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岁末，香港年度政治大戏“雨伞运动”惨淡收尾。这场运动，一方面是香港“去殖民化”不彻底所带来的后果，另一方面也测试出了反对“去殖民化”的内外势力的真正实力。“雨伞运动”之后，港府变得比以往更为强硬，批判港大刊物《学苑》的“港独”思想， 宣布将更新中国历史及世界历史的课程内容，提升学生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兴趣和认识，扩宽国际视野。这些宣示，旨在推进“去殖民化”，加强香港青年脆弱的国家认同。
香港青年国家认同之薄弱，是一个“层层累积”而成的问题。移民社会对来源地的认同本来就存在逐代递减的自然趋势。第一代移民通常会保持着与内地社会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对其后代而言，如果没有持续不断的加强与来源地关系的努力，这种联系就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衰减。港英政府长期致力于削弱港人的中国认同，培养其大英帝国臣民意识。97香港回归之后，香港的“去殖民化”也推进得非常乏力：关于国家安全的“二十三条”立法受抵制而未能推出;国民教育科受抵制而无法落地;2000年以来港府调整中学课程改革竟使中国历史科沦为“鸡肋”，青年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不增反减。中国内地经济崛起，使得港人的优越感大受挫折，许多人将自身生活境况的恶化归结于内地打压，这种舆论氛围对于培育青年的国家认同更为不利。
但是，难道香港回归之后，两地民众的交往程度，不是大大提高了么?为何收不到加强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效果呢?在我们看来，过去的交往模式本身存在着一些内在的局限，以至于难以对青年一代起到正面的影响。要了解这种局限，需要一定的政治经济学视野。而故事的起点就是，香港是一个很拥挤的城市，人多资源少。而与外界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对资源的重新分配，而这最终会影响到身份认同的建构。
南下与北上
香港回归之后，大量内地民众“南下”，往来于罗湖两岸，旅游者、购物者、求学者、投资移民者皆有，而“庄丰源案”之后，内地“双非”孕妇到香港生孩子以求为孩子获得香港居民身份，一度成为热潮。
内地民众“南下”对香港经济起到的拉动作用是巨大的。然而，这种拉动作用，在香港社会内部的分配却是不均的。回归之后，中央政府一度将香港交给商界人士来治理，这就造成了商界精英利用政治权力为自己谋利的现象。在与内地更紧密的交往中，掌权的商界精英收获巨大，中下层民众生活水平裹足不前，甚至在许多方面出现倒退。而且更直观的感受是，香港变得比以往更拥挤，更嘈杂，资源变得更加紧张。一些炫富的内地人士更是对港人的优越感造成很大的心理冲击。在这种背景之下，香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排外”现象。这种在经济交往中因感觉己方受损而产生的“排外”心理到处都有，比如美国劳工对“中国制造”的抵制，欧洲右翼对于穆斯林移民的排斥，等等。在香港这样一个国家认同尚不巩固的地方，“排外”就会表现为本地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对立。
与此同时，一些港人也在“北上”。最早“北上”的当然是投资内地的港商，但近年来，不仅仅是上层社会，大量香港的中产阶级和年青一代，也开始自己的“北漂”生涯，因为在大陆往往能找到更高薪水的工作，同时生活成本较低。港人在大陆从事的行业呈现多元化、普通化趋势，由过去从事法律、中医、运输物流等专业工作的较高阶层职业，到现在覆盖了进出口贸易、酒店、批发、零售等，包括专业人员、经理、行政人员等多种职位。
“北上”的港人当然会在与内地的交往中产生更强的国家认同。但问题在于，他们的认同要在香港社会产生示范作用，还需要一些制度化的渠道才能实现。而本地社会只会从表面上看这些“北上”的港人在内地混得好不好。过去大陆的企业觉得香港回来的都是人才，委以重任;但事实上香港人才的竞争力近几年直线下滑，在内地也不再像以往那样受人青睐。而这在始终具有很强优越感的香港本地社会看来，就意味着大陆提供的舞台缺乏吸引力。近日香港智经研究中心访问逾千名18至29岁香港青少年，64.7%受访者不愿意往中国内地就业。“北上”的示范作用之有限，由此可见一斑。
认为经济交往的密切能自动地带来认同的一致，这本身就是一个很不切实际的想法。君不见，苏格兰和英格兰联合已有三百多年，经济上也早已水乳交融，但苏格兰独立运动说起来就起来了。原因就在于经济活动总有起起落落，如果事先不存在强大的共同身份认同，感觉自身利益受损的一方面就很容易强化自身的小圈子认同。而要营造强大的共同身份认同，还是无法绕开政治。
“港人治港”不等于“港人只治港”
要建构港人尤其是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需要更全面地理解和阐释“一国两制”，“两制”的前提是一国，这不仅意味着“港人治港”要贯彻“一国精神”，同时也意味着港人也应当有权利参与内地的国家管理。
