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埃德蒙•威尔逊是二十世纪美国的头号文人。他于1972年去世，结束了半个世纪在美国文坛一言九鼎的生涯。但八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很少有人提及这个名字，那时候大家都热衷于各种西方的流行理论，像威尔逊这种文化学者与实践批评家不受待见，因为他的名字不能作形容词用，如萨特、海德格尔之类。但他真的是著作等身，重要的有《阿克瑟尔的城堡》、《三重思想家》、《爱国者之血》、《死海古卷》、《俄国之窗》、《向易洛魁人致歉》等，其兴趣之广泛多变，主题之繁富多样，令人咋舌。批评家范•维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称赞他是“文学界的自由人”，诗人奥登评价他是“知识上的纨绔子”。你读了他的上一本书，猜不到他下一本书写什么。
这与威尔逊给自己的角色定位有莫大关系。他从不自命为文学批评家，也非学院中人，不喜欢白璧德等人的新人文主义，与兰色姆们的新批评派也保持距离，宁愿称自己是作家和新闻记者，其最准确的描述就是文人(man of letters)。他长年为《名利场》、《新共和》、《纽约客》、《纽约书评》和《党派评论》杂志做编辑写稿，这使他更迅速而广泛地获得公众名声，也避免了学院象牙塔中人所难免的学究气。他谙熟学界所有的新进理论，也老练地使用这些理论，但绝不囿于某一理论，一根筋地拿它包打天下。我们见惯了那些冬烘的批评家，将术语搬来搬去，问题却岿然不动。威尔逊不然，他总是直奔问题的核心，从上下四方发动围剿，拷逼出作品与个人心灵史及时代精神的血脉相连，果断地予以定位与颁奖。在任何时候，他都脱略蹊径，直见性情，精辟，尖锐，甚至大胆到粗暴。他说奥斯卡•王尔德“尽管不是第一流的作家，但他作了第一流的表演”。托尔金的《指环王》是“菜鸟的垃圾”(juvenile trash)，“叙事上缺乏技巧，形式上绝无天分”。罗伯特•弗罗斯特“太迟钝了，只能写那些贫乏的诗”。华莱士•斯蒂文斯呢?“一位风格的大师，他搭配词语的天赋让人大惑不解又异想天开，但是靠得住：哪怕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你都知道他说得好。”毛姆被高估了，而威尔逊给的评价最低：“三流杂志的末流稿件，有时候连小学生的作文还不如。”
这些人哪里出了问题?写得不好，或者写得好但没有意义。在关于加缪的一篇书评的开头，威尔逊说：
我只为那些在伟大的作品中表现出道德意义的作家写评论。倘若文化不是不断地探讨赋予它意义的人类命运和价值，那么文化究竟是指什么呢?人类永远置于历史的批判之下，伟大的作家在某种方式上时常为人类作见证。
他对作家的要求如此，对于批评家，则说：
显然，若不深入了解，进入作家的世界，掌握他基本的直觉，在他感性的活动中发觉他言论的奥秘冲动等情怀，人们将无法树立一种有价值的评论，而那种有价值的评论乃是集合剖析与友谊而汇聚成一种透视的努力。以诚实的代价而获得智慧是件奇妙的锻炼工夫。然而，若文学专论的第一个阶段必须写些客观的定义和友善的理解，只做此事而拒绝价值评判的话，它将沦于浮躁。
所以，威尔逊说他从不隐瞒自己的价值层次，处处运用积极的评判标准。他从来没有讨好人的习惯，友善的泛泛而谈不是他的风格，冒犯是他的天职。
可是，诚实的智慧促使威尔逊为我们发现了那么多的好作家、好作品。二十年代末期，在现代主义大师如叶芝、瓦雷里、艾略特、乔伊斯、普鲁斯特等人刚刚写出他们的代表作，但舞台的聚光灯还打在别处时，威尔逊就写出了《阿克瑟尔的城堡》，将他们看成一个统一而连续的文学运动的有机组合而揄扬备至，可谓“识英雄于风尘草泽之中，相骐骥于牝牡骥黄以外”，“衡文具眼，迈辈流之上，得风会之先”(钱锺书《管锥编》)。要做到这一点，既要有新闻记者的敏感，也要有学人之学，才人之才。
但这还不够。威尔逊弄文学，指归在行动，因此，在《阿克瑟尔的城堡》的最后部分，他才深致不满于他所评骘的上述大师，认为他们与社会太隔离，比如普鲁斯特，“是纯粹知性的思想操作，但却不为任何力量所驱使，对人类生活的可能性也没有任何渴望或创造性想象”。又比如叶芝和艾略特，一味沉浸在对中世纪贵族和十七世纪圣公会主教的自我想象中，都患上了“玄想肥大症”，有时将作品弄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学博物馆。他说他更满意兰波，因为兰波后来不写了，走到以行动自决的活泼泼的生活中去了。《城堡》出版后，威尔逊在给编辑帕金斯的一封信中感叹说，欧洲文学的退避与幻灭是战后精神枯竭所导致的结果，那些观念和技巧跟我们的现实不相干，对我们的作家不相宜：“我相信，任何倾向于麻痹意志的文学运动都有一个严重缺点，那就是阻止文学成为行动;我认为现在是时候来反击这种运动了。”
