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错误思潮马克思主义者要站出来讲话
——从毕福剑问题看我国意识形态乱象及建议
：李革新
30多年前，邓小平针对我国理论界、文艺界“相当严重的混乱”问题，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下面，笔者就以此为题，从毕福剑事件说起，谈谈对我国意识形态一些问题的看法。
一、毕福剑现象：意识形态逆流中一个小小的水泡
毕福剑，说他是个“公众人物”名副其实；说他是“领导干部”可能够不上。这号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类似《水浒传》里描写的旧社会衙门当差的衙役，按“级别”大概可以叫“小厮”。据说毕是共产党员，果如此，似乎可算个“党员干部”。
网上有人气愤地问：毕福剑咒骂共产党 ，污蔑解放军 ，以下流的语言侮辱开国领袖，和为被打倒的地主阶级鸣不平，高层为什么不发声？
依我拙见：一个节目主持人，毕竟不像大老虎。在这种情况下，由“高层发声”就有点类似“高射炮打蚊子”。但不发声不等于放任不管。毕某人的拙劣表演，尽管是一股反主流意识逆流中的一个小小的“水泡”，但问题的实质却反映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混乱之严重。
这种现象，早已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毕福剑戏谑的内容，特别是涉及到毛泽东同志，大多是“党已经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是有底线的。遗憾的是，一些人对此置若罔闻，不听招呼。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十八届二次全会的讲话，曾批评少数党员干部“在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场摇摆，有的对涉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政治问题公开发表反对意见；……有的党员干部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有的还专门挑那些党已经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来说事，口无遮拦 ，毫无顾忌，以显示自己所谓的‘能耐’，受到敌对势力的追捧，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些问题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害。” “如果党的政治纪律成了摆设，就会形成‘ 破窗效应’，使党的章程、原则、制度、部署丧失严肃性和权威性，党就会沦为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私人俱部’。”为此，要“加强对党员遵守政治纪律的教育 。对大是大非问题要有坚定立场，对背离党性的言行要有鲜明的态度，不能听之任之、置身事外。”
最近有同志著文说，当前意识形态问题“复杂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境外敌对势力加大渗透和西化力度；境内一些组织和个人不断变换手法，制造思想混乱，与我争夺人心”，有些人“挂着中共党员的牌子，成天干的是毁党、毁社会主义则度、侮辱开国领袖的事情。……地方上有些人不了解情况，常常请他们出去作报告，还以为他们讲的符合中央精神。”“一些共产党员吃共产党的饭，正在干着砸共产党的锅的事情。还有一些吃共产党的饭的人眼瞅着共产党的锅被人砸着，却无动于衷”。所以，毕福剑的问题仅仅是一个现象。“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6）
二、问题实质：对抗主流意识向党争夺话语权
近年来，在笔者工作范围中，发现确有一些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歪曲革命历史，攻击党的主流思想的刊物和文章：
一是仇恨马克思主义，以卑鄙的手段篡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某理论刊物一篇题为《白天鹅酒店：“马克思幽灵”的在场与还魂》，打着反思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的旗号，为早期机会主义翻案，说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应该吸取他们的“合理内核”，连修正主义鼻祖伯恩斯坦也成了正确的。攻击马、恩和《共产党宣言》关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没给读者留下任何可以商榷或质疑的余地”、“没有给后人留下‘修正’和‘完善’的余地”。为了“证明”马克思主义“过时”，竟捏造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做了修正”的谎言。伯恩斯坦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赫鲁晓夫的“三和政策”，都成了“正确”的。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一条基本原理，也是《党章》《宪法》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内容之一。据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王伟光同志发表一篇《讲人民民主专政我们并不输理》的文章，竟使一些人恨得咬牙切齿，声称要“绞死王伟光”，“要永远记住这个人的名字”。
二是应和敌对势力，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主流意识。最近某刊一篇《论坂井洋史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扬言要“剔抉”掉我国“纳入高等教育正规课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因为它“强化国家体制的意识形态要求而将‘现在’合法化”，是“为国家服务的意识形态机器。”文章煽动知识分子要“从主流、集体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防止意识形态化”；要“抓住中国、亚洲现代化”进程“对人们影响的这些大问题”，建立与所谓“权力暴力”相“抗衡的研究主体”，来对抗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一些“亲西方的政治上的反对派”、“西方政治观念的追随者”，竟然咒骂抵御敌对势力对我进行西化、分化的同志是什么 “爱国贼”！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某名牌大学博士生在一篇《“红色文艺”的困境》中，说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是中国“红色革命组织”的“洋旗号”；无产阶级专政是“小秦始皇主义”，是“驱邪清污”的“社会卫生学”；是主流意识以“政治权威的主体性置换了作家的主体性”，文艺家被“风干了的思想和头脑只能变成任人摆布的奴才”，并直捷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乌托邦理想和反现代性”、“20世纪50—70年代在大陆建立的‘ 社会主义’是现代化进程中明显的倒退”。去年该又在该刊发表《知识分子立场和现代性承担》，号召知识分子要以“救世主”的姿态，与“权威意识形态”对抗，要他们“既不能屈服权威，也不能皈依民间”，而要“离开庙堂和民间”“独立地站着”，“抵抗和拒绝权威话语”，用“知识分子的精英话语”占领“国家权威意识形态”阵地。
