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本文全面剖析了世人瞩目的香港“德教科”抗争运动的过程与原因，指出开设德育与国民教育科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不过，由于港人对于国民身份认同的距离感、殖民教育与爱国教育的钟摆效应，特别是简单的制度赞颂导致反感，使得教育议题演变成了政治社会事件。特区政府尊重民意，“搁置”了德育与国民教育科，但是，香港德育与国民教育并不会就此停滞，相反它将进入“百家争鸣”的新时代。
[关键词] 德育与国民教育科、国民教育、课程指引、教学手册
2012年下半年，香港爆发了一场港人激奋、陆人不解、世人瞩目的“德教科”抗争运动。中外教育史上，由设置一门课程而招致抗议，且演变成为社会运动者，所见不多。尽管，由于特区政府表示“搁置”而使抗争运动停息下来，但是，这一事件所产生的冲击、所引发的困惑以及所提示的问题绝不会就此销声匿迹。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香港回归祖国十五年后，“天经地义”的国民教育会遭到如此强烈的反对?难道，港人的国民身份认同竟然如此困难?今后，香港的德育与国民教育将何去何从?
一、 香港回归前的学校德育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今日香港之“特”，就在于它有一段被英国占领、殖民的历史。这段时期的学校德育可以概括为两点：没家没国没德育;港英政府刻意“洗脑”。
(一)殖民前半期：没家没国没德育
1841年，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时并没有正式的教育制度，只是鼓励私人和教会办学并受教会支配，灌输港人宗教思想。1865年香港教育司署成立，原有私塾通过港府资助，更革课程和教学方法，纳入殖民管辖范围。香港政府同时加强英文教育，提高港人对英国的归属感 。
20世纪初期，在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成立感染下，大批知识分子和清朝遗老迁港从事教育事业，涌现不少中文学校，教授中国文化。应运而生的香港第一道教育条例，即《一九一三年教育条例》，规定所有津贴、补助、私立学校均须受政府监督，必须向教育司署注册，如不按照规定会被罚款和起诉，以防私立汉文学校过度发展而不受控制。
二战中，香港沦陷。日治初期，教育全面停顿，大量教师流失。后期，港日政府着意恢复香港的教育，实施三大教育政策：一是宣传日治精神;二是大力推动日语教育;三是设立短期专科学校。港日政府根本不让港人接触原来的文化，更不用说什么国民教育，其目的是确立日本的宗主国地位。
抗战胜利后，香港人口急速增长。为解决由此带来的教育急需，《菲沙报告书》建议港府强化教育的控制和管理，大力推行英文教学，巩固港人殖民思想，加强英国在香港的影响。这时候无论是施教者还是各级学生，吸收的只是殖民教育。课堂不许议政，论政者按违反教育条例条处分，国民教育根本无法萌芽。
(二)殖民后半期：港英政府的“洗脑”教育
1960年代以后，香港经济起飞，政府期望通过学校培育出更多人才。然而，教育以灌输英国的殖民意识形态为主，并且通过立法，严禁学校进行政治活动，企图淡化学生的国家、民族观念和意识。
香港于1967年5月至10月发生了“六七暴动”(也称抗英暴动)，死伤人数超过1500人。港英政府吸取教训，开始放松殖民地的高压统治。在政府内，增加华人官员的晋升机会，培养年青的华人政务官;成立廉政公署打击贪污;提高教师、社工、警察的待遇，稳定香港社会。在教育上则不得不以控制式的“洗脑”方式，目的是绝不能培养出“反政府”的新一代。
1970年代以后，香港社会环境及生活模式开始改变，社会对知识型人才需求不断上升。港府开始实行“普及教育”政策以提升市民素质。同时，限制课本内容，规条教师教学。如中国历史科以1911年为下限;教科书说鸦片战争是中、英政府间的商业和文化冲突;地理科没有一点中国山河人文的影子;老师讲课绝不能引领学生谈论政事，凡是政治或港英政府的事务都不能评论。
受此影响，这个年代的学生根本不知道何谓国民教育。大英帝国管治香港，政治技术高超，使香港市民洗脑于无形。港英政府深知，如果港人个个喜欢做英国国民，英国将无法负担;如果人人有民族气节，誓做中国人，更会动摇其管治根本;只有作为英联邦的一分子，做个世界公民最好。有论者指出：“香港回归前，港英当局对香港居民推行的是一种疏离国家的子民教育。这种教育缺少国家和民族的观念，实质上是一种服从于殖民统治需要的奴化教育。它以培育世界公民为幌子，却让公民对自己的祖国缺乏基本的了解和认识，完全淡化了中国国民意识。”
二、 国民教育的提出及其社会基础
尽管香港回归前没有国民教育基础，然而，回归十数年之后，国民教育开始萌芽。它始于国家领导人的提倡，继之于特区政府的跟进，而且得到一定的社会响应，并不是像有人说的那样，“遭至全体香港人的反对”。
