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一件事。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是从《军报》转载的。《军报》原文是报道我军潜水艇上一名士官，技术超强，几次在潜艇出现故障的情况下，他成功排障，使潜艇得以顺利运行。这样一篇完全正面的报道，到了网上成了什么呢?题目被网编改为：《我军潜水艇事故频发，风险极大》。同一篇文章，变了个题目，就完全变味了。
为什么会这样?我想，首先是网编的立场肯定有问题。他已经不会站在客观的角度处理新闻稿了。这在今天的网媒及从业人员中已不是孤立现象，现在不少媒体人选择的立场是，只要是官方宣传的，我都要站在你的对立面。所以，如果不能改写这篇文章，那就改标题。究其原因，除了立场问题，还有就是商业考虑。要吸引眼球。如果是宣传英模人物的报道可能就没人看了;说我军潜水艇事故频发，看的人就多，就增加了点击率。这里面有各种原因，有政治立场问题，也有追求点击率、追求经济效益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当然会伤害新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甚至会误导舆情。
对于媒体，不要急于去指责和批评。应该先反省我们自己。
不过，对于媒体，我同意潘维说的，不要急于去指责和批评。应该先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媒体今天的状况?首先是我们自己的原因。比如潘维提到了价值观的问题，本来，宣传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原本无可厚非，但环顾全世界，哪有一个国家提出过24个字的价值观?你以为罗列的词组越多，就越全面，就越可能把中国人的美好德行和规范一网打尽，却不懂得越详尽越挂一漏万的道理。何况，这么多字，谁背的下来?让提出的人自己来背，他背得下来吗?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在面向全社会推出之前，就不能请一些语言学家，社会学家帮着推敲一下，把把关吗?哪有把“富强”当作价值观的?说我这个国家的价值观就是要富而且强，能拿这个属于状态描述的词当做价值观的吗?价值观只能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不能是具体物化的东西，因此只能使用名词。连语言学、语义学的基本问题都没搞懂，就想谈价值观，以其昏昏，怎么能使人昭昭?存在类似问题的还有八个字的北京精神，同样也经不起推敲。第一个词是“爱国”，爱国是北京独有的精神吗?这是全体国民都应具有的普遍精神，所以它不属于北京市民的独特精神。第二个词是“创新”，一个首都怎么能只把创新当作精神呢?一个首都必须有它保持传统传承文化的一面。这是首都的责任。所以做为一国之都，仅提创新是不够的。深圳、上海可以单提创新，独独北京不能。第三个词是“包容”，第四个词是“厚德”。我们知道，一个人包容了就会厚德，厚德了就会包容，这不还浪费了一个词吗?总共八个字，真正能用的就剩下俩字：包容。这是不是也太惨了点儿?
比这个更早的还有《北京市民公约》，七八十个字，都是四个字一组的，居然还把“无私奉献”也写上去了。你怎么能要求市民也无私奉献呢?这是对党员的要求。我想知道，如果市民做不到无私奉献，只做到了有私奉献，算不算违约?如果算违约，处不处罚他?如果不处罚，这个公约有什么用?现在，不光是宣传部门，很多部门在提出规范，制定规则方面，经常是不加推敲，草率行事。自己还没弄明白，甚至连语义推敲都做不到，就向全社会颁布推行，其结果不是说了也白说，对民众毫无约束力和认同感，就是让人们的价值观和是非观越来越混乱。这一点尤其可怕。所以，在认识到现今全社会信仰缺失，思想混乱的现状时，我们首先要检讨自己，是我们的思想贫血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六神无主。其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话语的平庸。话语的平庸说到底是思想的平庸。而平庸的话语怎么能让别人听你的，信服你?
