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乃强：香港末日论会否成为现实？

　　民众对法治的尊重大幅下降将深度影响香港的未来

　　中评社香港1月6日电/全国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刘乃强在《中国评论》月刊12月号发表专文《香港末日论会否成为现实》，提出：“我们今天可见的损失基本上都属于暂时性质，我们所看不见的损失，包括对法治和警权的损害，中央和特区政府威信和期望的磨耗，年青一代的蛊惑，只会更严重和长远，也只会逐天增加”;“西方宣传已久，最近在内地也开始流行的‘香港末日论’是香港未来的宿命?”。强调：“这一切都是从弱行政，强司法，犯法者得不到应得的惩罚开始。但这连锁反应还刚启动，处于倒数状态，要停止还来得及。此刻全世界都屏息静气，看看当局有没有这决心和魄力去拨乱反正。”文章内容如下：

　　香港市民的“防疫针”

　　于“占领”刚开始时，香港市民的反应很混乱，同情者有之，中立者有之，慢慢下来，中立派已经陆续蒸发，而同情者也越来越少，更越来越没有话说。反“占领”的市民，则一天比一天壮大。人类的适应力的确很强，除了“占领区”附近的商铺和交通运输的业界叫苦连天之外，一般市民开始慢慢习惯了这种新现实，交通时间预长些，早点出门，生活基本上正常。这样一来，“占中”这戴耀廷心目中的“大型杀伤性武器”和“核弹”，于事到临头却只达到微型不便手段的效果，反而成为反对力量尾大不掉的沉重包袱，只有几个骑虎难下的少不更事小年青，还以为继续“占领”是他们跟中央和特区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

　　因此，我看着不少市民很焦急地希望能通过禁制令，逐步清除“占领”道路的障碍物，开通道路时，心情不免有点矛盾。市民的焦躁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们今天可见的损失基本上都属于暂时性质，我们所看不见的损失，包括对法治和警权的损害，中央和特区政府威信和期望的磨耗，年青一代的蛊惑，只会更严重和长远，也只会逐天增加，心痛如割。但是另一方面，到了今天，“反占路”已经成了香港市民的共识。这共识只会随着“占领者”继续赖着不走而一天比一天增长和巩固，并且逐渐形成公愤，这等于为香港市民打了“颜色革命”防疫针，对于之后的拨乱反正，绝对有帮助。

　　即便是这样，谁也不会忍受现时的不正常状态长期持续，在香港成了“新常态”的。因此谁也知道，“占领”行动一定会结束，而不管中间有任何变化，这场外部势力筹划已久，全力推动的“颜色革命”注定会以失败告终。但是上边提及的种种恶果，也将毫无疑问地必然遗留下来，并且长期发生作用。现在看来，因为特区政府和员警不敢断然清场，“占领”行动结束的方式，很可能会是通过法院颁发禁制令，障碍物被清除，“占领者”作象征性的拖延和抵抗，无疾而终。刑事事件民事化，执达吏而不是员警成了主角，中间没有出现显着的暴力，也只有少数人被拘捕。

　　这一结果，表面看来是和气收场，皆大欢喜。实际上，却引致无穷后患，因为今后各种野猫式的“占领”行为，将成了反对势力的新常规武器，动不动就祭出来使用。这对于政府和受影响的市民来说，是成本很高的事情，但对“占领者”来说，却是低成本，低风险的作业。“占领区”将继游行示威之后，成为香港旅游业的另一条风景线。

　　无可讳言，反对势力恶搞到今天，已经肯定会使到反对派政党和政客大量失票，如仍继续干不得人心的坏事，2015年的区议会选举和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必将大败，2017年特首选举更不可能问津。根据以往中外经验，目前支持反对派的“黄丝带”群众，于挫折之后，大部分很快都会心灰意冷，不再热衷政治，甚至不出来投票。部分聪明的反对派政客将会温和化，接受特区之上有一个中央政府，和这政府是由共产党掌权这宪制事实，以争取到时已经买少见少的中间票源。种种原因不能或不想走温和路线的反对派，就只可能放弃议会路线，以不同方式作议会之外的斗争，最后以萎缩、消失告终。这个过程，起码十年八载，人事经历几番新之后，才能完成。

　　司法主导会否出现

　　这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中间，有几个重灾区一定要处理。

　　第一个即时要面对的是整个法律系统。这个普通法的子系统，于回归十七年之后，还是处于消化不良状态，未能成功学习如何与内地的大陆法系统在“一国两制”之下共存。香港的法律界，从教授到法官，大部分都有意识地抱着“倚法拒共”的心态，以我为主，目无中央，成为“无皇管”的“独立法律实体”，与中央平起平坐，前终审庭大法官李国能最近的发言把这态度发挥得淋漓尽致。特别在大律师为主体的公民党事事寻求司法覆核的影响，社会中各种争议都要由法官做裁决，而法院也乐此不疲，来者不拒，司法系统得以不断扩权。这次“占领行动”明显违法，而发起人身为法学教授的戴耀廷虽然鼓吹“以法彰义”谬论，也不得不承认违法，并且声称将会自首投案。但积弱已久特区政府却偏偏不厉行执法，员警在违法的“占领区”中还要接受非法“占领者”的管理，并且阻拦市民自发清除障碍物。受害市民逼于无奈，要向法院申请禁制令，好不容易成功申请，但员警依然不敢协助执行。到最后，还得要由法院明令指明员警可以协助，员警才敢准备配合。这样一来，行政部门等于自愿把它手上的管治权拱手奉给司法部门。司法主导，“法官治港”之局于此全面确立。

