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民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一-六)
【老田按：在美国发起经济超限战的当口，认真阅读李民骐教授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一文，能够较好地理解1980年代之后的全球化状况。在美国里根上台之后，在国内加强对工会的打压，各大跨国资本的“外包业务”迅速开展起来了。同时，中国开展了对外开放，由于政权力量强大且帮助资本削减积累成本，使得中国成为全球资本洼地和最为重要的资本流入地。发达国家的外包业务，与中国本土低价值加工业的繁荣，共同构成了全球化新时代的“空间修复”状况。这一轮的“空间修复”之所以选定中国，原因在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实现的大幅度降低资本积累成本的制度化努力。中央政府政策对于外包业务的吸引力在于其“合法的低成本积累”空间，这主要包括较低的土地价格和税负(对外资的低税负是以对内资的高税负为条件的，2008年才并税)，劳动力低成本等。还由于国内政治场域的恶性竞争，一方放出胜负手——从1979年开始全面支持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症，结果最后形成了“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状况，与此紧密相关的招商引资事业的背后，是地方政府权力紧密地服务于资本积累需要——积极地帮助实现压低环保成本和劳工成本，地方政府公司化导致“枉法积累空间”的形成和固化——地方政府作为政策和法律的执行者在各地相互竞争的招商引资的情况下，倾向于成为各种违法降低积累成本行为的保护伞，从而开辟出违反政策和法律的成本下降空间来。对于资本积累成本的下降，除了联系着中央政府的外资优惠政策这一“合法空间”之外，还有着地方政府的“枉法空间”加成。由于中国的低积累成本状况，各跨国公司之间的成本竞争，也导致争相把加工环节转移到中国的竞争态势，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降成本冲动，是这个相互竞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进程的一部分，今日中美贸易逆差中间，包含大量日韩台通过中国加工厂实现的对美顺差——这也同时体现为大陆对日韩台的逆差。也就是说，中国加工能力的膨胀过程，并非中国公司的自主生产和竞争策略有效，最后挤垮了美国的公司，而是反过来，是跨国公司之间的高端竞争，导致产能迅速转移至中国所致，不是中国的低端生产的自主膨胀挤垮了高端公司。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跨国贸易均属于跨国公司主导权之下的产业链前后连锁的贸易，这个过程的主导权是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上的，中国是“被顺差”的。主导权在美国为代表的的跨国公司手里，而不在中国手里，这一点特朗普是非常清楚的，他女儿伊万卡就专门干这个活儿挣这份钱的。为了较为清楚地把握中美贸易的实质，推荐阅读李民骐教授的文章《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约翰·史密斯的《二十一世纪帝国主义》两篇文章。】
2017-8-16 07:03| 发布者: 远航一号 原: 世界经济参考资料
http://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33048
目录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核心国家、外围国家与半外围国家
附件A：“核心国家”、“半外围国家”和“外围国家”的定义
空间修复：十九世纪
空间修复：二十世纪
半外围地区的危机
不平等交换：中美之间
附录B：测量劳动贸易条件（the labor terms of trade）和不平等交换
中国和空间修复的极限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摘要: 十六世纪的地理扩张为现代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打下了基础。十九世纪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已经将全球都纳入其中。在十六世纪诞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三个结构位置(核心、外围与半外围)，在十九世纪被巩固，并且在整个二十世纪都维持相对的稳定。
十四世纪，欧洲封建主义陷入了深刻的系统性危机。地力疲乏、森林耗尽以及边界的资源枯竭使中世纪经济增长达到顶点，封建体制达到了社会与生态的极限。饥荒、流行病、战争以及农民起义造成欧洲人口大量减少。劳动/土地投入的降低使得直接生产者在力量对比中占了上风，统治阶级的收益也因此减少。这场危机无法再在封建的历史框架中获得解决(沃勒斯坦，1974;摩尔，2002)。
西欧的统治阶级以地理扩张来应对这场危机。美洲的征服极大地提高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土地/人口比，从十六世纪初到十七世纪末，地理规模约增长了两倍(沃勒斯坦，1974: 68)。来自美洲的新谷物大幅地缓解了欧洲长期的粮食短缺，并且导致了之后几个世纪的人口增长。美洲的金矿和银矿为欧洲人提供了大量的贵重金属供给，导致长达一个世纪的“价格革命”——将财富从工人移往资本家的重分配。(阿尔瓦与威尔西，1993)。
