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外滩，上海，曾经是我熟悉的地方。
年轻时，我曾随着成十万的人潮，在外滩附近看庆祝香港回归的礼花;同着十几里熙熙攘攘的人群，看元宵节外滩的彩灯装扮;还曾亲历过在某知名理工院校的迎元旦舞会上，当接近零点，电视里《歌唱祖国》的豪迈歌声响起的时候，全体人员都停了下来，集体手拉手一起合唱的场景。
上海，不是一个缺少对大规模群众聚集的疏导管理经验的地方;在上海的青年，不是缺少集体精神、协作意识的人群。
然而，在上海，在青年自由聚集的外滩，却发生了人群踩踏的惨剧、悲剧。原因在哪里?教训是什么?今后应如何避免这种悲剧?
二
我们可以想象，类似的拥挤人群如果出现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局面会是怎么样?
应该会有共产党员、革命军人、后来是青年知识分子，那时他们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对危险性敏感，需要时会主动站出来，对人群进行疏导，而群众也承认他们的社会中坚地位，会积极予以配合，其间，还会涌现出协助他们一起行动并乐在其中的积极分子。雷锋是他们的典范，从电影《今天我休息》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氛围。
社会管理机构没有闲着，他们会根据预计人群流量的多少，抽调青少年学生、甚至青年职工做自愿者，协助疏导人群，保障安全，保障人们对活动的参与。当人数明显超出预计时，他们中会有人相当警觉，及时向上级报告。
那时的公安机构本身力量是弱小的，但可动员力量是强大的。正是在这实质上是依靠社会进行社会治理的工作方式中，也培养了新一代观察社会、参与社会的能力，发现、锻炼了社会的中坚分子，并从整体上使社会能力得到提高。
三
必须说，之后的主要依靠警力进行人群疏导的方式是有效果的。同时，这也与社会节奏更快，人们更忙碌，社会分工更加细化 、具体化的社会大势是一致的。
但是社会在变。随着资本、金钱驱动社会发展越来越成为社会的规则或者是潜规则，从前在集体劳动生活中容易脱颖而出的、喜欢管“闲”事的中坚分子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冷落和限制，他们在群体中的号召力被大打折扣。随着一波又一波的改制潮、拆迁潮、投资潮(如几万亿)的涌起，短期行为受鼓励，坚持操守被鄙夷。投机行为，只顾自己，朝秦暮楚成为很多“成功者”的行为范式，并引领着年轻一代。在这种情形之下，人群聚集时的社会能力下降是必然之事，而下降之速，已经使依靠警治系统维持安全难以为继。
有人提出观点：主要依靠警治系统已经产生了大量的社会成本，相当规模的出警还要有足够的经济力量支撑。警治系统内相关人员的无利不动和寻租倾向，更可能导致这一系统有时对外体现出该作为时不作为(如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不该作为时过分作为(如太原打死讨薪女事件)。以警治力量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已经到了只有束缚社会才能维护得住的地步。
其实，警治系统是社会能力的一部分。警治系统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问题的一部分。保持社会经济政治的平衡前进，通过警治系统结合自愿者组织(青年中坚力量)，借鉴共和国前几十年的宝贵经验，提高社会能力，完全可以在尊重人们自由权益的前提下，以较低的社会经济成本保障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四
我非常担心，会有人设想，为避免外滩惨剧，今后不允许人们出现大规模聚集，并得到政府采纳。因为如果这样，中国社会面对将来可能的压力、面对敌对势力的挑衅将不堪一击。
今天，我看到了法国巴黎370万人大游行的新闻。
我意识到，如果我担心的那种设想真被采纳(这种可能性很大，当然，采纳可能是变相的)。中外社会能力以卵比石的那种落差，将导致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将迅即到来。
我经历过七十年代学校组织的在田间、工厂的劳动协作中培养社会能力(小学)，八十年代丰富多彩的课间、假期活动和体育游戏中提升社会能力(中学大学)，九十年代前几年学生在蔚然成风的远足、春游、文体活动中发展社会能力(工作后)，然而，这些年，我亲眼目睹，学生的课余活动(特别是出行、跨校跨单位体活动等)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受限制了，自由空间也越来越局促了。而每一波限制学生活动的理由，都往往是防止事故发生。学生不动，不会有事，把学生拴住，以避免有事，成为一些管理者的秘诀。你带学生活动了，没事，没有人鼓励，出了事，唯你是问，成了必然的结果。至于学生的能力、素质是发展了还是萎缩了，反正高考不考，那都是次要的。甚至一些家长也是这样认为。与之并行的必然结果是，学生的创造力、集体行动能力也越来越退化，学生的生命力、活力比往年明显不足。
我们的社会会不会遭受类似于学校这样的局面?