“港人治港”要贯彻“一国精神”，就需要在“港人治港”的过程中培育国家认同。“二十三条”立法终究是要进行的，因为事关国家安全;国民教育、中国历史教育，终究是要加强的。从现在来看，港府已经有意识地向这个方面努力。1月18日，“香港青少年军总会”在解放军海军部队驻扎的昂船洲军营举行成立典礼。该会由梁振英夫人梁唐青仪出任总司令，“青少年军”的宗旨包括“加强香港青年的公民意识，鼓励他们认识中国公民的责任及义务”。这就是依托象征国家主权的驻港部队来展开国民教育，培育青少年的国家认同。
就港人参与内地国家管理而言，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端洪最近提出，内地应该吸纳香港青年参与国家建设，包括担任公务员及自愿服兵役。这一主张当然不是全新的。2011年，港澳办主任王光亚访港与青年对话时，就有香港青年提出是否能加入解放军或者外交官队伍。王光亚表态说，相信总有一天，能看到香港青年加入解放军及成为外交官。在既有的“一国两制”体制下，港人无服兵役义务，解放军也不征召港人;外交归中央政府管，而港人又不能担任内地公务员，因此也没有希望通过内地公务员体系上升为外交官。“港人治港”在实践中变成“港人只治港”，而这很大程度上限定了香港有志青年的上升空间。
如果能明确“港人治港”不等于“港人只治港”，培育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就会多一条途径。内地吸收一些香港青年参军或担任公务员，有三个效果：第一是巩固其个人及亲友的国家认同;第二，如果加以特别培养，提供较大发展空间，则可以对其他香港青年起到示范带动作用;第三，也是更长远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香港会逐步形成一个退役军人和退休干部群体，就像台湾政局中蓝营的“军公教”群体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是国民党争取选票的“基本盘”那样，在香港的选举政治对爱国爱港力量起到加固作用。
这一思路目前也并不完全是纸面上的设想。目前横琴、南沙两个“新区”已经在探索建立公务员分类管理、聘任制改革试点，这将给予港人以考公务员的机会。而南沙将允许港人担任人民陪审员。试点成功再推广，是中国改革的基本路径。在不远的将来，也许我们能看到港人浩浩荡荡加入“国考”大军的情形。而刚刚建立的香港青少年军总会，坊间也有解读是为港人参军作准备的。实情是否如此，我们尚无法确定，但相信有关方面已经在严肃探讨港人参军的提议。
用“回乡证”打开“故乡”
港人回内地所持的证件叫做“回乡证”。这个称呼暗含的意思是，内地才是港人的“故乡”。从历史来讲，当然如此。但要让港人真正保持对“故乡”的感情，就需要与“故乡”的人与事保持着实实在在的联系。
香港民政事务局前局长何志平对目前的回乡证申请机制提出批评。目前港人申请回乡证需要在中国旅行社办理，5年期回乡证收费港币260元，10年期为港币390元。何志平提议在香港青年满18岁时免费发给回乡证，甚至可以考虑免费给他们往返广州和香港的火车票。这一提议颇具前瞻性。
我们提议利用好中国传统的宗族文化，由一系列公众人物出面，在港组织“宗亲会”，定期组织青少年前往内地“寻根”，加固对“家”与“故乡”的认同，进而加固国家认同。尤其是香港籍的明星带头回大陆祭扫，会有一定的带动作用。许多港籍大明星们名义上是香港人，实际上一年大半时间在大陆拍戏、走穴，早就不存在回乡“寻根”的心理障碍，需要的只是支持他们建立更广泛的宗族联络，发挥带动作用。这一点也适用于许多其他界别的公众人物。
中国的宗族文化、祭祀文化，长期被中国启蒙知识分子视为“封建糟粕”的一部分。这在一个国家努力打击宗族的政治权威以扎根基层社会的时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在今天，由于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化， 宗族已经完全不可能再重新获得历史上享有的那种政治权威，这种文化的光明面恰恰可以呈现出来。中国正在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未来还会有许多中国人移民到世界各地，而中国文化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让移民海外的华侨也能始终心向故土，这对于中国实现其全球利益有积极重要的意义。而这其中的关键一环，就是“慎终追远”传统的熏陶。因此，做好节日体系建设，复兴“慎终追远”精神，殊为重要。这一原理可以适用到香港，也可以适用到其他海外华人社会。
香港青年国家认同问题的解决， 终究离不开香港经济社会的平等化。 但在这一平等化结出果实之前，港府和中央还有不少手段来推进香港的“去殖民化”和国家认同建构。总体而言，就是要以日常的“互联互通”打破隔阂，让香港青年认识到，内地不仅是祖先的故乡，也是一个更大的可供个人翱翔的空间，融入“一国”，才有光明的未来。
“雨伞运动”之后，在经济上“放弃”香港的论调在内地社会颇为盛行。我们相信陈端洪的提议更为正确：要以家长心态，以人生经验、“更高级的国家伦理”为标准，为香港青年的前途焦虑。中国崛起是个大势，经济体量的持续增加，将为国家认同建构提供厚实的物质基础。港府正在加强自身的执行力，与中央一起积极回应香港的国家认同问题。对于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建设，我们有理由保持谨慎的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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