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毅等:地产资本与当代中国的城市中心主义

　　：潘毅 卢晖临 张慧鹏

　　2008年冬天，在北京郊外的建筑工地上，我们认识了袁飞。他虽然刚刚20岁出头，却已经在建筑工地上做了5年的钢筋工。袁飞的父亲是尧村邻村一所小学的校长，算得上当地的高级知识分子了。父亲的梦想是让袁飞读书上大学，将来在城市里找到一份稳定而体面的工作，彻底脱离农村。从小生活在尧村的袁飞对城市充满了奇妙的想象，电视机将城市美妙的图景展示在他面前。那是一个精彩纷呈的世界，完全不同于贫困寂寥的尧村，他急切地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体验一下城市人的生活。终于，初二那年，他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躁动，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执意要出去打工。一脸稚气的袁飞怀着对城市生活的梦想，来到北京的工地上投奔他的叔叔。

　　从小在尧村长大的袁飞，终于有机会走入这个只在电视和想象中才见识过的“外面的世界”。这是一座超级庞大的现代城市，到处都是耸入云天的高楼大厦，一座座造型奇特的建筑矗立街头，宛如一道亮丽的风景。宽阔的马路上车流不息，人头攒动，到处都是拥挤的人群。高大的电子广告牌上不断变幻的图像，传递着这个社会的时尚潮流……

　　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精彩，然而这份精彩并不属于他。初到北京的袁飞甚至还来不及细细打量这个城市，就一头扎进一个位于五环之外的建筑工地。按照城市的开发规划，不久的将来，这片荒芜的土地上也将屹立起一座座漂亮的高楼，也将有大型的超市、广场、街心花园，变得和市区一样繁华。而眼下，它不过是一片荒凉的土地，甚至比尧村还要荒凉。从来到工地上的那一刻，袁飞的心就凉了一大半，他所朝思暮想的城市生活，就像一个泡沫一样，被风轻轻一吹就破了。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成了一名钢筋工，建筑工地上的工作和生活让袁飞真正体验到打工生活的辛酸。他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2008年初，家里人在老家为袁飞介绍了对象，两人见面，彼此感觉良好，就正式确定了关系。之后，袁飞回到北京的工地打工，女朋友则继续在家乡的服装厂上班，两人很少有机会见面。2009年初，就在我们到达尧村后不久，袁家为儿子举办了婚礼。婚礼办得风光排场，却也让这个普通农村家庭元气大伤。光给新娘子的礼金和筹备婚礼就花了5万块钱，加上盖房子和装修，一共花费10多万，家里因此捅下了“窟窿”。为了“填窟窿”，新婚没几天的袁飞又一次随同乡亲们离开尧村，来到北京的建筑工地上打工。如果说五年前是“外面的世界”吸引袁飞离开家乡，那么，在备尝工地艰辛、见证幻象破灭后，袁飞再次来到北京则是“别无选择”。在尧村和北京之间，就如同有一根看不见却剪不断的丝线，将袁飞这样的青壮年绵绵不断地牵引出来。

　　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我们见到很多像袁飞这样的年轻人，刚刚结婚就跑到工地上去打工。我们见到更多年纪大的人，有的人已经在工地上干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长期在外漂泊，离开妻子和儿女，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农村的发展似乎陷入了停滞状态，尽管“三农问题”专家们开出了各种药方，国家也给出了各种政策，但农村的发展依然没有什么起色。农村太穷，挣不到钱，单靠农村的那块儿土地养活不了一家老小的生活。相比之下，城市却处在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之中，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城市迅速扩张和膨胀，大规模地拆迁、改造、兴建开发区，各种建设项目一个接着一个，将城市变成一个大工地。城市像一块巨大的磁石，牢牢地吸附着各种资源，包括资本、技术和劳动力。今天的尧村，绝大部分青壮年男性劳动力都出来打工了，他们常年往返在北京和尧村之间，过着候鸟一样的生活，而这种生活不知何年何月是个结束。

　　资本向空间转移

　　城市化不但是转移剩余劳动力，同时也是在为增殖资本寻找出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历了一个资本快速积累的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告别了资本短缺的代，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包括国家资本、私营资本和外资。从2003年开始，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吸收国外直接投资第一大国，目前每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800—900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也已经突破2万亿美元，高居世界第一位。资本是追逐利润的，需要不断投资才能实现自我增殖。这些资本投入到工业生产中，导致产能严重过剩。

