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群众是社会正义的根本标准
—再评环球时报4月13日社评
郝贵生
4月13日，《环球时报》发表了《毕福剑风波再接着炒就变味了》，主观武断人民群众对毕福剑言行的批判声讨是“炒作”，且已经“变味”。笔者14日写了一篇批驳该文的文章《是“炒作”，还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近几天仍然十分关注这场斗争的发展。同时对《环球日报》社评又反复看了几遍。越看其问题越多和越严重。该文虽仅1000字左右，但涉及重大理论问题却很多，同时也感觉到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下属的一份重要报刊发表如此之多荒谬错误的重要社评，也从中窥见主流媒体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尤其是政治素质低到何种程度。今就文中提到的社会正义标准问题谈谈其中的根本错误。
笔者上篇文章已经指出该社评的要害是对争论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且指责双方“上纲上线”。文中指责双方有这样一句话：“大多数舆论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但谁也不能将自己的主张视为社会正义的标准。”实际是说，争论双方尽管各说各的理，但都不能将其主张作为社会正义的标准。请问《环球时报》，你们否定争论双方都不是社会正义的标准，那么究竟有没有社会正义的客观标准呢?当你否定了争论双方都不是正义标准时，你作为双方的谴责者是否是社会正义的标准呢?你尽管没有直接说是自己，文章的本意就是说，我《环球时报》给这场争论定性“炒作”且已“变味”的性质就是社会正义的标准，就要求争论双方实际是要求整个社会立即“刹车”，按照我《环球时报》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果真《环球时报》就是社会正义的标准吗?这就涉及到一个极其重大的理论问题，究竟谁才是社会正义的根本标准?
我们首先看“正义”这个概念的含义。《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解释“义”字即“公正合宜的道理”，解释“正义”即“公正的有益于人民的道理”。搜狗百科中解释“正义”是“指公正的、正当的道理”，或“对政治、法律、道德等领域中的是非、善恶作出的肯定判断。”这里所说的是非判断就是真理与错误判断，善恶判断就是价值判断。因此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解读“正义”实际就是真理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真理”概念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回答是不同的。客观唯心主义把上帝或客观精神看作真理，也把是否符合《圣经》或客观精神看作真理的标准，主观唯心主义把一切主观认识特别是对我有用的认识看作真理，因而也把主观精神、认识特别是权力者的认识当作真理的标准。这两种真理观都否定真理的客观性即否定真理内容的客观性，也否定检验真理标准的客观性。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真理是客观的，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同时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也是客观的。因此对事物的是非或真理与谬误的判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马克思主义者这里所说的“实践”，不是单指个人的一般生活的实践，最主要是指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用毛泽东的话就是生产实践、阶级斗争实践和科学实验。“价值”是反映客体对主体的需要的有用性或满足程度的概念。“善”或“好”是对客体肯定的判断，“恶”或“不好”是对客体否定的判断。这一判断首先取决于对事物“真”或“真理”的判断。其次取决于主体自身的需要和满足。不同主体需要和满足是不同的，因而对客体的“善”或“恶”的判断也根本不同。黑格尔就谈到，面对着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的发展趋势。封建贵族的判断就是“恶”，资产阶级的判断就是“善”。毛泽东谈到湖南农民运动的客观事实的价值判断时，地主阶级就说“糟得很”，农民阶级就说“好得很”。真理与价值这两种判断不同但又相互联系。实用主义的真理观是用价值判断取代真理判断，实质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判断。历史上的反动统治阶级代表少数人的根本利益，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够对自然现象及其规律做出正确的真理性判断和价值性判断，但对社会生活现象及其规律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客观真理判断和价值判断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些原理我们可以得出科学的结论：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也是判断善恶的根本标准，两者相辅相成。而“社会正义”是讲的是人民群众的“道理”也即人民群众的真理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因此，只有人民群众及其实践活动才是社会正义的根本标准。