十六世纪的地理扩张(大卫哈维称之为“空间修补”)为现代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打下了基础。在十七世纪，早期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已经出现了三个结构位置。西北欧成为核心地区，专精于大规模量生产制造业。核心地区的特色是强大的本土资产阶级控制本地以及国际的商业，相对进步与复杂的农业形式，以及强有力的国家(政府)。外围地区则专精于由强制奴役劳工所生产的单一化现金作物。外围地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特色则是虚弱的国家(政府)或是缺乏本地原生的国家(政府)。曾经的核心地区，例如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经历去工业化过程之后，则跌入了半外围地区。
下图表4.1和表4.2显示从1600年到1700年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不同地区以及世界其他部份的人口、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和人均GDP。历史的经济统计来自“Statistics on World Population, GDP, and Per Capita GDP, 1-2008 AD”(麦迪逊，2010)。
核心国家、外围国家与半外围国家
十九世纪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已经将全球都纳入其中。在十六世纪诞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三个结构位置(核心、外围与半外围)，在十九世纪被巩固，并且在整个二十世纪都维持相对的稳定。
直到二十世纪末，核心国家都是全球资本主义积累的中心。要进行资本积累，尤其是进行长期与高风险投资，必须有高利润率来吸引资本家。而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核心国家垄断了世界商品链中获利最丰的环节，以确保核心国资本家的利润率。
核心地区是世界体系中熟练劳动力(包括技术工人与专业人员)、管理人员、以及军事力量集中的所在区域。核心国家的政治稳定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常运作的必要条件。为了确保技术工人、专业者、管理人员和军事人员的政治忠诚，核心国家让自己的劳动阶级和中产阶级享受比世界其他地区更高的薪资水平。结果是，核心地区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从全世界的剩余价值中分了一杯羹，并且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成为列宁所说的“工人贵族”。
为了使核心地区成为全球资本积累的中心，并且收买国内的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世界剩余价值必须集中在核心地区。在整个二十世纪中，核心地区(约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人口)控制了50%到60%的的全球经济。
在十六和十七世纪，外围地区主要是低人口密度和具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地区。自然资源(贵金属与原物料)从外围被运往核心。自十九世纪开始，外围地区包含了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外围地区则专业化于高竞争与低附加价值的经济活动。经济剩余通过“不平等交换”(外围出口的商品含有大量的劳动，用以交换自核心国家进口的含有较少劳动的商品)从外围被转移到核心(沃勒斯坦，1979: 71)。
外围地区的作用是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战略储备。外围地区绝大部分的人口居住于农村地区，在必要时能够成为全球资本积累的劳动力来源。历史上，成功的资本积累(经济的指数迅速增长)大部分受限于核心与半外围地区，外围地区缺乏成功的资本积累，也代表着外围地区(约占三分至二到四分之三的世界人口)有相对低的资源消耗与环境冲击。因此，直到二十世纪中，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基本能够不受环境与资源的限制。
半外围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行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政治上，半外围扮演着“中间阶层”，以预防被压迫的大多数联合起来反抗这个体系中得利的少数(沃勒斯坦，1979: 21-23)。经济上，半外围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稳定也扮演着同样重要的角色。
一直以来，核心地区的资本主义积累倾向于拉高资本和资源的成本并且压低利润率。要恢复利润率，核心区域必须把旧产业的资本(利润率低并且下降中)，转移到新的“领先”产业中(有较高且不断升高的利润率)。为了让资本转移，旧产业必须迁移到劳动和资源成本相对较低的地区。从历史看来，从核心移出的旧产业主要移动到半外围地区。(沃勒斯坦，1979: 70-71)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资本位移和“空间修复”曾多次帮助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重新恢复利润率并且克服系统性危机。