行动比写作意义更重大，于是威尔逊写了这部《到芬兰车站》。
二
《阿克瑟尔的城堡》成书出版于1931年，《到芬兰车站》则出版于1940年，其间正好是西方的粉红色十年。据说，威尔逊几乎是带有几分欣喜地迎来1929年纽约股市大崩盘。在接下来的大萧条最严酷的两个冬天，他带着速记本，深入全美的矿山和工厂，走村串户，访贫问苦，触目惊心地记录了蔓延的穷困和绝望、冲突与镇压。有一回，他乘车经过纽约最多黑人和移民聚居的布鲁克林区，眼见连绵几英里的密集肮脏的屋顶，为这巨大而无名的生活场景极度震撼。于是，他为《党派评论》写了“向进步人士的呼吁”，号召为一个激进的社会实验而奋斗。他发表个人声明，要投票给共产党竞选人。他以他特有的穷搜冥索、毕其功于一役的读书法，开始在海边度假胜地普鲁文斯镇猛读有关苏联和社会主义的书籍。他开始学习俄文。威尔逊本来就有点左，现在是相当左了。
在大萧条的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哀鸿遍野，但苏联独完，就像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里描述的，苏联的计划经济仿佛有免疫力，十年中工业产量提高了三倍，境内完全没有失业现象，令西方知识分子印象深刻，议论纷纭。威尔逊的姿态，可以代表欧美知识分子的集体向左转。多年以后，莱昂内尔•阿贝尔（Lionel Abel）曾回顾说，三十年代的纽约成了苏联最有意思的部分。另一个莱昂内尔，也就是特里林，也认为那时的左派观点成了美国知识阶级的存在特征，“三十年代的政治倾向更决定了这一阶级的风格——从激进主义中产生了道德紧迫感、危机意识、关怀人的拯救，正是这些标志着美国知识分子的存在”。
1935年夏天，威尔逊申请了一笔两千美元的古根海姆奖金，沿着《震撼世界的十天》的约翰•里德的路线，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又顺着伏尔加河到敖德萨。他在敖德萨得了病，猩红热转肾炎，有幸与臭虫为伍了好几个星期，亲密接触了契诃夫《第六病室》的社会主义版本。那时大清洗还没有开始，但五个月的所见所闻，让他领教了斯大林的本质，怀疑起苏联的制度，不过也印证了他从前认为的，俄国人几乎拥有美国人所赞赏的全部品质：与理想结合的高效率和节约，在自豪的热烈的气氛中共同行动，干大事。“你在苏联感觉到自己生活在世界上道德的巅峰。”
威尔逊这本《到芬兰车站》，副题是“历史写作及行动研究”。“芬兰车站”是“历史行动”，而一个“到”(to)则是漫长的“历史写作”的蓄势。如序言一开头就揭出的，这本书大体可靠地记述了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如何形成，一个基本的“突破”(breakthrough)如何发生，一些革命家在为一个“更好的世界”如何努力。全书分三部，第一部从米什莱到法郎士，是怎样写作历史;第二部是主体部分，从圣西门、傅立叶到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写作历史再到创造历史(making history)，也就是历史的行动。第三部呢，列宁和托洛茨基，纯然是历史的行动。
历史本来就有两重涵义，一是过去所发生的事实，一是记录和处理这些事实的文本。威尔逊笔下二义兼摄。从维柯到米什莱、勒南、丹纳，他从历史学家的撰述入手，透视他们如何理解历史事实，导致了处理历史文本的特定方式。《到芬兰车站》试图展现这种历史解释的力量。其主体部分，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到列宁的革命实践，正是这种力量高强度的体现。
但威尔逊最着迷的乃是行动，文学的或历史的行动。他一再引述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换句话说，米什莱这样的历史学家的工作只是解释世界，所写的历史是没有建筑学上的“功能作用”的。而马克思、恩格斯的写作，对人类历史作出别样的理解，目的更在于改变世界。《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对人类过往历史提供了全新的阐释。这种阐释模式如何深刻地影响到人类历史的进程?这种涓滴形成的思想观念如何演变为波澜壮阔的实际斗争?一句话，历史的写作如何转化为历史的行动?威尔逊念兹在兹。
