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民族联盟的一次暂时性挫折
杨思远
23日，英国公投结果，52%的人赞成脱欧。这是民族联盟的一次暂时性挫折，但它改变不了社会存在合类性发展趋势，相反是这种合类性发展的一种正常表现。
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类发展一开始就以一定的共同体形式表现出来。从氏族到氏族联合体，再从部族到部族联盟，由稳定而巩固的部族联盟进到民族，这是人类发展的大历史。从世界范围来看，民族的形成与资本主义兴起联系在一起，前资本主义阶段，人类大概除了中国的汉族之外，还没有哪个共同体发展到民族这样的高度。
资本主义发展一开始就处于一种矛盾之中：一方面，资本主义登台表演，它的活动舞台就是世界市场;另一方面，建立国内统一市场又要求它选择民族国家的形式。欧洲近代民族形成，既是封建国家政权框定的结果，又是国内统一市场建设催生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封建国家重商主义政策的施行，从共同体的发展来说，造就了民族;从阶级发展来说，造就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后来，资产阶级革命夺取了国家政权，欧洲的各个部族和部族联盟终于以资本主义民族的形式首次出现在历史上。
至于中国的汉族却是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形成的。由于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早在秦统一中国后就建立了，但秦朝历史短暂，不足以形成一个民族。汉袭秦政，包括西汉和东汉，长达400余年(西汉214年，东汉195年，中插新莽17年)，足以形成一个民族。在秦以来的专制中央集权框定下，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统一货币，以及农业生产方式的长足进步和经济繁荣的基础作用，最终形成汉族，通行汉语，使用汉字，书写汉文。汉人最初是指汉朝人，就像商朝被人被称为商人，秦朝人被称为秦人;后来又有唐人、宋人之称一样，但汉族形成于汉代，后来专指汉族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一般不用朝代称谓，而用族名，如元代蒙古人，清代满人。汉族是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这与中国历史的“一大一小”分不开，“一大”是大一统，“一小”是小农经济，都是前资本主义社会最为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小农经济以极少量的土地就可以养活一家人，使得汉族有能力养活众多人口，没有精耕细作的先进农业，殊难想象。大一统的专制政治使得众多人口在共同的东亚地域、共同的汉语言、共同的小农经济生活、共同的儒家文化基础上形成共同体。从人口学上讲，与中国汉族相比，当今世界上的一切民族堪称“少数民族”。
人的合类性发展并没有停步于民族，就像氏族进到部族要经过氏族联合体的中介，部族进到民族要经过部族联盟的过渡一样，自从苏联和欧盟出现，明显出现了民族联盟这一新的合类性发展形势。苏联解体和英国脱欧，这在合类性发展大历史中极其正常。氏族以血缘为基础，部族以地缘为基础，因此，氏族和部族非常稳定，解体较难。但对于过渡形式的氏族联合体和部族联盟来说，不稳定是其基本特征，分化聚合是常有的事情。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的许多盟会就是部族联盟，大多仅是一次聚会而已，没有不散的筵席。过渡形式本身包含着两个发展前途，或者进到更大的共同体，或者退回去。英国公投仅是脱欧，甚至连欧盟解体都算不上。
合类性是一切存在共有的属性。类指的是存在的普遍性，它与单一性一样，是每一种存在的基本范畴。“任何一种存在物都只能既作为它那个类(普遍性)的个例，同时又作为单一性的对象性(单一性)而实存。”(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第48-49页)合类性决不是一种能脱离于存在着的对象性的真实本质的思维抽象，而是存在的一种表现。合类性就是普遍性，它与单一性均属于存在物的客观属性，存在物是合类性与单一性的统一。唯心论把合类性确定为思维规定，马克思认为都是存在规定。
但是存在有不同类型：无机存在、有机存在和社会存在。社会存在是与自然存在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最高水平的存在类型，较高存在类型以较低存在类型为基础发展而来。三大存在的合类性也各具特点。无机存在只有可以客观确认的(即无声的)合类性。尽管每个个例的存在和存在过程都在显示着同样的合类性规定，然而类毕竟只是在个例中才是直接存在着的，这个基本范畴的本体论事实表明，即使在无机界，这种范畴(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范畴乃是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关联也是一种基本存在方式。有机存在的每个有机体都是一个受自身内力推动的整体，生生灭灭是其存在方式的基本规定性。同无机自然相比，有机体的形成乃是一个彻底变化，所有单个有机体的再生产都是在它们的一定的合类性范围内实现，否则单个有机体就不能作为特定的类的有机体被再生产出来。而有机体不能持续再生产就不能存在。有机存在的合类性无意识、无表达，因而是无声的合类性，但却有表现。这种表现，例如同类个体之间在寻找食物、预示危险、追求交配等特定情势下，总是通过信号作出合类反应。