附录A对于1600-2013年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三个结构位置以及“外部区域”的地理分布做了详细的描述。
附件A：“核心国家”、“半外围国家”和“外围国家”的定义
在世界体系理论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结构位置由生产和榨取经济剩余的相对位置所决定。经济剩余是指总经济产品中，超过用于弥补投入生产之物质部份以及人口族群基本生存所需的部份。由于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领导产业的垄断地位，核心国家得以经由不平等交换从外围和半外围国家榨取经济剩余。外围国家生产的经济剩余大部分被核心和半外围国所榨取。半外围国虽从外围国榨取经济剩余，但仍被核心所剥削。
通过不平等交换所产生的经济剩余榨取无法简单衡量，但一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相对位置(在不平等交换中得益或受害，以及其程度)通常和该国人均GDP在世界中的排名相关。在这一章，我使用人均GDP的排名来概估1600到2013年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三个结构位置的地理分布。以此近似指标为基础，考量到某些特殊的历史条件，我对个别国家进行了调整。
在最近的历史时期(1990年至今)，经济数据让我们能直接衡量各国间透过不平等交换转移的经济剩余。本章附件B解释了如何进行直接计算。
沃勒斯坦(1979: 26)指出，到了十六世纪，西北欧进入核心，而之前的核心地区(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则落入半外围，东欧、拉丁美洲则成为外围地区。
根据Angus Maddison的麦迪逊2010报告(Maddison 2010)的“公元1年-公元2008年世界范围人口、国内生产总值与人均生产总值的统计”(Statistics of World Population, GDP, and Per Capita GDP, 1-2008 AD);1600年荷兰是世界唯一人均GDP超过世界平均两倍的国家(根据1990年恒定的国际美元恒定购买力)。在表4.1中，荷兰是1600年时世界上唯一的核心国家。
在表4.1，半外围地区几乎包括所有西欧大国。他们在1600年的人均GDP约在世界平均的120%到180%之间。英国和法国都属于半外围国家。在1600年，这两个国家(以现代疆界划分)都包含核心和外围地区，而他们的人均GDP都属于半外围国家的区间。
1600年的外围地区包括爱尔兰、挪威、东欧和拉丁美洲。当时这些地区的人均GDP约为世界平均的70%-100%之间。
1600年，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口都居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外。“外部地区”指的是在欧洲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以外拥有不同劳动分工系统的地区。
17世纪印尼群岛和锡兰(斯里兰卡)成为荷兰殖民地。英国、法国和荷兰在北美建立殖民地。
到1700年，荷兰人均GDP已超过世界平均三倍，而英国也已达到世界平均的两倍。在表4.2中，荷兰和英国都被列为1700年的核心资本主义国家。
其他西欧大国在1700年则是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半外围地区。其人均GDP约为世界平均的120%到190%。
其后外围地区扩张到包括爱尔兰、挪威、东欧、印尼、拉丁美洲和北美。1700年代外围地区的人均GDP约为世界平均的80%到120%。
到19世纪前期，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印度、南非、马来亚、菲律宾和澳大利亚都被整合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1820年资本主义的两个核心国家，荷兰和英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世界平均的两倍半(见表4.3)。
1820年，美国成为了半外围国家。俄罗斯以半外围国家的姿态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反映其早期工业化的水平与国家机器的力量。新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在其与世界体系中其他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上仍属外围(沃勒斯坦 1979: 27)。1820年，半外围地区的人均GDP约为世界平均的100%到190%之间。
随着印度成为英国殖民地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外围地区大大地扩张了。1820年大部分外围地区的人均GDP约为世界平均的70到100%。
1870年，几乎全球都已被整合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资本主义成为人类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全球体系。在1820年只有两个国家(英国和荷兰)的人均GDP达到世界平均的两倍，在1870年已经扩张到十一个。 澳大利亚、美国、法国、奥地利和德国踏入了核心。核心地区的人均GDP达到世界平均的210%到380%(见表4.4)