(一) 国民教育的提出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香港庆祝回归十周年的讲话中首次引用“国民教育”这个概念，并明确表示“我们要重视对青少年进行国民教育，加强香港和内地青少年的交流，使香港同胞爱国爱港的光荣传统薪火相传。” 随后，全国政协委员、粤港青年交流促进会主席龙子明发表《期望施政报告重视加强国民教育》，强调“政府应继续透过现行中小学课程及新高中课程架构，加强与国民教育有关的学习元素，进一步提高学生对国家的认识以及对国民身份的认同。”特首曾荫权和特区政府随后启动筹组工作，教育局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也定出计划响应。
在社会层面，不同的志愿团体其实在回归后经已开展大大小小的内地交流，希望借此等民间活动，提高香港人的国民意识。比较著名的是“小童群益会”和“香港中华文化书院”。前者是一个最早开办学生与内地学校交流项目的志愿团体，积极推动国情教育，由最初旅游参观，发展到往内地服务;后者于香港七个不同地区筹组共七次国民教育课程，成为推动民间国民教育的一个品牌。 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香港基督徒学会公民教育联席早在2004年就出版了《国民教育教材套》，加入国民身份的政治向度，包括“国民身份认同”、“何谓爱国”和“国旗及国歌”。 。
(二)《课程指引》的出台及其宗旨
在做了相应的准备工作之后，2011年5月5日，特区政府推出《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小一至中六)咨询稿》，建议将此科列为必修科;接着，举行八场课程咨询会并邀请中小学校参与。2011年10月，行政长官曾荫权发表施政报告再提国民教育，就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进行公众咨询。
2012年4月30日，教育局长孙明扬接纳课程发展议会及其辖下“德育及国民教育专责委员会”所修订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课程指引”的制订历经四个月的咨询，从不同途径收集社会各界对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约1000份意见。问题是，德育与国民教育科是不是有人指责的那样，完全是“洗脑”教育呢?我们不妨看看其课程宗旨及主要内容。“德育及国民教育科旨在透过提供持续及有系统的学习经历，培育学生正面的价值观和态度，帮助他们养成良好品德和国民素质，从而丰富生命内涵，确立个人于家庭、社群、国家及世界范畴的身份认同” 。主要内容包括承传中华美德，培育普世价值(和平、仁爱、公义、自由、民主、人权、责任感、尊重他人等)，加深自我认识，乐于服务社会，发展思考能力，作出合理判断，养成良好习惯。课程架构从个人范畴、家庭范畴、社群范畴一直延伸到国家及世界范畴。国家及世界范畴包括提升学生对国民身份的认同，理解国民的角色、权利同义务，孕育家国情怀，主动了解国情，探讨国家发展的机遇同挑战。这些内容注重的是培养个人品德与提升国民素质，没有强调如何执行才能令学生加强国民身分认同，只强调透过课程学习，增加学生认识国家，以及作为国民应有的态度，毫无“洗脑”的暗示或建议。
(三) 德育与国民教育科得到相当程度的肯定
教育局曾先后进行了德育与国民教育科课程咨询，以及学校问卷调查结果。前者成功收回454份由中小学校长及老师等填写的问卷，后者则成功收回405所学校问卷。 学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于课程指引的“国家范畴”，96%受访学校表示同意或十分同意;86%同意或十分同意，从灿烂的中华文化进一步体会当中展现的文化精神，并以身为中华儿女而感到自豪，提升国民素养;超过80%表明会在校内举行升旗仪式。咨询会问卷亦发现，67%受访者部分同意或完全同意，以科目形式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认为能有效培养学生品德及国民素质。
也有党派团体、教师协会的调查对此持肯定态度。香港民主党电话随机访问738名市民，结果显示，49.6%受访者支持2012年起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近30%认为可培养中小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感及爱国情感，23%认为教师可藉新科目教导公民及人权教育，亦有约20%人认为新科目可提升品德及国民质素，以及认识国家成就。 香港女教师协会调查访问了1151名学生，结果发现，逾半受访小学生不认为会被课程“洗脑”，但担心独立成科，会增加学习压力，希望新科目以课外活动形式进行。协会指出，学校在腾出课时、师资培训及避免新科与现有学科内容重迭上，需要更多时间协调，建议当局先行1年试验计划，以评估成效。 港大同学会教育基金称开设德育及国民教育科有必要，认为此举帮助学生认识身份与国情，提高公民品德与素质。
