入侵，遭到迎头痛击，接着用核打击威胁中国，给中国政局造成巨大压力;
第四，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坏分子和真正的右派分子，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时刻在暗中进行阴谋复辟和捣乱破坏活动;
第五，最主要的是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革命胜利后经不起剥削阶级富贵尊荣腐朽思想影响，经不起灯红酒绿的诱惑和糖衣炮弹的袭击，一个个自觉不自觉地走上腐败堕落的道路，有的干部以功臣自居，骄奢淫逸，重新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成了新时代的吸血鬼，比资本家还厉害，有的干部决心要当李自成，打天下必须坐天下，共和国的财富必须分给他一份，分封世袭，如此等等。毛泽东不能如他们的愿，就反目成仇……毛主席给他们一个“封号”——走资派，“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派，走资派还在走。”这是共产党可能走向失败最主要的潜因，也是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最主要的理由。
假使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按某些人的意见核工业建设下了马，中国现在没有核武器，没有核潜艇;按“造船不如买船”的思维，毛周时代将没有生产万吨轮船的能力……也就没有真正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文革，中国共产党政权就会随着苏联的解体而解体，甚至先于苏联而解体。
以阶级斗争为纲扩大到所有领域，确有左倾的嫌疑。
以阶级斗争为纲只是特殊时期的一条政治路线，以此带动其他领域的工作，即所谓抓纲治国。把它扩大到所有领域，未免有左倾的嫌疑，即使阶级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每个部门、单位、个人的具体工作也是有所侧重的，不全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譬如一个车工，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动车床，一个农民在下农药的时候默唸阶级斗争，就把严肃的政治庸俗化了。如果说把一切工作提高到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高度，把做好工作与阶级斗争大局相联系的说法，还是有一定的道理。但这是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在现实条件下，用这种高标准要求每个人，就会走到极端，效果或许会适得其反。但是，对于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上层建筑，党的政治工、国家专政机关工作人员、军队、警察等等，在革命时期就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则，就会在斗争中失败。就像战国时期吴王夫差一样，最终被消灭。
实践证明，全盘否定文革是轻率的举动，或者是特殊情况下的无奈之举。但毕竟是错误的。对文革的态度，应该和对待任何其他事物一样，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一分为二的办法，切忌感情用事。对待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也应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作出合情合理的分析判断。根据这个道理，在面临对于改革开放的评价，和对于邓小平同志的功过，同样需要实事求是地一分为二，才能得出中肯的结论。这样才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继续发展。
在党的领导下，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社会主义，充其量是路线斗争，按照毛主席对不肯改悔走资派的处理方法，毫无疑问可以推导出，这一对矛盾依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至于有人利用这种矛盾，用对付敌人的手段来进行斗争，用处理敌人的方法对付斗争中失败的一方，那是违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原则的，或者利用这种客观存在的矛盾，别有用心地企图达到改旗易帜、推墙沉船的目的，实际上把自己摆在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敌人的位置。
文革是一场挽救干部的运动
被定性为十年动乱、一场浩劫的文革，是一场遭受人为破坏而实际上是挽救共产党干部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文革过后，连同它的发动者、执行者、支持者一起，又遭遇了一场大规模清算和抹黑。文革挨整的干部呼天抢地喊冤、咒骂、哭诉，三十余年不绝于耳。文革与改革对于党政干部而言，究竟孰好孰坏呢?现在有了改革开放作对照，粗略地算出一笔账，可以清楚地得到答案。
文革挨整的干部数量确实不少，上上下下不少于数百万，然而，到了1969年九大以后，陆续被解放、官复原职，到毛主席逝世前大部分干部已重新启用，其中不少“走资派”干部得到晋级提升。真正靠边站的干部有两种：一种是曾经支持造反派的部分领导干部，另一种是少数确有历史或现行问题的干部。两种人相加的总数还是很少的。林彪问题和1976年批邓反右被牵涉的干部是极少极少的。总之，文革中最终受到结论性伤害的干部是极少数。
改革开放中的干部情况恰恰相反，三十多年来，实实在在受到党纪国法处分的干部，在百万以上，裸官数量百万以上，外逃干部数以万计，问题待查干部不计其数，他们时刻处于内心备受煎熬之中……这些人贪污腐败、投敌卖国、自甘堕落，临到事发，才说还是文革好，叹息自己没有生存于文革时期，可以得到党的严厉鞭策，不至于走到万劫不复的境地。
两相比较，两个不同时期干部的际遇，竟有天壤之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谆谆告诫中，包涵了毛泽东内心千回百折地爱护干部的良苦用心，文革的严厉自有回味无穷的善意。
五 围剿王伟光是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