半外围国家包括加拿大、意大利、挪威、瑞典、西班牙、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葡萄牙和俄罗斯。他们的人均GDP在1870年达到世界平均的100%到190%。
外围则包含了其余的地区(亚非拉和大部分东欧国家)。除了几个较富裕的拉美国家(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大部分外围地区的人均GDP都处于世界平均的60%到110%
在表4.5中，核心地区包含了每一个在1913年中人均GDP达到世界平均值220%到350%的国家(除了阿根廷被列为半外围国家)。
1913年，大部分半外围地区的人均GDP都落在世界平均的130%到220%间。虽然俄罗斯和日本当时的人均GDP较低，但考量到其相对较强的军事力量，本表仍然将其列为半外围国家。1913年，大部分外围国家的人均GDP都处于世界平均的40%到110%之间。
1950年核心地区的人均GDP达到世界平均的180%到450%之间。(见表4.6)
大部分半外围地区国家1950年的人均GDP位于世界平均的100%到170%间。几个高收入的拉美国家(委内瑞拉、阿根廷和乌拉圭)，极高收入的西亚国家(卡塔尔、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14个西欧国家在1950年都被列为半外围国家。虽然人均GDP低于世界平均值，但葡萄牙和日本都被列为半外围国家，因为前者仍然是一个殖民帝国，而后者的工业基础只是暂时被摧毁。
1950年大部分外围地区的人均GDP都在世界平均的20%到100%之间。少数几个国家人均GDP超过世界平均值，但因人口少于一百万而被归于外围。
1975年，核心区域的人均GDP处于世界平均值得260%到420%之间(见表4.7)。
1975年，大部分半外围国家的人均GDP约为世界平均的100%到200%间。三个极高收入的西亚国家(卡塔尔、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和以色列在1975年属于半外围国家。土耳其的人均GDP为世界平均值的95%，但其为重要的地区强权，故仍被列为半外围国家。
1975年大部分外围地区的人均GDP位于世界平均的20%到100%之间。少数几个国家拥有高于平均的人均GDP，但因人口少于两百万故被列为外围国家。
在表4.8中，核心地区包括所有人均GDP在2000年达到世界平均220%到480%的国家，除了十四个西欧小国和波多黎各被分类为伴外围国家。
2000年大部分半外围国家的人均GDP都达到世界平均的100%到210%间。但特立尼达与多巴哥、马里求斯、赤道几内亚、塞舌尔、立陶宛和哥斯达黎加被列为外围国家，因为他们规模较小以及经济上的依附性。另一方面，巴西和俄罗斯联邦被列为半外围则是考量到他们的地理规模、经济潜力、政府能力以及他们的人均GDP在2000年被新自由主义重整暂时降低了。大多数半外围地区的人均GDP在2000年间位于世界平均的20%到100%之间。
2013年大部分核心国家的人均GDP达到世界平均的220%到380%之间(见表4.9)。新加坡和挪威属于核心国家，因为两者都有非常高的人均GDP。沙特阿拉伯、阿曼、巴林和几个有极高人均GDP的极小经济体被列于半外围。
大部分半外围地区的人均GDP在2013年处于世界平均的100%到190%之间。几个人均GDP超过世界平均值的小规模经济体被列为外围。
大部分外围地区在2013年的人均GDP位于世界平均的20%到100%之间。
空间修复：十九世纪
自罗马时代以来，亚洲一直是欧洲精英获取异国奢侈品的主要来源。结构性的不平衡贸易造成欧洲长期向亚洲输出贵金属。直到十八世纪，谁掌握了亚洲贸易，谁就控制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中利润率最高的环节。(阿瑞吉、艾哈迈德、施1999年：221页)
在十七世纪，对印尼群岛的殖民以及亚洲香料贸易的垄断为荷兰的商业统治地位建立立了地理基础(阿瑞吉、巴尔、久枝秀次 1999: 99页-109页)。十八世纪，英国征服印度则在英法霸权之争中有重要地位。在1770-1820年间，从印度流往英国的资金额度估计在一兆英镑到十兆英镑之间。印度的财富使英国能够从荷兰手中赎回几乎全部的国债，并且支付了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大幅增长的英国军费(阿瑞吉、辉、雷、雷佛尔1999年: 55页)。
到1820年，英国的霸权地位已然巩固。但世界人口仍有半数左右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约占世界经济三分之一。表4.3显示1820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各地区与外部区域的人口、GDP与人均GDP。
在十八世纪，英国进口中国茶叶导致长期的贸易赤字。更有甚者，不经过一番严重的兑换损失，英国无法把印度的收入带回本土(英国东印度公司必须以贬值的价格用黄金交换白银以支付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自十八世纪末起，英国东印度公司日渐依赖鸦片出口以弥补贸易逆差，并且增强所谓的“增收行动”(将印度的贡赋带回英国)(阿瑞吉、艾哈迈德、施 1999年: 227-233页)。
为了阻止鸦片进口所造成的白银外流，中国皇帝禁止了鸦片贸易。作为回应，英国政府派出军队，为了维持“上帝和人类的法律”，并且惩罚中国人“严重的罪行”和“邪恶的进犯”( 阿瑞吉、艾哈迈德、施 1999年: 232页)。中国在鸦片战争(1839-1842年)中被击败，签下了《南京条约》，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整合中国成为其外围的开端。