　　但是我们毋须过分悲观。跟年少无知的“中学鸡”、“大学鸡”不同，一般法律界人士虽然在价值观上亲近西方，鄙视内地，但是除了像戴耀廷这些少数狂热分子之外，大部分于通常情况之下，还是相对理性和现实的。从近数月来大律师公会多次摇摆不定，前后矛盾，甚至不知所谓的声明中，可见香港法律界最近时刻都在心脑交战，重新寻求定位。而尽管司法部门想扩权，想成为“无皇管”的“独立法律实体”，但李国能在位时也警惕司法部门不要担当太多政治角色，因为结果只会害苦了自己。法官不应该也不可能有效治港，这点显浅的道理，我看大部分法官们还是明白的，只是未能忍受扩权的诱惑而已。

　　无论如何，司法部门的设置，功能并非管治，古今中外，都没有法官治国、法官治市这一回事。香港的司法部门于行政部门弱势而扩权到今天这地步，已经非香港之福。再下去，行政部门如还稍有志气要尝试有效管治的话，不可能不把很大部分它今天已丧失的权力抢回来。行政和司法两者之间的本位利益争夺，马上便要从如何处理违法“占领”的被捕者的分歧而展开，怎样躲也躲不了。法院如对触犯刑法的“占领者”作实质性的判刑，行政部门的权威便得以再次确立，司法扩权停止，但这便等于自绝于刚刚还在喝采的普通法世界中。要是法院偏袒明显的维法者，反对势力将更加嚣张，社会将更加动荡，行政部门将更加弱势。

　　四输之局能否匡正

　　在行政和司法两者之间的博弈中，作为“第四权”的传媒自然不能缺席。前线记者从进大学的第一天，就被灌输司法神圣无上，政府必须监督制衡的观念，所以在这场角力当中，记者是司法部门的天然盟友。但是传媒的管理人员和老板，因为种种原因和考虑，以及历练上的影响，不会像前线记者那样一面倒的盲目支持司法至上。传媒管理方和基层前线记者之间于处理有关新闻事件时的分歧，将会更加频繁的出现，并且会被渲染为官商勾结，自我审查，扼杀新闻自由。这样的处理，本身很有新闻价值，很能达到耸人听闻的效果，所以会大行其道，进一步撕裂社会，进一步政治化，中央和特区政府也从而进一步被妖魔化。

　　一有新闻和曝光，政客便会蜂拥而至，乘机吸取眼球。以当前的主流看法，立法会的唯一功能，是代表市民监督和制衡政府，所以连建制派议员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没有义务要为行政部门保驾护航，而在人人都争相抽水的时候，更不可能不踩上一脚，不踩便吃亏。此外，以往使用过的武器如“辞职公投”、“拉布”、“流会”等，必然会无日无之，政府政令不能通过，社会问题不断增加和累积，怨气冲天，又作另一次爆发。

　　法官、记者加上议员，各从本身的立场和利益出发，很有默契地共同欺凌官员。以一敌三，特区政府很容易便落在下风，它的形象和管治能力因而会进一步削弱。但是其它三大部门的形象也不会因而好转，是一场四输之局。当中输得最厉害的，当然就是你我等小市民。

　　在未来四权混战的局面之下，第一个被牺牲的是法治。别看法院扩权风光，在法院之外，市民对法官的中立性，判案的专业无私，都已经越来越表示怀疑。作法自毙，我国古有明训，只是不大懂中文的法官大老爷们还乐此不疲而已。

　　第二个被牺牲的是治安。法治一败坏，首当其冲的是社会治安。香港市民习惯了生活于一个安全感很高的城市，单身女士可以在半夜三更出外蹓跶，游客也能安心到处玩。我们很难想像治安不好，能如何生活。

　　第三个被牺牲的是社会和谐。最近不但因“占领”的问题弄到父子不和，夫妻反目，兄弟和朋友之间也明显出现裂痕。社会出现撕裂创伤，戾气明显，人人都心情不好，路上动不动就出现吵架。

　　第四个被牺牲的是生活质素。在上述的环境之下，市民普遍心情忧郁不畅，事事不顺。不用很久，社会各种软件硬体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瘫痪、崩溃，生活质量急速下降。

　　第五个被牺牲的是经济发展。这一点已经有不少论者提及，这里就不赘了。

　　行文至此，不说看文章的人了，连我自己的心情也十分沉重，看来西方宣传已久，最近在内地也开始流行的“香港末日论”是香港未来的宿命。

　　但慢着!这一切都是从弱行政，强司法，犯法者得不到应得的惩罚开始。但这连锁反应还刚启动，处于倒数状态，要停止还来得及。此刻全世界都屏息静气，看看当局有没有这决心和魄力去拨乱反正。

　　是《中国评论》月刊学术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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