公知大v赤裸裸地围剿王伟光，不是偶然现象，这是三十多年来中国大地反复不断上演“老鹰捉小鸡”的继续，这是资产阶级肆无忌惮斗争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具体表现。这种无产阶级不能点灯资产阶级可以放火的政治生态，已经延续了三十多年，他们在经济领域获得了复辟资本主义的特权，并且取得了全胜。他们已经将人民财产几乎瓜分殆尽，剩下的十分之二也在被鲸吞的过程之中，他们还不顾习总的一再警告，对农村土地伸出了黑手。他们踌躇满志，已经做好了政治领域全面进攻的准备，一旦动手志在必得，不想再像十八大前夕那样功亏一篑。所以，他们容不得习总出手端正方向，容不得王伟光出来说明真相，以至于搅了他们的局，坏了他们的事。
人们不会忘记，十八大刚刚闭幕，就有人跳出来给共产党算命，说什么共产党只有五年寿命，自己主动下台，可以得到一个体面结局，否则，将死得很难看。这个算命先生不是别人，就是今天跳出来诬陷王伟光的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他是个坚决的推墙派，是个借口推倒权贵利益集团这堵阻碍深化改革的墙，实际是结束人民民主专政的西化派。看到王教授用桃木剑戳破他诅祝共产党夭亡的符咒时，竟然赤膊上阵，施展栽赃陷害的下三滥手段，给王伟光算命算出了“划分阶级”、“戴高帽游街”、“无产阶级要成立战斗队”的结果。孙立平的表现，让他这个学者文人的体面荡然无存。现在十年拱卒接近尾声，一朝将军已然启动，在这个节骨眼上，岂容别人破了孙仙人妖法。所以，必须将敢于为人民民主专政挺身而出的王伟光挑落马下。这就是围剿王伟光的现实背景。
十八大以来，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内政的干涉，逼迫私有化的行动日显露骨。在国内，新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特别是西化卖国集团，急于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完成结束一党专政，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宪政的目标。使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特别是经济形势陷入极端危险之中。这正是胡耀邦西化路线的继续。是过去胡耀邦们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放任、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结果。是xxx等人剥夺了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权利，放纵剥削阶级卷土重来，引狼入室、卖国投降，重新奴役无产阶级工农劳动群众所造成的恶果。
回顾三十多年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与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放任历史虚无主义，放弃四项基本原则，这两种不同思想路线之间的矛盾，从对待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同态度立场开始，分歧越来越大，相互斗争，也是刀光剑影，曾以性命相博。发展到今天，虽然从经济地位看他们的阶级属性基本相同，却已水火不容。过去为了提防左翼的乘虚而入，经常会故意模糊两者的斗争阵线。然而，按照孙仙人掐指，现在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搏斗的最后阶段，顾不得掩人耳目，所以就出现了围剿王伟光事件。实际上围剿锋芒直指党的最高领导。
这两种势力的斗争是什么性质的矛盾呢?从他们要用绞刑、上断头台、像审判纳粹分子一样审判王伟光的态度和作法来看，无疑是敌我矛盾。在总体上用沉船、推墙、拆庙、结束的办法对付共产党和共和国，敌我矛盾性质更加确定无疑。有人认为，王伟光捍卫的是所谓权贵集团的利益，也就是改革开放中依靠身份与地位，首先从国家财富中抢得最优良部分的那些人的利益，这是一种严重误解，从《不输理》这篇文章看到的是马克思主义原则立场，尤其是关于阶级斗争基本理论的阐述是比较到位的，丝毫没有为权贵、为资本、为富豪辩护张目的痕迹。恰恰相反，该文矛头所向正是资本剥削及其制度安排。
有人会说，王伟光三句话不离特色社会主义，等于维护权贵集团利益。这个等号画得不对!特色二字仅仅是个修饰词，社会主义才是本质，最近习近平对此作了明白清晰的解释。还可以打个比喻：人身上穿的衣服是可以随着季节更替而变换的，严寒来临，不管貂皮羊皮还是狗皮，只要人不被冻僵保暖就行。红军在必要时可以编成八路军，甚至还可以戴上国军的符号，难道这样做就改变了红军的本质吗?如果本质变掉了，穷汉变富豪、贫民变老爷、为民变害民、廉吏变贪官……这个时候浑身贴满社会主义标签，也不能改变变质的事实。
王伟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的。或许对于发生在中国近五十年来的一些重大事件、政策变化等等和革命阶段还是初级阶段等问题，会有些不同认识，甚至严重分歧，但对于我国现阶段“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的判断，无疑是十分正确的，这就奠定了他观点、立场和理论的基础。所以，无论站在民族爱国的立场，还是站在捍卫四项基本原则的立场，站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全体左派和广大人民群众，都应该坚决支持王伟光的正义行动。
近十多年来，左翼运动在全国范围兴起，等左翼网站站在向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历史虚无主义斗争的前列，与西化汉奸卖国走资派极右派精英展开了激烈搏斗。现在体制内左翼、党内健康力量迅速崛起，大量正直睿智的学者教授、党政干部拍案而起，为捍卫正义、捍卫社会主义加入了战斗。王伟光的加入和极右派精英的暴怒，意味着意识形态领域正邪双方的较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决战的序幕正在全面拉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抚育的一代革命左派，满怀胜利信心投入这伟大的斗争吧!
：向 东
2014-10-11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