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思远：殷都“十大员”试验 群众参与制民主的创举

　　杨思远：殷都“十大员”试验 群众参与制民主的创举

　　原题：“三大举措”创新社会管理的殷都试验

　　http://www.yindu.gov.cn/news/new_show.asp?fid=18012&name=%BE%DB%BD%B9%D2%F3%B6%BC

　　来源：信息中心采编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杨思远

　　一、“依靠群众参与”的殷都试验新理念

　　恢复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是党中央一直倡导的重要执政理念和要求，也是转变领导方式，化解战略机遇期改革发展中凸显的众多社会矛盾的根本出路。但进入新世纪新阶段群众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土地承包后农民散了，企业改制后工人散了，加之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城市后，作为城市社会管理基础的群众成一盘散沙状态。面对这种状态，黑恶势力、宗教势力、金钱势力、家族势力和各种传销活动同我党展开了激烈的对群众的争夺。不走群众路线，我们党很难实现长期执政，而面对一盘散沙，群众工作路线的要领何在?2009年以来，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在新一届区委区政府带领下，认真分析新阶段社会管理存在的新形势和面对的新问题，坚持“依靠群众参与”为党执政的核心理念，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政策和新体制新机制，短短两年的试验就取得了重要成就，殷都区社会呈现出令人感慨的新气象。我们把这场改革称为殷都试验。

　　群众路线对于我党来说不是新事物，但改革开放后，如何执行这条工作路线，遇到了新问题。殷都试验最富创造性的东西，就是建立了“十大员”群众组织，这是在同黑恶势力、金钱势力、宗教势力、家族势力和传销组织争夺群众中获得的最为重大的政治成果。党在领导“十大员”群众组织中，迅速出现了领导方式的转变，群众组织在社区工作、信访稳定、城市管理、教育改革、征地拆迁、诚信建设、低保发放等涉群面广阔的领域，极大发挥了创造性，短期内取得了惊人成效。尽管试验起步时间不长，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我们感到其实践的意义是重大的，探索的形式是新颖的，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形势下群众工作难题在殷都试验中已经成功破解。坚持“依靠群众参与”的理念，放权于民、还权于民、让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要求的城市社会管理新路。

　　二、创造性地建立“十大员”群众组织

　　创建“十大员”群众组织，是殷都试验最具创新意义的内容。之所以叫“大员”，是因为群众利益无小事。以前叫“大员”，多是指主要领导。在殷都，则要把“大员”的地位还给群众，政府工作人员不论职务高低，都是“服务员”。“十”指的是涵盖群众利益和诉求的方方面面，是个约数，不是确数。至今，殷都区在群众参与中已经形成十八个方面的大员，包括社会问题调研员、社会问题信息员、民间问题调解员、法律政策宣传员、公共财产维护员、公共事务评比员、党政工作监督员、卫生秩序协管员、社会治安巡逻员、扶贫解困服务员、计划生育监督员、低保工作监督员等。建设“十大员”群众组织的目的，是为了落实殷都试验的基本理念——“依靠群众参与”。

　　“依靠群众参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依靠分散的群众和依靠有组织的群众。多年来，我们党并没有放弃群众路线，但由于群众在改革开放后逐步分散化，党和政府直接依靠一个个孤立的群众，不仅成本高不可能依靠，孤立群众的力量有限，也无法依靠。殷都试验通过组织“十大员”解决了这个问题。群众的力量是无限的，这讲的是组织起来的群众。“依靠群众参与”和“十大员”是“魂”与“体”的关系，二者相辅相成。

　　在殷都试验中，“十大员”都被赋予六项权利：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发言权、建议权，并正在扩展选举权和罢免权，由乡(街道)举办专门仪式，为其发放《“十大员”工作证》，并建立档案，让群众有名分参与和管理社会事务。“十大员”不是一种职务，也不是一种义务。是否参加“十大员”，完全出于群众自愿。对于这六项权利，“十大员”可以行使，也可以不行使。政府的责任只在于唤醒群众的权利意识，引领他们合理地使用权利，并给予一定的支持和鼓励。