社会存在合类性是对无声合类性的克服。这种克服建立在人对周围世界的积极适应方式即实践基础上。每一实践的目的论设定，都必须以只有在共存中才能存在的主客体二元性的产生为前提和结果。这样就开始了一种从合类性的立场来看是极其重要的趋势：单一性转变转变成个性。纯自然的单一性真正地发展成为总是社会性的个性，虽然是以实践为准的目的论设定为基础，但这个过程本身却没有任何目的论特征，即使在较高阶段，人自己或多或少有意要成为个性，但并没有扬弃这个过程的无目的特征的事实。劳动以及从劳动中直接产生的所有实践形式，一开始就对劳动着、实践着的人产生复杂的反作用，使人的活动变成日益广泛而又有区别的有意识的活动，使主客体关系日益深刻地成为在人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范畴。社会的社会性逐渐地现实地形成。由于实践的结果，日益发展的个人就成为社会的对立面。所以，合类性的客观体现不仅日益得到发展并在许多方面日益多样化，而且这种体现还对从事实践活动的个人提出日益增多、日益细致的要求。正是在这个主客体相互作用中，才产生了特定的存在基础，使得人的纯自然的单一性获得个性特征。个体之间通过越来越丰富的意识、语言、交换、市场、货币等纯粹的社会存在形式，而超越了有机体之间“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全集》第3卷，第8页)
三大存在合类性虽然有着本质的区别，但较高存在类型的合类性不过是以新的范畴改造较低存在合类性的结果。无机存在中的光线和空气振动，在有机物那里变成了可以作为信号传递的颜色和声音，在社会存在中则变成纯粹社会存在形式的标志、语言和音乐。不仅如此，有机存在合类性中出现的合类性形式，甚至在无机存在中找不到对应物，同样，社会存在也有自己特有的合类性形式，在自然界中同样找不到对应物，如价值、市场、货币等范畴。因此，这里的改造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而包含着飞跃，创造出符合新存在类型再生产需要的合类性新形式。这种飞跃可谓既连续又中断。这种飞跃中包含着两种东西：一方面是连续性，它在较高级的阶段上也表现为对于某些基本结构的保持;另一方面则是连续性的中断，人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许多崭新的范畴的产生。从类与个例之间的关系来看，有机体对其周围世界的消极适应转变为积极适应，曾经是完成飞跃所依赖的基础，这样，社会性才能作为新的合类性形式而产生，并且逐渐克服自己的直接的纯生物学特征。
在自然界无声合类性与社会存在克服了无声合类性之间，存在着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新差别：在自然界，所涉及的仅仅是类的在与不在;如果把某个类的灭绝同它演变成另一个类联系起来考察，那么，一个类的灭绝就是另一个类的产生。在社会存在合类性中，则产生了一种在不断演变中扬弃自我又保持自我的实体。社会存在新合类性已经不再是某种稳定的岿然不动的东西。总之，人的合类性所具有的过程特征较无声的合类性发生了质的变化。生物的合类性也是历史性的过程，但只是生物有机体的生灭;人类不单纯保持自己为人类，还向更高阶段发展。
马克思自提出“人的类本质”概念之后，从未停止把合类性视为在衡量人类发展过程时本体论上起决定作用的标准。合类性所占的核心地位以及人类在自然界中对无声的合类性的克服，这些决不是青年马克思天才的“偶然的想法”。马克思曾一再强调指出，自然限制的退却乃是实现社会性的标志。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马克思把真正实现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称为人类史前史的终结。
人类还停留在史前时期。共产主义是没有国家，没有民族的社会。史前时期的终结，现在看来不是在民族基础上直接实现的，而需要通过民族联盟的中介和过渡，其间，阶级的消亡具有决定性意义。作为中介和过渡形式的民族联盟的解体和分裂，改变不了人类合类性发展的历史大趋势。
我们已经指出，社会合类性发展本身是一个无目的的客观过程，但这个过程本身又是对无数目的论设定行为的综合。在英国脱欧过程中，脱欧派共有17，176，006票，留欧派共有15，952，444票。就是说，英国这些公民无论赞成脱还是留，都有自己的目的论设定。在英国之外，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希腊人等等，都有自己对英国脱留抱持不同的目的。现在是脱欧了，卡梅伦将辞去首相职务，近一千六百万英国人感到沮丧，这还不包括欧盟其他成员国的挽留派。但是，我们可以断定，尽管脱欧，曾经在欧盟内部一体化中已经取得合类性发展的成果，英国人绝不会丢弃。同样，那些赞成脱欧的人，似乎目的已经达到，但是不久他们就会发现，如果已经取得的合类性发展成果面临丧失危险，或者欲图获取新的合类性发展，一定会开始下一轮入欧公投。因此，稳定的民族对于合类性发展会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这丝毫不奇怪，尤其对第一个工业化的精于算计的老牌资本主义民族来说，几乎就是必然的。合类性发展是充满矛盾的社会趋势，趋势之所以是客观的，在于它尽管以人的目的论设定为基础，却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眼下的结果不依留欧派为转移，下一轮公投的必然出现，又不依脱欧派为转移。连苏联解体都改变不了合类性发展趋势，何况英国脱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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