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日趋严重的生态环境和资源问题，不仅将严重制约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直接危害绝大多数人口的基本生活和健康，并且有可能在经过长期持续恶化以后，完全毁坏中华文明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乃至使得中国的广大地区不再适合人类生存。从这个角度来说，维护生态可持续性，是中国未来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绝对要求，只有符合这一根本要求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模式才能在长期生存和发展下去，而任何不符合这一要求的发展模式或迟或早是要垮台的。
：李民骐美国犹他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2015年1月
自2013年以来，在我国东部和中部省份，多次爆发席卷广大人口和地区的雾霾事件。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长期环境恶化以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土壤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直接威胁到大量人口的基本健康和生命安全。除了环境污染问题以外，我国还面临着严重的水资源匮乏、大面积土壤退化、多种动植物资源濒临灭绝、对多种能源和粮食的进口依赖逐年增加等严重的资源短缺问题。除此以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已经成为造成全球变暖的主要责任国家之一。如果现有的全球变暖趋势不改变，将最终导致全球范围的气候灾难，乃至威胁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存续。
对于中国目前生态环境危机的严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士有了切肤之痛。但是在主流论述中，仍然幻想在坚持现行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发展道路、不改变对无限经济增长追求的前提下，就可以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地实现生态可持续性的目标;或者，即使暂时不能实现生态可持续性目标，生态环境危机也仅仅是与“中国崛起”的伟大目标相比相对较小的代价，至多也只是需要将经济增长速度稍微放慢一点，在局部领域多增加一点环境保护“投资”，就可以将生态环境的恶化控制在可忍受的范围内。
笔者认为，中国目前日趋严重的生态环境和资源问题，不仅将严重制约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直接危害绝大多数人口的基本生活和健康，并且有可能在经过长期持续恶化以后，完全毁坏中华文明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乃至使得中国的广大地区不再适合人类生存。从这个角度来说，维护生态可持续性，是中国未来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绝对要求，只有符合这一根本要求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模式才能在长期生存和发展下去，而任何不符合这一要求的发展模式或迟或早是要垮台的。
本文主要从一般原理的角度探讨经济增长与生态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同时论述二者与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之间的关系，并据此来阐述目前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发展道路的根本困境，最后力求结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来说明未来社会、经济、生态变革的可能性。
生态可持续性是一切人类文明的物质基础
一切人类社会要繁衍发展，都离不开物质生产和物质消费，所有人都必须首先要解决吃、穿、住、行的问题，然后才能从事其它社会和经济活动，从事科学、文化、艺术、宗教活动，从直接生产劳动中脱离出来从事社会管理，“创造历史”，从事剥削和压迫，或者进行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
所谓物质生产和物质消费，就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反复的、多种多样的、规模不断扩大的物质交换过程。在这种物质交换过程中，人类社会在反复的社会劳动的实践中不断地增进对自然界的认识(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朴素经验以及在对这种朴素经验总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发展了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各式各样的手段和工具(也就是人类的物质生产力)，并在这种物质交换过程中形成了与不同地理环境以及历史阶段相适应的各种社会关系(人类的生产关系和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
在人类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过程中，人类要从自然界获取各种物质资源。其中有的资源，如各种矿物资源，在经过人类的使用和消费以后，在对人类生产和消费活动有意义的时间范围内(比如几年或几十年内)不能够再通过自然界本身的物质循环转化为对人类有用的物质形式，因而从人类物质生产和消费的角度来讲，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另外一些资源，比如土壤、淡水、森林、鱼类和其它各种动植物资源，如果其使用和消费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那么经过自然界本身的物质循环，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再生产，并反复用于人类的物质生产和消费。由于这个特点，这些资源也称之为可再生产资源。