　　根据参与的群众是否积极参与、是否有时间、是否有能力、是否有威信等四个方面，殷都试验把“十大员”分为四类，分别进行组织建设。其中既有时间又积极参与，还有能力和威信的“十大员”，是中坚力量，这些人虽然数量有限，但通过培训和引导，在带动和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维护群众利益、促进基层工作等等方面的作用是巨大的;对于其他或者没有时间、或者没有能力、或者没有威信等等的“十大员”，要有区别地加以引导，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尽量地发挥作用。对于干得好的“十大员”，通过政治上给予荣誉、经济上给予补贴等方式进行激励表彰。对于“十大员”反映的社情民意，通过《每日民情》直通车，由组织部门负责收集、整理、研究、解决、通报和反馈。社会问题解决机制和反馈机制的建立，使得“十大员”反映问题的结果转变成继续开展群众工作的前提，大大提高了“十大员”在群众中的威信，增强了“十大员”自己的信心。凡是结果能够重新作为产生结果的前提发生作用，效应就能获得累积。殷都试验已经形成了这种可持续的累积效应。

　　依靠“十大员”参与，殷都区建立起了一套制度化的社会管理办法，包括“一库八制度”(“十大员”数据信息库、目标量化制度、台账管理制度、教育培训制度、工作例会制度、考核激励制度、意见办理制度、结果反馈制度、督导检查制度)、“四个每”制度(每日民情、每周处理、每月排队、每季奖惩)，并正在进行依托原有楼、院建立“十大员”联盟和“十大员”协会，加强了“十大员”组织建设。全区现有5万人自愿参加了“十大员”，成了党和政府的“千手千眼”。

　　“十大员”群众组织体现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新世纪新阶段党执政的群众基础，是将一盘散沙的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的新形式，是我们党在同各种政治势力争夺群众过程中所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它重构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由此取得缓解社会矛盾的巨大组织力量，大大降低了行政难度和行政成本，同时为集中民智、利用民力、发扬民主、维护民利，提供了平台和抓手。

　　三、人民群众在社会管理方面的伟大创造

　　“十大员”组织建设唤起了群众极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开展了极为有意义的创造性活动，群众的创造力又一次展现出来，就像当年红旗渠建设工地上的英雄们一样。通过这些创造性活动，纵向来看既能够完成过去基层政府在群众中难以完成的任务，又能行使对基层党政工作的监督，横向来看还能调解民间纠纷，在干群矛盾、群众内部矛盾解决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使得殷都开创了一股清新之风。“十大员”组织使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开始得到落实，而没有停留在一般号召中。

　　农村社区建设有着自身特点和独特意义。这里涉及的社会矛盾主要有政府和农民、政府和开发商以及开发商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尤其在征地拆迁方面，矛盾异常尖锐，殷都试验采取的办法是以农民为主体，政府做好开发商和企业之间的服务。办法是：坚持农民集体与开发商先算好帐，需要算给开发商的部分先办好征地手续，签订合同，政府不进行低价征地高价出让给开发商，断绝土地财政之路，让农民和企业共享经济繁荣成果;如果是城中村改造，首先完成村委会改为城市居委会，农民群众实现身份转换，农民变市民，村集体变成股份制企业，村民变股东，集体土地归国有，使用权仍归原村即现居委会全体群众所有，这样开发的房产全部是大产权房;在整个村集体土地征用过程中，农民参与征地方案制订、土地测量和拆迁工作。这些办法保护了被征地农民的切身利益，得到农民拥护，所以殷都的农民欢迎征地，盼望拆迁，因为不仅可以旧房换新房，而且可以获得市民身份和股东身份，参与公司分红。