三
读这本书，像观赏一出连台大戏，剧中人物一个个走马灯似的登场，有舞台中央的马克思、列宁，也有跑龙套的拉萨尔、巴枯宁、蒲鲁东。威尔逊采用焦点式的叙述和戏剧性的对比手法，巧妙呈现他的人物，好像经济学家图表上的曲线，在时间中来回穿梭走动，文笔酷似他所称赞的米什莱，有一种荡气回肠的交响乐效果。威尔逊拿手的批评性叙事，变化多端的演奏方式，在书中发挥无遗。他复述人物的文章和思想，加以概念辨析和批判，又不时征引逸闻与趣事，随处穿插细节和场景，节奏感控制得恰到好处：高潮来了，又掐断了，织入另一波起伏中。
读这本书，又像披展一幅气势恢弘的长卷，河出伏流而一泻汪洋。入海的那一刹那，即威尔逊所谓“突破”，就是列宁登上那列火车穿越中欧与北欧到芬兰车站的那一历史时刻。威尔逊以雄浑的笔力写道：
1917年的列宁，带着用辩证法包装着的维柯的上帝的残余，不用害怕罗马教皇或新教大会，也不确定控制社会是否像像司机控制机车载他前往彼得格勒这么简单，他估算他的机遇精确到百分之一，他正处在一个伟大时刻的前夜，人类第一次，手上握着历史哲学的钥匙，要打开历史的锁。
回过头去，再看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伊始，他们在布鲁塞尔会合，又一起前往曼彻斯特。威尔逊的句子强有力地结合了历史与诗：
二十五年后，恩格斯提醒马克思说，他们当时是如何从曼彻斯特图书馆的彩色凸窗望出去，天气一片晴朗，让他们感到，在围困着这座城市的污秽、畸零和疾病的非人恐怖中间，人类的智慧之光正趋于成熟，人的尊严将得到证明。
但这本《到芬兰车站》的魔力在于，威尔逊并不为他的历史命题所裹挟而滥情，他与笔下的人物在神光离合之间，时而投合其中，时而间离其外，对人物既同情又了解，从不藏起他批判的锋芒。雄浑，是的，但是冷峻。写马克思如此，写列宁亦然。善于将人物的身世与其文化背景、生活环境联系起来，给出“遗传解释”，从马克思的犹太背景赋予他的道德洞察力，写到他在伦敦的住所里刺鼻而且刺眼的烟草味和三条腿的椅子;从列宁身上的德国血统给予他的坚毅、效率和勤奋，写到他小时候的住宅里面的桃花心木家具、地图和地球仪。结合了马克思的社会学观点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视角，威尔逊的语境总是那么立体。
但这是一本什么性质的作品呢?思想家的连续剧，还是观念史的报告文学?我们见惯了那些高头讲章，把唯物史观与辩证法解释得要多枯燥有多枯燥，从没见过一本书，将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与发展写得如此生动，有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刷新或激活曾经激动过无数人的伟大思想。威尔逊说，勒南的历史是人类观念的形成史，观念在人类历史中是第一位的，其余部分只不过是背景的存在，是观念织网于其中的框架，我们卷入网中，探向网中央。《到芬兰车站》就是试图探讨社会主义的核心观念是如何在长时期纷繁复杂的历史背景中形成的，虽然承认，他无意于追溯所有的思想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因为有许多来源未必讲得清楚。但此书又不属于平常的观念史著作，而是如克劳福德(Robert J. Crawford)所指出的，“这是一个观念的旅行故事，”他说，“每一页上都有信念和启示与生活一起搏动。尽管我从来都不是共产主义的支持者，但绝对可以肯定，它让我感觉到梦想撩人的美丽。”
但自问世以来，这本书一直也受人批评，说它的文学气质多过政治历史气质。克鲁尔(M.A. Krul)认为：“如果你想好好了解社会主义的理论走向或那些时代的政治问题，绝对不要依赖这本书;然而你若对二战前主要社会主义者的个性和生活经历感兴趣，那么威尔逊的书是高质量的、有趣的、包你满意的指南。”他认为威尔逊缺乏理论理解，对辩证法的认识尤其幼稚简单。好在他猜测大多数人阅读关于社会主义的流行文学作品，对理论的技术性细节都不感兴趣，除非他们本身是社会主义者——可那样一来他们就会去直接读马恩原著了。
这本书好就好在它的文学气质。要知道，威尔逊是第一个把《资本论》当文学作品读的人。马克思写《资本论》，是把希腊神话、《圣经》、莎士比亚、歌德与调查报告和统计数字拉杂并置，就像乔伊斯《尤利西斯》和艾略特《荒原》的碎片拼贴，而在辛辣的讽刺上，威尔逊认为，他无疑是斯威夫特以后最伟大的讽刺天才。总之，《资本论》是一部史诗。威尔逊对马克思的文学天赋赞不绝口，因为他自己也拥有这份天赋。