1848年工人阶级起义(欧洲革命)失败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享受了二十五年的和平扩张期。到1870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包含了整个地球。表4.4显示了1870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同地区的人口、GDP与人均GDP。
十九世纪后半的经济扩张创造了新的社会力量。工业无产阶级迅速成长，并且集中在战略要地(工业资本主义的关键部门，例如煤矿、铁路及海港)。从1873年到1896年，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受到长期萧条的打击。资本家对劳动过程和商业组织做了各种改动，以将衰退的负担转嫁到工人肩上。
工人的回应则是，进行政治和经济上的组织来保卫自己的工资和劳动条件。二十世纪初，英国四分之一的劳动人口加入了工会。在欧陆，工人阶级则被组织进大型的政党。勇敢的工人阶级斗争在西欧和北美层出不穷。
随着英国资本主义失去对世界工业的垄断地位，英国资本积累的焦点也从物质生产转移到金融扩张。金融化帮助资本主义恢复了利润率，却造成更进一步的社会极化和冲突。领先的资本主义国家将海外扩张看成能够消弭社会不满和经济不况的战略良方。而社会冲突与国际冲突却交织成了恐怖的循环，激起了1914-1945年间全球资本主义的大危机。(塞尔维与斯莱特 1999年：181-202页)
空间修复：二十世纪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全球财富高度集中于几个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占全球人口16%的核心国家拥有全球48%的总经济产出。广义的西方国家(包含核心国家与半外围国家，约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拥有将近全世界70%的总经济产出(见表4.5)。
另一方面，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被排除在有效的资本积累之外。外围地区绝大部分的人口居住于农村地区，而农业被前现代生产关系所控制(高度不平等的土地所有权和佃农制)。外围地区大量的经济剩余都被转移到核心。留在当地的经济剩余中的绝大部分又集中在前资本主义的地主手中，而这些人对资本积累的兴趣并不高。
十九世纪的全球资本主义扩张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这让二十世纪早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都无法承担。无论是西方的工人阶级还是非西方的民族解放运动都要求分享世界剩余价值。而为了回应这个要求，全球资本积累的范围必须扩张，让西方和非西方世界都能进行有效的资本积累。
在俄罗斯，统治阶级无法动用资源来进行快速工业化与军队现代化。在一战前夕，俄罗斯帝国在正常国家和外围国家的边缘之间挣扎。布尔什维克革命动员了农民和工人对国家结构进行了根本的转型。新的苏维埃国家通过消灭整个旧的统治阶级从而能够集中可取得经济资源实现资本积累与工业化。
俄罗斯革命也导致了非西方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激进化。民族解放运动不再是非西方精英或“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计划，而转型为以群众为基础、具有广大农工动员能力的运动。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演化为共产党领导的一场全面社会革命(塞尔维与斯莱特 1999年：181-202页)。
从1914年到1945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撑过了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在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无可置疑的世界霸权。表4.6显示了1950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各地区的人口、GDP和人均GDP。
新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必须满足西方工人阶级和非西方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通过雅尔塔协议，美国承认东欧和部份东亚地区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这为世界上三分之一人口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了地理空间。美国再对英法施压使他们放弃殖民地。新独立的亚洲和非洲国家正式被承认为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中的成员。通过西方核心国家的协助，他们被承诺将实现“经济发展”。 (塞尔维与斯莱特 1999年：208-210页)
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全球经济扩张强化了核心和半外围地区工人阶级的议价能力。美国跨国企业和大量生产科技的传播导致西欧、东欧和拉丁美洲形成了大的工业工人阶级(塞尔维与斯莱特 1999年：215页)。而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也加速了资源的枯竭并且减少全球的环境空间。