　　殷都区2010年在征地拆迁中贯穿了这个办法，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像给安钢征地近两千亩;为了保护殷墟，整个花园庄搬迁工程;还有西南外环征地搬迁和四五个企业的用地，巨大的征地拆迁工作，没有引起任何上访，这么大的群众工作量，不依靠群众参与的方法，就会引起强烈的对立对抗。现在征地拆迁在全国各地，包括安阳的其他地区，闹得鸡飞狗跳，上访非常普遍。殷都试验成功解决了这个难题。人民群众是主体，经过群众讨论的方案，发挥了人民民主权利，效果就是不一样。

　　群众组织起来了，一切工作都有了坚实基础。“十大员”协会发端于社区建设，但很快延伸到城市管理工作。全国城管执法冲突事件时有耳闻，流动商贩称城管执法人员为“土匪”，城管执法人员称流动商贩为“刁民”。城管矛盾紧张，强制性执法成为全国通病，各地方政府对此“一筹莫展”、“一声叹息”。面对困难，殷都试验坚持依靠群众，初步形成了“政府出资购买服务、乡办加强基层管理、部门联合共同执法、群众广泛参与监督”的“3+N”城管新机制。“3”指“干、管、罚”三支队伍，“干”的队伍主要由区环卫处和招聘的保洁公司组成;“管”的队伍主体是各乡办及其所负责的“城管联合执法队”;“罚”的队伍是以区执法局为主，抽调城管、卫生、质监、文化等部门人员，组成一支由财政全供的专业巡查队。“N”，指由上级领导和部门检查，区主管领导和部门检查，新闻媒体监督，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监督，共同构成一个监督检查体系。“干、管、罚、全民参与”四支队伍，互相依存，互相制约，形成有机整体。“干”的队伍既实行了企业运作，也接受着“管”的队伍行政监管;“管”的队伍既对“干”的队伍进行有效管理，也接受着“罚”的队伍监督;“罚”的队伍既对“管”的队伍进行监督，又接受了“全民参与”队伍，即“十大员”协会的社会监督。“十大员”全民参与的积极配合、推动，有力地提升了“干、管、罚”三支队伍的工作成效。城管局推动个体商贩开展“十大员”活动，迅速解决了市场秩序的老大难问题，创造出完全新型的城管关系。在城管方面，民促官仆的成效最大。现在的城管干部“爱民如伤”，不仅文明履职，依法办事，而且急商贩所难，帮助他们依法经营，解决摊位问题。和谐城管关系的建立，不仅有利于民，也有利于官。过去强制执法，执法干部和家属经常遭到报复，表面上执法人员高高在上，但每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殷都试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提出“三驾马车拉动”，“三驾马车”是指“三个园区”，一个是文化园区，就是大遗址公园，第二个是工业园区，第三个是能源园区。为什么叫“三驾马车拉动”，不叫“三个园区”建设呢?这就是要坚持“产城一体”的理念，将辖区内全部的旧城改造、城中村改造、新农村建设等城建项目，捆绑到园区，一次招拍挂，整体出让，分步实施。企业在周边进行城市开发赚钱后，再把利润投入到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上。这样，园区建成之日，就是新城崛起之时，把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密切联系在一起。

　　经济建设中遇到的经济矛盾更为复杂，不仅有政府和群众的矛盾，还有政府和资本家的矛盾，也有资本企业之间的矛盾和劳资矛盾等。殷都试验在处理这些矛盾中，创造出了崭新的体制和机制。以“捆绑”机制来处理政府与资本企业的矛盾，以企业(战略投资者)招商代替政府招商来处理企业之间的矛盾，以公共价值挤压剩余价值来利用资本，为人民群众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劳资矛盾和官民矛盾。

