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我们基督徒自己并不知道：自己身边有没有借信仰之名，行政治图谋之实的假基督徒，有多少谋求政治甚至政权“精英”，长时间跟这类人接触肯定会受到蛊惑而不知不觉改变自己平信徒的立场。为使广大基督徒在充分享受宗教信仰自由权益的同时，避免自己的信仰被人利用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特刊此文，供基督教信众参考。
时下，绝大多数中国基督徒能够坚持政教分离原则，在恪守虔诚信仰的同时，对政治和政权并不感兴趣。但也有少数“假基督徒”对以下政治政权话题是十分感兴趣的，某些说法甚至成了特定人群的专利和鼓动信众的旗帜：
1、反对计划生育;反对城管(有时也反对网管)，批评政府政策;
2、反对三自办教方针;辩称三自是官办，而家庭教会是自办，二者不可共工;
3、“两个凡是”：在宗教领域，凡是政府提倡支持的，都要反对;凡是政府反对的，则要全力支持;以听神的不听人的为由，拒绝接受政府依法管理
4、声张所谓的民主、人权;发放维权手册;
5、对“宗教逼迫”或者“宗教迫害”十分敏感，芝麻小事就会扯上这张大皮，吵得哄哄烈烈，热衷向西方媒体如美国之音添油加醋报料相关案例。
6、充当政府在宗教事务方面行政作为的观察员和评议员，只有恶评，从未见好评;
7、鼓吹世界未日、黑暗掌权、四川地震是上帝惩罚不信主,美国强大是因为基督教，中国不发达是因为不信基督教等等
8、散布谣言制造党群对立引发群体性事件
………
宗教信仰以其道德上的高度和统一大规模民众的思想的天然能力而成为历史上各个政府所关注和利用的重要因素。理论上，一般正统宗教的政教分离原则，然而政府却可以将其行动与宗教信仰相结合，以快速地取得教徒的强烈认同与狂热支持。在此，我们不讨论此种行为是否道德、是否正确，我们需要面对的事实是，美国政府早已假借信仰之名，对教会进行操纵，对内统一思想、打击异己，对外策反颠覆。这种美国现代政治思想和外交政策是在1930年代由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 确立的，即将福音派宗教道德情绪融入政治当中，确立了美国利用宗教信仰为自己树立“明确地道德性”(moralclarity，布什幕僚语) ，这是美国惯用的手法，发展到现在，布什政府已经将其运用得炉火纯青。在此，我无意过多讨论美国的宗教性外交政策和情报政策，在这里只举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作为例证：
在2003年美国攻打伊拉克之前，美国总统布什及其幕僚大打基督徒的牌，宣扬与树立布什虔诚基督徒的形象。这正好迎合了美国一直以来标榜的清教徒建立的基督教国家的宗教道德形象(虽然美国并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美国政府还被指控派遣经过专门培训的情报人员参与美国各地教会，宣扬政府的观点。战前的民调显示，98%的在美华人基督徒和约90%的美国基督徒认为美国攻打伊拉克是正义之举，是为了将邪恶的萨达姆政权推翻，解放伊拉克人民。这一比例明显高于战前美国民众总体对这一政府观点的支持率70%-80%(不同的调查结果略有差异)。法国总统顾问杜勃雷(Regis Debray) 曾撰写《占上风的上帝》一书，指出“以秩序的名义而造成混乱，造成嫉恨，而不是造成感激，是所有帝国惯于做的事。……美国应该象它的欧洲盟友一样善于区分政治和宗教。”然而当时在美国的基督徒以及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的深受美国影响的基督徒都无视这些与美国政府不合的声音。时过境迁，真相暴露，美国民众对布什的支持率剧降至30%，然而基督徒、甚至是海外基督徒对其支持率却下降较为缓慢。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在上海被公安部门监控和警告的来自美国的华人宣教人员，都持明显的认同与支持美国政府的政见，这一点当时被众多美国政治集团所操纵的团体所攻击，但反映出美国政府利用宗教信仰对教会进行控制，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其触角早已深入中国。