通过人类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人类得以生产各式各样的物质产品，用于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在人类的物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除了产生各种对人类来说有用的物质产品以外，还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固态、液态、气态等各式各样的副产品。这些人类活动产生的物质副产品，又排放到周围的生态环境中去，就成为污染。人类活动产生的各种污染物，如果限制在一定数量范围内，不影响到各种生态环境的基本运行，那么自然界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将这些污染物稀释或转化为对人类无害的其它物质形式。
可见，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交换，如果要在可持续的基础上长期、反复进行下去，人类所使用的各种可再生资源应该限制在生态环境通过自身循环可以反复再生产的界限内，人类所排放的各种污染物应该限制在生态环境通过自身循环可以充分稀释及转化的界限内。至于不可再生资源，自然界不能够通过自身的物质循环在较短的时间内进行再生产，人类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将不可避免地减少可供后代使用的资源量，乃至导致资源枯竭。因此，人类应该尽量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并力争用可再生资源完全代替不可再生资源。这几项原则，是维持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的基本要求。
现代生态环境危机的基本原因
自人类开始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以农业、畜牧业的产生和发展为标志)，人类与生态环境之间就始终处于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矛盾的关系。一方面，生态环境为人类文明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物质交换的盲目扩大又往往会导致与生态环境的尖锐冲突，乃至爆发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导致文明的覆灭。但是，在现代资本主义产生以前，由于人类的物质生产力水平总体上不够发达，也由于各个文明受到地理区域的限制，生态环境危机都限制在局部的地理区域范围内，尚不构成对人类整体文明的威胁。然而，到了现代资本主义产生以后，由于人类的物质生产和消费水平呈几何级数增长，在短短几个世纪的时间内，就不同的物质产品来说，分别增加了几十倍到几百倍，在全球范围内极大地增加了物质资源的消耗以及污染物的排放。于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面临着全球生态系统崩溃的危险。
目前，“生态脚印”是一个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人类环境影响的指标。所谓“生态脚印”，指的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所消耗的各种可再生资源以及为了吸收人类活动产生的污染所需要的生产性土地和水域面积。根据2014年版的《生命行星报告》(见http://wwf.panda.org/about_our_earth/all_publications/living_planet_report/)，1970年以前，人类的生态脚印仍然小于地球的生态能力(各种生产性土地和水域面积的总和)。自1970年以后，人类的生态脚印就超出了地球的生态能力，也就是说地球的生态环境已经处于透支状态。到了2010年，世界人均生态脚印上升到了2.6公顷，相比之下，世界人均生态能力仅为1.7公顷。简单地说，世界目前实际上需要一个半地球的资源和吸收污染能力来维持人类的物质消费水平。这种情况如果长期持续下去，势必造成整个全球生态系统的崩溃。
就中国来说，中国的人均生态脚印在2010年达到了2.2 公顷，仍然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然而，中国的人均生态能力仅有1.0公顷。也就是说，要满足中国现有的物质消费水平，如果仅凭中国自身的资源，那么将需要相当于两个以上中国的资源和吸收污染能力。所以，中国的生态环境已经严重透支，属于世界生态环境危机的重灾区。
下面的公式说明了人类环境影响与经济活动水平之间的关系：
人类环境影响 = 经济总产值 * 每单位经济产值产生的环境影响
其中，每单位经济产值产生的环境影响也可以叫做每单位经济产值的“环境影响强度”。如果用增长率的形式来表示这个公式，就是：
环境影响增长率 = 经济增长率 + 环境影响强度的增长率
如上所述，人类要实现与生态环境之间可持续的关系，人类对可再生资源的消耗以及人类所排放的污染必须限制在生态环境所允许的范围内，而人类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应该尽量减少。也就是说，人类产生的环境影响必须或者持平、或者趋于下降，因而环境影响增长率应当是负值，才符合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的要求。
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资本家和为资本家服务的国家往往要追求资本积累的无限扩大(本文在后面还将进一步论述)，因而经济增长率通常是正值。这样，只有降低环境影响强度，也就是使环境影响强度的增长率为负值，并且环境影响强度的下降率必须超过经济增长率，环境影响的增长率才可能为负值。
然而，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条件下，这是很难实现的。