1970年代，美国的石油生产达到了第一次高峰。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石油进口国。而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霸权国家与核心地区首次失去了能源自主的能力。
由于劳动成本、资源耗竭和核心国家内部竞争导致的挤压，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降了。全球资本主义在1960年代末进入另一个危机。
半外围地区的危机
苏联和拉丁美洲国家是二十世界前半叶全球资本主义再结构化的主要受益者。因为核心国家大规模的过度生产，苏联和拉丁美洲国家得以廉价进口大宗产品。在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代表国家垄断国内市场。在拉丁美洲，西方资本在大萧条和二战后将国内市场让给了本地工业资本家。
1905年，俄罗斯帝国屈辱地败给日本。他的人均GDP相对于世界平均从1870年的108%掉到1913年的98%。1945年，苏联以军事强权的角色从二战中雄起。1950年，苏联人均GDP相对世界平均来到135%，巩固了其作为一个强大半外围国家的位置(见表4.5与4.6)。
从1913年到1950年，拉美八大国(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的人均GDP相对世界平均从106%提升到128%(资料来自麦迪逊报告(Maddison Report) 2010年)。
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全球经济扩张之间，东欧和拉丁美洲经济迅速成长。到了1975年，半外围国家包含西班牙、希腊、葡萄牙、大部分西亚国家和南非(见表4.7)。
战后经济扩张也改变了半外围国家的社会结构。无产阶级化的劳动者和城市化的人口不只要求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也要求更多的政治和社会权利。图4.1显示一些半外围国家1960到2013年的城市人口比例。到1975年巴西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61%，波兰55%、俄罗斯66%。葡萄牙城市化的人口比例相对较低，但稳定成长。
图4.1半外围国家的城市化进程
来源：世界银行2014年报告
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半外围国家是全球政治动荡的中心。拉丁美洲数个民主选举产生的进步政权遭到推翻。1970年代和1980年代军事威权政权统治了大半个拉丁美洲。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短暂的民主实验(被称为“布拉格之春”)被入侵的苏联给踩碎。1970年，波兰出现大规模工人运动抗议食物涨价。1974年，葡萄牙爆发革命。到1975年，欧洲最后三个法西斯政权(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被推翻。在1979，伊朗的巴列维王朝被伊斯兰革命推翻。1980年，波兰团结工联成为有力的工人阶级运动。
1970年代核心和外围国家都受到劳动和能源成本上升的压力。核心国家能将资本转移到新的领导产业并重新建立垄断利润，半外围国家只能继续从事过时的产业。
当时全球金融资本以“石油美元”(中东产油国的大量盈余)的形式涌入西方国家的银行。而由于临时性的利率较低，半外围和外围国家借了大量外债来维持经济增长。
但由于美联储在1979年升息(实际上，美国将剩余资本从世界其他地区抽回，以推动美国的霸权复苏和国内的阶级斗争，见塞尔维与斯莱特 1999年：214-215页)，债务危机爆发导致南方和东方国家进入经济与社会危机。
在拉美和东欧地区，部分是由于美国和国际金融组织(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压力，部分也是出于自己的意愿，统治精英进行了“结构调整”，瓦解了社会主义和进口替代的产业结构。去工业化造成了生活水平的大幅降低，并且至少短期地重挫了半外围国家工人阶级的社会及经济权利。
表4.8显示2000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各个地区的人口、GDP和人均GDP。从1975到2000，前苏联的人均GDP从世界平均的150%下降到74%，东欧从世界平均的132%下降到99%，而拉美八大国从124%下降到106%(数据来自麦迪逊报告Maddison 2010)。
到21世纪头十年早期，东欧国家成为西欧的廉价劳动力供给者，俄罗斯和拉美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能源和原物料出口者。
不平等交换：中美之间
为了克服1970年代的重大危机，全球资产阶级精英采取了几个策略。在核心国家，资本从大规模制造业转向信息科技和金融资本。半外围国家被重新塑造成为能源、原物料和廉价劳动力的供给者。最重要的是核心和半外围国家的工业资本必须被转移到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地区。而中国成为了二十世纪后半叶全球资本移转的主要受益者。
外围地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基本功能就是产生经济剩余以让核心地区榨取。经济剩余的榨取来自于不平等交换;外围国家出口内含相对较多劳动的商品，交换核心国家内含相对较少劳动的商品(沃勒斯坦 1979年: 71页)。
“劳动贸易条件”指出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等交换中的得失。其定义为该国出口与进口的商品内含的劳动时间(货币价值)的比值。举例来说，2012年中国出口一百万美金的商品中内含60.7个“工人年”(60.7个普通工人一年份的劳动)。同一年，中国进口一百万美金的商品中内含32.8个“工人年”的直接或间接劳动投入。而当年中国的劳动贸易指数则是32.8/60.7=0.54，换句话说，中国每出口一单位的劳动可以在世界市场上换到0.54单位的劳动。附件B解释了劳动贸易条件的计算。