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20世纪中华民族最重要最伟大的事件就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群众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真正屹立于世界东方。无论用任何语言都不能完全概括这一事件的极其伟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不能概括毛泽东对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这是绝大多数炎黄子孙都能够从自己的切实经历中真切体会出来的。而家喻户晓的《智取威虎山》就是这一翻天覆地事件的缩影和真实写照。剧中正面人物的言论正是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毛主席，对翻身解放和打威虎山的最真实的情感、反映和力量。毕福剑冒天下之不玮，在酒桌上如此戏谑、侮辱、攻击和根本否定毛泽东、共产党、解放军，就别说一个共产党员，就是连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不配。毕说人民解放军打得过反对派吗?事实上人民解放军已经打败了全副美式装备的武装到牙齿的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打败了世界最强大又有最先进武器装备的以美国为首的十六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是中华民族自1840年以来第一次以自己的力量打败了外国侵略者。毕说，地主招你惹你了。民主革命时期，人民解放军和解放区人民无数次的忆苦控诉大会以及《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不是最真实地反映了地主阶级对农民和劳动者残酷地剥削和压迫的客观事实吗?不是由此才激发了无数贫苦农民跟共产党、毛主席闹革命，才有社会主义新生政权吗?毕福剑置这些最基本的事实于不顾，显然是一个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者，不正表现出其如此仇恨毛主席、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阶级立场吗?这种与中国绝大多数人对社会正义完全背离的标准恰恰就是毕福剑邪恶的具体表现。毕福剑不仅用极其恶毒的语言攻击、咒骂毛主席和共产党，甚至恶毒地说，他把我们害苦了。毕福剑的话也说对了一半真理，毛主席、共产党确实把一部分人害苦了。但这部分人不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绝大多数人民，而是旧社会的地主、资本家及国民党反动势力，是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座山雕、南霸天、黄世仁、刘文采……，以及解放以后任何幻想变天的把中国重新拉回万恶旧社会的那些人物。这就是少数人的根本利益。毕福剑这里实际是不打自招地把自己划在座山雕、南霸天、黄世仁、刘文采一类人物一边，实际也代表了这些人的根本利益，就是企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就是西方国家在中国的“第五纵队”。如果中国有戈尔巴乔夫或叶利钦那样的人物把五星红旗从天安门广场撤下之时，毕福剑一类的党内党外大大小小人物一定会欢呼雀跃。
因此，毕福剑的恶劣言行及其追随者、辩护者，以及视频曝光之后人民群众表现出来的极大愤慨和声讨正是当代中国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是非、善恶观念的典型表现，也是评价和衡量社会正义的两种根本对立的立场、认识方法和根本标准。我们年轻或幼小时，常常对人或“事”做出是“好”还是“坏”的评价，固然由于种种原因，这种评价有时有简单化倾向，但绝不是说，对社会的任何事情或人做出“好”、“坏”的基本评价都是错误的。是非、善恶、美丑是任何社会永恒对立的基本范畴，这种对立是具体的、历史的，同时也是人民群众评价人物、事件的最基本的认识和判断。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社会也同样如此。人民群众在这次毕事件中表现出来的立场和态度恰恰就是人民群众是非清晰、爱憎分明的典型表现。正如笔者上篇文中指出的：“其整个批判实质是已经觉悟的人民群众自发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利用党章、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对中国当代一切反对和根本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中国革命及其历史、对中国当代复辟资本主义的错误思潮和行为发起的一次反击战，是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捍卫共产党领导、捍卫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革命成果的保卫战，是响应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近两年来一再强调的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号召的具体表现，是中国当今正义、进步势力与邪恶、倒退势力的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前两年，习近平同志谈到苏联解体问题时痛感当时苏联没有男儿站出来。中国当今由对毕个人言行的批判而引发的对整个错误思潮实质是复辟资本主义思想基础的批判正是中国男儿勇敢站出来的具体表现。”面对着是非、善恶、美丑如此鲜明的大是大非面前，作为国家最高级的《人民日报》的子报《环球时报》表面是站在中立的裁判立场指责争论双方，特别是指责争论双方都不是社会正义的标准，也就是说都不是判断社会是非、善恶的标准，实际是把自己打扮成社会正义的标准。但稍有常识的人都能够看出，其立场和屁股实际已彻头彻尾坐到毕福剑及其维护者的一边去了，也就是站在刻苦仇恨毛泽东、共产党、解放军、中国革命的一边去了。《环球时报》的是非善恶观念、爱憎态度如此鲜明，是“社会正义”吗?完全不是，是“社会邪恶”的突出表现。《环球时报》及某些主流媒体最害怕从“政治”上“上纲上线”，也就是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方法认识毕事件。其实，不仅毕事件本身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而且《环球时报》如此拐弯抹角为毕辩护、包庇本身也是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这不是人民群众给你们扣上的帽子，而是你们自己的所作所为表明的代表少数人根本利益的鲜明立场所决定的。