虽然绝大多数华人基督徒是非常友善，并且身体力行“政教分离”这个在圣经中就已经有明确规定的原则，但是从历史上看，中国国内的教会，从来就有容易倒向某一政治集团的倾向(这也是中国自19世纪以来一直所充满的政治斗争使然)，尤其是在那些极度缺乏监督和交流的教会里，教会的教导，也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这些问题，其实是中美两国在历史上的政治斗争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在此，我不打算讨论这些历史问题，仅根据防止基督教信徒被政治利用这一主题的需要，简要地进行分析。
1.家庭教会问题
家庭教会有两种，一种完全依附于国外教牧资源，另一种则与外国没什么关系。但这两种教会其实都有其问题，依附于国外教牧资源(无论直接还是间接)的家庭教会形式，实际上是解放前夕美国败退中国的时候，美国为了遏制中国、颠覆共产党政权而设立的;而与外国完全隔绝的纯“本土化”家庭教会，则由于教牧水准参差不齐，深受异端邪教的困扰。这里主要讨论前者。
在20世纪前半叶，国际上基督教界(注：广义基督教)一直反对共产主义。1919年11月31日，教宗本笃十五世发布《夫至大》(Maximumillud)通谕，宣布民族主义是天主教教信仰传播的最大障碍。另一方面，当时传教士普遍认为共产主义是基督教的大敌。有传教士说《但以理书》中巨人的半铁半泥脚就是工农联盟，将来要被砸碎;《启示录》中的蝗虫和红马就是轰炸机和共产党，地上三分之一的人要被它杀戮。1948年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发表《致全国信徒书》，称“教会不愿承认任何政治制度是绝对的和永不错误的，”基督教“承认每个人有绝对的价值，教会应当对剥夺人自由的政治行动提出抗议，对牺牲个人以维护阶级利益的任何残暴提出反抗。”1948——1949年美国增派大量传教士，“以使中国社会增加与共产主义不相合的精神因素”。中华圣经公会1949年动用了12架次飞机，将总重100吨的圣经运往即将解放的华中和西南地区。为了便于分散隐蔽，传教士提出教会的中心由城市转入农村，教会进入家庭——这事实上是“家庭教会”产生的最早根据。(摘自仁不寐《三年文革与三百年文革》)
为了隐蔽，家庭教会之间联系很少，牧长成分复杂，又有民间许多怀有各种目的的人从中利用，在许多地方导致信仰的混乱，以至邪教丛生(中国政府官方列出的14种邪教中，有12种源于基督教)。在政治上，美国CIA解密文件显示，美国政府一直在通过各种途径派出经过特别培训的“宣教人员”进入中国，在家庭教会中一边传教，一边制造崇美恐美的情绪。在长期的“宣传”之下，赞扬中国政府的话被会众不假思索得认定是虚假，而只要基督徒被指责、被抓，就一定是“共产党迫害基督徒”，全然不问这些基督徒(是真基督徒还是假基督徒暂且不论)自身是否干了违法乱纪的事情。这在许多教案中(如最近的萧山教案)表现得尤为明显。
这种片面的“宗教二元论”(dualism)实际上和布什政府的宗教狂热(religiosity)一脉相承。许多家庭教会的教导，曲解圣经，从一开始就将政治和宗教扯到一起，鼓吹和政府的对抗。从实际状况来看，许多来自中国家庭教会，尤其是那种封闭和隐蔽的地下家庭教会(注：2004年中国已经对小型的家庭教会解禁)的弟兄姊妹，其崇美反共的政治倾向的确很明显。
显然，按照[二]中的原则，来自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中的许多人，其意识形态亲美，而且强度很大。由于家庭教会本身就是美国设立的反共反华政教合一的机构，其成员许多早已在美国CIA的数据库中存档(一些“美国牧师”和假基督徒间谍会向美国情报部门提供这些信息)，这些政治倾向强烈的基督徒，被政治策反成为间谍的可能性就很高。