　　在生产急剧扩大的同时，人民群众的购买力水平却严重不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的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由于劳动力的成本长期被压在很低的水平上，资本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工人收入却始终没有显著的提升，严重的贫富分化致使国内需求不足。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开始，中国就一直面临生产过剩、内需不足的问题。2008年新金融危机更进一步地挑战了外向型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

　　在工业品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大量资本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渠道。为此，国家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为资本寻找出路。自1990年代后期起，国内资本从工业产品的生产大规模转向城市空间的生产。城市化需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而建筑业又具有很强的产业关联性，能带动整个工业的生产，成为经济增长强有力的引擎。按照经济学家王建的计算，2003—2008年，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大约需要50万元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未来十年可以产生超过225万亿的投资规模，并且引发更大的消费需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员表示，房地产业与建筑业在国家GDP的比重接近10%，是我国加大投资、拉动消费和解决就业的最佳行业。

　　在城市建设中，地方政府有着更加强烈的冲动。首先，在当前中国的财税体系下，土地出让金收入归属地方财政，由地方政府支配。通过出让土地进行城市开发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其次，城市化是形象工程。在地方政府官员看来，城市化代表了现代化，城市化水平像GDP一样，成为衡量一个城市和一个地区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城市建设不但能够改变城市形象，招商引资，加快地方经济发展，而且城市建设本身就能够带动GDP快速增长。在政绩观的支撑下，政府官员有很大的动力进行城市的开发建设。

　　简而言之，在今天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危机面前，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受到严重挑战，城市化因其能够扩大内需，刺激投资，被视作为走出危机的唯一出路。今天的城市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生产和生活的空间，而成为资本积累的空间，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增长机器。

　　以北京为例，申办奥运成功之后，北京为了在短时间内建成世界级的现代城市，在筹备奥运会的七年时间里，北京累积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接近3000亿，城市的面貌焕然一新。政府的投资带动了市场主体的投资，各种建设工程竞相上马。在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城市，到处都在征地扩张，到处都在开工建设，城市的拆迁和改造已经成为社会上最为关注的热点话题。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建筑市场，建筑量占到世界的一半还多，每年投资376亿美元，其混凝土和钢筋的消费量分别占到世界的一半和1/3。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不但成为“世界工厂”，也成为“世界工地”。

　　地产资本的兴起

　　与城市的扩张相伴随的是地产资本的兴起。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只有短短十几年的历史，但在这十几年时间里，房地产业无疑是名副其实的聚宝盆，积累了巨额的社会财富，同时，房地产业迅速跻身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计划经济时期，城市的建设项目由国家统一规划和投资建设，由国营建筑公司负责组织实施，国家是唯一的建设主体，不存在今天所谓的开发商。1980年代初期，改革开始从农村扩展到城市，建筑行业成为最早实行市场化改革的行业。建筑业率先引入承包机制，诞生了改革初期新一批的包工头，形成了建筑行业的私营资本。随后，商业性的房地产开发率先在深圳兴起。特区政府将国有体制下的住房管理部门改为面向全社会多元化经营的企业，既经营房产，也经营地产，利用内资，也利用外资。深圳的做法对全国其他地区产生一定的示范效用，但此时就全国来看房屋的商业开发还处在萌芽阶段。1990年，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土地开始商品化，标志着中国房地产业的肇始。1992年后，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深圳、海南等地迅速兴起房地产热。但是，很快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收缩银根，房地产泡沫随之破裂，造成了大量的烂尾楼。之后，国家对地产业的发展一直采取限制的措施。直到1998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国家才再次启动房地产业。之后的十年时间里，房地产业进入到发展的黄金时期。

　　与地产开发企业改革的同时，国家开始了住房体制改革。改革之前，中国城市住房实行供给制，各个单位实行“统一管理，统一分配”的住房分配制度，由单位提供住房，满足职工基本的住房需要。住房不是商品，而是分配给职工的福利品。1980年代初，部分城市开始尝试进行住房商品化改革，主要内容是提高房屋租金、将福利房低价出售给居民等，住房整体上作为福利产品的性质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住房商品化改革真正开始是在上世纪末。1998年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体制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决定正式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商品化，标志着福利分房时代的终结。国家围绕商品房开发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房地产市场逐步形成。