　　在政府和企业矛盾中，政府是主导力量，企业才是经济主体。不是政府建设园区，而是交给战略投资者去建设，规划和招商都要交给战略投资者去完成。这仍然是恢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一个延伸。为此，政府要积极寻求与战略投资者合作。殷都区2009年财政实得3.4亿元，2010年达到近4亿元，工资、办公经费、运转经费完全有保障，多余的资金，就是社会救助、群众福利，就是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可以自己投入，也可以交给战略投资者投入，但殷都选择了后者。战略投资者的眼光和决策绝对不亚于政府，它不会不投资基础设施，因为只有基础设施建起来了，招商的企业才能入驻，才能把开发的住房卖掉。殷都把枫林水郡项目整体交给了贞元集团，该集团规划了90多亩的人工湖，超出政府的预料，这样，房子就好卖了。所以，政府把资源交给战略投资者，甚至可以把80%的财政实得返还给他，但返还的税收必须投入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不能挪为他用。这种捆绑，一方面免去了政府从事繁重的直接招商引资工作，不仅避免了外行做不好，也避免了腐败行为发生，以企业为招商主体并负责做规划，更符合市场要求;另一方面战略投资者作为资本运作可以取得一定利润，但在捆绑机制下，其利润受到一定限制，政府不会被资本利用，而是利用了资本;再者，将社会救助、群众福利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捆绑到战略投资者身上，实际上将其利润的相当大部分转变成公共价值，妥善处理了劳资矛盾。

　　教育改革是殷都试验另一个极富特色的内容。我国的教育，尤其基础教育所沿用的体制是行政集权政体的教育版，教育局长、校长、教师和学生，形成了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而且还滋生出所谓高考名校、名教师、尖子班、高考状元、课外辅导班等巨大力量，共同形成一个巨大压力集团，为着分数和升学率向中小学生施加了一个异常可怕的压力。从几岁到十几岁的孩子，居然每天忍受比农民工还要漫长的折磨。分数是教育领域的GDP，GDP是经济领域的分数，二者又都是行政部门的政绩。这就是人人诟病的应试教育。

　　殷都试验一反以教师和校长为主体，提出了以学生为主体的“主体多元教育”新理念。在教师校长和学生的矛盾中，学生被摆到了主体地位，师推生主非常类似官推民主，其发挥的效果令人难忘。孩子的天性展现了，快乐、玩耍、活泼、大方给调研组留下极深的印象。“多元”有两个含义，一是鼓励学生多方面发展，二是多方面培养学生，多方面给学生提供成长的机会，鼓励他们成为多方面的人才。殷都试验认为，社会需要各类人才，长成参天大树是社会的人才，长成低矮的苹果树也是不可缺少的人才，长成一个歪歪扭扭的葡萄藤照样可爱。一定要解放孩子，不用一个模式，不用一个标准去衡量孩子。不是反对偏科，而是鼓励偏科。“主体多元”教育，就是让学生做自己的主人，去拼搏，去奋斗，去自我激励，让学生由“要我学”变为“我要学”。

　　殷都试验围绕主体多元教育，在建立“高效课堂”，提倡探究式学习，推行“双向五环”教学法，大力发展学生为主体的校园文化，开展社会大课堂等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首先是转变课堂模式，老师不搞四十五分钟满堂灌，把课堂一排一排的课桌变成一个一个小会议桌。然后分组，一个班分四五个组，老师一个黑板，一个组一个黑板，每个教室都有五六块黑板。课堂四十五分钟，老师最多占用十分钟，一般五六分钟，把大多数时间还给学生。

　　“双向五环”教学法。“双向”是指学生和老师通过教与学的互动，既发展学生的主体性，又开发学生的多元智能，进而达到教学相长、双赢共好的最优化的育人效果。“五环”指学生预习、教师导学，学生合作、教师参与，学生展示、教师激励，学生探究、教师引领，学生达标、教师测评五个环节。通俗地说，就是先个人预习，“自学”;之后是“对学”，每两个人结成一个最小的学习单位，互相交流;然后是“群学”，小组学习，小组交流，交流的结果写到各自小组的黑板上;然后是老师点评;最后当堂测试、当堂验收。“双向五环”教学法，彻底颠覆了过去传统的教育方法，学生在课堂上踊跃发言，争相研究，极大激发了学习兴趣。殷都试验认定学习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学习和玩耍是儿童的天性，应试教育把天性扼杀了，主体多元教育则复活了孩子的天性。就像群众愿意去发言，愿意去监督，愿意去维护自己的权力一样，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为了发挥天性，每天回到家里都去查阅大量的资料，准备第二天课堂上的发言，以获得表现的机会，这就是“双向五环”教学法所达到的效果。