为什么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可持续性不可能兼得？
在目前中国的主流论述中，一般认为，只要政府充分重视生态环境的问题，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再辅以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通过加速技术进步，就可以建成所谓“绿色经济”，做到既维持经济增长的高速度(或者至少是所谓“中高速”)，又能够逐步改善生态环境。笔者认为，官方、主流学界、主流媒体向大众所灌输的这种“共识”严重违反中国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实际，除了在个别领域以外，一般是不可能实现的。
让我们以最主要的污染物排放——二氧化碳排放——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人类因化石燃料(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燃烧引起的二氧化碳和其它温室气体的排放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全球变暖如果超过一定限度，可能导致地球上的大面积地区不再适合人类生存，并威胁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存续。除此以外，二氧化碳的排放实际上还与各种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以及其它各种污染物的排放高度相关。所以，二氧化碳的排放情况实际上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生态环境的整体状况。
下图说明了中国在1991-2013年期间历年经济增长率与二氧化碳排放率之间的相互关系。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BP《世界能源统计评论》
如图所示，除了1998年以外，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其它各年都属于正增长(也就是说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不断恶化)。由于中国的重工业部门常常会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化而大起大落，因而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率也大幅度波动。1998年，在官方经济增长率高达9.3%的情况下，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了2.1%;2003年和2004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率曾经分别高达17.2%和17.4%;2008年，在官方经济增长率高达9.6%的情况下，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率又下降到3.7%。
总的来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是正相关关系。简单线性回归的结果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率就趋于提高0.5个百分点。
为什么在经济增长率为正的条件下，很难实现生态环境的改善呢?按照主流论述，只要技术进步的速度足够快，从而每单位经济产值的环境影响强度下降的，即使经济快速增长，仍然可以改善生态环境。但是，要采用新技术，必须采用新的机器设备，还要建设新的厂房和办公楼，建设具有节能减排功能的住宅等。要用新的建筑物和设备来代替旧的建筑物和设备，需要时间。一个社会每年只可能淘汰和报废少量的旧设备和旧建筑。
假设一个社会每年淘汰和报废5%的旧设备和旧建筑，再假设这个社会的经济增长率为3%，因而每年需要相当于原有设备和建筑量3%的新设备和新建筑。这样，为了替代被淘汰和报废的设备和建筑以及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这个社会一共需要建设相当于原有设备和建筑量8%的新设备和新建筑。再做一个很乐观的假设，假设新设备和新建筑与旧设备和旧建筑相比可以将每单位经济产值的环境影响强度减少50%。但是，就整个社会来说，因为仅在8%的设备和建筑上采用了新技术，其它原有设备和建筑仍然在使用旧技术，整个社会的每单位经济产值的环境影响强度仅减少了50% * 8% = 4%。与此同时，经济总产值增加了3%，所以整个社会的环境影响仅下降了1%。
在现实经济中，是很难做到将所有的新设备和新建筑的环境影响强度都平均减少50%的。就二氧化碳排放来说，这相当于要求中国所有的新电厂都立即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比较现实一点，如果假设新设备和新建筑与旧设备和旧建筑相比可以将每单位经济产值的环境影响强度减少25%，仍然假设每年淘汰和报废5%的旧设备和旧建筑，那么，在经济增长率为3%的条件下，整个社会的每单位经济产值的环境影响强度将减少25% * 8% = 2%。与此同时，经济总产值增加了3%，所以整个社会的环境影响将会增加1%。
如果假设经济增长率下降到零，其它假设不变，那么，整个社会的每单位经济产值的环境影响强度将减少25% * 5% = 1.25%。与此同时，经济总产值没有增加，所以整个社会的环境影响也将会减少1.25%。
可见，即使采用很乐观的技术进步假设，经济增长率也至少要下降到3%以下，生态环境才可能有所改善;而在比较现实的技术进步假设下，只有在经济零增长的条件下，才可能逐步实现生态环境的改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实现生态可持续性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社会剩余产品(即社会总产品扣除生产资料消耗以及人口的基本需要以后剩余的部分)就掌握在占人口少数的剥削阶级手中。但是，在资本主义时代以前，社会的剥削阶级(统治阶级)主要是将剩余产品用于奢侈消费以及其它非生产性的社会目的中(如宗教、战争等)，很少用于扩大再生产。因此，人类的物质生产和消费在长期以来一直缓慢增长。