笔者是搞哲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个别与一般的关系，任何个别中都有一般。许多群众批判毕的文章中已经指出，毕福剑现象已经不是纯粹的个别，毕福剑现象发生绝不是偶然的，一定意义上已经折射和反映出他所生活和工作的中央电视台的社会生态环境中的扭曲的是非善恶观念，以及其它媒体类似的状况。《环球时报》所扮演的角色恰恰为人民群众的这种判断提供了最好的注脚。同时也说明，社会主义的舆论阵地和话语权相当大程度已经不掌握在真正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手中。毛泽东上世纪60年代多次讲话中说，一些经济部门和工厂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了，后来又有公检法系统的部分权力也不在无产阶级手中了，当毛泽东意识到姚文元文章不能在北京的媒体发表时，感叹社会主义的舆论阵地也部分丧失了。今天中国大地发生的所有社会问题不也是如此吗?那么多的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及国有企业负责人腐败了，也就是人民的权力丧失了。周永康及各地方的主管政法系统的权力者知法犯法、执法犯法以及作为专政机构的公检法系统成为镇压和残害人民的专政机关，表明作为执政的上层建筑权力也丧失了。周秀云事件以及全国各地多年发生的镇压群众罢工、阻截人民群众上访和破坏对毛主席的纪念活动等等就是社会主义公检法权力变质变色的典型表现。此次毕福剑事件、柴静事件、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对周秀云事件的歪曲报道，以及《环球时报》的这几篇文章和多数媒体的对毕事件的置若罔闻的态度等都说明这些部门的权力已经不完全掌握在真正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手里了。再加上中国当代如此大面积、大范围的社会腐败现象、贫富差距拉大现象、新三座大山的出现等所有如此严重的社会问题的出现，再次证明了一个千真万确的真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笔者根据毕福剑现象以及由此引发的《环球时报》等主流媒体的如此错误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客观事实做出社会主义舆论阵地的权力已经丧失或变质变色了，不等于说，所有这些部门的人员的立场都站到人民的对立面了。应该承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热爱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的，是高度肯定和赞扬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的。毕福剑一类人物中央电视台可能还有，《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内部也可能会有，但毕竟是极少数人。但这部分人能够在作为党和国家最重要的舆论阵地工作甚至直接间接表明他们反党反毛反社会主义的立场，说明其整个部门、单位、系统存在这种思想及其泛滥的社会生态环境和氛围，表明其主管和部门领导是非、善恶、美丑观念标准的混乱、颠倒，表明其领导者丧失了其扬善抑恶的功能，由此导致其整个组织和机构高扬社会正能量功能的丧失。这些部门、单位也受到整个社会几十年来反毛非毛现象的严重影响，特别是给毛泽东晚年定性为“犯严重错误”的那个《决议》的影响。同时根本否定毛泽东关于共产党员和知识分子世界观改造的一系列论述，也导致这些部门的几乎所有的人都程度不同地放松甚至完全放弃了世界观改造，由此导致社会上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观念、思潮严重侵蚀到这些同志身上而不加以抵制和批判。因此他们不可能如处在社会最低层的人民群众对毛主席、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如此深厚的情感和鲜明的阶级立场。这就是这些部门人员一些人对毕态度暧昧甚至同情的重要原因。因此笔者认为，一方面要求中央电视台对毕福剑个人必须做组织上的严肃处理，否则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另一方面包含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在内的所有主流媒体都必须自查自纠本单位、系统是否还有类似毕人物及言行，如果发现也必须做组织上的处理，绝不能让这些对共产党和毛主席刻苦仇恨的人员继续留在社会主义舆论阵地上。三是必须强化共产党人和知识分子自身世界观改造的自觉性，强化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的学习，强化是非、善恶、美丑的辨别的标准和能力，自觉向工农群众学习。第四，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不是其单位所有的电视台和报社，而是全中国人民的电视台和人民日报。改变其状况也必须走群众路线。笔者建议，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也必须体现习近平群众路线教育思想，首先带头开门整台，开门整社。电视台和报社开辟网上专门通道，主动要求全国人民提批评和整改建议 。同时，《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必须对其发表的错误文章公开向全国人民道歉。各项部门只有建立在人民群众的自觉监督基础上，才能保障其真正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和根本利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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