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中国政治学学会科学发展与政治和谐专业委员会在京举办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座谈会。
会议认为，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在理论界、学术界，存在着回避、淡化、消解人民民主专政的现象，这一状况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从原始公社解体到共产主义实现之前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某种专政。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社会，自然是奴隶主、封建主和资本人格化的代表大资本家的专政。“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就是这些专政的生动写照。什么“泛爱众”、“全民国家”之类，都是一些骗人的把戏。在人类历史上，只有无产阶级才把自己实行的专政鲜明地写在旗帜上。早在1852年，马克思在致约·魏德迈的信中说：“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进入新时期以后，邓小平指出：“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这种专政是国内斗争，有些同时也是国际斗争，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进入21世纪以后，江泽民曾批评“我们很多同志对社会主义政权的专政职能，认识不那么清楚了，在工作中注意得不够，抓得也不够”，并告诫全党：“在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一定范围的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不仅现在仍存在，而且还将长期存在，有时还会很尖锐。”“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与方法。这种观点与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与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今年2月17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的讲话中告诫全党：“看待政治制度模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中国政治学研究新时代的到来》，《文汇报》2014年6月30日)
这些经典论断表明，阶级分析和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本质性内容。抽掉了阶级分析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就会成为什么人都可以不去理会甚至都可以接受的东西(关于这一点，前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在谈到苏联解体时说得十分清楚);否定了阶级分析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为这种利益进行的一切奋斗，便失去了理论依据和社会历史依据。由此可见，对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来说，阶级分析和人民民主专政始终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像布帛菽粟一样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是实现自身解放并由此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强大武器。
会议认为，人民民主和人民民主专政是一种成对的规定，它们相互支撑、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共同支撑起保护全国各族人民根本权利和根本利益的大厦。所谓人民民主，就是人民是主、人民作主，就是要让人民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自己作为国家主人公的全部尊严和骄傲。只有这样，才能最充分地激发出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捍卫自身利益的自觉意识和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责任感，从而使国内外敌对势力的一切破坏活动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将人民民主专政最大限度地落到实处。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就是要使用国家机器对一切损害、危害人民利益的国内外敌对势力及其行为进行强力的限制、打击以至镇压。如果我们任由国内外敌对势力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如入无人之境地捣乱、破坏，势必导致江山易主。敌对势力作了主，又何谈人民民主?事实正如邓小平所说：“不对他们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宪政派的所谓“宪政改革”，其要害就是把专政与民主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进而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民主”取代人民民主，让国内外敌对势力来专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政、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那些“宪政派”一直以改革派自居，而给不同意他们意见的人扣上反对改革开放的帽子。其实，他们才是一股货真价实的反改革、反开放的社会势力。众所周知，改革开放的目的是进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并通过这种完善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这一伟大目标的根本保证就是党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而其基本点之一，就是四项基本原则。而四项基本原则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否定了其中任何一项，其他三项也就化为乌有。这也就是说，否定了人民民主专政，就否定了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车之两轮丢掉一个，鸟之双翼折断一只，那将是什么情景!这不是反对改革开放又是什么?
会议强调，坚持阶级分析、人民民主专政与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在于过高地估计了阶级斗争的严峻程度，在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中把它上升到了主导性的地位。坚持阶级分析和人民民主专政，则是客观估计阶级斗争的形势，既不夸大也不低估;正确使用人民民主专政手段，既不手软也不过度，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选择。有人用以往发生的“左”的错误来否定阶级分析和人民民主专政，这是十足的张冠李戴。其实，以往“左”的错误不在于使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手段，而在于错误地使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手段。其主要表现：一是把本来可以争取、团结过来的人，甚至一些好同志打成了阶级敌人;二是把本来可以用教育、纪律解决的问题武断地使用了“暴力手段”，甚至“专”了不少好同志的“政”。值得注意的是，在为“极左”倾向推波助澜的人当中，就有一批真正应当专政的敌对分子。“文化大革命”期间，某高校的一个造反派组织率先揪斗了不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个组织的头头前些年在境外发表文章供认，当年他本人和他的造反派组织，就是以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行体制为宗旨的。
会议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议论并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本来是一个近乎人要穿衣、吃饭这样正常的问题，然而在今天却成了咄咄怪事、成了大逆不道，其中的教训，是值得我们从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等多个侧面进行深刻反思的。
会议建议进一步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和监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深刻指出：“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这个权利，必须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党的媒体要姓“党”，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必须在大是大非面前坚定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而不能首鼠两端或噤若寒蝉，更不能站到党和人民对立面去讲话;外资媒体和个人既然客居中国，就必须有客人的样子，就必须给主人以起码的尊重和礼貌，就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法令和法规，而不能做任何有损于中国人民利益的事情。而一切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内的社会科学工，都应当为了人民利益而不顾毁誉、不计得失，敢于担当、勇于牺牲，真正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讲话。军事科学院科研指导部原部长、研究员黄星，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新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王一程，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瑞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汪亭友，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马钟成，《红旗文稿》编辑部主任、副编审李振通发言。会议由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润为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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