三是大搞“非毛化”，攻击开国领袖，向毛泽东身上泼脏水。某文学刊物题为《死人究竟可怕不可怕》的文章，污蔑毛泽东提倡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原子弹吓不倒中国人民”的论述，是不珍惜人民生命的“死人观”。文章只摘引《为人民服务》中“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一句，恶意删掉“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等论述，也成了不珍惜人民生命的“死人观”。1958年我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本来是我国内政，竟把赫鲁晓夫攻击毛泽东要惹起战争的话，也归结为不管人民生命的“死人观”；该还把毛泽东1927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当时的阶级斗争的正确论述，与“文化大革命”中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混为一谈，恶毒攻击毛泽东同志是“革命要死人，继续革命继续死人”。
四是污蔑土改斗争，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为被打倒的地主阶级翻案。某刊继《“红色文艺”的困境》后不久，又发表《革命名义下的合法性集体暴力》，以“分析”农民“斗地主”心理为名，污蔑农民是“激愤冲动的暴徒”，土改是“毫无人性可言的群体暴力事件”，抱着对地主阶级的同情和对翻身农民的仇恨，“揭露”农民 “暴虐的行为”、“血腥的暴力行为”，却说地主是“牺牲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此后不久该刊又发表了《从乡土社会到阶级社会：土地改革与阶级划分的权力实践》，说土改是共产党的“权力实践”“从外部进行制度性植入”到农民头脑中。根本否认中国农村客观存在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基本事实。
三、对错误思潮共产党员要敢于亮剑、敢于发声
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8·19”讲话中指出：我们“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我们应当在维护我国公民言论自由的宽松政治环境的同时，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思潮的言论，进行坚决的斗争。
第一要看底线。四项基本原则是《党章》、《宪法》规定的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一些人就是打着反对“思想管制”、反对“专制”、反对“左”的“极端偏激思想”的旗号，实际上是主张右的甚至极右“极端思想偏激”。其矛头始终指向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红旗》文稿一篇文章说，他们就是我国学界或媒体中，主张把“西方话语 ”“内化”为中国国内舆论，产生“内在”影响的“亲西方的政治上的反对派”。
第二要看动机。动机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言论自由，不在于说了多“厉害”的话，而在于出发点是不是为了人民。为了人民 ，有些话说的再“狠”、再尖锐，人们也能看出其良苦用心。很多同志对腐败猖獗、贫富悬殊、暴力执法、野蛮拆迁等社会问题产生不满，“做出较为严重的判断”。这些“不满”，正是党和政府和人民群众的“不满”，是难能可贵的忧患意识，是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中所说的：“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的那些内容。而上述文章，是打着言论自由的幌子，以颠倒是非、歪曲事实、断章取义、编造谎言来欺骗群众，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
第三要看笔法。毛泽东同志说：“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么，‘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敌人当然可以用“匕首”、“投枪”和“短剑”，即所谓“怒骂嘲笑皆成文章”；而对于人民的缺点的批评 ，“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16）像毕福剑那样用下流语言谩骂领袖、诋毁人民军队、为被推翻的地主阶级鸣不平，完全站到敌人立场上去了，引起人民的愤怒是必然的。
毛泽东同志说：“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不能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17）在当前思想多元的情况下，敌对思想的言论，往往是与人民内部认识问题交织在一起，所以，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针对一些文章的乖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社会事实、社会实践，给以条分缕析的解剖、批驳。在回击敌对势力攻击的同时，帮助善良的人们分清大是大非。近年来，针对一些错误思潮，笔者先后在《中华魂》等发表了《说说<红色文艺的困境>一文的乖谬》、《豈能翻土改斗争的案》、《评阶级斗争是“权力实践”“植入”论》、《真理辉耀，篡改徒劳》、《划清界限，何罪之有》、《当代杂文怎样回归鲁迅》、《“小书生”的大谬论》、《也谈“好地主”和“懦作家”》、《岂能如此“还魂”——评<白天鹅酒店：马克思幽灵的还魂与在场》和《坚持文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质》、《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实践和文艺家的社会责任》、《坚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等正面阐述党的主流思想，约 10万来字的评论文章，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表明了一个有着5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和政治立场。
四、从意识形态问题看某些党员干部的精神状态
2014年7月20日，中央组织部下发了加强干部理想信念教育，“防止干部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的通知，感到非常重要。我们党是不会允许“破窗效应”的。
从当前来看，不是几个文艺家、理论家、几个刊物、几篇文章的问题，更不是一个节目主持人的问题。笔者在本文开头引用那位同志文章所说的：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复杂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不争的事实。一些顶着专家、教授牌子的人到处乱跑，到处“作报告”，信口开河者大有人在；“一些吃共产党的饭的人眼瞅着共产党的锅被人砸着，却无动于衷”的“好人”也随处可见。以上某刊所发表的《“红色文艺”的困境》、《革命名义下的合法性集体暴力》、《知识分子立场和现代性承担》，三篇文章，均出自某名牌大学两名“博士生”。其中一个不但 “毕业”了，还考上了“博士”，到某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基础部当了“讲师”，去“教育”我们祖国下一代！
出于对该校和我国大学教育的关切，笔者把两名学生的三篇文章的原文和我在《中华魂》对三篇文章的评论，自费挂号寄给该校党委。8个月过去了，该校党委竟连一个字的回话也没有。笔者不希望感谢，但很想知道他们怎么对待、怎么处理这件事。他们对我反映问题可以不屑一顾，我担心的是在该校、乃至党委内部就有这种思想的支持者（或曰“同党”）。有人说“乃一介小书生”，难道他们的导师也是“小书生”吗？他们的党委也是小书生吗？这是不是就说明该校就有那么一些“吃共产党的饭，正在干着砸共产党的锅的事情”和“吃共产党的饭的人眼瞅着共产党的锅被人砸着 ，却无动于衷、视若无睹”的人呢？推而广之，难道这只是一所大学的问题吗？
（2015年5月4日）
注：为河北省文化厅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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