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秀云案的判决是不公正的。之所以不公正，在于审判机关将引发案件的根本原因置之度外，对阻挡农民工讨薪这个事实视而不见，采信什么“违反安全规定”这个借口。犯罪分子为自己的罪行找个借口实在太容易了，这次判决恰恰开了一个以借口为判决事实的恶劣先例。审判要“以事实为依据”，但什么是事实?事实不是开脱罪责的“不戴安全帽”，而是打压讨薪这个基本事实。案件的起因、过程和结果，均由讨薪和打压讨薪这对基本矛盾决定。所有事实离开这个基本矛盾，必然只能说明其中某一点，而不能说明全部事实，更不能对案件准确定性。“因未戴安全帽发生冲突”，说明不了为什么会出警，说明不了杀人动机，说明不了受害人及家属始终受到的威胁与警告。一个警察连民工进入工地不戴安全帽都放在心上，怎么会残害人致死?难道为民工安全可以通过杀死他的妻子来维护吗?要民工戴安全帽，有必要抓人吗?杀人动机是什么?所谓“抄近路”、“不戴安全帽”，不过是开脱罪责的借口。相反，讨薪这个基本事实，则能够将所有具体事件作出最为完满的解释。以一个无关痛痒的借口践踏司法公正，是这次审判的第一大恶果，是对公正司法的肆意破坏。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私企欠薪这个久已存在的现象变得更加频繁，讨薪也就更为普遍，而为打压讨薪的案件迅速上升。四川阆中农民工讨薪曾被判刑，名曰“非理性讨薪”。一切欠薪本身就是非理性的、非法的、无情的、可恶的和不人道的，有非理性欠薪在前，为何不允许非理性讨薪在后。这是谁家的逻辑和规矩?这只能是资本家的逻辑和规矩!这个逻辑和规矩现在延伸到周秀云一案上，切更加恶劣。这次恶警王文军完全玷污了“人民警察”的光荣称号，蜕变为资本警察。作为人民共和国暴力机关的执法人员，王文军不是维护人民的正当权益，履行“人民警察为人民”的使命，却充当为欠薪资本家打压讨薪农民工的工具。这次不公正的判决的第二大恶果，是使人民警察丧失人民性，获得了资本性，从此警棍将对准人民。
地方政府有维稳的任务，但是稳定的基础不是建立在刑事案件数量减少这个指标上，而是建立在民心上。只允许欠薪，不允许讨薪，这是在搞“官逼”。王文军充当了“官逼”的工具，成为官僚警察，逼死了人命。自古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如今欠债不还钱，杀人不偿命，这是在逼民造反。不公正的判决的第三大恶果，是助长了一些地方以维稳为借口搞“官逼”。
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公务人员都是人民仆人，是替主人即人民办事的，决不是官僚。但在周秀云案中，一些公仆官僚化了，他们和资本家沆瀣一气，资本家欠薪，官僚以维稳为名，行打压讨薪之实。这次不公正的判决的第四大恶果，是肯定了官僚-资本联姻的正义性。人民政府，人民警察、人民法院，最不可丧失的是人民性，而周秀云案的不公正判决，恰恰提出了是否去人民性的大问题。
英哲培根有句名言：“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在周秀云一案中，这种恶果再次得到验证。对于由这一不公正判决引起的“十次犯罪”，我们认为需要重新进行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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