比如抗议西方国家首脑见达赖，我们的理由差不多就是一个，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别国干涉，所以你不能见他。这样无力的话语怎么能让那些主张用人权干涉主权的西方人听从呢?你既然这么在意人家见达赖，索性你就干脆来他一次狠的，找个国家开刀。你要见，我就把咱们的外交关系降成代办级，让你在与中国交往时吃点政治上，经济上的苦头，让全世界的人都看看，中国人不止是干打雷不下雨的主儿。对媒体更是如此。你政府的话语一陈旧，且一遍遍说个没完，谁还愿意听你的?要想让媒体听你的，或者让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更中立、更公正，就得从首长讲话、中央文件做起，必须拿出让人耳目一新的新鲜话语。没有新鲜的话语，就会脱离世界也脱离你自己的人民。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深刻反省，别老把事情都推到别人身上去。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责任要勇于承担，有错的地方必须改正。首先要改变我们的话语方式，建立一个全新的话语体系，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何应对媒体的方向迷失和道德水准下降？
今天，国内媒体的方向迷失和道德水准下降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与国际上特别是西方媒体的方向迷失和道德水准下降的趋势是一致的。如果说国内媒体基本上是整体迷失，这话可能过了。但不少媒体的确在方向上出现了迷失，这当然也就会造成对大众的导向迷失。看看国内那些稍微有点特色的媒体，几乎都是以立场见特色。这立场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都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都反对。这一立场定位好像是非分明，实际上是让立场决定了是非。这样也就没有了是非观，或者说，屁股决定脑袋。结果，无论是哪种观点，首先被立场左右。就失去了正确判断问题的标准，这是今天许多媒体的通病。
再有，媒体的道德水准在经济效益的压力下直线下降，完全失去了职业自律。当然道德水准下降和缺乏自律不完全是媒体的问题，和政府主导也有很大关系。把一个媒体又一个媒体推向市场，让它们自负盈亏，自己想办法挣钱。记者个人挣黑心钱，拿着一点事儿要挟企业，企业一给钱就摆平了。而媒体行为则变成了个别记者行为的整体放大，它们也用这样的方式来挣钱。包括我前面讲的那篇潜艇报道被改标题，和媒体的商业动机有很大的关系。为了吸引眼球、增加点击率——因为这样才可能挣更多的钱，置新闻真实和职业操守于不顾，这和我们今天整个新闻体制有很大关系，更和整个社会的急功近利有直接关系。对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提高媒体和媒体人的职业自律自不待说，加强媒体的引导和管理尤为重要，这些道理大家都懂，大家不懂的，则是怎样才算是对媒体的最有效的引导和管理。
媒体管理不能仅仅用压制和封堵的方式，无论是从思想层面，还是技术层面，网络都是压不住也封不住的。压制网络舆论需要技术支持，有了技术支持，又无法判断哪个信息可以上网，哪个不可以，最后只好用关键词的办法，干脆封杀了事。这种方式绝对不是一种有效而且可取的领导或者引导媒体的方式。我认为，在这方面你与其去压制它又压制不住，不如创新一种比别人更先进的方式。但创新谈何容易?尤其在对媒体的引导和管理方面。我们必须让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管理学家、网络专家都参与到对媒体的引导和管理工作中来，而再不能仅仅依靠宣传部门的官员去管理。
不能再让被西方价值观和话语体系导致的“精神错乱”传染全社会。
除了政府部门自身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国内不少媒体确实存在严重的“精神错乱”，受西方价值观和话语体系的影响的精神错乱。相对来讲，西方的话语更有吸引力，表达上更能植入人心。这是由于很多人今天仍然没看清楚，西方现在的话语体系与它的发展方式以及前进方向，正在渐行渐远，越来越相背离。也就是说，西方已经越来越心口不一，言行不一，但却还在用他们的“心”和“言”，来左右别人的思想和行动。
比如当西方的一些有良知的学者，开始质疑他们的制度是否出现问题时，在我们这里，却有很多人仍在大谈中国的民主问题，宪政问题，好像他抓住了中国的病根，但这些人真的弄清楚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宪政了么?你如果认真问他这个问题，他除了把从西方搬来的民主教条背诵一遍，还能说出什么?这些人远没有当年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来得认真。压根没弄清楚民主是怎么回事，就成了“民主”“宪政”坚定的捍卫者。这同样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民主是什么?民主是怎么产生的?我曾经跟美国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有过一次辩论。我说，你们美国人并不知道民主是怎么产生的。就满世界去推行民主。他一听就急了，因为在他看来，美国是民主国家的样板，而你一个非民主国家的军官，居然指责我美国不知道民主是怎么产生的，这还了得?于是他开始给我大讲民主的历史，差不多把民主所有的过程和特征都讲了一遍。等他说了个把钟头，我才告诉他，你说得不对，民主不是这么产生的。民主制的确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经过中世纪黑暗，开始文艺复兴，再到法国百科全书派，最后到美国，形成潘恩的政治哲学，这个轨迹都没错，但这是民主制历史上的事件和转折点，却并不是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产生的根源。因为在我看来，西方现代民主与古希腊民主形式相近，根源却并不相同。现代民主产生于充分发育的商业化社会，因为只有充分发育的商业化社会才会产生出充分发育的契约精神，而西方现代民主是全民遵从的契约精神的产物。什么叫宪法?宪法就是全民契约，就是全民的大合同，宪政就是全民履约的过程。