总之，多方面的调查结果揭示，无论是学校或是学生，不单没有对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有抗拒，更认为可以提升国民身份认同。正因为有广泛社会支持，香港教育局决定在2012学年开始，中小学启动为期三年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开展期，并拨出经费辅助各所学校推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
三、 德育及国民教育科抗争及其原因
本来有相当民意和社会基础的《德育与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何以“风云突变”，被视为“洗脑”，导致大规模抗争，最终被“搁置”?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一) 抗争过程
港府计划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尽管一直受到教育界的关注，但在咨询及推行宣传期间并未成为社会热点。然而，在教育局资助出版的《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于2012年7月面世后，却引起了多方的关注，导致激烈的批评，产生了大规模抗争。究其原因，就在于《教学手册》高度赞扬了大陆政治制度的种种好处，而贬低、攻击他国政治制度。这种做法违背了港人政治教育是其是、非其非的原则。由于《教学手册》是教育局资助的项目，人们相信这是政府的立场，所以激起社会各界对于推行“德育与国民教育科”的争议。国民教育由教育议题，演化为大众共同关心的政治及社会议题，意见两极分化，推动及反对国民教育者壁垒分明。
到7月底，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与教育局长吴克俭等官员会面。关注组代表不满意局长的表现，呼吁全港市民参与7月29日反对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大游行。7月30日，特首梁振英为消除部分人士对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出现“洗脑”的疑虑，督促教育局把有关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内当代国情部分参考教材上载到教育局网页，接受市民监督。四天后，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宣布教育局将成立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委员会，邀请各界代表加入，共同监察国民教育的推行。
9月1日，二十多个团体组成的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在政府总部外围举行嘉年华和晚会，促请港府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9月9 日港府向学民思潮、教协和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发信，邀请他们在不设任何前提下，与行政长官梁振英以及开展德育及国民教委科委员会主席胡红玉会面，以解决僵局，但遭到拒绝。9月10 日，反对国民教育科的市民占领政府总部进入了第10天，特首梁振英终于宣布让步方案，包括：取消3年的开展期限、学校自行决定是否开科、检讨课程指引，以及承诺5年任期内不会再推动国教科独立成科。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于凌晨时分结束占领政府总部及绝食行动。然而，反国教团体却出现分歧，另一个由大学生发起的团体即“全港大罢课行动”，抨击大联盟违反当初提出的“抗争至全面撤回”承诺，并计划在9月底展开全港大罢课。在此情形之下，港府决定“搁置”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课程指引。对此，多个反对国民教育科的团体均认为可以接受，于是结束了两个多月的德育与国民教育科抗争事件。
(二)为何抗争?
