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下午2时30分，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召开记者会，邀请全国政协常委厉以宁、李毅中、陈锡文、林毅夫以及全国政协委员杨凯生、常振明、贾康谈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并回答记者提问。
现场记者提问：请问陈锡文委员，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审慎开展农村土地征收，还有集体的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制度、集体产权制度等等改革工作，关于农村土地流转方面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因素?
陈锡文：因为现在有一些概念大家在使用时不是太统一，比如说刚才讲到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土地流转之间是什么关系，可能个人有个人的理解。我自己是这样认识的，你刚才讲到土地征收、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农村土地流转，中央已经正式发出了文件，在全国选择了33个县级单位进行改革试点，这些改革试点都涉及到要突破某些现行法律的条款，国务院正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要求，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试点的需要，授权在这33个试点县的范围内，在一定时间内调整这些法律条款的执行，这项工作已经部署完了，现在正要开始搞试点。试点的期限是从现在开始到2017年年底，将近三年时间。
通过试点之后，最后确定暂时突破的那些法律条款，允许他们暂时不实行的在三年之后要进行综合评估，是不是更加符合我们的实际需要，更加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如果是这样，那就要修改现行的法律条款。回过头来，如果综合评估的结果认为这样做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问题，那就继续恢复实行现在的条款，这是刚才讲的三项土地制度的改革，有关部门已经做了部署，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去年年底发出71号文件，已经作出了具体部署，具体在哪些县试点，报纸都已经登过了。
你刚才讲到土地流转，土地流转在现行的学术界、理论界或者农民中间用得比较多的是指农户承包土地租赁权租给别人使用，这个叫流转。你也知道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的61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有序推进土地流转，发展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这个是和流转连在一起的。据我们了解的情况，为了促进土地流转，因为大量的农民进城打工、外出务工经商，家里土地就撂荒了，那鼓励他向其他有能力的主体使用，现在这个成效不断显现。
第一，有关部门在全国开展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的工作，从省级情况来看有三个省，山东省、安徽省和四川省，这三个省是全省开展试点。实际各地都有比较强的积极性，据我了解，大概95%以上的有农村的县级单位都在开展试点。大概三分之一以上的村庄和三分之一以上的乡镇都在开展试点。大概已经有3.4亿的土地给农民办法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这种情况下，土地流转也在加速。根据有关部门在去年6月底的统计，全国农村大概流转的土地经营权总面积是3.8亿亩，占到28.8%。把土地部分和全部流转给人家使用的农户接近6000万户，占全部承包农户总量的26%，这个进程逐步向前推进。
当然我们现在要避免的就是避免随便瓜分，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因为农民流转土地一定有自己的考虑，如果他觉得自己务工经商有更好的收入，愿意把土地流转给别人，如果他没有更好的收入，你强制他流转，某种程度就剥夺了他的权利。所以在三中全会决定的指引下，特别是在三中全会之后，中央非常明确的提出，农村耕地要实现三权分置的方式，就是明确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和稳定农户的土地承包权的基础上，要让土地的经营权能够搞的更活，能够流转。有了这个制度之后，农民可以依法自愿有偿的流转土地。
从目前来看，前几天刚公布的统计公报中很明确的指出，我们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4.77%，还有45%的国民常住在农村，这个数量接近6.2亿人在农村。短时期内让他们都到城市去是不可能的，所以相当多的农民还要在农村生产和生活。现在出现的土地流转到底怎么评价，是快了还是慢了，每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去年外出就业农民工总量将近1.6亿多人，农村整个劳动力是多少呢?大概5.4亿。所以大约有30%左右的农村劳动力到外地去就业了。所以现在流转的土地面积是多少呢，28.8%，基本是吻合的。所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稳步突进，我们又对推地的流转给予相应的法律保护和制定相应的政策，让农民自己去做选择，在这个基础上，一定会逐步扩大土地流转，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反过来如果拔苗助长，反而会生出你不想要的那个结果。
附文：贺雪峰：是“无人种田” 还是“无田可种”
：贺雪峰 发布时间：2015-03-05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国人在谁来种田这个问题上达成的有趣共识，就是将来无人种田，也就无人养活中国，现在是老人种田，老人种田集约化程度低，与市场对接困难，种田不赚钱，因此势必会出现土地抛荒，粮食减产。正是因此，中央三农政策强调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推动农村土地流转，要实行适度规模经营和推进农业现代化。
问题是，当前中国仍有2亿多农业劳动力，而中国总共只有20亿亩耕地。在当前农业生产力条件下，一个劳动力可以轻松耕种30~50亩耕地，在中国农村劳均不足10亩耕地的当下，何以会发生无人种田的问题呢?
