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万没想到，2014年的第一天，早上起床打开微博，看到的第一条信息就是外滩发生踩踏事故。截至2日，已造成36人死亡，40多人受伤。
震惊、哀悼之余，各种反思照例如潮水一般涌来。当然，最多的反思是指责政府组织管理不力，事先没有预案等等。思路最广最有创意的还是得属那位说问题都在于外滩没有私有化的，真是个有想象力的解释。不过咱们正常人还是算了，就不要信这个了。咱们换个角度说说这件事。
先来重温大家都熟悉的一个小故事：淝水之战。话说东晋时期，已经统一北方的前秦苻坚率百万大军南征，誓灭东晋，还留下了投鞭断流的著名典故。当时的前秦横扫西北、华北，统一了整个北方的广大地区，兵多将广，而东晋只有江南半壁江山，兵弱将寡，淝水之战时，前秦投入的军队搭八十多万，而东晋的军队只有五万人。这个形势对比堪比赤壁之战，而结果也和赤壁之战一样，东晋以弱胜强，击败了强大的前秦军队，并直接导致前秦崩溃。
说是东晋击败了前秦，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在战争初期，前秦军队进展顺利，很快就将战线推进到了东晋边境，双方隔淝水对峙。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不可能隔着河拿大炮轰，必须有一方过河，双方才能接触，才能打得起来。晋军要求前秦军队后退，腾点地方让他们过河。苻坚想着，等东晋军队渡河到一半的时候，他让秦军出击，可以轻松获胜，就下令全军后退。这时候，前秦阵中的东晋降将朱序大喊了几声“秦军败了、秦军败了”。近百万人的军队正在后撤，后面的人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前面的人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听到这个消息都以为已经打了败仗，就开始逃跑。一跑当然就乱了，东晋军队趁机掩杀，大获全胜。
需要注意的是，在冷兵器时代，杀人效率其实并不高，所以就算东晋的五万军队放开了砍杀，秦军不做任何抵抗，要杀完80多万人，也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古代作战多用奇计，要大规模杀伤敌人，最好用的办法只有水淹、火攻，《三国演义》里这种仗很多，再要不就是像项羽对待投降的秦军一样，活埋。
史书记载说：“秦兵大败，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兵且至，昼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饥冻，死者什七、八。”这就是说，真正被东晋军队杀死的秦军其实并不是大多数，在后撤途中相互践踏而死的才占大多数。
同样的例子还有明朝的“土木堡之变”。五十万明军被二万鞑靼军队前锋袭击，夜里不知道情况，将士们没有任何组织，就开始逃跑，同样也是大量的人死于“自相蹈藉”，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踩踏”。其实，在古代战争中，这样的事情很多，许多战争中的死伤都并不是被敌人杀伤，而是前锋一旦被敌人击败，后面的将士开始无组织地逃命，这时候就会出现大规模的“踩踏”，从而导致大量伤亡。
这还是经过训练的士兵，而且本来还有旗帜、金鼓这样的统一指挥方式，虽然落后，但总比没有要好得多。现代人虽然技术上比古人先进了许多，但总的来说，人性的变化并不大。在大规模人群聚集的时候，一旦出现混乱，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逃命，这时候如果没有组织，没有统一的指挥信号，大量人群无组织、无序地移动，就很容易出现大规模踩踏事故。
这样的事情国外有很多例子，国内也有，最近的当然是上海外滩踩踏事故。所以许多网友已经指出，主要责任在于上海官方组织管理不力，没有做好人流引导疏散工作。这是很有道理的。
但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举几个反例。从人数而言，外滩地方狭小，就算人多，也就是几万人。而在文革期间，伟大领袖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都是上百万人的规模，却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故。我以前有个同事文革期间去北京串联，受到过毛主席接见。他回忆说，当时他身上只有五毛钱，坐车不要钱，到了北京，下了火车就有很多群众组织在接站，他随便跟了一个群众组织就走了，他们安排他食宿。接见的当天，他们一早就起来，组织大家排队，然后按照规定的顺序排队进入天安门广场，等候接见。接见完了，再各自按照队伍退出广场，现场并不混乱。
外滩踩踏事故发生后，有消息说，是有人在现场撒形似美元的代金券，造成混乱，所以才发生了惨剧。此说目前已被上海警方辟谣，我们暂且不说。但要说美元对现场群众的吸引力大，难道会比文革期间毛泽东本人对红卫兵的吸引力更大吗?但据我那位同事说，当时毛主席和陈毅坐在吉普车上检阅红卫兵的时候，群众虽然情绪也很激动，但并没有一窝蜂似的往前乱挤，所以并没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对比呢?原因之一当然是那时候群众运动多，大规模的群众活动也多，所以政府机关组织管理比较有经验;另一方面，从群众来说，参加这种活动多，自然也有经验，会服从现场人员管理疏导，不会乱动。而此次外滩踩踏事故中，上海市公布的第一批遇难者名单上共32人，只有一位37岁，一位34岁，其余都在26岁以下。这就是说，遇难者以90后居多。众所周知，1980年代的中国还有一些大规模群众集会活动，而在1990年代之后则很少，所以90后一代年轻人对大规模群众活动几乎没有什么经验。所以，一旦现场出现混乱，就容易失控，导致严重后果发生。
其实，从组织管理角度说，现在的警察数量远远超过文革期间和980年代，但组织管理大型群众集会活动的效果却远远不如文革和1980年代，原因何在?