为什么一个“教学手册”竟然可以引发一场声势浩大的抗争运动?我们认为，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
1. 港人对国民身份认同的距离感
必须承认，由于长达156年的殖民管治，香港人的国民身份认同确实是一个“问题”。在上几代的香港人眼中，中国是落后和贫穷的，回祖国探亲俗语就是“返乡下”。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急速增长，大部分内地人已经基本温饱，更有些人已先富起来，从前香港人对内地人的“英雄主义”、“衣锦还乡”心理，实际上已荡然无存。这种对于国家印象的突变，使香港人自觉地位动荡，产生了一种莫名的距离感。
中国的不平衡发展也加剧了这种距离感。中国经济发展一日千里，国家某些层面自然跟不上如此快速的步伐。进步中的社会亦衍生不少黑暗面(诸如贫富悬殊、贪污腐败、环境恶化、道德沦丧)，而这些黑暗面通过传媒广播，更容易被关注、被放大。自觉高度经济发展及自以拥抱普世价值的香港族群，自然要与这些的黑暗面划清界线，保持警惕，并且以较高的道德标准加以量度比划，这无疑拉大了原本已经存在的距离感。客观而论，深受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影响的香港人，对世界的认知、文明及价值观，与中国现时表现出来的一些社会价值观念，肯定存在诸多不同步的地方。
2.殖民教育与爱国教育的钟摆效应
殖民主义与爱国主义本身就是二元对立的，爱国主义某种程度上由反殖民意识所衍生(或是推动)的，两者的对立就如钟摆一样，面向中国的国民教育就是爱国主义的产物。殖民管治结束，意味着爱国主义的来临，这解释了一些具有爱国主义成分的国民教育致力推动的原因。不过，应该承认的是，推动爱国主义，不免会“伴随”有的人对殖民主义的“怀念”(抗争运动中，不是有人打出“米”字旗么);这正如以往港英时期争取中文合法的“中文运动”一样。
3、有人存心利用
与现时大陆的距离感，以及殖民主义与爱国主义的钟摆运动，这些客观存在，如果在理性的范畴内加以处理，当不至于发生街头抗争。正是有人存心利用，才有大规模的抗争。比如，有人幕后资助及策动“公民广场”的绝食抗争，并组织“以新带旧”的抗争杂牌军“反对国民教育大联盟”，聚集在政府总部上演多日的骚动，借不少家长对国民教育的担忧，彻底妖魔化国教，鼓动更多港人上街。就是在特区政府决定搁置德育与国民教育科之后，有人依然耸人听闻地指责推行国民教育会为世界带来危险。
4.名词之误
第四个原因，就是名词之误，即把德育与国民教育简单归结为爱国教育，而又以为爱国即是爱党。其实，依据香港的教育传统和文化习惯，德育主要指品德教育;国民教育是旨在形成国民身份认同的教育，它与爱国有联系，但不能简单等同，更不能与爱党划等号。可是，就是有人把国民教育与思想灌输、政治宣传划等号，进而认为，国民教育就是“洗脑”。此种“有意”误读，令人深思。
四、香港德育及国民教育的未来
德育与国民教育会不会因为特区政府的“搁置”而停滞?会不会因为有人反对而从此在香港学校教育中消失?我们认为，将出现如下复杂局面：
(一)进入校本新时代
德育及国民教育委员会经过三次会议后，决定取消该科在2013学年开始的三年期计划，《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亦不再适用。不过，委员会并没有“撤回”该套课程指引，因为某些小学经已开始筹备新学年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如果对外宣布撤回，这些已筹备的工作成果就会白费。委员会亦强调，各所学校虽然没有受制于该套课程指引，但鼓励以“校本方式推动教授与国民教育科相关的学科”。
“校本”即是以学校为本位，以学校的立场定位去采纳、执行政策。委员会的决定，令一些本来已对德育及国民教育科感到头痛的学校如释重负，更令这些学校高兴的，是委员会希望各学校“校本自决”是否推行，不会再强迫在新学年开展该门新学科。可以推行，可以不推，可以推部分，可以选择新的名字，可以一点也不推，也可以由教会团体自定义一套推动德育或与德育相关的课程。可以说，这次委员会提出的校本自决，有助于香港的德育及国民教育走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二)以多种形式开展德育渗透