湖北省孝感市经管局有一个典型调查也许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孝感市某村出现了农民抛荒，村干部在上级号召下，动员农民将承包地流转给大户经营，经过几年努力，全村有300多户的800多亩土地流转出来，形成了适度规模经营。因为有了规模经营，市区两级新农村建设工作队协调各方力量，为村庄争取国家资金大搞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全村耕地实现了排灌自如，机耕机收。结果，生产条件改善了，很多老人都把田要回去了。老人们要回的理由有三条：“一是条件改善了，种田不像过去那样是重体力活，年纪大也搞得了;二是种田有成就感;三是可以锻炼身体”。尽管合同没有到期，村干部也无可奈何，只能服从群众利益，原来购置的机械大多闲置起来。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之前农村之所以出现抛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取消农业税后，村社集体退出农业生产的共同事务，使农民种田中一家一户“不好办、办不好和办起来不合算”的共同生产事务无人办理，基础设施无人建设，农田难灌溉，机械化难推进，因此出现了有田无法种的问题。
有田无法种，就应当针对无法种来做文章想办法，而不是以为无人种田。农户无法种而只能抛荒的土地，流转给大户，大户也无法种，因为大户同样解决不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的问题。武汉市郊区农村出现土地抛荒，这正是武汉市推动农村土地流转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工商资本愿意流入的土地，都是基础设施良好尤其是灌溉便利的平原地区的耕地，而不可能去山区高丘地区搞流转土地(除非流转用于种苗木或搞休闲旅游)。而实际上，武汉市郊区工商资本愿意流转的平原地区的耕地从来都被有效地耕种着，而抛荒的山区高丘地区的土地，工商资本根本就不可能去流转来搞农业。
无论是农户还是大户还是工商企业，要到现在农民无法种的土地上耕种，就需要有农业投入，就需要进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央每年巨额涉农财政转移支付，相当部分就是用于建设农业基础设施，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比如每年高达千亿元的国土整治资金就是用于整理国土尤其是耕地的。
具备良好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的耕地，由农户来种，农户当然不会抛荒，而会精耕细作。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农业生产条件的耕地，通过国家涉农财政资金的支持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从而使农户可以耕种。从一家一户小农角度考虑，在大量农村人口进城背景下，当前农村“生不增死不减”的土地政策，造成农村耕者土地细碎不连片，若通过村社集体的力量让农民可以连片经营，就不仅可以极大地减少劳动投入和降低生产成本，而且可以极大地便利灌溉、机耕、植保和田间管理。
对于一般种粮的农户来讲，尤其是对于中老年种田农民来讲，他们耕种自家承包地，主要是种大宗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粮食等大宗农产品，国家保护价收购，风险低、收益少，所需农资都是高度市场化的标准化产品，因此不存在与市场对接的问题。只要解决了生产环节单家独户无法解决的共同生产事务，中国目前农村仍然具有的2亿多农业劳动力就一定可以种好田。
当前留守务农的以中老年人为主的2亿多农业劳动力，将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保持在高位。随着中国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农业劳动力转移进入城市，同时又会有很多进城失败的农民工返乡务农，在当前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下(尤其是普遍的机械化)，在城市缺少就业机会的中老年人在农业上却可以大有用武之地。再过20年甚至30年，农业劳动力减少一半，也还有一亿多，相对20亿亩耕地，劳均也只有不足20亩。所以，未来20~30年，农业领域尤其是生产大宗农产品的耕地，不存在谁来种田的问题，倒是存在要让农民能够种田的问题，也就是要将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用于完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和要从政策上为数以亿计的农户提供支持。
对于留守务农的农业劳动力，以及进城失败愿意返乡的农民工，种田不仅是一份收入，而且是就业，是充实生活的基础，是人生意义的基础。正是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建立起或延续了村庄社会关系，形成了基层社会治理。即使年纪大了，只要农业生产条件改善了，他们也可以搞得了农业生产。中老年人不可能全年高度紧张地从事精细化的流水线作业，而农业恰是社会过程与自然过程的结合。春播秋收，从春到秋，有一个漫长舒缓的过程，有一个远长于农忙的农闲，这样的农闲，既是田间管理，又是收获期待。在这样的春种秋收中形成了农民人生的意义与生活的价值。
农村中年龄较大的中老年人种地，劳动不累，收入不高，生活水平不低，闲暇时间很多。这是一种退养式的生产与生活。而农村年轻人进城务工经商，在城市中寻找远比农村多的机会，也冒着远比农村多的风险和付出远比农村多的辛劳。进城农村年轻人冒险成功了，他们发了财，就在城市安居，甚至将父母接到城市来;若进城失败，他们也可以返回农村，因为国家为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提供了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基本条件。
进城失败的农民有退路，中国现代化有出路。让老年人种田，而不是仅仅推动农村土地流转、让工商资本或种田大户来种田，这可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有利于农民问题的解决，而且正是农业可以容纳如此之多劳动力与人口，使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因此，我们千万不要被似是而非的“谁来种田”所误导。今天的中国，不是无人种田，而是有人无田种和有田无法种。国家农业政策的核心和涉农财政资金的重点，应是解决有田无法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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