四
但对威尔逊而言，文学只是外相，历史才是心魔。
在《三重思想家》里，威尔逊将过去的人文传统归结为“相信人之为人已经获得的高贵与美丽，崇敬作为这一进程之记录的文学”。他对文学价值的认同正系于此。在威尔逊的文学批评中，时代精神、历史命运是关键词。在《到芬兰车站》里，他略带讥嘲地说，德国人不断产生创造神话的天才，像歌德的“永恒女性”，康德的“无上律令”，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和“纯粹理念”等，不但主导了当时德国人的心灵，而且还像传说中的神一般缠绕住整个欧洲。其实，这些神话更牢牢地缠绕住了威尔逊。在黑格尔看来，普鲁士国家体现了世界历史的顶峰;而在写《到芬兰车站》的威尔逊看来，顶峰一定是苏联。
难怪他这样想。试看1928年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一书的最后一篇里，同样写到列宁从瑞士经过德国到圣彼得堡芬兰车站的那列火车：“1917年4月9日，下午三点十分，司机发出了信号，列车滚动起来，朝戈特马丁根、德国的边境站驶去。三点十分，从这个时刻起，世界的时钟有了另一样的走法。在现代历史上没有一颗炮弹比这趟列车射得更远、更能决定命运的了。”世界、人民、命运、历史，现代社会最耳熟能详的词汇，在此无一遗漏。
多年以后，威尔逊读到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心潮澎湃，不能自已。书中斯特列利尼科夫的那些话，肯定在他心头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因为简直可以做《到芬兰车站》的封底介绍语：
什么构成时代?十九世纪以什么划分成一个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发生了革命，富于自我牺牲的青年人登上街垒。政论家们绞尽脑汁，如何遏制金钱的卑鄙无耻，提高并捍卫穷人的人的尊严。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它发现了罪恶的根源和医治的方法。它成为世界强大的力量。
所以您瞧，整个十九世纪和它在巴黎的所有革命，……全部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的新体系，新奇而迅速的推论和嘲弄，一切为怜悯而制定出来的辅助性残酷手段，所有这一切都被列宁所吸收并概括地表现出来，以便对过去进行报复，为了过去的一切罪恶向陈旧的东西袭击。俄国不可磨灭的巨大形象在全世界的眼中同他并排站立起来，它突然为人类的一切无所事事和苦难燃起赎罪的蜡烛。
但威尔逊对历史的决定论与圣物崇拜并非没有一点警惕。在本书的最后部分，威尔逊指出，托洛茨基在其历史写作中，把马克思主义得自黑格尔的历史观念，像神学家诠释神学那样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历史的神旨般的力量(Providential power)出现在托洛茨基所有的作品中。如果说上帝在勃朗宁的诗中作为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感叹词及介系词而恪尽职守的话，托洛茨基笔下的历史也是如此。这大写的历史的严酷精神，当他写作、鼓动、训诫、赞许、给他勇气去挫败他指控的敌人时，曾一直站在他的椅子后头。直到晚近，当他在孤独与放逐中，才再也没有看到历史的那张脸。”
历史是现代人的心魔。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的后半部分尤其是结尾，大肆发挥其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人物的意志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产生行动，而最直接参与事件的人承担的责任最小。莫斯科大火的时候俄国人都在同仇敌忾保家卫国?不，他们大部分只是在生活。于是托尔斯泰把历史科学比喻成微积分。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里，又拿植物的生长来比喻历史的变化：“谁也不能创造历史，它看不见，就像谁也看不见青草生长一样。”二位都深刻认识到，在个体的、具体的生活与整体的、抽象的历史之间，一直充满紧张。威尔逊对这两部俄国小说都颇有研究，这一点他意识到了吗?