但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市场关系占了统治地位，几乎所有的社会产品都通过市场来分配。在市场经济中，几乎每一种社会产品都成为商品，而所有的商品都是由许多个不同的生产者来生产的。市场上的生产者之间，无论大小，相互之间进行着你死我活的竞争。竞争成功的，可以扩大规模、吞并对手;竞争失败的，就会破产倒闭，甚至于家破人亡。为了在市场竞争中成功，市场经济中的每个生产者都必须将自己所占有的剩余产品(在市场经济中，也就是剩余价值或利润)中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也就是用于资本积累，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否则就会被淘汰。
所以，只要是实行市场经济，每个商品生产者必然要追求资本积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就必然导致物质生产和消费规模的不断扩大，从而导致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不断增长，这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不仅如此，只要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要依靠企业来获得税收，有了税收政府才能运转。由于在市场经济中，绝大多数企业都是私有制企业，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实际上都要依靠资本家来提供税收。为了获得税收，各级政府就要适应资本家的要求，包括在环境保护和劳动者权利等方面放松对资本家的监督管理，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是靠单纯变更政府公开宣示的政策目标或者调整政府官员的考核标准(比如，通过采用诸如“绿色GDP”一类的衡量指标)就能改变得了的。
当然，不同的国家，由于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不同，在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中承担的职能不同，在政府、公众、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会有所不同，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调整空间有大有小。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核心地位的国家，由于可以从世界其它地区掠夺超额剩余价值并转嫁生态环境方面的矛盾，在保护本国生态环境方面往往就有较大的调整空间。比如，美国的人均生态脚印高达8.0公顷，号称“绿色”、“环保”的德国人均生态脚印高达5.1公顷，日本的人均生态脚印高达4.7公顷;但是这些国家通过垄断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系中低污染、附加价值高的商品链环节，同时转嫁高污染、附加价值低的商品链环节，他们在本国范围内的空气、水、土壤污染状况远远好于中国和大多数外围、半外围国家的状况。而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外围或半外围地位的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专门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国家，在生态环境方面的矛盾就尤其突出，根本不可能做到既维持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又满足资本对利润的追求。
近年来，中国主流经济学界以及经济决策部门对市场经济的迷信进一步强化。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决定性作用”。这一设想，反映了在中国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也不符合经济学的最新发展。
众所周知，所谓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方面可以实现最优结果，在理论上源于亚当•斯密最早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假说。也就是说，在所有人或大多数人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如果政府不加干预，在市场价格的引导下，每个人追求私利的结果最终会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但是，严格来说，这仅仅是个假说，这一假说即使是在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界也从来没有被证明过(目前仅有的所谓数学证明要求大量的极端不现实的假设条件)。
“看不见的手”的假说要成立，前提是市场价格能够给市场上的消费者和生产者提供正确的信息，也就是市场价格要能正确地反映生产一种商品实际上所发生的社会成本以及这种商品能够给消费者和其它利益相关方所能带来的社会利益。如果市场价格不能提供这样的正确引导，那么，商品生产者就完全有可能在追逐私利的动机下，大量生产利润丰厚但是实际上社会成本大于社会受益的商品，从而不仅不能增加社会福利，反而带来严重的社会危害。近年来，在中国经济的实践中，类似的情况屡见不鲜。