注意：这并不是说家庭教会出来的基督徒都有政治图谋，都是间谍，然而其比例的确会比较高，需要结合其他的线索才能判断。一向要求政教分离的基督教有意无意的关注国家政权的核心利益，这难免会引起执政者的关注。尤其是这些政治诉求与特定人群挂钩时。没有哪个执政者会宽厚仁慈到被异政见者利用他的宽容去反对甚至企图改变执政格局。
2.有政治企图的“假弟兄”的特征
既然是间谍，这些假弟兄也就大地具备了前面所讲的特征。然而，作为混入基督徒内部，主要以策反基督徒为工作任务的假弟兄间谍，他们也具有一些专有的特征。
(1)对政治的热情远远超过一般的信徒。
一般而言，由于基督教强调政教分离，因此基督徒对政治的热情通常不是很高，虽有自己的政见，但较少主动大肆宣扬。而间谍由于需要尽快地传播他们的观点，因此表现出的对政治的热情非常高;具体行动上，则是公开论政尤其是大肆批判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的行为非常常见，而且显得相当激烈。
(2)故意将信仰和哲学层面的东西与政治相混淆，事实上的政教合一。
其实看看布什的伎俩，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布什断章取义地引用圣经“不支持我的人便是反对我”(马太福音12:30，和合本译作“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实际上是将信仰与政治故意混淆，其目的是将他的政治主张和信仰故意捆绑起来，这就是他预设的逻辑前提陷阱。若有人反对布什的政治主张，许多头脑简单的基督徒就会理解为这些人反对基督教信仰。而其实，圣经中在那里提到的，仅仅是信仰上的二元取舍(选择神还是魔鬼)，和政治八杆子打不着。类似布什的这种将政治和信仰捆绑的政教合一的做法，是假弟兄们常见的手法。当然，这些手法可以包装得非常漂亮，以蛊惑人心。
(3)基督徒无误论。
如果这么写出来，大家都会嗤之以鼻。可是这个谬论被间谍巧妙包装之后，就不那么引人注意了。常见的形式就是每当有基督徒闹事被捕，每当政府不能完全满足教会提出的要求，这些间谍就会大骂“政府又迫害基督徒”，全然不管这些基督徒是不是自己该反省一下。例如，有家庭教会聚会，深夜不散且声大扰民，有人前来劝阻，却被基督徒责骂推搡，不得已叫来警察来维持秩序。这样的事情在间谍手中可就是很好的素材，在他们的笔下，一定是基督徒没有任何问题，政府又迫害基督徒——全然不管基督徒行使公民权利的时候是否侵犯了他人的权利。
(4)挑动教唆基督徒与政府的对立，将小事闹大。
这一点在萧山教案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萧山一家教会向政府申请一块地皮以建一个新的聚会场所，但政府在此之前已将这块地皮给了另一家公司，因此准备将另一块地皮给教会，但教会方面不太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本来教会牧长和政府正准备坐下来商谈教会新址事宜，结果有人从中挑唆，要会众聚集、静坐、示威，向政府施压，要政府无条件地满足教会的要求，甚至要为“神的殿”和警察拼命流血，否则就是不尊敬神。结果数百会众在这样的挑唆之下聚集闹事，堵塞交通，甚至主动与前来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激烈冲突。显然谈判不可能进行下去，最后政府不得不动用警力驱散闹事的会众，并逮捕了几名闹事最凶的会众。大家可以想见在间谍的笔下这样的事件会被尽情发挥成什么样子。然而，许多这个教会的会众站出来，指出这些聚集闹事的人是被挑唆、行动完全违法也根本不利于事情解决的。有人指出，最初的挑唆就是来自于网上，在整个事件过程中以至事件结束之后许久，网上充满挑动教唆的言语不绝于耳，血腥之气弥漫在几乎所有基督徒论坛上。
(5)信仰方面了解不深入，对圣经常断章取义，片面强调某一方面（例如片面合一、片面反战、片面的无政府主义）。
(6)自身观点偏激，而且大量引用某些偏激人士写的有关政治的文章，将这些人高举，甚至以这些人的观点作为他们判断其他观点的唯一尺度。