　　以学生为主体发展校园文化，就是教室、校园逐渐让学生来打扮，来布置。教室里，他愿意挂马克思就挂马克思，愿意挂鲁迅就挂鲁迅，愿意挂个明星就挂个明星，愿意挂个变形金刚就挂个变形金刚，都由他自己选。校园和教室就是孩子的天地，由他自己做主，变成他自己的乐园。校园被分成片，每个班有自己的领地。在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中，让学生主持，在班主任的设置中，有“影子”班主任，也由学生轮流担任。评选优秀教师时，学生占60%的分值，然后开表彰会，学生给老师颁奖，完全把学校办成知识的超市、生命的狂欢、学生的乐园!把学校变成学生最愿意去的地方。

　　推行“主体多元”教育改革以来，殷都辖区中小学学生在近一年内从11000人左右增长到16000人左右，增长近5000人，“殷都教育”的品牌显现出无限魅力，十分令人欣慰，从学生到家长，从教室到校长，从教育局长到殷都区委书记李南沉，每每说道教育时都喜上眉梢。

　　诚信殷都建设。诚信制度的建立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当我们还在学雷锋、学焦裕禄、学模范人物时，现代西方文明开始靠信用制度来维系社会生活秩序。闯一次红灯，吐一口痰，不是简单的一次性罚款，而是会被记录、拍照，保险公司会追过来要求增加车的保费，学校打电话来要求增加你孩子的保费，因为家长自制能力差，对孩子肯定监护不力，此外贷款、买房子都会被社会排挤，寸步难行，所以违反信用的代价很高，是终生的代价。

　　如果没有不诚信记录，简直可以畅通无阻。租车可以不要押金，不需要办理什么手续，连登记都不用。车用完后，只需给租车加满油，付给租金即可。但要有不诚信记录，那就麻烦透了，租车需要各种登记和两倍的押金，就这样的条件人家还不一定愿意出租，因为害怕你租车作案。所以，如果讲诚信，到哪儿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方便;不讲诚信，简直是跟自己过不去。

　　市场经济，必须受约束，诚信制度实际上是对市场恶劣性的一种遏制。在中国，2010年有一个诚信调查，认为“诚信吃亏”的占到93%以上，至于“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各种食品安全方面的不诚信事件严重毒化了社会环境，这就是目前的诚信状况，所以建立诚信制度应该是现代文明的一个诉求。

　　殷都试验中诚信制度是怎么建设的呢?首先是由50多个政府部门建立诚信档案。诚信标准是现有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和纪律，如果违背，除了处罚，还要记录。其次是通过“十大员”进行不诚信记录的采集，靠群众监督，记录不诚信行为。再次是对诚信表现进行奖惩，诚信的不记录，但是表彰，有不诚信记录的，区别情况给予处罚。通过诚信殷都建设，逐渐形成一个“好人好当，坏人难做”的局面，让不诚信的人寸步难行，让讲诚信的人畅行无阻。

　　大党建是殷都试验的创造，其中有许多可圈可点的地方。所谓大党建就是开门搞党建，让人民群众参加党建，而不是找个僻静的旅游点，将党员干部封闭起来，通过读死书和搞禅宗修炼式的党建学习。殷都试验认为，党是人民群众的先锋组织，执政的共产党完全可能脱离群众的，大党建就是要解决这个脱离问题，离开人民群众，自认为先进，是经不住考验的。所以，必须开门搞大党建。共产党，即使在执政的今天也必须是站在群众中带领群众前进，带领群众推进人民民主，带领群众去争取他们的利益，而不是站在群众之外，更不是凌驾于群众之上去统揽什么全局，离开群众就只有死局，就永远有一个如何保持和群众血肉联系的“问题”存在，因为保持联系的前提是党群分离。殷都试验的大党建思路不是在党群分离的前提下实现血肉联系，而是要克服作为前提的党群分离。