在二十世纪中期以来，随着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家们实际上已经认识到，在现实市场经济中，“市场失败”(也就是说市场价格不能正确地反映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世界上比较开明的、站在经济学发展前沿的主流经济学家实际上对此都不否认。就生态环境来说，这就表现为生态环境“外部性”的普遍存在，也就是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不能充分反映商品生产和消费所包含的环境成本。在价格信号实际上普遍“错误”的情况下，追求私利的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在错误的市场价格引导下，不仅不能造成增进社会福利的后果，而且完全可能在他们各自追求私利的行为的综合作用下，给整个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在平时，会导致经济危机、大量失业、贫富悬殊加剧、社会道德沦丧等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而在长期，则可能导致生态环境系统的全面崩溃以及人类文明物质基础的坍塌。
站在生态悬崖边缘的中国——怎么办？
如上所说，中国的各种生态环境系统目前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甚至已经进入了崩溃的过程。中国如今已经站在了生态悬崖的边缘，当务之急，是亡羊补牢、悬崖勒马，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中国要重新走上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的道路，大前提，是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社会上根本调整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不是将生态环境可持续性作为诸多重要或比较重要的发展目标之一(而在实际上追求经济增长最大化)，而是将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确定为当前中国首要的、压倒一切的发展目标。
本文在前面已经论述，中国的生态环境要改善，即使在乐观的技术进步假设下，也必须首先使经济增长率下降到3%以下;而在比较现实的技术进步假设下，只有实行经济零增长(甚至负增长)，才能实现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有鉴于此，一旦中国的政治体制经过重组以后确认生态环境可持续性为首要发展目标，首先要做的，就是在短时间内将经济增长速度压低到3%以下，同时采用最新、最好的各种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技术，最大限度地降低每单位经济产值的环境影响强度。然后，在经过一个阶段的适应期以后，再用10年至20年的时间，逐步实现经济零增长，并在比较常规的技术进步速度条件下，逐步实现生态环境的改善。
要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就要降低资本积累的速度，也就是减少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以2012年为例，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从支出角度，居民消费占36%，政府消费(主要用于支付政府雇员的劳动报酬)占13%，总投资(包括固定资本形成和存货增加)占48%，净出口占3%。
中国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严重偏高，其主要原因，是因为资本家的收入在中国的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很大，而劳动收入份额偏低。其次，是因为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专门从事制造业出口，这就要求中国的资本家大幅度增加投资以形成巨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所以中国的投资占资本家收入的比例在世界上也是偏高的。
据笔者估算，2012年，中国的各种形式的劳动收入(包括工资、社会保险、个体经营者收入、农业劳动者收入等)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8%，各种形式的资本收入(包括公司利润、利息、租金等)占31%，政府间接税和企业所得税(占中国政府税收的绝大部分)占18%，固定资本折旧占13%。
劳动收入主要用于消费，而资本收入主要用于投资。劳动者也会储蓄，并用于投资;资本家也会消费。但是在宏观上，劳动者的储蓄与资本家的消费大体抵消。所以，中国的劳动收入大致与居民相当;资本收入与固定资本折旧相加，大致与总投资相当;政府间接税和企业所得税相加，大致与政府消费相当。要降低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主要是要减低资本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如果假设中国未来的资本-产出比(物质资本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达到3:1(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美国的资本-产出比)，再假设折旧率为5%，那么未来中国的固定资本折旧会达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中国现在的总投资是国内生产总值的48%，如果这个比例不改变，中国的净投资就将保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33%，与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300%的物质资本存量相比，这就相当于维持11%的经济增长率所需要的净投资规模。显然，这样的投资规模大大超出了维持生态环境可持续性所能允许的水平。
如上所述，要保证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经济增长率必须减少到3%以下，与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300%的物质资本存量相比，维持3%的经济增长率所需要的净投资是国内生产总值的9%。因此，要将经济增长率减少到与生态环境可持续性兼容的水平，中国经济的净投资需要从国内生产总值的33%减少到9%，总投资需要从国内生产总值的48%减少到24%，也就是将中国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减少大约一半或24个百分点。