我对他说，如果你连这个都搞不懂，你给我讲什么民主?不懂这一点，你就搞不懂，为什么你们西方发达国家能产生这样一种制度，而别的国家却不行，别的国家在东施效颦中全都出现了“烂民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先产生契约精神这个必要的土壤，没有完成社会契约化过程。我不是说西方民主完全不好，大家都来按契约办事当然是好事儿。可是除了上千年的中世纪宗教约束这个前提条件，西方完成契约化的过程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少又经历了近300年。而我们，从辛亥革命到现在不过100来年，真正稳定发展也才30几年，你给我300年时间行不行?不给我足够长的时间，让我现在就玩西式民主，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要么是台湾今天这样，学生占领立法院;要么是中东颜色革命，要么是今天的乌克兰。所有这些事实都证明，没有整个社会充分的契约精神的建立，民主就会变成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政治暴力。这一点，你美国人难道视而不见么?如果你不是政治幼稚，那就一定是别有用心。
今天我们是否已经走到了一个必须争论的岔路口？
这场意外的思想交锋让我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今天还能不能还像30年前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小平同志说的那样：不争论。今天我们是否已经走到了一个必须争论的岔路口。在这个岔路口，如果不争论清楚方向、目标、路径，我们将不知道下一步迈向哪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就可能得而复失，民族复兴的宏愿就可能成为一纸蓝图。如果不把问题争论清楚，党和人民就不可能明辨是非。为此至少应该让思想界争论起来，其中一个焦点的问题就是，民主到底是什么?适合不适合今天的中国?如果不适合，那它适合不适合未来的中国?如果适合未来的中国，中国该怎么从今天走到未来?这些问题必须弄清楚。如果思想界都弄不明白，你怎么让全党明白?怎么让媒体明白?怎么让全国老百姓都明白?所以，中国思想理论界今天有必要进行一场思想大辩论。只有在思想大辩论的基础上，真理才能越辩越明。即使没能把真理越辩越明，好歹也要把道理越辩越清。
我在一些大学讲课，不少给我递条子的学生都追问一个问题。他们说中国今天不民主、不自由。我说那好，请你告诉我，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民主和自由是什么关系?请用一句话给我讲清楚。结果，没有一个人能讲清楚。我说行，你们认为我是一个代表非民主制度的军官，那让我来告诉你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对权力的限制，这个“力”是力量的力。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对权利的限制，这个“利”是利益的利。民主是用来限制公权的，自由则是用来限制私权的。或者说，民主是限制政府权力的，自由是限制个人权利的。一个正常的法制国家，政府和人民的权力与权利都是有限的。你知道不知道?你以为自由是什么，自由是让你随心所欲吗?有位法国人对自由主义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一个人的自由以另一个人的自由为界限。这句话已经变成关于自由的定义。这就是说，在任何国家中，每个人的自由都是有限的。自由不光是一个时间概念，它同时还是个空间概念，在不同的空间里，人们享受的自由程度是不同的。不妨设想一下，在93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生存的三亿美国公民，与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生存的十四亿中国公民，她们享受的自由度会是一样的么?当你转个身都可能触碰到另一个人的权利边界时，与转过身来另一个人的权利边界还在数十米开外，两者的自由空间会相同么?这是个必须严肃思考的问题，不是拿自由是一种精神和心灵的不受约束这套说词可以搪塞的。
中国今天不论是持什么观点学者，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在宣传自己的理念时，有压制别人表达自己观点的倾向。包括那些受西方民主自由理念影响很深、对西方“普世价值”宣传很起劲的人。这些人即使在表达自己对民主自由的见解时，也对持其他观点的人，显露出一种压制对方的专制态度，几乎根本不允许别人说与自己不同的话。这还有一点民主和自由的味道吗?每当这种时候，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问问他，你用如此专制的口吻宣传民主和自由，怎么可能真正到达民主和自由呢?