　　殷都区基层党组织对党员的管理，就是完全依靠人民群众的参与。具体办法就是在农村、社区“两委”成员、非公企业、学校、机关事业单位等基层党组织(总支)成员中，每半年开展一次民主评议党员和干部信任度评议活动。每个支部、每个党员，要把所发挥的作用，在群众面前晒一晒，让群众进行评议。群众对党支部和党员投信任票，满意票低于60%的，要诫勉谈话;连续两年群众满意票低于60%的，按组织程序劝其退党。

　　农村(社区)党组织换届时也是这样，让群众投票评议，谁要入党或竞选村支部委员，群众满意度必须达到60%以上。对农村两委干部的工作表现，也要半年搞一次测评，群众满意度达不到60%的，要诫勉谈话、黄牌警告;连续两次达不到60%的，要责令辞职。

　　农村(社区)发展新党员，原来是由介绍人先介绍，党支部讨论就通过了。现在不行，写了入党申请书以后，先投信任票，所在村群众信任票达到60%的，党支部才决定吸收为预备党员。转正时，还要再来一次群众信任票投票，这个办法使基层党组织始终置于群众监督之下。

　　殷都试验对村委会也实行这个办法。过去村委会选举出来后好像就不受约束了。不仅不受共产党约束，也不受群众约束。殷都试验中，群众要对村委会投信任票，换届时是选举，届中是信任票，不过半或者达不到60%的，启动罢免程序，用这种方法来监督基层政权，这是杜绝公仆变主人的创新之举。

　　与此同时，观念一转天地宽，殷都区的政法、信访、民政、计生等工作，都坚持“依靠群众参与”的理念，依托“十大员”组织的载体和平台来推进工作，引发了殷都区经济社会各方面的焕然一新。党建工作上，殷都区连续两年被省委授予“城市基层党组织建设先进区”称号。经济工作上，殷都区产业集聚区建设连续两次被评为安阳市城区组第一名。信访上，殷都区信访量在全市各(市)县区一直最低，被省委信访领导小组评为2010年度信访工作成效显著区。计生工作上，殷都区被评为省级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区。社区工作上，殷都区今年2月被国家民政部命名为“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全覆盖示范区”

　　殷都区的做法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很大反响。省委组织部专门到殷都区进行了调研。殷都区以政治文明“三大举措”为核心内容的“殷都试验”研究项目被列为中央民族大学国家“985工程”重点研究项目。《中国社会报》、《河南日报》、《中国经济时报》等报刊媒体相继全面或部分刊登了殷都区的做法。仅教育方面去年以来迎接全国各地慕名到殷都区观摩学习的就50余批次2000余人。

　　四、殷都试验的重要意义与启示

　　一是实现了从“管民”到“民管”的社会管理方式的创新

　　依靠群众参与的理念和政治文明“三大举措”，组织群众全面参与社会事务管理，依靠群众化解社会矛盾冲突，一改“为人民服务就是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的错误认识，摒弃替民作主、为民作主的错误理念，赋予了基层群众知情权、发言权、建议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等六个方面的权利，恢复了群众的主体地位和主人翁意识，而且群众有了组织性，调动了群众自觉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育和壮大了基层民主，在不搞三权分立、不搞普遍选举式民主、不搞多党轮流执政的情况下，为我国在现有体制下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总之，殷都区的社会管理的精神实质就是变“管民”为“民管”。

　　这种重构，是对共产党的基层执政方法、执政体制的重构，是对基层民主的重构，是在人民民主政治体制内的重构，而不是要从体制外取代党的领导，是党的领导的自我完善，是解决当前党的执政危机和难题、遏制党政官僚化的新力量和新方法。

