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乡村治理中的资本化现象

　　近年来，全国许多地方在推进农村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双强双带工程、产权流转等。但由于缺乏相应的社会和制度基础，这些改革在解决某些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另外一些问题，如乡村治理中的资本化现象，正对乡村治理产生深刻影响，应引起人们的警惕。

　　一、当前乡村治理中的资本化现象

　　伴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资本观念日渐渗入乡村治理，成为影响乡村治理的一个重要因素。

　　1、村干部任职

　　近年来，为了解决农村发展的带头人问题，许多地方大力实施“双强工程”，其目的在于培养和选拔一批带头致富能力强、带领群众致富能力强的农村党员干部，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的优势，为村庄争取项目、举办公益事业，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在实施“双强工程”中，各地强调要扩大视野，拓宽渠道，特别是对于村支书和村主任人选，强调既可以从致富能手、复员退伍军人中选，也可以从打工人员、个体户中选;既可以从私营企业主中选，也可以从大中专毕业生、机关干部中选，甚至从发达地区引进，强调要打破职业界限、地域界限、城乡界限。但是，在人财物大量流出的当今农村，“双强工程”可选择的人才空间仍然相当有限。在资源贫乏的村庄，其很可能流于形式;在资源丰富的村庄，很可能产生强人或恶人;在发达地区的村庄，则可能是富人。因此，在有些农村地区，“双强工程”的实施有可能解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带头人问题，但由于他们可能是强人、富人甚至是恶人，也可能对农村基层组织的合法性提出挑战。

　　2、产权流转

　　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近年农村改革的重点之一，其目的在于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农村产权制度，提高农村生产和资源利用的市场化程度。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包括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资产等的流转，这些产权的流转最终都可能被资本所控制。

　　以林权流转为例。笔者调查发现，林权流转最终都被村内外资本所控制，其主要原因是，大量的林地流转是原村集体所有林地的流转，不仅面积大，而且村集体要求一次性交清70年的承包费，这种情况下，只有资本雄厚的人才可能最终获得承包权。如河南Y村，6000余亩的集体林地，承包人仅5人，除1人为省外老板外，其余4人均为当地老板。承包面积最大的达到2000余亩，最小的也有近300亩，显然，一般的小农家庭是没有能力参与竞争的。

　　3、党员发展

　　为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不少地方将发展党员的重点放在村中富人身上。笔者在农村调查发现，近年来，许多村庄发展的党员多为村中老板。这些老板之所以被发展为党员，除了他们自身需要一个政治符号外，更多的是村党支部做工作的结果，因为村里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资源，如修建办公室、购置办公用品，村支部均可向他们化缘，同时，发展他们入党，也是落实“双强”工程的需要。

　　二、乡村治理资本化的影响

　　乡村治理是乡镇政府管理与农民广泛的政治参与相结合，以村民自治为核心，以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一种和谐发展理念及相应的制度安排。然而，乡村治理的资本化，不仅加剧了农村社会的分化，削弱了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和资源基础，阻碍了农民的政治参与，而且严重侵蚀着基层政权的政治合法性。

　　1、加剧农村社会的分化

　　农村社会分化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发展的一个总趋势，影响农村社会分化的因素非常复杂，有农民外出务工的成败、对乡村资源占有的多寡以及家庭成员是否出现重大疾病等。当前，在许多农村地区，对农民影响最大的是对乡村资源占有的多寡。因为对于绝大多数农民而言，乡村生活是其基本生活，现有的农村资源被少数人占有后，其他生活在村庄中的人，其生存资源便受到挤压。

　　在当前林权和地权的大规模流转，资本成为加剧农村社会分化的主要因素。以林地为例，林地承包通常在百亩以上，多者甚至数千亩，虽然承包费不高，但投资大，且收益期长，一般的小农根本没有能力经营，因此，林地流转最终为资本所控制，且国家对林地发展有相应的支持政策，承包人不仅可以享受国家的巨额补贴，还可以利用承包林地进行抵押贷款用于发展其他产业，从而积累起巨额财富，这必然加剧农村社会的分化。

　　2、虚化村级组织的村庄基础

　　村级组织的良性运转需要有相应的社会基础和资源基础，目前乡村治理中出现的资本化现象正在严重侵蚀这两大基础。

　　村级组织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在制度设计上，村委会是要解决社区范围内的自治问题，但在现实中，由于大量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村级事务决策缺失了有行动能力的行为主体，使得本该由村民参与的村务决策蜕变为村干部决定或资本决定。村务决策的干部化和资本化，一方面将村民自治的性质虚化了，另一方面导致普通农民进一步远离村庄政治生活，村民自治的组织基础日渐虚化。

　　集体资源是村级组织得以良好运转的重要基础。在农村产权改革中，村级组织获得的承包费不足偿还村级债务，而资本下乡却卷走了大量集体资产，这不仅严重损害了农民的经济利益，更为严重的是掏空了村级组织的资源基础，使得村级组织更加没有能力举办公共事业，这必将进一步降低农民对村级组织的信任，甚至加深农民对村级组织的怨恨。

　　3、损害基层政权的政治合法性

　　农村基层政权的核心是管理乡村社会和为农民服务。因此，农村基层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乡村社会，来源于农民。农村税费改革前，由于农民承担高额的税费，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受到削弱;税费改革后，不仅各种税费被取消，农民还能得到多项财政补贴，农民对中央政府的认同空前提高，基层政权与农民的关系也大为改善。但是，由于地方财政严重短缺，税费改革后基层政权的管理职能大为缩减，以致基层政府仅仅在形式上成为连接农民与上级政府的一个中介，其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的意愿和能力都大为减弱。

　　同时，作为农村社会管理者的基层政权，必须全力落实来自上级政府的各项改革，但在改革中，普通农民通常处于弱势地位，以致改革容易被暗箱操作，甚至乡村干部拉帮结派侵占集体资源。在农村产权改革中，普通农民的现金收入水平不高，没有能力参与所在社区资源和利益的竞争，导致农民的不公正感。基层政权公共服务能力的减弱及农民不公正感的滋长和蔓延，容易引起乡村社会的不稳定，削弱基层政权的政治合法性。

　　三、结语

　　乡村治理的资本化是近年来农村改革过分强调市场化及片面追求效率的结果。但是，市场化并不能解决农村发展问题，更无法解决农村社会的稳定问题。正如陈锡文所言，资本下乡之后，确实使土地和劳动的生产率都大规模提高，但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却没有办法得到解决。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改变了农民的经营主体地位，农民从过去一个经营自己土地、生产产品的业主，蜕变为一个给别人生产产品的雇工，这对农民的心理，对农村社会结构将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当前，由于人口的大规模流动、现代性和市场经济的深化，以及基层政权管理职能的缩减，农村社会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在此背景下，假若农民的正当权益受到损害而又得不到及时、公正的解决，他们便有可能选择非制度化手段，这不仅将直接降低乡村治理绩效，而且影响乡村社会稳定。因此，当下中国农村社会能否保持稳定和持续发展，取决于农民的生存手段是否有较大的腾挪空间，取决于农村社会的不平等能否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取决于农村社会的分化机制是否公平。一句话，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取决于农村的各项改革能否真正维护农民的权利，实现大多数农民的利益。

　　(系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

　　(此为原稿，与书刊有出入)

　　文章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14年1期)总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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