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社会动乱都存在经济根源，这次香港“占中”动乱也不例外。“占中”的操盘手们得以成功动员起这么多香港青年参与街头动乱，重要原因之一在于香港这些年经济社会发展积累了不少问题，许多年轻人看不到向上流动的发展空间，郁闷和无名怒火被有心之辈刻意引燃利用。然而，香港的经济价值正是来自其作为中国经济门户的地位;香港青年反感的这些经济社会问题，相当一部分就是源于香港与大陆经济社会一体化不足;这场动乱以进一步加深香港与大陆之间社会鸿沟为目标，对香港经济的深刻损害已经造成，并将继续加深，又恰恰只能大大压缩香港青年整体发展空间。
希望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会实现持续跨越式发展的后发国家和地区可谓多矣，能够修成正果者微乎其微，大多数这样的经济体在经历了一时的“起飞”之后就因为人力和土地等要素成本猛涨、资产泡沫急剧膨胀而迅速丧失竞争力，而此时由于发展时间太短而还来不及积累起自主经济升级的实力。相比之下，1970年代末广东全面走上开放经济之路时，珠三角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泰、马等东南亚国家;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贸易大国，广东则是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全中国第一经济大省，珠三角发展水平堪比中等发达国家，是海外市场上生气勃勃的新兴投资者。同是奉行出口导向增长模式，为什么珠三角能够实现连续三十年的持续高增长而其它绝大多数这样干的后发国家和地区不行?关键原因之一在于广东不是一个独立国家，而是泱泱大国的一个省，因此能够源源不断得到来自其它省区劳动力、销售和投资市场的供给，从而有效地遏制了成本过快上涨和资产泡沫过度膨胀，得以在越来越大的生产规模上长久保持并增强国际竞争力;最终待到全国都出现成本明显上涨而有可能危及单一的价格竞争力时，已经经历了足够的发展时间，积累起了足够的实力自主开展经济升级。
香港本来就是作为中国大陆经济门户以转口贸易起家，在中国大陆遭受来自东西方阵营全方位封锁时充分利用了其因此而凸显的中国对外窗口地位，改革开放后又抓住时机向珠三角和更广大内地转移出口导向制造业而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飞跃。但近20年来，对比珠三角，香港的经济升级不太理想，资产泡沫膨胀则难以承受，国际竞争力相对下降;之所以如此，不能不归因于与内地一体化不足。这个问题不是源于中央政府和内地社会排斥，而是源于香港社会比较普遍存在的意识误区，这种意识误区过度强调香港的高度自治和与内地的不同，以至于在很多地方要刻意与内地区隔。回归之后多少年来，赴港澳内地客倘若没有开通移动港澳漫游业务，带的内地手机一过深圳关口就没有信号;在澳门很多地方则仍然可以收到珠海的信号并正常使用。
香港要充分利用内地经济起飞的机会，要缓解成本过度上涨趋势，要便利香港老人在内地养老以缓解香港的问题，要为港人在内地发展和吸引内地人才扎根香港、献身香港发展，需要积极主动参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但正是这种刻意区隔的心态，使得上述许多必要的对接工作做起来都磕磕碰碰。而一些貌似保护港人机会的做法，也大大提高了香港的成本，降低了香港的效率，最终压缩了港人发展的空间。
如限制内地蓝领劳动力的做法。根据我在港珠澳大桥工地考察所见，现在香港建筑行业劳动效率比内地企业低很多。在地基处理中做排水板，同样是熟练工，内地中交集团熟练工每小时60个，香港熟练工每小时20—30个，工资却比内地工人高得多，结果就是港珠澳大桥香港负责段单位长度造价是大陆方的3.5倍至4倍。如果香港劳动力市场对内地开放范围不仅包括高级企业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也包括合适部门的蓝领劳动力，必能缓解香港服务价格上涨和成本上升压力，提高香港蓝领劳动环节工作效率，最终有助于整个香港经济效率提升。港人不要以为对内地劳动力更大程度开放是抢夺港人饭碗，恰恰相反，这样能给港人在香港、内地乃至海外创造更多饭碗。作为自由港，香港只有在更大范围内充分发掘利用大陆和全世界优势，才能铸造香港经济的效率优势，才能为香港居民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
世界各国都在想方设法搭乘中国经济快车，习主席表态欢迎别国“搭车”，某些势力则把香港社会拖进了狙击港珠澳大桥、“驱蝗”、“占中”等一轮又一轮无下限政治恶斗，在香港和内地社会之间制造裂痕，荒废学生学业。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长此以往，香港青年前途何在?即使参与完街头动乱而远走海外寻求发展，可是，哪怕是那些自我标榜“世界公民”的人，又有谁否认得了一个人在国外的地位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他的母国实力?又有谁会尊重和信任破坏甚至背叛自己祖国的人?
经济和就业空间萎缩对青年未来意味着什么?让我们看看1990年代投身阿尔及利亚血腥内战的青年“墙人”(因无所事事只能每天坐在墙头对过往路人指指点点或寻衅而得名)，看看那些在近年法国几乎每年都要发生的全国青少年骚乱中打砸抢烧的骚乱分子，看看那些在2011年8月伦敦暴乱中将攻击警察、纵火、洗劫时尚店铺当成了狂欢嘉年华的小伙子小姑娘，再看看这几年在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烧杀抢掠无所顾忌的武装分子……这都是些“病态青年”和“罪犯”(援引英国卡梅伦政府对2011年伦敦等地青少年暴乱的抨击)，但并非天生病态和罪犯，他们中许多人本来不过是寻常巷陌里的普通无业青年，无事则生非，最终沦落至此。今天的“占中”青少年还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如果他们的行动真的消除了香港经济持续上升的空间，压缩了他们自己未来的就业机会，逼得他们自己要去争夺日益缩小的经济资源“大饼”，在有心之辈的刻意操弄调教之下，他们会走向何方?(梅新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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