我们在这里小小的掉个书袋。陈柏峰在其文章《群众路线三十年》中分析了群众路线不仅作为政治路线，而且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组织管理工具，在毛泽东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因为当时存在大量的群众组织，而这些组织都是建立在熟人圈子的基础上的，因此组织管理成本较低。而在1980年代以后，原来由群众组织承担的一些功能也逐步转移到了警察和城市管理部门头上，而这些部门的运转和工作都需要经费支持。同时，由于社会转型期的矛盾多发，警察承担的社会管理只能越来越多。因此就造成了一个现象，一方面是警察人数不断增加，经费也跟着增加，但另一方面警察总是不够，经费总是不足。也就是说，原来依靠群众组织，不用花钱就可以办的事情，现在都必须靠增加警察数量才能办，而且必须得花钱。
从这个意义上说，群众组织自1980年代以来的衰落，同时也意味着群众自我组织和管理能力的日渐衰退，进而导致了国家必须承担的功能增加。如果我们进一步观察，还可以说，群众自我组织和管理能力衰退的过程，与“基层政权空心化”这一社会学界已经形成普遍共识的现象基本同步。为什么呢?
因为群众需要组织起来，但组织起来需要有人去发动、动员和领导。在“革命的20世纪”的中国，这个功能无疑是由革命党承担的，前期是国民党，后期是共产党。正是因为国民党的“政党国家化”，使其基层组织和动员能力衰竭，才为共产党提供了崛起的机会。1980年代以来，中国日渐蜕变为一个去政治化的社会，共产党自身也经历了“政党国家化”的过程。而在1990年代后，随着国家化的发展，政党对基层社会的组织管理功能也日渐衰弱，从而为一些以反政治的面目出现的组织进入基层提供了空间，比如教会和一些邪教组织。简单点说，这种现状就是群众还在，但是群众组织不知道去哪儿了。
在这个意义上，不管你领导不领导，群众就在那里。好人不去领导，坏人就会去领导。这也是姜文的电影《让子弹飞》和《一步之遥》的主题，群众就是这样，好人组织起来可以做好事，坏人组织起来可以做坏事，关键就在于谁去组织和领导群众。所以毛主席反复讲，群众路线不光是从群众中来，还要到群众中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让群众参与。让群众参与，就会变成群众运动。文革结束之后，“运动”就成了一个充满负面含义的词汇，好像运动就是整人似的。事实上，运动只有变成群众运动，才有政治效果，群众运动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从共产党的历史经验看，当群众运动能够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的时候，往往能够发挥出巨大的功效;而一旦失去党的正确的政治领导，群众运动就会走向无序化、盲目化，变成整人运动，走向自己的反面。
所以说，掌握群众必须通过群众组织掌握，不去发动和组织群众，不去领导群众组织，最后的结果就是一方面只能越来越依靠“法治”，另一方面群众和干部、政府之间的隔膜乃至不信任日渐加深。对于中国这样规模庞大的国家来说，国家必须承担的功能有很多，但不必事事躬亲，有些可以交给群众组织的事情，就应该交给群众组织去做，而不应该越殂代疱，结果反而成了政府给自己拉仇恨，将民怨引向了自己。
惨剧已经发生，如果我们活着的人能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教训，也算是对死者的告慰。如果外滩踩踏事故能让我们意识到背后的群众自我组织能力的衰退，进而检讨之，应该是对死者最好的纪念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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