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素质”的农民工
农民工素质低——无论是在资本家和社会精英的眼中，还是在政府眼里，这恐怕都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命题，难道不是吗?
在资本家眼中，大部分的农民工低学历、无技能，从事的又是最没有技术含量当然也是最没价值的的流水线重复劳动，难道不是低素质的吗?
在社会精英眼中，农民工生活无品味、居住地拥挤肮脏、有各种不良习惯、犯罪率高、坑蒙拐骗偷无所不为，几成社会问题的主要滋生者，说低素质已经算客气了。
而在当地政府眼中，农民工更多的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或城市发展的贡献者，而是一种负担，影响整个城市的文明水平和犯罪率，其争取公平权益的行为还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面对这群低素质的人，真是欲逐之而后快——如果不是考虑到GDP的话。
客气的说法，农民工的素质需要提高;不客气的说法，农民工就是社会问题的根源。虽然有人会说上面的这种说法未免太极端了，我就不这么看;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主流话语中，上面的描述相当有市场。
接下来我们要反问的是：素质，究竟是什么意思?
素质是神马
当我们说一个人或一群人“素质高”或“素质低”的时候，这里的“素质”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在现实中，我们会想当然地把一些人视为高素质人群：受过名牌大学高等教育的人、高收入居住于高档小区的人、在高大上的写字楼里西装革履的人、逛得起高级商场一掷千金的人、执掌权柄能够做出重要决定的人、举止高雅谈吐有风度的人等，这些人通常会被归结为三个字：素质高，或者至少肯定不属于低素质的那群人。
那么相应的，低素质的人群不外乎：只接受过中等以下水平的教育，收入低，只买得起地摊货，居住狭窄的出租屋，喜欢购买山寨货，云云。
等等，好像有些不太对劲?
没错!如果我们这样来定义素质，恐怕很多人都会表示不同意。不同意是对的，因为上面只是一些基于现象的描述，是关于身份群体的划分，而不是给“素质”下的定义。
在百度百科里，“素质”被定义为“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思想与行为的具体体现”。比如一个人乱丢垃圾，我们会说这人没素质。在概念的界定上，我们更倾向于把其纳入到道德品质的范畴，一个人有社会公德心，与人为善，就是素质的体现。
可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把身份区分与素质高低混为一谈呢?
其实不难理解，因为我们并不是活在理性化定义的概念中，而是更多地活在主观感受的好恶中。我们之所以想当然会把一些人界定为高素质或低素质，无非是为了简化思考判断思维、获得一种相对的优越感、表达我们对某个人或者某一群体的反感，等等。换句话说，我们会倾向于把经济、教育、地位等方面低于我们的人视为低素质，相应的，把这些方面较高的人视为高素质，这样就会同时获得了一种心理上的道德优越感!
农民工就是最好的例子。因为我们不喜欢工业区内肮脏的环境，不喜欢地摊上的山寨名牌货，不喜欢满嘴脏话吃着麻辣烫，不喜欢学历低表达差没有共同语言，所以这些人理所当然地被贴上了“低素质”的标签，如此我们便心安理得了：那些人素质低嘛!
别有用心的素质论
但事情可能并没有那么简单。
将“低素质”标签化的多半是社会精英，这些人自诩最具理性思考能力，概念与判断的误差，岂会不知?
知道而故意为之，那一定是有更深层次的目的。抛开上述基于个体心理的分析，阶级分化的维持与掩盖是根本的目的。
如果身份意味着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消费方式、职业地位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这其实是一个阶级概念(矫情的非阶级论者会将其定义为阶层)，掌握了大量社会资源、处于上层阶级的精英，之所以要将农民工定义为低素质人群，实际上无非是要固化自己的阶级地位——你们这些人不仅在经济上是穷人，而且素质上也低人一等;而我们不仅是社会的经济和权力精英，也是素质和道德精英!
精英们抛出素质论的精巧之处还不在于此，而在于让处于劣势地位的人感到自惭形秽：不是社会结构的不公导致了我的贫穷，而是因为我素质低才没钱。在前一方面，素质低是地位低下的结果，在后一方面，素质低是地位低下的原因。
通过这样的因果游戏，精英们不仅成功巩固了自己的阶级优势地位，同时使处于劣势的农民工将遭遇不公的原因的归结为自身，从而失去反抗的想法和斗志!
如此精妙的安排，真可谓十分用心!
突围“素质论”的阶级化
富士康发言人刘坤在接受崔永元《东方眼》节目访谈时的一席话颇具代表性，作为站在资方立场的发言人，刘坤将富士康的低工资归结为工人的低素质：只接受过中等以下教育、能力一般，所以给这点儿钱就应该知足了。刘发言人的言外之意，别怪富士康给你的工资低，你要是名牌大学毕业，自然不会只有这点儿工资。
这样的论调自然能博得相当一部分人的认同，而且更重要的是，刘将工资低无法体面生活的责任推向了工人自身，而富士康则是一副对工人已经仁至义尽、工人反应该感恩戴德的姿态。
事情的真相是：富士康压根不需要大量的所谓“高素质”大学毕业生，四肢健全没想法、踏踏实实任劳怨的劳动力才是富士康所需要的。在上一篇系列文章中，不少工人就用自己的亲身体验告诉世人：不是我没有想法，而是富士康大量需要的就是机器人——没有想法、机械重复。这样的需要造就了这样的文化，这样的文化恰恰阻碍了工人创造性的发挥，变成了暮气沉沉、毫无生机的“年轻老人”。
这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处于全球产业链底端的中国工人不仅受到富士康资本的压榨，更受到来自跨国资本巨头如苹果的残酷剥削，不仅极大程度地压低了农民工的工资，而且还给后者扣上了“低素质”的帽子。
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从不是以精英的生活状态为衡量标准，而是要看这个社会绝大部分成员尤其是普通劳动者是否能够过上体面尊严的生活。但现实却恰恰相反，马云们在富豪榜单上的位置渲染着普通民众虚无的民族自豪感，并被当做中国崛起的标志;而2.6亿真正支撑富豪财富和国家崛起的农民工，则在被榨干血汗之后又遭遇了一番道德上的贬低：谁让你们素质低!
其实素质高低是一个伪命题，是精英们玩的游戏。作为工人，何须在意?诚如刘发言人所言：工人不断提高要求、维权意识的提升，说明了工人素质在不断提高。“素质论”者试图在精神上打倒普通劳动者，而越是这样的时刻，工人越是需要在精神上站立起来，任何一个劳动者相较于食利者都是光荣的，而团结意识的建立则是劳动价值得以实现的根本之途!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