(7)强调派别之争（有派别就容易挑动纷争），而且过分高举一些初看纯正、实则偏激的基督教派别，例如被称为“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基要派。 (8)将历史上曾经被中国政府打压的宗教人士无原则的高举，将他们的观点视为圣经，而不论这些人的观点有多么荒谬。如果你和这些人就事论事地讨论观点，就会发现间谍高举这些人士的目的不是讨论神的道，而是打击异己、混淆视听、攻击政府。
其实，从圣经的原则上就可以很清楚地识别出假基督徒间谍来，因为他们参与教会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信仰，而是为了其个人利益或其政治集团的利益。基督徒切不可认为一切“基督徒”都是好的——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自称“基督徒”，都可以背出两句圣经，然而，是什么树就结什么果子，歪曲的、节选的福音，是要被咒诅的。基督徒识别假基督徒间谍最好不过的方法，就是务求信仰的真道，并将其付诸实践。
由于大家普遍认为教会是比较纯洁的地方，因此防范意识普遍薄弱。这就给了间谍们以大大的可乘之机。据我的实际经验，在教会里面遇到的间谍远多于教会以外的社交场所。那些与中国政府直接或间接有关的社会活动中，间谍反而较少参与。
请注意：我再次强调，大多数的华人基督徒是好的，是友善的，是政教分离的。只是由于美国政府利用宗教问题进行颠覆活动已经非常普遍，我们不得不多个心眼，因为自称基督徒的人里面，也有布什这样的货色。相信这就是布什这个“基督徒”留给大家的历史印象吧。
时下，网上有大量的自许为基督徒的反共反华文章，这些假信徒反对共产党提出的所有政治主张，包括计划生育，好象中国人要多多生育人满为患才体现了博爱;反对所谓的专制，要求民主，殊不知执政当局如果真的不民主，就凭他的反动文章即可定个政治犯判过几年;反对三自办教方针，恶意攻击其是官办教会，共产党几时又去办教会了，即使因这个执政党个别时期的不成熟政策干扰了宗教，也不至于一提到共产党或政府便反感吧。这些人对官办学校、义务教育不反感，反而认为官办得不够;反对城管，但如果自家门前有三乱便会指责政府工作人员白拿了纳税人的钱不办事……还有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从1989年之后，很多民运分子皈依了基督教，再到近年来一些自由知识分子也皈依了，高潮之作是余杰 “三个代表”了家庭教会，会见了美国总统小布什。在这次会见中，余杰一次又一次用“民运神学”强奸小布什。小布什很高兴地被这伙所谓的教牧同工强奸了N次。他才不管你代表了什么，总之，只要说共产党的坏话，老美就会连连ok发自内心由衷地高兴。难怪有人说，这伙民运民子，连婊子都不如：所谓的“民运人士”，不按照“圣经”的要求“顺服掌权的”，却想方设法攻击政府，彻底把“圣经”的要求当成了屁话。这些华人基督徒们，就是典型的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我认为，有信仰应该是件不错的事，但如果宗教成了召集特定人群来从事特定政治目的的活动时，信仰人群对此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了，毕竟，信仰只是个人的私事，是高尚的心灵最宁静的港湾和归宿，如果它赋予了特定的政治涵义，则无论是教会负责人、教牧人员还是信徒，则要对照教义作深刻反省了，当前，越是中国发展了，才逐步成为美国人的眼中钉，因为没有人去踢死狗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真的要为执政党自豪，为我们日益强大的中华民族自豪。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可以怨天尤人，但在面对国家利益时，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自己不要为虎作帐，扯旗造反;也不要被人利用充当炮灰，留下千古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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