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语境中,群众文艺很少被讨论,因为群众文艺不在文化市场的视野里面,从大众文化的景观中也看不到。近一两年,广场舞之所以会成为大众媒体热议的文化话题,也主要是因为跳广场舞的大妈们干扰了中产阶级社区的正常生活,而广场舞大妈在媒体中基本上是被嘲讽的、负面的形象。从媒体中看到最多的新闻也是跳广场舞的大妈们与附近小区居民之间的激烈冲突。其实,广场舞这种群众文艺活动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不只是在大城市,在中小城市的中心广场和广大乡村也存在。
我留意到大众媒体对待广场舞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把广场舞当作污染源,认为这是一种缺乏美感的噪音,跳广场舞的大妈是不文明的、低素质的、不具有现代公民精神的群体,这是媒体对广场舞的污名化和妖魔化;第二种看法与之相反,有一些媒体评论者从广场舞中看出了现代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因为广场舞是自发的、自愿的、自主的、非官方的行为,体现了一种公民社会的公共参与精神,是一种有主体性的行为,于是,广场舞大妈非但不是不合格的公民,反而是践行公民精神和公共文化活动的榜样。这样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看法所使用的标准却是一样的,就是以中产阶级、公民社会和公共意识为标准,广场舞大妈不管是非中产阶级的劣等公民,还是代表中产阶级公共精神的优等公民,都是中产阶级视野中的他者,这就涉及到群众文艺与公共空间的关系问题。群众文艺与公共空间是两个彼此矛盾的概念,属于不同的话语系统。
首先,公共空间是90年代经常讨论的概念,与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书《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有关。公共领域主要指18、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处在历史上升阶段,出现的一种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发表言论的空间,不受国家的干预,代表着自由、理性的公共精神。这种公共领域在中国的语境中被转化为一种对市场化的辩护,认为市场化有利于建立一种国家体制之外的公共讨论的社会空间,而市场化的媒体就被赋予自由、独立、理性辩论的平台。用公共空间来对抗国家,认为这有利于中国走向民主化。这种理想化的公共空间和青年文艺论坛的形式差不多,青年文艺论坛每个月讨论一次文艺现象,我们这些有文化、有知识、又愿意交流的人平等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就是公共空间。20年过去了,这种理性的公共空间在中国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中国社会始终没有培养出有公共精神的中产阶级,反而出现了很多自私自利的、很宅的中产阶级;二是作为公共空间的市场化媒体又受到国家和市场双重力量的影响,越来越难以具有公共性;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市场化改革确实催生出大量的中产阶级群体,但相比中国庞大的人口来说,又是比例很低的,无法成为社会主体。不过,借助网络空间如BBS论坛、QQ群、微博、微信等,这种中产阶级式的公共空间倒是蓬勃发展。
其次,群众文艺并不属于公共空间,因为中产阶级才是公共空间的理想主体,一般不把中产阶级放在群众里。群众作为一个概念,是中国进入近代以来出现的,尤其是群众经常和发动群众、群众路线等联系在一起,因此,也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与人民的抽象性和政治化不同,群众经常和党放在一起,用来形容党群关系。在当下的语境中,群众一般会在三个场合使用:一是,群众是一种政治识别身份,我们填表格的时候,会填党员和群众,群众指非共产党员的身份,是共产党团结和依靠的对象;二是,群众路线是共产党革命和执政过程中形成的工作方法,所谓“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包括现在正在进行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运动,都是为了让党密切联系群众、不要脱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是,在党委和政府系统之外还有群众团体的说法,比如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等都是群众团体;四是,群众文艺也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形式,在官方文件中对文学艺术有一个排序,分别是“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以及民间文艺、群众文艺等”,群众文艺排在最后一个,是党和政府重视、支持的文艺形式。我记得小时候参加最多的群众文艺活动就是上中学时每年都举行班级歌咏比赛,虽然我不会唱歌,但我作为班级的一分子,也有资格参加这种集体性的文艺活动。
现在看来,群众文艺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组织化阶段。在毛泽东时代,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所有人都生活在社会主义单位制中。按照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人民群众不仅有平等享受政治、经济的权利,也有均等化地分享文化的权利,群众文艺就是普通人也能参与、享受的文艺活动,比如每个工厂都有工宣队、每个行业都有文工团,就像保留至今的中国铁路文工团、中国煤矿文工团等。每一级行政单位都有相应的文化馆、群众文艺演出团体、电影放映队等文化事业单位,这些都保证普通人能有机会欣赏和参与各种各样、各种层次的群众文艺活动,这种单位化、组织化的群众文艺形式一直延续到80年代;第二阶段是去组织化的阶段。90年代市场化之后,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单位制开始解体,地方文化馆、文化站、群众文艺团体也因财政困难而处于闲置和瓦解的状态,有组织性的群众文艺活动很难展开了,群众自身也变成一盘散沙的个体了。文艺活动主要变成一种以市场化、商业化为主导的文化产业,像下岗工人、农民工、农民等底层群众很难在市场化的体制下成为文艺消费者,这种文化的弱势地位与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中的位置是完全一致的。新世纪以来国家又重新出资建设市场环境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比如重点扶持国家院团、建立图书馆、农村电影公益放映活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不过,在这种国家也不管、市场也不顾的状态下,一种新的群众文艺出现了,这就是遍布城乡的广场舞
第三,以广场舞为代表的群众艺术。与群众一样,广场也是一种中国进入现代以来出现的城市空间,广场作为城市的中心,是居民聚结、交流的场所,这是西方城市建设的传统,古希腊时期的城邦就有。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广场就是一种政治抗议、示威游行的重要空间,直到新中国成立,天安门广场成为人民民主、群众集会的场所,这种超大广场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展示“人民当家作主”的舞台。90年代,广场又拥有了新的涵义,变成了购物广场、商场的代名词。新世纪以来,广场舞的出现,重新赋予广场以人民性和群众性。广场舞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免费的。广场空间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随时进入,没有门槛;其次,是参与性。与阅读小说、看电影或看演出不同,人们只是一个读者和看客,而广场舞是只要有兴趣就可以随时参与,并且跳舞也不是为了别人看,纯粹是一种个人身心的愉悦;再者,是集体感。现在很多到乡村做乡村建设的志愿者,他们进入乡村的第一步就是教村民跳广场舞,从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就处在一家一户的分散状态,广场舞这种文化形式可以让村民在集体舞蹈中找到一种集体文化。
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孤独的、原子化的个体,尤其是都市白领、中产阶级更是如此,他们工作时可能会在一个团队之中,下了班就是“宅”在家里。在工作和家庭之外,对于一般的白领来说没有任何集体或社会生活,除了看看微信、上上网,就不和社会发生关系了。这当然与中产阶级近些年遭遇的社会压力大有关,没有时间从事文化休闲活动。最后,我想劝中产阶级们应该从楼上大胆地走下来、从封闭的社区里走出来、从健身房里走出来,与大妈们一起跳跳广场舞,这对于身体和精神都是有益无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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