必须承认，群体活动也是社会需求。《老子》：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论语》：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在这当今钢筋水泥的建筑森林里，整日面对电脑手机屏幕的一代，去相对更接近大自然的黄浦江畔，和着千千万万年轻人一起数着倒计时迎接新的一年，这未尝不是一种令人憧憬的场面，至少谈不上是一种过错。对于群众的这种需求，这种接触社会，融入群体的心理要求，我们应该尊重和保护。我们需要做的，是对人群的疏导，是对安全的保障，是在这疏导和保障中锻炼出有担当、有行动力和协调力的新的一代。群体秩序乱，应管理引导，社会能力弱，应加以锻炼。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在实践中解决的。“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天下观天下”，也只有在这样集体、社会的活动中才能锻炼出集体、社会本身，并从其中发现和培养集体中的中坚力量和积极分子。
关心社会能力者，得民心。养护社会能力者，天下从。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就是通过放手发动社会能力、锻炼社会能力、依靠社会能力，使中国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局面的。而帝国主义及其代理最害怕的就是，中国人民锻炼出较强的社会能力，从而摆脱它们的经济吸血和控制企图。
五
我对通过在群众聚集中锻炼社会能力的具体建议方案是：
一、 在青年中选拔和培养锻炼一定比例的积极分子，通过相当时数的学习、实践、研修，授以危机处理志愿者、交通疏导自愿者、消防协助自愿者之类的称号，发给证书和相应标志，并给以需要时候站出来管理或协助管理秩序的权力。在较大的群众性活动中，可以成建制的调动他们。需要说明的，这些都是义务的，不发工资，做出的贡献也仅仅作为荣誉表彰。对该记功的，要记功。
二、 在群众活动的聚集现场，可以招收临时志愿者，发给相应标志，分配给既有一定自由度，又有一定要求范围的任务，并授予一定权力。这些志愿者在离开场所时返还标志，返还时可赠与象征性纪念品。对临时自愿者的姓名、分担责任、贡献等可以采取网络登记，对其中同意公开的，应予以公示，以作为表彰。对于其中不履行责任造成损失的，则可以通过公布的方式予以批评。对他们的工作评价可以通过专业人员、经过培训的自愿者、群众反映结合相应技术手段等进行。
三、 鼓励并要求大中小学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将学生组织起来，将集体锻炼出来，并从中发现负责、机敏、行动能力强的骨干分子，推荐给相应机构作为更高层次的自愿者进行重点培养。
四、“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危不忘安，王震曾要求战争时要保护“墨水瓶”(知识分子，相);同时，安不忘危，我们在和平年代也要注意保护、适度宽容那些有些主见、有些个性、同时让领导、老师有些头痛的学生(将)。让他们有机会展示自己，有渠道发展自己。2008年我在北川震区支援教学时，有一个课堂上老是动，老是说话的学生，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教育部授予称号的抗震小英雄，关键时，他勇敢站出来立了大功。对这样的人，即使在批评的时候，也要有爱护的心。危机时刻，这样的人往往更能奋不顾身，可能也更容易找到处理危机的关键点。
五、要有危机意识，意识到五百年来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扩张还没有停止，宏观的说，中华民族还没有结束“最危险的时候”。在这种局面下，对任何勇于保护自身权益，勇于同恶性势力做斗争的人都应当支持、鼓励、甚至表彰。如太原遇难的讨薪女，以及为保护证据跑了几里路的工友，敢于讨薪，敢于冒着危险保存证据就是见义勇为。社会能力就体现在这千千万万的具体小事中。保护着这些勇于为正义发声地弱者，也就保护了社会能力。他们现在敢于冒着生命危险、不为收买所动为伸张正义而行动，在集体、人群、国家发生困难、危机时，那时主要靠得住的也是这样的人。那时社会最需要的，就是从他们身上体现的这种精神。所以为避免危机、战胜危机，我们要鼓励这种精神。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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