虽然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不能独立成科，但过去十年不少学校已经开始推行各种不同形式的德育及国民教育活动。如有的学校以渗透形式融入其他学科教授，或透过一些非正规联课活动而推行;有的学校于每月的周会举行升国旗仪式、安排学校到大陆进行交流等活动，以提升同学们的国民意识。还有一些学校，如天主教慈幼叶汉千禧小学更开设“龙的成长──我是中国人”的校本课程;元朗区金巴仑长老会耀道小学每月会举办升旗礼及国民教育日营;中西区圣安多尼学校及湾仔区宝血小学，举办“赤子情中国心资助计划”，以提升学生对国民身份认同。
(三)新高中课程难注入德教科
香港正推行的新高中课程，必修读的通识科内包含有“现代中国”、“今日香港”及“全球化”单元，已经代表香港人身份认同的三角平衡，已经能容让学生从“国家身份”与“国际身份”之间种种冲突发展批判性思考能力，加上“个人成长与人际关系”单元中，亦有讨论“身份认同”的课题。所以在新高中的老师群中，对是否将德育及国民教育独立成科，意见并不一致。有的认为现有中国历史科远比国民教育更能为学生提供整全的国民意识，有的认为部分科目已含有认识中国元素，毋须另设德育及国民教育科。
(四)谁来主导德育与国民教育?
专业教育团体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在这一次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争议及抗争过程中，担当了后勤支援的角色。该会在抗争期间支持学生运动，提供参谋意见;结束抗争后，教协同样活跃地提出监察港府未来应该如何推行该科的主导意见，更由该会自行调研出一套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咨询文件，供各学校及家长参考，目的是期望未来的日子，继续主导监察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筹组工作。
由教协主导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内容及推行，值得警惕。因为如果未来日子没有适当的平衡，香港教育局将会失去行政主导的权利，德育及国民教育变成了民间教育界的产品，甚而是对抗港府施政的武器 。
(五)沉默的一群有志继续推动德育与国民教育
无论如何，香港社会仍然有声音显示应该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只是这些声音并不高。社会只会看到站出来反对的抗争，没有关注到还有默默的一群，他们努力找出另类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办法。正如资深评论员梁立人在《大公报》所指出的，爱国教育是香港管治之本。无论香港的邪风妖气如何嚣张，爱国教育的旗帜决不能倒，越是有人要反国教，就越能证明爱国教育的重要。没有市民的爱国热情，没有强大的爱国力量的支持，政府就像没有腰骨的废人，不但一事无成，更会被人瞧不起，所以，特区政府推行国民教育责无旁贷。
综上所述，香港未来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将会出现比较复杂的局面，并非一定由官方机构的教育局主导推行，反之是由各大教育团体研究推行方法，学校参考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的咨询文件，综合设计课程。可以预料的是，香港短时间内不会有独立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随之而来的，就是“百花齐放”的相关学科及融合课程。正如香港大学教授程介明所指出的，社会对德育及国民教育有忧虑本属正常，但不应纯粹以政治角度出发而裹足不前，应该思考怎样推行与内地有不同的国民教育，让港生以积极态度爱国。
(单位：杜时忠，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庄绍文，香港博爱医院邓英喜中学校长;区柏权，香港东方日报社采访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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