图4.2比较1990年到2012年间美国和中国的平均劳动贸易条件。如果某国的劳动贸易条件大于1，代表该国自不平等交换中受惠，从世界其他国家榨取剩余。如果某国的劳动贸易条件小于1，则代表该国在不平等交换中受害，为其他国家生产经济剩余。
4.2 平均劳动贸易条件
来源：世界银行2014报告。关于劳动交换的计算方法参见随附附录B
作为世界的霸权，美国拥有各大国中最高的劳动贸易条件。1990年代美国经历了霸权的复苏。2003年美国开始入侵伊拉克之时，许多讨论指出美国正在成为新的“帝国”，当时美国的平均劳动贸易条件爬上了6.4。自那时开始，美国霸权即开始衰退。2012年，美国平均劳动贸易条件跌到4.7。
1990年代起，中国的平均劳动贸易条件开始大规模攀升。1990年，中国的平均劳动贸易条件只有0.07。到了2000年，已经成长到0.20，在2012年成长到0.54。
表4.3显示中国对各地区的劳动贸易条件。在1990年代初，中国对世界各地区的劳动贸易条件都是低于1。中国在1990年代显然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一个外围的经济体。2012年，中国对东亚、南亚以及非洲外围经济体来说已经成为一个净“剥削者”。然而，中国对美国和其他高收入经济体(包括所有核心国家，中东高收入产油国家和几个拉美、东欧的半外围国家)的劳动贸易条件只不过是0.14和0.20。中国对中东、东欧和拉丁美洲的贸易依然是不利的。整体来说，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依然是个外围经济体。
来源：世界银行(2014)关于劳动交换的计算方法参见随附附录B。美国以外的本地区国家与“其他高收入”国家仅针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
然而，在十年之内，中国的劳动贸易条件极有可能接近或超过1。中国的劳动贸易条件极有可能对大多数半外围国家都超过1。到时候，中国将会成为一个半外围国家。由于中国巨大的经济和人口规模，中国成为半外围国家将会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运作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同时宣告过去的“空间修复”策略已经到达了极限。
附录B：测量劳动贸易条件（the labor terms of trade）和不平等交换
此处所用资料皆来自世界银行所出版之《世界发展指数》(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orld Bank 2014)。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贸易条件可以如下定义：
劳动贸易条件 = 每100万美元进口货物所包含的劳动/每100万美元出口货物的劳动量
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出口货物包含的劳动计算方法如下：
每100万美元出口货物包含的劳动=出口货物总包含的劳动/出口货物总值(以百万美元为计算单位)
世界银行2014报告提供了各国与各地区商品出口额，其被用于作为出口货物的总值。出口商品包括农业出口品与工业出口品。
总的出口商品包含的劳动= 农业出口商品包含的劳动+工业出口商品包含的劳动
农业出口商品包含的劳动 = 农业出口商品的总值/农业劳动生产率
工业出口商品包含的劳动=工业出口产品的总值/工业劳动生产率
世界银行2014年报告提供了总出口商品中农业出口的百分比。非农出口商品额被视同为工业出口品。
农业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计算是根据该产业总附加值与该产业的总雇佣人数比率得出的。
世界银行2014年报告提供了农业附加值、工业附加值、总的劳动力、失业率、和总就业人口中各产业雇佣就业人口的百分比。总就业人口可以通过总劳动力与失业率推算得出。每个产业的就业人口可通过总就业人口与每个产业的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推算得出。
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进口产品包含的劳动可如下计算：
每100万美元进口商品包含的劳动 = 进口商品包含的总劳动/进口商品的总值(以百万美元为计算单位)
世界银行2014报告提供各国与各地区进口商品数据被视为进口商品总值。世界银行2014报告提供了一个国家进口的商品来自不同地区的百分比。这些地区包括高收入经济体、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欧洲和中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中东和北非地区、南亚以及非洲撒哈拉地区。除了“高收入经济体”以外其他地区都归为“发展中经济体”。
根据上述清单所列的地区，这些地区每100万美元出口商品所包含的平均劳动可以通过计算得出。每一地区进口商品包含的总劳动可以看作是这些地区每一个国家进口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总和。对每一地区的进口商品而言，包含的总劳动简单而言等于从这一地区进口商品货值(以百万美元计算)除以该地区每100万美元出口货物包含的劳动。
一旦计算得出一个国家的劳动贸易条件后，可根据以下公示得出一国在不平等交换中的净收益与净损失：
来自不平等交换的净收益(净损失)= 出口货物包含的总劳动X(劳动贸易条件-1)