　　二是实现党的领导方式从脱离群众向带领群众的转变

　　党的领导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领导的主体是党，领导的对象是群众，领导还要讲究的方式方法。过去，党的领导是精英式领导，以为党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理应比群众高明，群众只是管理的对象，经济发展、社会管理、民生改善，群众都是被动地等待服务的人，等待被送温暖的人，等待恩泽的人，因此，发展目标的确立、经济政策的出台、政策措施的落实、工作效果的检查和监督、利益的分配等，群众没有权利，脱离群众的领导，结果是“干部干，群众看”，党的领导变成了党政干部自己干，需要群众出面的时候，不是强制命令就是花钱雇佣。党的群众路线优良传统由此基本丧失。殷都试验在理念上恢复群众的主体地位，紧紧依靠群众参与，但是在群众一盘散沙面前，要依靠群众首先是组织群众，建立“十大员”群众组织，并授权“十大员”社会管理权，党员更多的是在“十大员”中发挥带头作用。党和政府只是在大政方针、发展规划上起决定作用，具体落实则依靠“十大员”组织，至于群众自身的利益诉求则完全依靠群众组织自我服务去满足。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曾经把农民组织在农会中，工人组织在工会中，妇女组织在妇救会中，青年组织在共青团里，连儿童也组织了儿童团。这些组织中的优秀分子被吸收到党组织中，正是依靠这些组织才把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实现不同阶段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任务，可以说组织是我们党的优势。殷都试验根据新的历史条件重新建立了群众组织，是恢复了党的优势。实际上，群众是需要组织的，当我们党忽视组织群众时，各种势力却通过自己的组织实现对群众的影响，给执政党带来巨大风险。殷都试验中建立的群众组织，也不同于文革时期的造反组织，那些组织脱离了党的领导，成为党的对立面，通过群众运动进行夺权活动。可能是慑于文革中群众组织的破坏性，这些年来，我们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殷都试验中所创立的群众组织和过去的造反组织在性质、形式、活动目标和方式上都有根本区别，是在党领导下群众表达自我利益诉求的组织。通过群众组织，党的领导方式实际上变成了对群众组织的引导和带领。

　　三是实现了群众从社会管理对象向社会管理主体的转变

　　在群体性事件当中，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叫“不明真相的群众”，可是长期以来，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一直强调，“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为什么“眼睛雪亮的群众”如今变成了“不明真相的群众”呢?实际上，群众还是群众，群众并没有变化，变化的是看群众的人和看群众的眼光。脱离群众的党政干部，有自己的工作目标，有自己的政绩追求，这些与群众没有多大关系，群众也是在自己利益驱动下采取行动的。当群众的行为与党政干部追求政绩的目标不一致时，群众的行为就是“添乱”;当群体性事件威胁到党政干部权力时，群众就是受到“别有用心的人的蛊惑”，就是“不明真相”;所以平时群众就成了管理的对象，成了严防死堵的洪水。殷都试验不仅让群众有了知情权和参与权，还有了管理权和监督权，党政事务受群众约束，干部的工作成绩和工作目标受到群众评议，干群行为目标以群众利益为标准的统一，使“不明真相”的群众“眼睛雪亮”起来。这个转变实际上是群众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群众从社会管理的对象转变为社会管理的主体。由于这个转变，殷都试验中群众成为党的“千眼千手”，是帮忙，而不是“添乱”，是信息员，而不是“睁眼瞎”。

　　群众成为社会管理的主体，党政干部自然就成为群众的公仆。上下一心是我们党执政多年追求的目标，但是靠群众与上面保持一致，使这个目标越来越远。殷都试验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群众，坚持党政活动主动与群众保持一致时，上下一心立即就实现了。群众作为社会管理的主体，迅速显示出巨大的历史创造力，殷都试验中出现的无数聪明智慧的创新，都是同群众主体地位的确立互为表里。(区委办　　刘树文)

　　相关链接

　　殷都实验：从「管民」到「民管」小区「大革命」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9/201111/2766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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