真正的大国崛起是一种新文明的诞生，我们必须开始主流思想和主流价值观的顶层设计
从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就整天价高喊大国崛起，却始终也没人能说明白，什么是大国崛起?很多人都以为，如果我们的GDP在未来20年撵上或超过美国，我们的制造业成为世界第一，我们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就可以完成大国崛起。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崛起。真正的大国崛起是一种新文明的诞生，历史上没有一个全球性大国崛起，最后不表达为一种崭新的文明模式。你可以不喜欢跟你打过两场鸦片战争的大英帝国，你也可以不喜欢至今还在压制中国崛起的美国，但你必须承认，它们的确是为这个世界提供了两个文明范本的国家。大英帝国提供了一种在工业革命基础上的贸易文明，美国人则沿着大英帝国的路往前走，最终越过自己的前辈，为世界提供了融合全球经济的金融文明。你尽可以认为这些文明都不够公正，都有掠夺别国财富的动机和倾向。但是不管怎么说，它为世界提供了在其文明框架内运行的有效体系：一是交易的信用体系，一是交流的价值体系。不容讳言，今天，这两个体系都出了问题，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以及美国人主导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欧洲主导的利比亚战争，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这就促使行进到岔路口的中国要停下来想一想，中国的路，下一步该怎么走?或者说中国要作为大国崛起，你准备给世界提供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你能解决好中国自己的问题，你就也可能为世界的未来解开了难题。但眼下看来，我们还远未解决这一难题。包括试图用24个字来统一中国人的价值观，都可以看做是在这方面的一种尝试。但恐怕是不成功的尝试。如果你提出的东西，连你自己都统一不了，你怎么可能统一世界，让世界认同你呢?说到底，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还得从解决最基本的话语问题开始。
也就是说，解决舆论界的乱象、思想界的乱象，千头万绪，都要从改变文风开始。首先领导人的讲话不能再用传统笔杆子的写法，不能再用那种四六句式的党八股，必须使用一些新的理念、新的词汇，自上而下，从语言上给全社会带来一股新风。
话语体系的改变，才会带来话语权。这就意味着必须痛下决心，不能再让那些自己都浑浑噩噩的人再掌握话语权，不然国家真的就没希望了。人们都以为腐败很可怕，其实只要下决心，腐败是可以一步步抑制和改变的。但改变话语体系却没那么容易。因为话语是在每个人脑子里扎根的，怎么抠出去，怎么改变，这是远比反腐更困难的事情。
现在我们喜欢谈顶层设计，但谈的都是机构的顶层设计、模式的顶层设计，而真正应该重新开始的，是主流思想和主流价值观的顶层设计。中国必须重新确立自己的价值观，让全体人民都能服膺它，都能认同它。这方面，必须迈开第一步，就像潘维讲的，先好好开几个座谈会，在思想界好好地进行一场大辩论，明辨是非之后才能完成这个顶层设计。这绝对不是主管部门的几个官员或者某个院校的几个专家就能够设计出来的，必须集中全民的智慧。什么是全民智慧?就是大家都去想同样一个东西。当大家都能接受同一个东西的时候，那就是全民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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