以上公式说明，如果一国的劳动贸易条件大于1，则该国从不平等交换中获益;如果一国的劳动贸易条件小于1，则该国在不平等交换中受损。一国的收益与受损是与该国出口商品包含的总劳动成比例的。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关于不平等交换的公式没有考虑由于贸易顺差或逆差导致的可能的经济附加值的转移，也没有考虑资本或者资本收入的国际流动。
中国和空间修复的极限
表4.9显示2013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各地区的人口、GDP和人均GDP。表内资料来自世界银行指数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orld Bank，2014)。
历史上来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剩余价值都集中在核心国家，而核心地区也是全球资本积累的中心。核心国家占全球经济产出之份与核心国人均GDP相对全球平均之比都在2000年达到高峰(见表4.8)。但是，就长期历史趋势而言，核心国家与外围国家间的差距得到来逆转。 在2000年与2013 年之间，核心国家的人均GDP占世界人均的比率从367%下降到了303%。在1975年到2013年之间，外围地区人均GDP与世界平均之比从28%上升到54%。不过世界剩余价值在各地区之间的更平均分配将会破坏(而不是强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稳定。
图4.4比较了1990年到2012年间美国和中国在不平等交换中的净损益，以贸易中包含的劳动时间百万“工人年”为单位。不平等交换的净收益代表该国从不平等交换中榨取经济剩余。而净损失则代表该国在不平等交换中损失的经济剩余。不平等交换的计算见本章附件B。
美国在不平等交换中的净收入在2006年以5600万工人年达到高峰。当年美国在不平等交换中的净收入相当于美国受雇劳动力的38%。如果美国没有透过不平等交换从外围国榨取经济剩余，五分之二的美国劳动力将从现在的工作岗位转移到必要消费品以及原物料的生产以填补美国从外围国家进口的空缺，这将减低美国约五分之二的经济产出。
图4.4显示中国在不平等交换中的净损失曾相当于美国净收入的1.5倍。考量到美国占了核心国家经济产出的40%(见表4.9)，从中国榨取出的经济剩余可能占了核心国家在不平等交换中净收入中的一半。然而，随着中国的劳动贸易条件趋近1，中国目前向核心提供的巨大经济剩余可能在十年内完全消失。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没有另一个地区能够代替中国产出如此规模的经济剩余。其余的大型外围地区，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再过去两个世纪中都遭到严重剥削。这两个地区的政治都相当不稳定。从生态和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地区都已经到达了支撑资本主义剥削的极限。
没有外围地区产出的巨大经济剩余，核心地区就将失去他们赖以“补贴”核心国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相对高生活水平的经济资源。核心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将会被破坏。
长期而言，资本主义积累会提升劳动成本和资源成本，导致利润率的下降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失灵。历史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依靠地理扩张或“空间修补”作为对应劳动和资源成本上升的主要策略。
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全球资本主义的重构导致动员东欧、拉美等半外围国家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并且在战后所谓的“黄金时期”中与核心国家竞逐资本积累。
到了1970年代，核心和半外围国家都受到劳动和资源成本上升的压力。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第一次需要动员一个大的外围地区(主要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大量煤矿储备)以重新加速全球资本积累。
短期来看，对中国的动员(中国的资本主义转型和经济成长)降低了全球劳动成本并对全球利润率做出了重要贡献。长期来说，中国加入全球资本积累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随着中国工人阶级和城市中产开始要求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政治、社会权利，中国很可能将遭遇东欧和拉丁美洲等半外围国家在1970和1980年代所面对的危机。但与二十世纪末不同，现在没有另一个大的外围地区能够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和政治稳定的环境来实现新一轮的全球资本主义重构。
随着中国进入半外围国家，参与大规模消耗能源和资源的人口和地理范围将大大扩展。这不仅会提高全球资源成本，并且会耗尽仅存的环境空间。除非有根本性的社会改革，否则在不远的将来全球性的生态崩溃将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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