　　1998年之后，中国房地产市场获得了井喷式的发展。1999年，中国内地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平均资产规模不足5000万，年均开发规模不到1亿元，而到了2007年，仅万科一家公司的总资产就达到950亿元，营业收入141.7亿元。地产资本的规模迅速膨胀，开发商在短时期内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财富神话。2008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前100名里面地产商占了1/3。在胡润排行榜上，地产商也占据了显著位置。胡润专门建立了地产富豪榜,2009年他的地产富豪榜共有51位富豪上榜，平均身价120亿元，总财富达到6099亿元。

　　引自胡润2009年地产富豪榜

　　地产业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快速的发展，得益于政府的支持。1998年经济危机之后，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大力扶持房地产业的发展，将其作为支柱产业予以支持。房地产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为此，国家金融提供了大力支持。国家放松银根，使得地产企业能够很轻易地从银行得到贷款支持。同时1998年之后银行还推出住房按揭贷款业务，鼓励个人贷款买房，这些措施有力地促成了地产资本的形成。目前，房地产开发商项目自有资金普遍不足20%，另外的80%主要是房地产商采用房产土地抵押银行贷款，以及购房者的个人信贷等。根据金融部门2007年统计，全国商业性房地产贷款余额，占金融系统总贷款余额的比重高达20%，这还不包括与房地产业相关联的钢铁、水泥等原材料生产企业的银行贷款。地产资本和金融资本捆绑到一起，导致了地产资本超常规的扩张。

　　对于地产资本形成来说，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土地。以低成本拿到土地成为地产资本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在中国，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的土地归集体所有，土地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地方政府出于谋利动机和财政收入的压力，为了政绩和形象工程，热衷于招商引资，以极低廉的价格从农民手中获得土地，将其出让给地产资本。在这一交易中，政府和地产资本达到了“双赢”。

　　资金和土地是地产资本最重要的两种资源，也可以说是地产资本的生命线。无论是资金还是土地，都掌握在政府手中，为了获得这些资源，地产资本发展出和政府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年，每年都有大批的政府高官因为与地产资本的不正当关系而落马。我们所调查的亿城集团工地，就牵扯到严重的腐败问题。2009年，原海淀区区长周良洛受贿案曝光。据媒体报道，亿城集团为获得海开公司转让的“竹园”项目，先后向时任海淀区区长的周良洛行贿200万。当时西北旺区域的楼面地价超过8000元/平方米，而亿城所拿土地的楼面地价只有610元/平方米。此后，周良洛还在竹园项目的拆迁和开发中尽其所能给予帮助。据称，周良洛在任职期间共受贿1600万，其中多数来自京城房地产公司。正是有了政府官员的“关照”，地产公司才有恃无恐。为了帮助建筑工人讨要工资，我们曾经和亿城地产竹园项目部打过交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真正地见识到了地产资本的嚣张气焰。资本和权力合谋，在打造出精美的城市的同时，也打造出中国最有权势的阶级。

　　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还得益于高额的利润。房地产企业始终把房地产开发的成本视为最高的商业机密，政府出让土地的收入也对外保密。社会学家戴建中通过调查得出的数据，测算出房屋的成本结构：

　　按照售价每平方米10000元，可以分解为以下几部分：

 　　按照戴建中的数据，2006年北京房地产业的利润是175.9亿元，土地增值税应该和利润差不多，但实际上只征收了5.7亿元。2009年5月份国土部开始对全国105个城市的620个楼盘进行“房地产项目用地地价专项调查”，7月份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地价占房价最低比例为5.3%，最高为58.6%，大多数地价占房价比例在15%～30%之间。平均地价房价比为23.2%，东部、中部和西部依次递减。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房地产商是最大的赢家，也是今天房价高企不下的罪魁祸首，而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增长，财政收入的增加，助长了开发商的暴利。

　　房价高居不下，北京社会科学院的学者戴建中将其归结为房地产商的暴利、政府收益过高、需求旺盛、房地产投机等。戴建中引用广州市长张广宁的话描述房地业造成的严重后果：“房价偏高、增长偏快已经成为群众关注的焦点之一。住房问题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房价对普通城市居民尚且构成如此沉重的负担，对于农民工来说就更是天价了。我们在工地上的遇到的建筑工人说，他们一年下来不吃不喝也不能买一平米，这一辈子也没有指望，要想在城市买套房子得等到孙子辈。

　　本文经授权转自《大工地: 中国建筑工人的讴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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