要完成上述的宏观经济结构调整，首先要减少资本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提高劳动收入的比例;其次是创造条件，鼓励劳动者增加消费、减少储蓄。如果能够使中国的资本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减少20%、劳动收入比例相应增加20%，再通过提高社会保险的覆盖和水平，减轻普通群众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负担等方法，使劳动者的消费意愿有所提高，就基本可以完成将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降低24个百分点的宏观经济结构调整。
中国的劳动收入偏低、资本收入偏高，主要原因，是因为在中国的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伴随着大量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这就造成了非农业部门劳动力之间的高度竞争，从而破坏了非农业部门劳动者的斗争能力。近年来，由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有所减少，非农业部门劳动者的权利意识增强并且逐步组织起来，中国劳动收入比例偏低的情况有所改善。2007年至2012年，中国的非农业部门就业人员总数从44600万人增加到5090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约1260万人;在同一时期，中国的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33.7%增加到37.9%，平均每年增加约0.8个百分点。按照这个比例，如果非农业部门每年能够从农村吸收1500万个劳动力，中国的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就有望提高1个百分点;如果非农业部门每年能够从农村吸收3000万个劳动力，中国的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就有望提高2个百分点。如果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每年提高两个百分点，那么大约需要10年的时间，可以完成将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20%的资本收入转移到劳动收入的结构性变化。考虑到中国生态环境危机的紧迫性，应当采取尽快提高劳动收入、尽快降低资本收入的调整方案。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雇佣劳动力的目的是为了从事资本积累和获取利润。在中国，虽然劳动力已经十分廉价，但是资本家为了获取利润，仍然选择用大量的机器来替代劳动，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2007-2012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约9%，非农业部门就业人数年平均增长1260万。按照这个比例，中国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由企业部门所吸收的非农业部门劳动力可以增加140万。如果经济增长率下降到3%，由企业部门所吸收的非农业部门劳动力只能增加420万。
这样，要保证每年新增加3000万非农业部门劳动力，就不能依靠市场经济的自发作用，而只能由公共部门从全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统筹规划，实行大规模的公共就业和公共投资计划。如果实行一个大规模的公共就业计划，每年新增加公共部门就业约2500万人，按照每名劳动者年收入40000元计算(略高于现在农民工的平均年收入)，则每年政府需要新增加支出1万亿元。
这1万亿元，可以通过适当增加政府税收来筹措。中国的个人所得税仅占全部税收的6% 、国内生产总值的1%，并且主要由工薪收入者承担。完全可以考虑，适当提高高收入者的纳税比率，并严格打击偷税漏税，将个人所得税收入提高约5000亿元，大约相当于资本收入的3%、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另外，取消大部分出口退税，可以再筹措5000亿元。
除了劳动者的工资支出以外，公共就业项目还需要配套的公共投资。按照公共投资与劳动者工资支出3:1计算，每年需要新增加3万亿元的公共投资。这部分公共投资，可以通过中央政府发行建设公债来筹措。政府可以鼓励广大人民群众认购，再由国有银行认购一部分，必要时，强迫一些资本家购买。这些公共投资，可以形成大量的建设性资产，因此可以用未来的收入来偿还。如果年利率设为5%，在经济增长率为3%、通货膨胀率为2%(从而名义收入增长率为5%)的条件下，就可以保证政府公债还本付息。
由此开展起来的大规模公共投资和就业计划，可以用来大规模建设劳动人民迫切需要的住房、教育、医疗等项目，清理污染，发展生态农业，发展可再生能源项目，以及从事其它有利于民生和生态环境的项目。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使中国的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收入结构发生根本的改善，将经济增长率初步降低到与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相适应的水平。
并且，经过10年左右的大规模公共投资和就业计划，中国的公共部门就业可以增加约2.5亿人，公共资产可以增加约30万亿元，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将发生重大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这就为中国在下一个阶段全面开展向生态社会主义模式的过渡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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