或者说，他笔下的人物意识到了吗?比如马克思，就有典型的德国人的那副德性，只对超验的东西感兴趣而忽略感性现实。他父亲很早就看出儿子的内心似乎被浮士德的精灵缠住，提醒他家庭生活的朴素欢乐，可后来的事实证明，像马克思那样不事产业抗拒谋生的人还真难找。在伦敦流亡三十年，向所有人欠钱，被所有人追债，他居然也只动过一次念头要去找一份固定工作。威尔逊没有详细叙述，那是1862年底，马克思下决心要做一份家业，于是去铁路局应聘书记员职位，却被认为字迹潦草，碍难叙用。但要说马克思不懂生活也不对。李卜克内西就记载过马克思一家带朋友提着装满食品的篮子去公园野餐的温馨场景。马克思跟朋友泡酒吧，喝多了回家，路上也会拣瓦片砸煤气路灯，这矮胖的中年人开溜倒快，警察追不上。看来，马克思并不短缺对家人和家常生活的柔情与敏感。恩格斯于此体会尤多，他爱衣着光鲜的女孩子，爱美酒，爱骑马，在子弹的尖叫声中还闻得到山野的花香。
但在马克思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日常生活细微而重大的意义被有意无意地屏蔽了。要知道，造成人的异化的，不单是社会分工，还有历史合力。正是被那个“大写的历史”弄瘸了日常生活的腿，日瓦戈医生才说出那警世的格言：“人是为生活而生，不是为准备生活而生。”诺尔曼•布朗在《生与死的对抗》中，对浮士德式创造历史的人大施挞伐，认为人类需要摆脱历史的向上一路，历史意识需要转变为精神分析意识，只有这样，“已死的过去抓住方生的现在的那只手就会松开，人就有希望去生活而不是去创造历史”。生活与历史的两个维度，在此转换成马克思与弗洛伊德。好在威尔逊二者兼顾，在其大部分批评著作中，能看出他在历史与文学和生活现实之间游弋自如。
五
历史现在是得了产后抑郁症了。活力从腕上退潮，激情自心上，一种完成的虚脱爬上胸口。现在是只有生活，没有历史了。历史已经终结了。人类的龙种激昂了两个世纪，忙了两百年，跳蚤的子孙却只管打理微博和微信，按揭各自的一生了。生物学家斯滕特(Gunther Stent)早就说过，现在是进步中止了的黄金时代，“铁器时代的浮士德式的人会厌恶地看着那些富裕的后代把自己大量的闲暇用于感官的享乐。但浮士德式的人最好正视这一现实，那就是这个黄金时代才是他全部疯狂努力的成果”。北宋时有二宋，大宋宋庠，小宋宋祁，都少年勤苦，中年显贵。但大宋上元夜还在书院内读易经，听见小宋在别院烧灯夜宴，拥妓醉饮，第二天便派人去挖苦说：“你现在穷极奢侈，却还记不记得，某年上元夜咱俩一起在州学内就腌菜下饭的情景?”这位写过“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小宋笑道：“倒想带句话给你：不知某年同在某处就腌菜下饭，是图个啥?”
我的意思，是不是威尔逊的《到芬兰车站》已经不合时宜，用不着读了？不是。如果一个基于公正、平等、自由之上的社会尚未达成，如果这世界还充斥着不公正、不平等、不自由，社会主义的信念就仍然会助燃我们的激情，左翼思想就仍然是我们永恒的冲动，历史就还没有进入垃圾时间，只是被叫了暂停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到芬兰车站》没有过时，威尔逊也没有过气。威尔逊作为作家总是高人一筹，以赛亚•伯林说，他写的每一个句子都充满真正的思想和感觉，令人难以忘怀。“他把自己的血写进了自己的书。”在这个哈利波特比哈姆雷特更走俏的时代，威尔逊追求真理的那种热情、严肃、真诚、持久的品质，更稀罕也更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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